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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经历湘江恶战之后，红军人数少了，负担轻了，进军速度加快了！ 1934年12月11日，红军穿过广西东北角，进入湖南侗族地区，攻下湖南通道县 12月15日，红军突破黔敌防线，占领黎平。 12月29日，红军逼近乌江。  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在瓮安猴场召开会议。 1月7日，红军攻下遵义。 20多天，红军在广西、湖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中左冲右突，在地图上将这几处用线连起来，就像一个不规则的“S”字。 这时，这支远征部队不仅行动异常活跃，其思想斗争也异常激烈活跃。整个行进队伍，就像一个流动讨论会，对李德瞎指挥的怨恨声、责骂声此起彼落。 也就在这个时候，在关连到这支远征队伍下一步该往哪里走的生灭存亡的关口，毛泽东审时度势，向“左”倾军事路线发起了三次猛烈的攻击。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她的《一个女记者的传奇》一书中说过这样的话：“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如果他曾经是，那么中国很多事就会不同了。” 从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到如今，几年来毛泽东的确一直在“忍耐”，而眼下，正是“车轮向上转动时”。 通道县，处于湖南西南端，桂、湘、黔三省交界处，这里真可谓是一条“通道”，进可以到湖南、贵州，退可以回广西。 也就在红军开进通道县之际，蒋介石已探明红军下一步的去向，即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的——往湘西北与贺龙部会合的计划。 于是，蒋介石再度调兵遣将，在红军必经之路上布置好新的口袋。 11月17日，蒋介石发布《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其意图是防止红军“长驱入黔”，一时间，从锦屏以至洪州一圈，蒋介石部署了20万兵力，构筑起数道密密的电网、堡垒，静候着前来的3万红军。 毛泽东历来是布好口袋让蒋介石部队去钻的。现在倒反过来了，红军在“洋人”的指挥下，在湘江已钻过一次蒋介石的口袋，损员折半；如果红军再去钻一次，就会招致全军覆没。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嗅觉感到：既然蒋介石能预先在湘江天险布置下口袋，说明敌已掌握我军的行动意图，便会布置下新的口袋等我军去钻。 近来部队侦察得来的情报越加表明，红军必须放弃与贺、肖会合的计划，但是要改变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决定并非易事，势必要通过一个会议，而且避免不了会有一次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将自己的看法跟周恩来讲了，周恩来是军委副主席，中央最高“三人团”之一，他与博古、李德在许多重大军事方针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并常常发生争论。 伍修权后来这样忆及：“周恩来与李德发生争论时，我经常在场，他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本来就是了解和赞成的，所以他当然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 周恩来当即表示在适当的时候召集会议，加以讨论。 一路上，毛泽东又与王稼祥、张闻天谈自己的看法，以求得到他们再次的支持。  到达通道县以后，毛泽东又对张闻天说：“我主张，现在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路。” 毛泽东这番苦口婆心终没有白费。12月12日，会议在通道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召开了。 据一篇《有关通道会议几个史实的考证》文章认为，这次会议应称为“党中央紧急会议”。作者的依据是伍修权著《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和梁正贵著《红军四渡赤水之战》。 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另外，伍修权作为李德的翻译也列席了会议。 这是一次异常匆忙的会议，李德称之为“飞行会议”。 听到毛泽东要改变红军前进的方向，博古恼怒了。当红军主力进至湘江遭敌阻击时，束手无策的博古从心里希望毛泽东站出来挽救危局，那时，他并没有去阻止毛泽东下令扔掉那些钢铁家伙。  可是此时，他绝不容许毛泽东改变他已确定的与红二军团会合的计划，认为这是对他的无上权威的挑战。 因此他坚决维护原定计划，认为通道县离贺龙的游击区仅有一百多公里，只要一鼓作气，便可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了。 李德用俄语讲得又快又急，认为红军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放弃最后努力，这是不可思议的，并说主张改变中央决策是一个“阴谋”！ 还在行军途中，李德就发现担架队里那三颗常常挨在一起的脑袋，称他们是“图谋不轨的三人核心”。 这位被“左”倾领导者骄纵惯了的洋人，浑身充满着“患卖爷田心不痛”的野蛮神经，容不得别人的半点非议。 但是此刻红军正濒临着巨大危机，不管你说“阴谋”也好，“阳谋”也好，毛泽东再也不能沉默，自宁都会议以来，他头一回面对这位洋人质问：“敢问路在何方？”  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是在瑞金确定的方针。当时认为，只有到了那里找个落脚点，放下行李、挑子、包袱，才能打仗。敌人容许我们乖乖去那里吗？ 敌人没有睡大觉。红军西征以来，蒋介石无时不在注视着红军动向，红军一插足湘境，他就火速调兵遣将。 据邓发截收到的蒋军无线电电报表明，敌在会同一线修筑碉堡，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那儿等待着我军。难道我们还要再去钻一次敌人布下的罗网不成？继续北上，势必上当。 毛泽东力主扭转红军前进的路线，放弃与贺、肖部队会师的计划，改道贵州。 这时，毛泽东一路的说服教育工作发挥了作用。张闻天、王稼祥等纷纷表态，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 李德的主张首次遭到否定，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几年来头一次战胜了这位野蛮的洋人！ 通道县，它以其不凡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共产党的要员们在这里作出了历史性的选择。  虽然这次会议决定的是纯军事问题，但第一次打破了李德一统天下的格局，打破了“左”的坚冰。有了通道会议，才可能有遵义会议，红军的真正转机是从这里开始的。 毛泽东取得这次胜利，还有一个偶然情况，湘江战役时，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缴获的一部一百瓦特的收发报机，被敌人的炮火炸坏了。 没有了这部大功率的电台，也就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我行我素”的良机。 要不然，这么重大的策略改变，是务必向共产国际请示，征得共产国际的同意方为有效。 现在不必了，不管你李德同意也好，反对也好，会议决定了，就按决定实行。 会议开了一天。翌日，红军不是进军湘西，而是改道贵州。 堵在北边的蒋介石部队依然还在“守株待兔”。两天后，红军攻占黎平。这是一座颇为繁华的县城。经毛泽东建议，部队在此休整三天，再一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德染上了疟疾，发起高烧来。这个蛮横不讲理的德国人，以往开会总是以“太上皇”的架势坐在首席，这回他病了，不能出席会议。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向“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路线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势。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度坚持他在通道会议上的观点，坚决否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毛泽东的意见，当即得到政治局多数的支持。会议最后形成决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会后，周恩来把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 尽管博古自己的意见被会议所否定，但他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毛泽东再次取得一个很大的胜利！ 12月20日，红军从黎平出发，势如破竹、长驱入黔，连克大片县城，最后直抵乌江边上的猴场。 1935年元旦，党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再次召开会议，继续否定了去湘西的错误方针，决定打过乌江去，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红军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是在川黔边地区转入反攻。 猴场会议后，红军分三路强渡乌江，1月7日，解放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是座古城，唐朝时设遵义县，明朝时设遵义府，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红军在这里一连住了12天。自西征以来，难得有这么好的地方，难得有这么长的休整时间。  湘江战役以后，毛泽东就反复提出要讨论失败问题，通道会议没时间讨论，黎平会议又没有讨论，这一次，是该好好地坐下来讨论讨论了。 于是，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毛泽东等向“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三次反击开始了！ 权威是强者的象征。毛泽东却敢于蔑视一切权威，敢于向一切强者挑战。这并不是因为他本人特别强大，而是因为他手里掌握着真理。 他身后有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他的群众，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庞大群体，这就是毛泽东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根本原因。 红军进入遵义后，毛泽东主动提出，要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 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将他们三人安排在古寺巷易宅楼上。 此时的毛、张、王真是团结一心，被李德称之为“新的三人团”，或者说他们是“地下三人团”。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同往常，又不想搞什么阴谋诡计，干脆由“地下”转为“地上”，准备向“左”倾军事路线公开挑战！  李德的肚子里却窝着一把火：当年围着他团团转的人，都跑到毛泽东那边去了，这使他产生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感。 关于李德的威信下降，伍修权1984年是这样回答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过湘江以后，可以说是直线下降，人们对他不信服了，大家只信任毛泽东。” 也就在博古、周恩来准备主、副报告的时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在易宅楼准备他们的“反报告”。 会议就要召开了，毛泽东仍不失任何可能争取的机会。经过一番准备，决定红军生死前途的会议开始了。 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各军团负责人共20名，叫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早饭后，接到开会通知的人员，纷纷走进这座漂亮的公馆。 会议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这位“中共小伙子”毕竟是个理论天才，很能讲话，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讲了一个多小时，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 一句话，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及转移初期的重大损失，统统归结为国民党军事力量过于强大。  在博古讲话的时候，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摞折叠成一本的毛边纸，用一支铅笔龙飞凤舞地写起来。 接着，由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周恩来则重在主观上找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检查自己的错误。 两个报告，激起不同的反响。 两个报告作完了，要求大家讨论。 张闻天站了起来，他从口袋里拿出已经准备好的发言提纲，说：“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把与会者镇住了！ 单刀直入，观点明确，大快人心！ 张闻天指名道姓地批了博古、李德一通，话音刚落，毛泽东站起来了。 毛泽东的语言含蓄、幽默而又犀利。他的机智就是他的利刃，伸缩自如，可长可短，可软可硬，但是处处点在要穴上。毛泽东现在要的就是“痛打落水狗”！ 毛泽东的长篇大论讲了有一个多小时，论据充分，鞭辟入理。这时王稼祥再度发言，直截了当地支持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意见。 红军总司令朱德，以谦逊稳重闻名。这时他也坐不住了：“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朱老总的这句话，道出了与会者的共同心愿，于是，会场出现了“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的呼声。 伍修权回忆：“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彭德怀同志的发言最激烈。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 会议进行了十多个小时，已至深夜。这时，康克清上楼通知大家：今天总部杀了猪，大家都在总部伙房用饭。 毛泽东一身痛快，幽默地说：“好哇，今天'打’总司令部的'土豪’。” 毛泽东的话，把大伙逗笑了 吃饭和开会一样，随便坐。李德的情绪不好，想回去，博古挽留他，周恩来也劝他“尝尝遵义的风味”，李德只好留下。 毛泽东、朱德、邓小平、杨尚昆、聂荣臻、刘伯承几个湖南、四川人都爱吃辣椒，于是自然地坐到一起。 菜碗里与大片回锅肉搅到一起的干辣椒炒得恰到好处。毛泽东一见辣椒，食欲便来了。他用筷子挟起一根，说：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坐在邻桌的李德，听到他们的笑声，问博古是怎么回事，博古翻译给他听，李德更加生气了。 因为关于以吃不吃红辣椒来判断是否真正革命者的谑语，他不只一次地听毛泽东说过，他认为这句话是针对他讲的，是在挖苦他，含有一种恶意。 会议进入后半阶段，李德、博古完全成了“靶子”了。各军团首长，纷纷用血的事实，指责李、博的瞎指挥。此时的李德，是十分难堪的。 遵义会议历时3天、最后作出决定：毛泽东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中央最高“三人团”，宣布剥夺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再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的。事实证明，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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