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一▲将帅之任（下） 《六韬》曰：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召将而诏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今某国不臣，愿将军帅师应之。”将既受命，乃命太史卜，斋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受斧钺。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君亲操钺持首，授将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柄，授其将其刃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勿以受命为重而必死，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说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众必尽死力。”将已受命，拜而报君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敢生还愿，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君不许臣，臣不敢将。”君许之，乃辞而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若驰骛，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吏迁上赏，百姓欢悦，将无咎殃。 唐太宗谓李靖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以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毂曰'进退惟时’，既行，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君命。朕谓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推其毂者所以委寄以权也。” 臣按：《六韬》之书所谓避正殿，乃秦汉以后事，决非武王与太公问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将之仪又非后人杜撰得出者，盖古有此礼也。后世此礼不行久矣，虽以唐太宗欲行参定，而李靖犹以为出师而行、告庙任将而许便宜，无以异于致斋、推毂，不须参定，况其他乎？夫出师命将所以戡定祸乱、安定国家，付人以斩杀之权，俾其司三军之命，夫岂细事，而轻易苟简，略无礼仪，何以激劝士心、增重将权而使之出死力以成武功哉？古今异宜，不能尽制，请命礼官斟酌古制，参之时宜，定为一代出师遣将之礼。 汉文帝谓冯唐曰：“吾居代时，闻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颇、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对曰：“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得尽其智能。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出私养钱三日一椎牛，自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遣之。由此言之，陛下虽有颇、牧不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臣按：文帝叹不得颇、牧之为将，而冯唐对以帝得之而不能用，且举古人遣将之礼及李牧守边之事以为言，末以魏尚事实之，此非但当时之弊，而后世拘文法以绳边将，其弊至今犹然。明主之任将帅，专其委任，责其成功，惟以兵政修举、寇盗息灭为效，不必区区于簿书文法之拘可也。 唐陆贽言于德宗曰：“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以所授之方，语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陈规模，须某色甲兵、藉某人参佐、要若干士马、用若干资粮、某处置营、某时成绩，始终要领悉俾经纶，于是观其计谋、校其声实。若谓材无足取、言不可行则当退之于初，不宜贻虑于其后也；若谓志气足任、方略可施则当要之于终，不宜掣肘于其间也。夫如是，则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选材，端拱于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核其否臧、行其赏罚，受其赏者不以为滥，当其罚者无得而辞，付受之柄既专，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将帅者，君亲推毂而命之曰'自阃以外将军裁之’，又赐勣钺示令专断，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诚为机宜不可以远决，号令不可以两从，未有委任不专而望其克敌成功者也。” 臣按：古今选任将帅之方，贽此疏尽之矣，后之人主所当遵行者也。 贽又曰：“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虽有所惩亦有所失，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亦听命，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若所置将帅必取于承顺无违，则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凶靖难，则不可也。夫两强相接，两军相持，事机之来间不容息，蓄谋而俟犹恐失之，临时始谋固已疏矣，况乎千里之远、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欲其事无遗策，虽圣者亦有所不能焉。设使谋虑能周，其如权变无及，戎虏驰突迅如风飙，驿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敢出师，逗遛之间寇已奔逼，托于救援未至，各且闭垒自全，牧马屯牛鞠为椎剽，啬夫樵妇罄作俘囚，虽诏诸镇发兵，惟以虚声应援，互相瞻顾，莫敢遮邀，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丧败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其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用师若斯，可谓机失于遥制矣。” 臣按：贽之此奏备述用师遥制之失，古今一律也。其中所谓虽有所惩亦有所失，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其罪累，陛下又以大权由己，不究事情，切中古今事情。至若所谓惟以虚声应援，互相瞻顾，莫敢遮邀，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丧败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以成千，此又边防陈功告捷之通弊也。 宪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等使，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以为：“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近岁始以中使为监军，自古及今未有征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也，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令后代相传云以中官为制将、都统自陛下始乎？” 臣按：晋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谋于寺人勃鞮，以畀赵衰，说者谓守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媟近以忝王命，失政之端由是滋矣。齐桓任管仲以兴、进竖貂以败，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晋文公也。呜呼，晋文公谋守原之人于勃鞮，知治体者犹以为羞当时陷后代，况亲用其人以统军旅、任阃寄乎？有志于帝王之治者，宜触类以自省。 元和十一年，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时诸将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至是大败不可掩，始上闻，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将劝上罢兵，上曰：“胜负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于是独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罢兵者稍息矣。 臣按：韩愈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断之”一言，诚人君制事之本也，苟其事合于天理之正、协于人谋之公而又刚断以主之于中，则天下无难为之事，人主无不成之功矣。史言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此衰世将帅蒙蔽之常态，非独唐之征淮西也，有国家者不可不知。 穆宗时，招义监军刘承偕恃恩陵轹节度使刘悟，阴与磁州刺史张汶谋缚悟送阙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讽军士作乱杀汶，围承偕欲杀之，幕僚贾直言入责悟，免承偕囚之府舍，穆宗召悟送承偕诣京师，悟不时奉诏，穆宗问裴度宜如何处置，度对曰：“承偕在昭义骄纵不法，臣尽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应下半纸诏书具陈承偕骄纵之罪，令悟集将士斩之，则藩镇之臣孰不思为陛下效死？”穆宗俯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为养子，卿更思其次。”度请流之。 臣按：刘承偕以骄纵激变刘悟，为彼所囚，裴度请罪之是也，而乃令刘悟集众斩之，欲以此收藩镇心，如此固可以得藩镇之心，无乃失朝廷之威乎。臣窃以谓，承偕果有罪，朝廷当下诏数其罪恶，俾刘悟遣人送诣京师，明正其罪，如此，则得之矣。虽然，承偕，太后之养子也，诛之则伤母后意，奈何？曰帝举承偕罪恶反复为太后言之，曰不诛之恐激成祸乱，为宗社忧，言之至再至三，必从之而后已。 武宗会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韩全义以来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一者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者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陈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马，以牙队自卫，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陈从而溃。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策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二枢密皆以为然，白武宗行之。自御回鹘至泽潞罢兵皆守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者，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 臣按：德裕谓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岂但当时之弊哉？德裕此举善矣，然非二枢密与之同心，不能去此蔽而成此功，二枢密使亦宦臣也，乃能徇理而不徇乎私，为国而不为其党，吁，贤矣哉！ 大中九年，浙东军乱，逐观察使李讷，贬讷为朗州刺史，监军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诏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监军。 唐末时，诸节度既有监军，其领偏师者亦置中使监陈，主将不得专号令，战小胜则飞驿奏捷自以为功，不胜则迫胁诸将以罪归之，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遣羸弱者就战，故每战多败。 臣按：既用为将帅而又以中使监之者，疑之也，中使将帅同为臣子，何用分疑信于其间哉？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监军以中使，适使之挠将权、坏军政而懈士卒之心，未必有益也。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与诸将入辞，上谓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且以匣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 臣按：王者之师代天以行道也，所以代王者以行天之道者谁欤？将帅也。将帅不能肃其下，则有仁而不能施，有义而不能振，号令不行而事功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辞及其授剑之意，可见其仁义之兼尽矣。 太祖垂意将帅，分命李汉超等控御西北，其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所部州县管榷之利悉与之，恣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许令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中事悉听便宜处置，每来朝必召对命坐，赐以饮食，赐赉殊异遣还。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蕃夷情状，时有寇钞亦能先知预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故终太祖之世无西北之忧，诸叛以次削平，武功盖世，斯乃得壮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臣按：昔人谓太祖之置将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夫宠之以非常之恩则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则其志固，富之以非常之惠则其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间足以得敌情，以至小其名而不挠权，则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骋，略其过则才能奋，久其任则事体熟，自古用将之方不易于是，而宋祖能用之，此其所以养士少而蓄材多、操术简而收功博也欤。 太宗太平兴国中，以杨业为云州观察使知代州事，业自雁门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主将屯边者多疾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上皆不问，封其书付业。 富弼曰：“昔魏将乐羊征中山平之，及还见其君，所收谤书三箧，方知将帅立功不难，但人君信任为难尔。将帅专阃外权，擅行威福，人岂无嫉之者？嫉之则谤自生，既有谤言闻之于君，君惑之则疑其将，将被疑，未有能立功者，此乐羊所以感叹其事。自后帝王非聪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谤言者，其明不及魏国之君也。杨业本河东降将，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纳谤书一一付业，使边将安心以立事，其过魏国之君矣。” 臣按：太宗之于杨业可谓合古人用将之道矣，虽然，将得其人如此可矣，苟非其人，岂不益长恶哉？是以君子贵明理而先觉。 太宗与寇准言及将帅，上曰：“将帅材略固不求其备，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节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劳尽甄，下情必达，下情必达则无猜贰之，嫌微劳尽甄则无觖望之衅，所以各务忠孝而固禄位，悖乱不得而萌也。” 臣按：太宗谓微劳尽甄、下情必达，此二言者用将之要道也，然二者之中又以下情必达为主，下情不能上达，虽大功巨庸亦或为人所蔽，况微劳乎？ 孙何言于真宗曰：“谨按《史记》，汉高祖将定三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军部管诸将；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跪推毂；北齐命将，出征则太卜诣庙灼龟，授鼓旗于庙，皇帝陈法驾服衮冕，拜于太庙，遍告讫，降就中阶引上将，操钺授柄，将军既执斧钺，对曰'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制。臣即授令，有旗鼓斧钺之命而无一言之命于臣’，皇帝曰'苟利社稷，将军以之’，将军就载斧钺而出，皇帝推毂度门，曰'从此以外将军制之也’。臣伏见近边将授任赴镇之际，但授尺一之诏，前所谓筑坛告庙之礼皆阙而未建，良可惜也。” 臣按：后世命将之礼久废，我文皇帝遣成国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圣驾幸龙江祃祭而亲谕能等，其仪注之详，具载于有司可考也，可为圣子神孙万世之法。 仁宗时，狄青自请击侬智高，韩绛言武人不可独任，上以问庞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为所制，号令不专，不如不遣。”乃诏广南将佐皆禀青节制，若孙沔、余靖分路邀击，亦各听沔等指挥。 臣按：古者命将付以阃外之寄，固无俟乎文臣以为之副贰，然后世人心不古，为将者多用不知书之人，义多而仁少，勇有余而智或不足，用武人而参之以文，行义而本之以仁，用智略以资其武艺，似不为过。 张方平言于仁宗曰：“将帅之任，仍宜久于其职，祖宗任李汉超、郭进、贺惟宗等，远或二十年，近犹八九年，假之事权，略其细故，不为间言轻有移易，又不与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满，不怠于为善也。今则不然，武臣指边郡谓之边任，借之为发身之地，历边任者曾无寸劳薄效，不数年径至横行，而又移换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军员士伍未及识、吏民士俗未及谙，已复去矣。愿陛下鉴祖宗故事，重爵赏以待功劳，责久任以观能效。” 臣按：方平言太祖久任将帅，最可为后世法。夫汉唐以来，人主称善用将者首称宋太祖，虽汉高祖有所不及，盖汉祖能御将而宋太祖则善任将也。 田况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将以宴犒士卒为先，所以然者，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固宜推尽恩义以慰其心。李牧备匈奴，市租皆入幕府为士卒费；赵充国御羌戎，亦日飨军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诲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当北敌，人各得环庆、齐棣一州征租农赋，市牛酒犒军中，不问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窥也。又闻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饷猪羊肉数千斤以给战士。” 臣按：将士御敌，将以其性命为国家卫民守土，苟当出战之时，而为将帅者徒以法令驱之而无犒劳之礼，何以感激其心而使之竭力尽命乎？昔之人固有以一炙啖之而致其报，而亦有以一蹯不及而致其怨者，饮食之物虽微而人之感激甚速，非徒区区餔啜之故也，田况之言岂无征之空言哉？ 刘敞言于仁宗曰：“王者之遣使命将也，必为之设介贰参佐，非独司纪纲、广谋策而已，亦所以谨大事、备不然也。今拥数万人之众，连四路之广，节制万里，吉凶所系，而自行车临之、孤拱独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无所仗托、莫相维持，非计之全也。朝廷以狄青宣抚荆湖经制盗贼而议不制副，臣以为不便。” 臣按：人君之任将固不可以不专，而亦不可以独专也。盖人资性不同，才智有限，一人之见不如二人之周，此命将所以必为之设参佐也，然此非独以辅其所不及，亦所以遏其所不敢焉。人之所以敢于为非者，无人以制之也，有同心之人则潜消其非心，有异议之人则遏绝其恶念。 神宗元丰中，内臣李宪奏置保障以为驻兵讨贼之地，朝廷用李舜举言罢深入攻取之策，舜举退诣执政，执政王圭迎劳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二臣止宜供禁庭洒扫之职耳，岂可当将帅之任耶？” 臣按：李舜举之言盖有所激而云，未必其本心也，但所谓内臣止宜供禁庭洒扫之职，岂可当将帅之任，则天下之名言也。内臣而能为此言，岂但贤于其类而已哉？ 王岩叟言於哲宗曰：“朝廷进退大帅，固当重谨，不可轻用一人之言而行之，或其言出于爱憎喜怒之私意而欺罔公议，岂不损主上之明、误国家之事？果若可疑，自当令本路监司公共体量，信如其言，行之未晚。今言者往往蔽其所长而不以告，摘其所不足而暴之，则其爱憎之情自已可见，夫有显效则不录而阴言则亟行，四方闻之，又谁为陛下尽心者？既以人之一言易元帅，元帅将人人畏惮，此曹有不自保之忧，此曹将人人侵侮其帅，有骄横之势，此风浸长，非朝廷美事。” 臣按：汉文帝时，季布为河东守，尝召至京师，留邸一月而罢，布曰：“臣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矣。陛下以一人誉召臣，以一人毁罢臣，臣恐天下闻之，有以窥陛下浅深也。”夫文帝之于季布，君臣之情通，有言犹可以达，后世上下悬绝，殿陛之间如在万里，况边将真在万里者哉？人君进退将臣，当以岩叟此言为鉴。 胡寅言于高宗曰：“将帅之才智必能谋、勇必能战、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后待以恩、御以威、结以诚信，有功必赏，有罪必刑者，乃任将之实也。庸驽不材，本无智勇，见敌辄溃，与之亲厚等威不立，赐予过度官职逾涯，将以收其心适足致其慢，听其妄诞张大之语，望其朴实用命之功者，此任将之虚文也。” 臣按：寅进此疏凡七策，其三曰务实效去虚文，其目亦有七，此其七目之一也。夫事有实有虚，务其实则有其功，骛乎虚则无其效，非但用将一事然也。（以上言委任） 以上论将帅之任（下） 卷一三二▲出师之律 《易师》之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程颐曰：“能使众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众心服从而归正，正道止于是也。二以刚处中，刚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为正，应信任之专也，虽行险道而以顺动。所谓义兵，王者之师也。夫师旅之兴，无不伤财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从之者，以其义动也。” 朱熹曰：“此以卦体释师贞之义，以谓能左右之也。一阳在下之中而五阴皆为所以也，能以众正则王者之师矣。刚中谓九二，应谓六五，应之行险谓行危道，顺谓顺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师旅之兴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悦而从之也。” 臣按：王者之兵，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故惟能以众正而后可以王也。盖兵凶战危，所谓险道也，非正不兴师，非顺不用众，是谓王者之师。然而不免有杀戮之惨、供需之费，兵戎所至毒害随之，故兴师动众如用毒药以攻病，非真有沈痼之疾症、瘕之癖，决不可轻用也。毒之一言，《易》之垂戒深矣。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颐曰：“在邦国兴师而言合义理，则是以律法也。谓以禁乱诛暴而动，苟动不以义则虽善亦凶道也。善谓克胜，凶谓殃民害义也。在行师而言律，谓号令节制，行师之道以号令节制为本，所以统制于众不以律，则虽善亦凶，使虽胜捷犹凶道也。制师无法幸而不败且胜者，时有之矣，圣人之所戒也，盖师出当以律，失律则凶，虽幸而胜亦凶道也。”朱熹曰：“律，法也。否臧，谓不善也。在卦之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不臧则凶，当谨始而守法也。” 李过曰：“《甘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乱，《周官》司马法坐作进退皆有常节，鲁侯抚师牛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乱部分，后不可以为师也。” 臣按：律有二义，有出师之律，有行师之律。出师之律当以正以义，行师之律当有号令有节制。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颐曰：“师之进以强勇也，知不能进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进退以所当也，故无咎。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师之常也。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论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胜而班师以退，愈于覆败远矣，可进而退乃为咎也。行师之道，因时施宜，故左次未必为失，《易》之发此义以示后世，其仁深矣。” 臣按：圣人作《易》，恐人以退为怯，故明当退而退，退而无所失，虽无功亦无咎也。后世一切以文法从事而有行师逗遛之罚，坐于庙堂之中逆料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成而不计其势之可否。臣窃以为，帝王之师当出万全，有行师左次者当计其得失成败，而不论其进退迟速可也。 《虞书》：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往也）征。”禹乃会（征会也）群后，誓（戒也）于师曰：“济济（和整众盛之貌）有众，咸听朕命。蠢（动也，无知之貌）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朱熹曰：“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禹会诸侯之师而戒誓以征讨之意，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于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败坏常德，用舍颠倒，民怨天怒，故我以尔众士奉帝之辞，罚苗之罪，尔众士庶几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众之辞也。” 臣按：此人君征蛮夷誓众之始。先儒谓舜时薄海内外皆迪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尝窜之，三苗之民又尝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征之。盖征之为言正也，必其人有不正之罪，然后人君奉天道以正之，苟在我者有不正则亦无辞以正彼矣。观禹誓师所谓“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则三苗之君其所为不正甚矣。帝舜奉天命以为华夷主，坐视其不正而不有以正之，则非天意、失君道矣，故命禹以往征之焉。大抵人君一身率天下以正道，使天下之人若内若外无间华夷，惟吾正道之是循是遵，苟有一人之弗循王道，则必命其臣以正之，使之咸归于正道之中，人君于是奉君之辞而声其不正之罪以致伐焉。然人非一人，人各一心，而趋向之不同、膂力之不齐，故又必誓之戒之，欲其同心同力，庶几其功勋之有成也。盖心不一则敌忾之志不专，力不一则击刺之勇不决，又安能以成功哉？ 《甘誓》（誓师于甘故以甘誓名）：大战于甘（地名），乃召六卿（六卿之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暴殄之也）侮（轻忽之也）五行，怠弃（不用正朔）三正（子丑寅），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车左）不攻（治也）于左，汝不恭命；右（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杀也）于社，予则孥戮汝。” 蔡沈曰：“誓与禹征苗之誓同义，言其讨叛伐罪之意，严其坐作进退之节，所以一众志而起其怠也。有扈，夏同姓之国，《史记》曰'启立，有扈不服，遂灭之’。有扈氏暴殄天物，轻忽不敬，废弃正朔，虐下背上，获罪于天，天用剿绝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罚而已。左，车左；右，车右也。古者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也。御非其马之正，犹王良所谓诡遇也。盖左右不治其事与御非其马之正，皆足以致败，故各指其人以责其事，而欲其各尽其职而不敢忽也。礼，天子亲征必载其迁庙之主与其社主以行，以示赏戮之不敢专也。祖左阳也，故赏于祖；社右阴也，故戮于社。孥戮言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将并汝妻子而戮之。战，危事也，不重其法则无以整肃其众而使赴功也。” 臣按：先儒谓《甘誓》一篇仅八十字，而其间六军之制、车乘之法、邦国赏刑之典、誓师之辞靡不明备。盖古人之学，精粗本末不废，启虽承禹传道之后，而干戈行陈之事亦曾从家学素讲明来。臣窃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辞而观之，启所以数有扈之罪者无以异于禹之于苗也，然誓之中皆必以天为言，禹之于苗谓天降之咎，今启于有扈亦谓天用剿绝其命，可见古之帝王所以兴师问罪，皆因其得罪于天而奉天讨以正之也。苗惟昏迷不恭所以来徂征之师，有扈之侮慢怠弃即苗之不恭也，禹奉辞于帝以征苗，启恭行天罚以征有扈，夫征者正也，人之不恭故正之，苟在己有不恭与夫左右从事之人不恭命焉，则己不正矣，又何以正人哉？故一篇之中拳拳以恭为言，用命而赏，赏其恭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也，赏与戮不敢自专必行之于祖与社，皆所以致其恭者也。恭者敬之别名，乃帝王相传之心法，启之恭即禹之祗，承禹之祗承即舜之恭己，尧之钦明也，事有常变而恭敬之心则无往而不存焉。大哉恭乎，其行师之本乎。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嗟予有众，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始也）扰（乱也）天纪，遐（远也）弃厥司（所司之事）。今予以尔有众，奉将（行也）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火炎昆（名山）冈（山瘠也），玉石俱焚。天吏逸（过也）德，烈于猛火。歼厥渠（大也）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 蔡沈曰：“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师。畔官则乱其所治之职，离次则舍其所居之位。天纪，即《洪范》所谓岁月日星辰历数是也。又言火炎昆冈，不辨玉石之美恶而焚之，苟为天吏而有过逸之德，不择人之善恶而戮之，其害有甚于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诛首恶之魁而已，胁从之党则罔治之，旧染污习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威者严明之谓，爱者姑息之谓，记曰'军旅主威’，盖军法不可以不严，严明胜则信其事之必济，姑息胜则信其功之无成。誓师之末而复嗟叹，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惧而用命也。” 臣按：蔡氏谓天子讨而不伐，诸侯罚而不讨。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讨罪之权；胤侯之征羲和，得诸侯敌忾之义。其辞直其义明，非若五霸搂诸侯以伐诸侯，其辞曲、其义迂也。臣窃以谓篇中所谓“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可以为万世滥杀不分者之戒；“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可以为万世诛恶宥善者之法；“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可以为万世行师姑息者之戒。 《汤誓》：王曰（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称）：“格（至也）尔众，庶悉听朕言。”又曰：“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赐与也）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臣按：誓者临众发命，述其所以兴师之辞，用之以作士气、一人心，自禹征苗有誓之后，启征有扈则有誓，胤侯征义和则有誓，至是汤之伐桀亦有誓焉。先儒谓禹之征苗也，曰“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至启则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至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可以观世变矣。 《泰誓》：王曰（追称之）：“嗟，我友邦（亲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我御事（治事者）庶士（众士也），明听誓。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祭社名）于罼土（大社），以尔有众底（致也）天之罚。” 蔡沈曰：“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听之审也。言予小子告于天神地祗，以尔有众致天之罚于商也。《王制》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受命文考即造乎祢也，《王制》以神尊卑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以伐纣之举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禀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臣按：《泰誓》所谓“友邦冢君御事庶士，明听誓”，以征伐之意告诸人也；“受命文考，类上帝，宜冢土”，以征伐之意告于神也。人君举事必上承天意，下顺人心，誓于臣民而无疑，质之神明而无愧，然后兴师动众，是为王者之师不然徒以土地之故、意气之间，恃强以陵弱，倚众以暴寡，言于人则强为之辞，告于神则曲为之祷，是以人命而摅其贪残忿怒之心，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之祐矣。 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树德务滋，除恶务本，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尔众士其尚迪（蹈也）果毅，以登（成也）乃辟。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 蔡沈曰：“天有至显之理，其义类甚明，至显之理即典常之理也。植德则务其滋长、去恶则务绝根本两句古语，喻众恶之本在所当去，故我小子大以尔众士而殄绝歼灭汝之世仇也。杀敌为果，致果为毅，尔众士其庶几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则有厚赏，非特一爵一级而已。不迪果毅则有显戮，谓之显戮则必肆诸市朝以示众庶。” 臣按：人君出师以作士气、一众心者，不过赏罚二者而已，启誓师于甘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而武王伐商其所以申命有众亦曰“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是即《甘誓》之意也。然《甘誓》以用命不用命为言，《泰誓》则以迪不迪为言，盖惟用命则能迪果毅以有功赏，不用命则不能迪果毅以致显戮，其言互相发也。 《牧誓》：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过也）于六步（进趋）七步乃止齐（齐整）焉，夫子勖（勉也）哉；不愆于四伐（击刺）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 蔡沈曰：“今日之战不过六步七步乃止而齐，此告之以坐作进退之法，所以戒其轻进也；少不下四五、多不过六七乃止而齐，此告之以攻杀击刺之法，所以戒其贪杀也。上言夫子勖哉，此言勖哉夫子者，反复成文，以致其丁宁劝勉之意。” 吕祖谦曰：“大司马之法，伍两卒旅各有其长，使止齐之者，使其部伍之长各自止其止，各自齐其齐，故当战时井然有序，不失纪律，三军如一人。” 臣按：后世战法之见于经者始于此。先儒谓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列陈进战之时，所以坐作进退者足也，足以行止于六七步焉所以戒其轻进也；所以攻杀击刺者手也，手之伐止于六七伐焉，所以戒其贪杀也。盖王者之师，声罪致讨，理直而气壮，不虑其不勇，惟虑其过于勇耳。武王之誓师不劝其进而戒之止，而其所以止者皆必要其整肃齐一焉，此王者之师所以不急于成功，而亦不至于败北，其与后世之师进之惟恐不速、杀之惟恐不多，一败即至于溃散也异矣。 尚桓桓（威武貌），如虎如貔（执夷也），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迎也）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蔡沈曰：“欲将士如四兽之猛而奋击于商郊也。能奔来降者，勿迎击之。以劳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杀降也。弗勖，谓不勉于前三者。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诰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 臣按：先儒谓用兵以制节为尚、以武勇为主，武王虑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虑其过于勇而妄杀，故以杀降为戒。其篇终所谓弗勖者，即申前所言之三勖哉也，一勖其勿轻进，再勖其勿贪杀，三勖其尚武勇而勿杀降。出师临战而能勉于此三者，是则所谓节制之兵也，是惟不战，战则必胜，虽不胜亦不败矣。武王于此丁宁反复，呼其人而致其勉，然犹恐其听信之不专也，故其终也又示以有戮之戒。盖军士主严，不严则号令不立也。呜呼，此其所以为王者之师欤。 《武成》：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连也）奔走，执豆（木豆）笾（竹豆）。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庙，周祖庙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庙，近而邦甸、远而候卫皆骏奔走执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庙，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远、由亲而尊也。”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礼。先祖后郊者，郑氏谓其自近始，蔡氏以为由亲而尊。臣窃以谓，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庙，故又三日然后以所以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盖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岂以远近为先后哉？ 底（至也）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 蔡沈曰：“后土，社也。《周礼》大祝云'王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孔氏曰：'名山为华，大川谓河。’曰者，举武王告神之语。有道，指其父祖而言。” 臣按：王者之师代天致罚，非其人得罪于天，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轻易以动众也。其始也必以其人所积之恶、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军旅所至之地、所经过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兴师及彼不可不讨之意以告于神明，苟揆之理、反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合于天、不顺于人，决不敢轻举焉。孟子曰：“征者正也，己必正而后可以正人，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况神乎？神所不可闻者，人决不可为也，一己为之且不可，况役使千万人而为之乎？ 《诗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宣王自我）戎（兵器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朱熹曰：“宣王自将以伐淮北之夷，诗人作此以美之。” 其四章曰：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鼓而进之）厥虎臣，阚（奋怒貌）如虓（虎之自怒）虎。铺（布也）敦（厚也）淮濆，仍（就也）执丑虏。截（不可犯之貌）彼淮浦，王师之所。 辅广曰：“言王师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臣按：先儒谓此言王师至徐，布陈而制胜也。 其五章曰：王旅啴啴（众盛貌），如飞如翰（羽也），如江如汉，如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大也）征徐国。 朱熹曰：“如飞如翰，疾也；如江如汉，众也；如山，不可动也；如川，不可御也；绵绵，不可绝也；翼翼，不可乱也；不测，不可知也；不克，不可胜也。” 臣按：先儒此极言王师之无敌如此。 其卒章曰：王犹（道也）允（信也）塞（实也），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朝也）。徐方不回（违也），王曰还归（班师而归）。 臣按：诗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惟此篇则以“常武”为名，一篇之诗凡六章、章八句，并无所谓“常武”二字也，以此名篇，盖特立名义。《序》所谓因常德以立武事，是以始言敬戒，终言允塞，是则所谓立常德也。其间所谓整六师、奋厥武、进虎臣、执丑虏、疾而栗、众而盛，其静也则不可动，其强也则不可御，绵绵然而相续，翼翼然而整肃，有不可测度之神、有不可胜当之勇。乃一举而致徐方之来同，同者上下内外咸服而无二心也；由一方而致四方之来庭，庭者四夷八蛮朝会而无间也。若是者虽曰奋武立功人君之常德，然至于四方来庭，则亦非常之武矣。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文公）献楚俘于王（周襄王），驷介（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相也）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助以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九命作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赤色）弓一、彤矢百、玈（黑色）弓矢千、（黑黍）鬯（香草）一卣（中尊）、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远也）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臣按：此古人献俘策命之礼见于《春秋》者。 晋侯城濮之战，振旅（振整行列）恺（乐歌也）以入于晋，献俘（献所俘获）授（数也）馘（所截耳），饮至（饮酒告至于庙），大赏（大行赏），征会（召诸侯为会）讨贰（讨有贰心者），杀舟之侨（济河先归者）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谓上文杀颠颉爇负羁、祁瞒奸命及舟之侨也），《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二十八年） 臣按：此虽《春秋》时事，而亦可见三代振旅凯还之遗制。定公四年，卫祝佗子鱼曰：“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 杜预曰：“师出，先事祓祷于社谓之宜社，于是乎杀牲以血涂鼓鼙为衅鼓。” 臣按：古礼，天子亲征，祝必奉庙主、社主从军而行，有功则赏于庙主前，不用命则戮于社主前，示不专也。 《论语》：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朱熹曰：“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大国三军。子路见孔子独美颜渊，自负其勇，意夫子若行三军必与己同。暴虎，徒搏；冯河，徒涉。惧谓敬其事，成谓成其谋。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师之要实不外此。”又曰：“三军要勇，行三军者要谋，既好谋然须要成事。人固有好谋而事有不成者，却亦不济事，好谋而成，既谋了须是果决去做，教成若徒谋而不成，何益于事？所谓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临事而惧，是临那事时又须审一审，盖闲时已是思量，都是了都晓得了，到临事时又更审一审。” 黄干曰：“临事而敬惧则有持重谨畏之心，好谋而图成则有用悉万全之计，敬其事而无忽心、无惰气，临事必能戒惧非懦怯而恐惧也。成其谋则不妄动、不亟取，于事必有一定之谋，既成而不愆于素，自无侥幸速成之弊也。无非抑其血气之勇，而教之以义理之勇焉。” 臣按：孔子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二言者，万世行军制胜之要法也。后世兵书所谓四部七书、千言万语，其方法筹策虽非一途之可尽、一端之能毕，然其大要皆不外乎吾夫子此二言焉。 汉武帝时，李广与程不识俱以将兵有名当时，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自卫，幕府省约文书，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虽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 司马光曰：“《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才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 臣按：程、李二将出师之是非，司马光断之当矣，后世行师者要当以程不识为法而以李广为戒。 宋欧阳修言于仁宗曰：“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志不斗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败、少者常胜，王寻以百万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败，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苻坚以百万之兵遇东晋二三万人而败，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大败于吕布，退而归许，复以二万人破袁绍十二万人，是用兵多则败少则胜之明验也。况于夷狄，尤难以力争，只可以计取，李靖破突厥于定襄用三千人，其后破颉利于阴山亦不过一万，盖兵不在多，能以计取尔。故善用兵者以少为多，不善者虽多而愈少也。为今计者，添兵则耗国，减兵则破贼，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数，则十人不当一人，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当七八万人之用，加又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臣愿陛下赫然奋威，敕厉诸将，精加训练，去其老弱，七八十万中可得五十万数，古人用兵以一当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当十，则五十万精兵可当五百万兵之用，所谓善用兵者以少为多，古人少而常胜者以此也。” 臣按：先儒谓世之为将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万难用矣。前代以六十万胜楚，以四十万胜秦，惟王翦、项籍二人而多多益办者，惟韩信能之，自余兵至三十万未有得志者，若赵括、王寻、苻坚之类，其众愈多，其败愈毒，然犹有可诿者，曰将不善也。曹操可谓善将矣，乃以水军六十万败于乌林，是时战舰相接故为敌人所烧，大众屯聚故疫死者几半，岂非兵多为之累乎？夫以汉祖之才不过能将十万众，则军六十万当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将之，高祖岂易得哉？由是观之，则兵多适足为累尔，况国家之粟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修武备者惟在慎选将帅，严立阶级，因其见有之人补其不足之数，无事则简阅之、训练之、沙汰之，使人人皆可用而无一人之不中用，有事则约束之、戒敕之、申令之，使事事皆合法而无一事之不如法，纵不能如古人之兵以一而当十，然一人有一人之用，用一人是一人，用千百人如一人，既不虚吾之粮赏以致耗费，又不阂吾之号令以致废格，所御乃所识，所战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恩威易以周遍，少而愈精，多而益办，无敌于天下矣。 以上论出师之律 ▲战陈之法（上） 《吕刑》：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以鸱为义，其波煽始大）。” 司马迁曰：“神农世衰，诸侯侵伐，蚩尤最强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杀之。” 蔡沈曰：“言鸿荒之世，浑厚敦厖，蚩尤始开暴乱之端，驱扇熏炙，延及平民，无不为寇为贼。鸱义者以鸱张跋扈为义，矫虔者矫诈虔刘也。”臣按：此后世战争之始。 《书序》：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 蔡沈曰：“戎车，驰车也。古者驰车一乘则革车一乘，驰车，战车；革车，辎车，载器械财货衣装者也。二车谓之两，三百两，三万人也。” 陈栎曰：“一虎贲必长百人，一乘车总用百人，以车数合虎贲数盖三万人也。” 臣按：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礼记》《孟子》皆有此言。古者战陈士卒必与车乘相丽，所谓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自百夫长以上皆乘车，非车外又有虎贲之士也。 《诗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启（开也）行（道也）。戎车既安，如轾如轩。 韩婴曰：“车有大戎十乘，谓车缦轮、马被甲，衡轭之上尽有剑戟，名曰陷军之车。” 朱熹曰：“戎，戎车也，军之前锋也。轾，车之覆而前也；轩，车之却而后也。” 《秦风小戎》曰：小戎（兵车）筼（浅也）收（轸也），五（五束也）楘（历录然文章之貌）梁辀（上曲，钩衡者），游环（靷环也）胁驱（亦以皮为之），阴（揜轨也）靷（以皮二条为之）鋈续（消白金以沃灌靷环，作环以相接续），文茵（车中所坐虎皮褥）畅（长也）毂，驾我骐（骐文）？（马左足白）。 朱熹曰：“凡车之制，广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载者为大车则轸深八尺，兵车则轸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 臣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车；《秦风》之小戎，诸侯之车，二车皆所谓兵车用以战者也。 《周礼》：巾车（车官之长），革路（挽之以革而漆之）龙勒（以龙文饰马勒），条（读为条）缨五就（其樊缨以条丝饰之而为五匝），建大白（殷之旗名）以即戎。 臣按：巾车之职王之五辂，曰革路，兵车也。 车仆掌戎路之萃（犹副也）、广车之萃、阙车之萃、苹（犹屏也）车之萃、轻车之萃。 郑玄曰：“此五者皆兵车，所谓五戎也。戎路，王在军所乘也；广车，横乘之车也；阙车，所谓布阙之车也；苹犹屏也，所用对敌自蔽隐之车也；轻车，所用驰敌致师之车也。” 臣按：巾车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车战之法，每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战，左右者挟辕，常相更番，后又二十五人为一队，去车二十五步，所谓炊家子，守衣装、厮养、樵汲者也，行则以车为卫，居则以车为营，一车一间，又有倅车以备不测焉。盖车战之法为不可败之计，有倅车以为之副贰，万一或败，不至仓皇无备也。 《考工记》：车有六等之数，车轸（舆后横木）四尺，谓之一等；戈柲（柄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著戈于车斜倚也），崇（高也）于轸四尺，谓之二等；人长八尺，崇于戈四尺，谓之三等；殳长寻（八尺曰寻）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谓之四等；戟常（倍寻曰常），崇于殳四尺，谓之五等；酋（近也）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谓之六等，车谓之六等之数。 郑玄曰：“此所谓兵车也，殳长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车？之旁也。” 臣按：五兵之用，远则弓矢射之，近则矛句之，句之矣然后殳击之、戈戟刺之，《司马法》曰：“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今此戈、殳、矛、戟皆置之车旁，不言弓矢者，乘车之人佩之也。 《左传》：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步兵）我车，惧其侵轶（突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试也）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伏兵也）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郑大夫）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死也），戎师大奔。 孔颖达曰：“前后及中三处受敌者，前谓第一伏，逆其前也；后谓祝聃与后伏，逐其后也；中谓第二伏，击其中也。衷戎帅者，谓戎师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栾武子（晋大夫）曰：“楚军之戎分为二广（音旷），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谓无备。” 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舍也），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十二年） 杜预曰：“十五乘为一广，《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车十五乘为大偏，今广十五乘亦用旧偏法，复以二十五人为承副。” 孔颖达曰：“右广鸡鸣初驾，数及日中则左广受而代之，以至于昏，此昼日事也。其内官亲近上者为次序以当其夜，若今宿直递持更也。” 臣按：李靖谓：“楚子乘广三十乘，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两，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尔。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泽之国，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 成公七年，楚巫臣使于吴，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 陈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则险野遣挥贸刀阓饔谌耍滓胺？不用人而主于车。车之于战，动则足以冲突，止则足以营卫，将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赍，《诗》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则车之为利大。昔周伐郑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桓邲之战，楚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楚巫臣使于吴，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考之《周礼》，五伍为两，四两为卒，《司马法》二十五人为两，百人为卒，卒两则人也，偏则车也。杜预十五乘为大偏，九乘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则周鱼丽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广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后伍，伍从其偏也，卒偏之两，两从其偏也，先其车足以当敌，后其人足以待变，则古者战车之法略可知也。” 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山戎）及群狄于大原，崇（聚也）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有厄（险也），以什（更以十人）共车，必克，因诸厄，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步陈），五乘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为五陈（即两伍专参偏也）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翟人笑之，未陈而薄之，大败之。 李靖曰：“荀吴用车法尔，虽舍车而法在其中。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按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十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以今法参用之，则跳荡，骑兵也；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骑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盖未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 马端临曰：“兵虽曰凶器，然古之以车战，其坐作进退整暇有法，未尝掩人之不备而以奇取胜也。故韩厥遇齐侯则奉觞加璧，却至遇楚子则免胄趋风，可以死则为子犨之请矢，可以无死则为庾公之叩轮，所谓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虽春秋伯国之君臣，其志在于争城争地，然于敌之人，初不迫于险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国则云合鸟散，轻进易退，于是乎车之雍容不足以当其徒之慓疾，遂至舍车而用徒，然彼长于徒、我长于车，舍吾之长技而与之搏，是以兵予敌也，故必设覆以诱之，未陈而薄之，然后可以取胜，而车战之法废矣。秦汉以后之用兵，其战胜攻取者大概皆如郑之御戎、晋之败狄耳，何尝有堂堂正正之举乎？” 臣按：车战之法，中国与中国人战之法也，何也？彼此皆用车战而相遇于平原旷野之地，故可用堂堂之陈、正正之旗。若夫中国与夷狄战，其地则险阻也，其人则步与骑也，吾之车之布也不成列，其动也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幸而不败可矣，而欲用之以克捷取胜，不亦难哉。自车法不行之后，后世之用车者如卫青、李陵之类，皆不过用以赍载而已也，不然则用以御虏之冲突，未有能用之明明以取胜也。且三代之世分为列国，故常有疆场之事，以中国与中国战则车固在所用也，若夫罢侯置守之后，四海一家，不幸而盗贼窃发，制之于早易与耳，所以养兵卒以备征伐者，大抵为四夷，当用我所长以格之御之，不使入吾境斯可矣，所谓车战之法实无所用之，政不必慕复古之名而为此不急之务也。或曰用之出境，以越险隘攻夷狄，车法似不可用，若夫用之以守中国之地，何不可之有？臣谓车战之法，我用而彼亦用之，地有不平，物有所柅，非独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矣，如此而用车，何不可之有？惟我用之而彼不用，彼以万人之众穿地以为长沟，沟之上积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则吾之轮有所柅、马有所制而不得行矣。 汉夏侯婴破李由军于雍丘，以兵车趣战，疾破之。 武帝时，卫青军出塞击匈奴，以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 李陵击匈奴，与单于相值，围陵军，陵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引士出营外为陈连战。 马端临曰：“车战之制，汉尚用之，然详考其辞，则是以车载糗粮器械，止则环以为营耳。所谓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执绥之法已不复存矣。” 晋马隆击鲜卑，树机能以众数万据险拒之，隆以山狭隘，乃作偏箱车，地广则为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转战而前行千余里，杀伤甚众，遂平凉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拒前，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古者车制用四马驾之，每车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于守而不利于战，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远，行易地则易而险路则难，体制重而转动为艰，一车之费动至千百，成造非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独用之战陈为难，则虽行之大陆通逵亦有所杌裛者矣。惟晋马隆所谓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所谓鹿角车营者，以车为营而人居其中，架枪刀于车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虽不可考，然自古车皆有两箱而此车独以偏箱名，则其偏为一箱可以意推矣，盖大箱者大车也，一箱者小车也，惟其车之小，故可行于狭隘之地而且战且前焉。臣观今世有独轮车，民间用以般运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为战具，然其制亦为两箱，偏载则倾欹，推行颇迟滞。臣家岭南，尝经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车独轮无箱，若因其制而改以为战车，一可以战，二可以前拒，三可以为营，四可以冲突，五可以载军装，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费不多，千钱以下可具一车，中途有损，不用匠而可修，逢险阻则舁以行，遇急难则弃而去，大率一车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执兵仗以辅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装皆载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则以人舁物而以车载人，夜则环列以为营，可免士卒夜夜立栅挑堑之扰。其车之式具于分注，乞下有司计议，如有可采，行下工曹依式制造，就令队伍中二十五人为五车，其于成法无有变更，其于行军不为无助（其车之式，用两木围九寸、长九尺者为辕，辕之首斜弯而起中以受轴，为独轮，其轮径二尺有五寸，以板为之而不设辐，中为死毂，又于施轮处前后五六寸许两辕上各加一横木，前二后三，又于后横木近轮处斫为二孔，用二小弯木条置其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状，绳缚其端于前横木上，有所载则以绳系于其上，又于轮之后两辕下用木为足，与轴等其后，横木上施软蓐以为坐席，席之下两足间施竹箪以盛食器，军中刁斗用毕亦载其中。其辕首交合处其高准马胸〔用人手取之为准〕，铸铁为利器如耕犁样，冒于交辕之首，临战用以当敌之马胸也。去辕首尺许又横施一铁条，长尺三四寸许，上列齿以架刀枪，两辕之旁其前后各为铁镮四〔左右各二〕，前系铁锁，后系铁钩，联车为营之际，前镮相去稍远，则用锁系之于镮，后辕紧相挨傍，则以铁钩搭其镮，彼此相维以为固，又于后镮之次左右各加以一大镮，驻车时用刀或枪贯镮中而立焉，彼两军交锋之际则列于前以拒马以代鹿角，敌来冲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执刀枪以夹持之，趋前以当其马胸。又用木或革为折叠牌立于车上以蔽推车者，大抵其车不用雕饰，其不可施斧斫处只用麻绳缚扎，每车上各具刀、斧、斫各一及板木、绳钉之类，以备急用）。 唐大历中，马燧为河中节度使，造战车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以载兵，止则为陈，或塞险厄以遏奔冲，器械无不犀利。 臣按史，马燧此车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黄河九曲者也，范仲淹亦尝以此车请造于朝。 宋真宗咸平中，吴淑上疏请复古车战之法，谓：“夫人平居犹必谨藩篱、固关键以备不虞，何况当敌人之战陈、御突骑之轻慓而无蔽护哉？夫人之被甲铠所以蔽护其身也，而战之用车亦一乘之甲铠也，夫鳞介之虫，肌肉在内、鳞介在外，所以自蔽，岂可使肌肉居外而鳞介反在内乎？夫用车以战亦一乘之鳞介也，故可以行止为营陈，贼至则敛兵附车以拒之，贼退则乘胜出兵以击之，用奇掩袭，见可以进，故出借此为所归之地，入则以此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所依据，不惧敌骑之陵突也。” 臣按：淑之车制，取常用车接其衡尼，驾以牛，布为方陈，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于险阻恐未易行也。其后至和中有郭固车战法，嘉祐中有章询陈脚兵车，治平中有黄怀信万全车，后李纲又上车制图，王大智造霆电击车，然而卒不见于用，用者亦未闻有战胜之效，有则史书之矣。宋失西北二边之险而以平原旷野为边，尚未闻以车战取胜，况今日之边皆临崇山峻岭、浮沙积石也哉？其车之大者决不可用也，无轻信人言，耗民财、费工力以为无益之事。 李纲言：“步不足以胜骑，而骑不足以胜车，请以车制颁于京东西路，使制造而教习之。”因绘图进呈，其法用统制官张行中所创两竿双轮，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捍矢石，下设铁裙以卫人足，长兵御人，短兵御马，傍施铁索，行则步以为陈，止则联以为营，每车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以发矢，余执军器夹车之两傍，每军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为辎重及卫兵，余当车八十乘，即布方陈，则四面各二十乘而辎重处其中，诸将皆以为可用。 臣按：李纲建此议盖在金人侵汴之时也，所谓京东西路在今山东、河南、湖北之境，盖此等兵车止可用于平原旷野，而边塞之间、险阻之地恐未必皆宜。 魏胜创为如意战车，上为兽面木牌，大枪数十，垂毡幕软牌，每车用二人推毂，可蔽五十人，行则载辎重器甲，止则为营，挂搭如城垒，人马不能近，遇敌又可以御箭镞，列陈则如意车在外，以旗蔽障，弩车当陈门，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斫，一矢能射数人，发三矢可数百步，炮车在陈中，施火石，炮亦二百步，两陈相近则陈间发弓弩箭炮，近陈门则刀斧枪手突出，交陈则出骑兵两向掩击，拔陈追袭，少却入陈间稍憩，进退俱利，伺便出击，虑有拒遏，预为解脱计。 臣按：兵车乃古者常战之具，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彼此同一其制焉。后世则人自为之制，随其时势用其智巧而创为之，不拘拘于古法，然善用之者则亦可以取胜。魏胜所制之车，其制今不可考，然大率有三，曰如意战车、曰弩车、曰炮车，今不必尽如其制，诚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以为一，制为人推之车，数人之力可将者，树牌垂毡、列枪驾炮，每两必须蔽数十人，略如胜所制者，每边城制三五百两，岁遇农作之时运置田所障蔽，官军俾得耕获，战以为陈，居以为营，收获以为载，不为无益。（以上车法） 《通典》：黄帝制陈法。 李靖曰：“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陈法，四为间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浑浑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也。” 独孤及曰：“黄帝受命之始，顺杀气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将，握机制胜，作为陈图。夫八宫之位正则数不愆神不忒，故八其陈所以定位也，衡抗于外，轴布于内，风云附其四维，所以备物也，虎张翼以进，蛇向敌而蟠，飞龙翔鸟，上下其势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余地，游车以按其后，列弛张则一广失，举掎角则四奇皆出。” 臣按：陈法说者谓其为黄帝所作，亦犹世人谓医书出于轩岐，虽未必然，而历代名医用之以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陈之作未必是黄帝所作，然后世之善用兵者如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战陈，或建之为图，或笔之于书，可考也。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朱熹曰：“陈者定也，八陈图中有奇正，前面虽未整，猝然遇敌，次列便已成正军矣。”蔡元定曰：“譬如一十分雄壮之人与一四五分力人厮打，雄壮人只有力而四五分人却识相打法，对副雄壮之人更不费力，只指点将去，可见八陈之法有以寡敌众之理。”观朱、蔡二子之言，则陈法与争战不为无益矣，故载之。 《夏官》：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立旗期民于其下），平列陈如战之陈。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中秋教治安，如振旅之陈。 臣按：司马中春教振旅如战之陈，盖必国之所用以战者，其布列方位、弥缝偏伍、分合坐作、进退疾徐皆有一定之号令方法，故于仲春之日教民以振旅，其所演习者一皆如临战对敌之时也，故曰如战之陈。至于夏之茇舍、秋之治兵，又一皆如春之振旅焉。是故今日之所以教也者即前日之所已用也者，教之于闲暇者此法也，用之于临敌者亦此法也。 《曲礼》：前有水则载（音戴）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鸱属），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 郑玄曰：“戴，谓举于旌首以警众也。礼，君行师从，前驱举此则士众知，所有、所举各以其类象。” 孔颖达曰：“王行宜警备，善恶必先知之，又军陈卒伍行则并衔枚，无喧声，若有非常不能传道，且人众广远，难可周遍，故前有变异则举类示之，左传曰'前茅虑无’是也。青旌，谓画为青雀于旌上，举示之，军士望见则知前值水也。鸢鸣则风生，风生则尘埃，起故前有尘埃则画鸱于旌首而戴之，不言旌从可知也。雁行列与军骑相似，故前有车骑则画鸿于旌首而戴之。虎威猛，兵众之象，若前有兵众则举虎皮于竿首。挚兽，猛而能挚，谓虎狼之属，貔貅是一兽，亦有威猛，若前有猛兽则举此貔貅，皆欲使众见以为防也。” 臣按史，宋曹翰遣五骏骑为斥候，授以五色旗，人执其一，前有林木则举青旗，烟火举赤旗，虏寇举白旗，陂泽举黑旗，丘陵举黄旗，虽不拘拘于古而得古人前茅虑无之意，且简以易知，行军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 郑玄曰：“以四兽为军队，象天也。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急犹坚也，缮读曰劲。又画招摇星于旌旗上，以坚劲军中之威怒。” 孔颖达曰：“此明军行象天而作陈法也。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招摇，北斗第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从十二月建而指之，则四方之宿不差。军行法之既张四兽于四方，而摽招摇于中，上以指正四方，故军旅士卒起居举动坚劲奋怒，象天之行也。” 臣按：先儒谓军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别其方色，所以用众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讨而已，故随四方之色绘四方之宿，而各寓以其所象，而摽北斗于其中，以见奉天致讨之义。 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郑玄曰：“度谓伐与步数。局，步分也。” 孔颖达曰：“左右有局者，军中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滥也。各司其局者，军行须监领，各有所司部分也。” 臣按：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凡行军之法皆不外乎此，无度无局则不成军矣。 《左传》：桓公五年，王（周恒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 杜预曰：“《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其阙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陈法。” 李靖曰：“按《春秋》，鱼丽陈先偏后伍，此则车徒无骑，谓之左右拒，言拒御而已，非取出奇胜也；晋荀吴伐狄，舍车为行，此则骑多为便，唯务奇胜，非拒御而已。” 臣按：杜氏所谓车战二十五乘为偏，《司马穰苴兵法》之文也；五人为伍，《周礼》司马之文也，战陈之法见于经传者始此。 桓公八年，楚子伐随，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随师败绩。 苏洵曰：“管仲谓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呜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范蠡曰'凡陈之道，益左以为牡，设右以为牝’，春秋时楚伐随，季梁教随侯攻其右无攻其左，以左乃楚王之所在，强兵在焉，盖一陈之间必有牝牡左右，要当以吾强攻其弱尔。” 唐太宗曰：“吾自兴兵习观行陈形势，每战视敌强其左，吾亦强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敌犯吾弱，追奔不过数十百步，吾击敌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胜。后之庸将既不能处其强弱以败，而又曰'吾兵有老弱杂其间，非举军精锐，以故不能胜’，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无，无之是无以耗敌之强兵而全吾之锐锋，败可俟矣。故智者轻弃吾弱而使敌轻用其强，忘其小丧而志于大得，夫固要其终而已。” 臣按：强弱兵家之常势，胜败兵家之常事，惟在要其终而已矣。 宣公十有二年，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在军之右者挟辕为战备），左追蓐（在左者追求草蓐为宿备），前茅虑无（茅，明也，在前者明为思虑其所无之事），中权（中军制权）后劲（后以劲兵为殿），百官象物而动（象其物类无妄动也），军政不戒而备。 杜预曰：“在军之右者挟辕为战备，在左者追求草蓐为宿备，盖楚陈以辕为主也。虑无，如今军人前有斥候伏，皆持以绛及白为幡，备虑有无也。” 孔颖达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为思虑所无之事，恐卒有非常，当预告军中兵众，使知而为之备也。”庄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师子焉以伐随。 杜预曰：“尸，陈也；荆亦楚也，更为楚陈兵之法。子，戟也，楚始于此参用戟为陈。” 臣按：随武子所谓荆尸而举，则是荆尸之法创于庄公，至宣公时又举行之也。夫楚子以诸侯之国处荆蛮之地，其行师有纪律如此，士会所以谓之能用兵而不可敌也，况有天下之大，奉天讨以行天诛，孰能御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晋师至救宋，与华氏战于赭丘（宋地），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杜预曰：“郑翩，华氏党。鹳、鹅皆陈名。” 臣按：荆尸，楚之陈名；鱼丽，郑之陈名；鹳鹅，即物以为名，其布置之形状殆或类之与。 以上论战陈之法（上） 卷一三四▲战陈之法（下） 《通典》：司马穰苴曰：“五人为伍，十伍为队，一军凡二百五十队，余奇为握奇，故一军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队七十有五，以为中垒。守地六千尺，积尺得四里，以中垒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垒内有地三顷，余百八十步，正门为握奇大将军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辎积皆中垒。外余八千七百五十人，队百七十五，分为八陈，六陈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陈各减一人以为陈之部署，举一军则千军可知。” 苏轼曰：“《司马法》曰：'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百五十，取三焉而为奇，其余七以为正，四奇四正而八陈生焉。’夫以万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陈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齐者，是以多为之曲折以尽其数，以极其变，钩联蟠屈各有条理。” 臣按：凡兵者有四正四奇，皆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八，是曰八陈，故以正合为奇胜也。大抵穰苴之法即古司马之法，其队伍营垒、坐作进退之度皆有所本，世谓之穰苴陈法，陈法者所以训齐士卒使其上下如一，前后左右、进退周旋如身之运臂、臂之使指，无不如意也。 《孙子》曰：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广弩，节如发机。纷纷纭纭，斗乱而不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散也。 李靖曰：“臣修其术，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师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 吴起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士。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趣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 臣按说者，孙吴兵法主于权谲，非王者之师，然其计谋虽有诡诈，而其行军布陈之法则多有可取。蜀诸葛亮推演八陈图，咸得其要。 杜牧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今夔州诸葛武侯以石纵横八行为方陈，奇正之出皆生于此，奇亦为正之正，正亦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环无穷也。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用六数，今盩厔司竹园乃有旧垒，司马懿以四十万步骑不敢决战，皆知其能也。” 朱熹曰：“陈图自古有之，《周官》所谓如战之陈，盖是此法。《握机》文虽未必风后所作，然由来须远。武侯立石于江边，乃是水之回洑处，所以水不能漂荡，其择地之善、立基之坚如此，此其所以为善用兵也。” 臣按：亮至南中生致孟获，使观于营陈之间，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获曰“公天威也”；司马懿按行营垒，叹曰“天下奇材”，由是观之，武侯所置之陈诚非偶然也。至今鱼复平沙上垒石八为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厓，晋桓玄见之，谓为常山蛇势，说者谓玄妄言耳。呜呼，“神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至人心已悟，后世徒妄说”，苏氏之言有自哉。 唐太宗问李靖曰：“卿所制六花陈法出何术乎？”靖对曰：“臣所本诸葛亮八陈法也。大陈包小陈，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之圜，，是成六花，俗所号耳。”太宗曰：“内圜外方，何谓也？”靖曰：“方生于正，圜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圜所以缀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缀应于天，步定缀齐则变化不乱。八陈为六，武侯之旧法焉。” 太宗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斯八陈何义也？”靖曰：“传之者误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诡设八名尔。八陈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幡名，龙、虎、鸟、蛇者本乎队伍之别。后世误传，诡设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五行陈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圆、曲、直、锐，实因地形使然，凡军不素习此五者，安可临敌乎？” 朱熹曰：“八陈之法，每军皆有用处，天冲、地轴、龙飞、虎翼，蛇、鸟、风、云之数各为一陈，有专于战斗者，有专于冲突者，又有缠绕之者。” 又曰：“古来许多陈法，遇征战亦未必用得，所以张巡用兵未尝仿古兵法，不过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盖未论临机应变方略不同，只如地圆则须布圆陈，地方则须布方陈，亦岂容概论也？” 臣按：史称靖舅韩擒虎每与论兵，辄叹曰：“可与语孙吴，非斯人而谁？”其后仕唐为大将，平萧铣于江陵，获辅公槊于丹阳，禽颉利，平吐谷浑，太宗谓古韩、白、卫、霍无以加，则是靖自用其法有实效矣。说者谓靖与太宗问对之书乃宋阮逸假托而作，考宋仁宗命王震校正武经已有其书，岂其然哉？ 宋仁宗曰：“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陈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此即九军陈法也。后至韩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时遭久乱，将帅通达其法者颇多，故造六花陈以变九军之法，使世人不能晓之。大抵八陈即九军，九军者方陈也；六花陈即七军，七军者圆阵也。盖陈以圆为体，方陈者内圆而外方，圆陈则内外俱圆矣。故以方圆物验之，则方以八包一，圆以六包一，此九军六花之陈大体也。六军者，左右虞候军各一军，为二虞候军；左右厢各二军，为四厢军，与中军共为七军。八陈者加前后二军，共为九军。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营曰陈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则曰营，行则曰陈，奇正言之则营为正、陈为奇也。” 臣按：自古出师必有营有陈，止而无营则无以自守，行而无陈则无以制敌。《周礼》大司马四时之教，中春振旅，执鼓、铎、镯、铙以教坐作、进退、徐疾、疏数之节；中秋治兵，所载旗物若太常旗、昚、、壒之属；中冬大阅，所以立表陈车徒，坐作、驰行，三时之教皆所以习为陈法也。若夫中夏之茇舍，谓之茇舍者，茇如召伯所茇之茇，茇之为言草止也，其所以撰车徒、读书契、辨号名，而凡门名县鄙各以其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军之施事，盖三时之教教以行陈之法也，夏时之教教以止营之法也。周之制不可详，惟今世兵家所传陈法，虽未必如武侯、卫公之旧，然亦未尝无所本者也。夫时势不同，面势不一，地之险易既有所限，卒之多寡复有不齐，而又敌有强弱、智愚、勇怯之不同，有不可一概而论者，所谓陈法未必皆一一可用，如古人所云者也。然用之虽在乎应机，然习之则在乎有素，譬之学奕然，局面虽不可豫料，而行动机变则不可不预知也。知之固未必尽皆可行，然非熟之于目、得之于手，则亦岂能应之以心哉？臣请命知兵事大臣将古人陈法详加审定，隐括以为图，条陈以为说，使人人易晓，然后诏武臣俾其按图布陈，使六军之士皆习熟于耳目见闻之间，晓了于心口意虑之际，一旦有事，大将有所谋为处置，上得所依循，下知所指示，而行之不难矣。 宋吴昵立垒陈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陈如之。凡陈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陈成而骑退，谓之叠陈。 朱熹曰：“大要临陈在番休递上，分一军为数替，将战则食第一替人，既饱遣之入陈，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将困，即调发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则士常饱健而不至于困乏。张柔直守南剑退范汝为用此法，方汝为之来寇也，柔直起乡兵与之战，令城中杀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饭，分乡兵为数替，以入陈之先后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余，遂胜汝为。又刘信叔顺昌之胜，大概亦是如此，时极暑，探报人至，云敌骑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顷问甲热乎，曰：'热矣。’'可着手乎？’曰：'热甚，不可着手矣。’时城中军亦不多，信叔尝有宿戒，遇战则分为数替，于是下令军中依次饮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药，往者归者皆饮之，故能大败敌人。盖方我甲士甲热不堪着手，则敌骑被甲来者其热可知，又未免有困馁之患，于此击之，是以胜也。” 臣按：朱子所论张觷、刘锜所以破敌者，皆是更休之法，昵之叠陈法亦是更代，但昵是俟其伤而更代之。夫二人者皆是立为定法，预分其人为班次而更休之也，然昵以鼓为节，则敌知我更代之期，或生他计，宜于未战之先，某队以某人为初班替某人，其次班、三班亦如之，别为暗号，使其潜自更替之，为无患也。吴昵谓其叠陈法乃古束伍令，束伍令见兵法《尉缭子》，今考之不合，不知何据而云然。（以上陈法） 《史记》：武王即位九年，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 马融曰：“苍兕，主舟楫官。” 臣按：此古人用舟师之始。考《齐世家》，太公会舟楫于盟津，则舟师自武王时已有之，盖以济河也。其后春秋时孟明济而焚舟，亦皆在乎河，然亦暂以济尔，非若吴楚之人用之则专以战焉。昔人谓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江海为平道，是其所长，吴人以舟师伐楚，又越军、吴军舟战于江，伍子胥对阖闾以船军之教，比陆军之法，大翼者当陆军之车，小翼者当轻车，突冒者当冲车，楼船者当行楼车，走舸者当轻走骠骑。公输般自鲁之楚为舟楫之具，谓之钩拒，退而钩之，进则拒之。又以历代史考之，舟师可以进战之处，东南之师趋三齐者自淮入泗而止，刘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趋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温伐燕至枋头是也，舍舟登陆尚得半利；趋关中者自河而入，径至长安，王镇恶以蒙冲小舰至渭桥是也，水陆并进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师进者也。若夫舟师可以守之处，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峡者不得下，此王浚伐吴、杨素伐陈之路也；据武昌之要，使自汉水者不得进，此何尚之所谓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险使自合肥者不得渡，盖韩擒虎尝因以灭陈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胎者不得至，盖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进，此皆以舟师守者也。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 昭公十七年，吴伐楚战于长岸，大败吴师而获其乘舟余皇（或作艎，舟名）。臣按：此南国用舟师见于史者始此。哀公十年，吴徐承（吴大夫）帅舟师，将自海入齐。 臣按：此战用海舟之始。吴之海道通齐，盖自春秋时已然矣。 汉武帝时，朱买臣言：“东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乃拜买臣为会稽太守，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岁余，买臣受诏，与韩说俱击破东越。 臣按：西汉会稽郡治在今苏州，则吴之海舟可通闽久矣。臣尝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观秦运负海粟以给北边，及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道入齐，汉武伐东越亦自会稽以舟师入闽，则燕可至齐、齐可至吴、吴可至闽，盖自秦以前则已通行矣。然吴既可至闽，闽之至广尤易易然，臣于“制国用”条尝请复元人海运，今日诚能用军三四万人、舟三五千艘，由海道漕运因而教以水战，则东可以制朝鲜，南可以制交阯。噫，当元盛时而知为此备，则张士诚、方国珍岂敢称乱哉？惜乎当时惟以运粮而不习水战。 武帝时有楼船，有戈船，有下濑，有横海。江、淮、青、齐皆有楼船军，击南粤、救东瓯则用江淮、会稽楼船，灭朝鲜则用齐楼船，又开昆明池以习水战。 臣按：汉人之造舟以为战具，于凡边江海之处皆为楼船。臣窃以为，船谓之楼，其质必大，所费盖不赀也，有事而造之则缓不及事，无事而造之则贮之无用之地，岁久而自弊，弊而又造，则劳民费财多矣。臣请凡为运舟者必备战具，无事则用以漕，有事则用以战，岂不一举而两得哉？今沿海卫所造为备倭船只，岁岁督造而无一日之用，劳费无已，况操海舟与河舟不同，军不素练，一旦驱之登舟以战，彼方眩晕呕吐之不暇，又岂能御敌哉？况其舟中器具朽腐，仓卒岂能猝办，贼舟多而我舟少，其不能敌之决矣。臣请革罢此舟，备倭官军惟拒之使不登岸，不必追之可也。 魏曹操遗孙权书，欲治水军与之会猎于吴，张昭等曰：“操得荆州水军，蒙冲斗舰浮以沿江，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周瑜曰：“操舍鞍马，仗舟楫，远涉江湖，不习水土，禽操宜在今日。”瑜与先主进，与曹操遇于赤壁。瑜部将黄盖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系于其尾。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烟焰涨天。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进，曹操军败退。 臣按：此古人焚敌舟之法。 晋武帝谋伐吴，诏王浚修舟舰，乃作大船连舫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上得驰马往来，又画筜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无有。吴为铁锁横截江险，又作铁椎暗置江中，浚知状，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铁椎辄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断，于是顺风鼓棹，径造三山。 臣按：王浚造巨舟沿长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今长江故在，舟行往来者虽百斛之舟尚有胶于浅者，今晋舟如许之大，转动为难，要非良法也。 晋有指南舟。 臣按：今番舶于舵楼之下亦置盘针，盖凡舟皆用盘针于舟中以定方向，非专设为一舟也。 宋太祖开宝七年，命曹彬伐南唐。彬等发江陵，水陆并进，克池州，败唐兵于铜陵，遂次采石矶。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举进士不第，遂谋归宋，乃渔钓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载丝绳维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广狭。寻诣汴上书，言江南可取状，请造浮梁以济师，宋主然之，遣内侍往荆湖造黄黑龙船数千艘，以大舰载大竹自荆渚而下，命丁匠营之，三日桥成。议者以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听。师南下，以若水为向导，既克池州，即用为知州。若水请试舟于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师因之济江，若履平地。 臣按：自樊若水献量江为梁之策，而江面遂不可守，大抵据江为国者必得上流，敌者不得我之上流，若水此策亦无所施矣。然是策也非但可施于江，除大海外凡据水以为险者，我若得其上流，皆可潜遣人量其广狭以为浮筏，蔑不济矣。 高宗建炎四年，金乌珠入寇，韩世忠与相持于黄天荡。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将战，世忠预命工锻铁相连为长绠，贯一大钩，以授士之骁捷者，平旦敌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缒绠则曳一舟而入，敌竟不得济。乌珠既为世忠所厄，欲自建康谋北归，不得去，或教以芦场地凿大渠二十余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冶城西南隅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趋建康，世忠尾击败之，敌终不得济。乃揭榜募人献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于舟中载土以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浚桨，俟风息则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以火箭射其蒻蓬，则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飞，天霁无风，海舟皆不能动，以火箭射海舟蒻蓬，世忠军乱，焚溺而死者不可胜数。世忠与余军至瓜步弃舟而陆，奔还镇江。 臣按：或人之教乌珠御宋人大舟之法，今仿而用之，亦可制倭人之巨舟。 绍兴五年，岳飞破杨太（一名幺）于洞庭。太时与刘豫通，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童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壅塞车轮，碍不得行，急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太计穷赴水死。 臣按：舟之大者非风不行，而行风必以帆，帆之制非蒻叶与竹筏则布为之，以火箭射之无不焚者，然则如之何而可？曰杨幺之舟以轮激水，虽无风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师其意仿而制之，则虽无风不用帆亦可行矣。（以上舟师） 以上论战陈之法（下） 卷一三五▲察军之情 《诗邶风击鼓》之首章曰击鼓其镗（击鼓声），踊跃（坐作击刺之状）用兵（戈戟之属）。土（土功）国（国中）城漕（卫邑名），我独南行。 朱熹曰：“《春秋》隐公四年，宋、卫、陈、蔡伐郑，正州吁自立之时，卫人从军者自言其所为，因言卫国之民或役土功于国，或筑城于漕，而我独南行，有锋（兵端）镝（矢锋）死亡之忧，危苦尤甚也。”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曰：“役土功于国者此民也，筑城于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陈与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于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则必先其所急，后其所缓，未闻众役并兴，罢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谓忍矣，其卒至于败亡也宜哉。”吁，国风之诗皆出于闾巷之言，先王命官采民诗以观民风，民之言见于诗，为治者诚能因民之言而察民之心，所欲与聚，所恶勿施，王天下之大本在此矣，况征伐大事，又乌可咈民之情而必从己狸驹？ 《王风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妇人目其夫之辞）于役，不知其期，昌至哉？鸡栖于埘（凿墙而栖曰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朱熹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赋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还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鸡则栖于埘矣，日则夕矣，牛羊则下来矣，是则畜产出入尚有旦暮之节，而行役君子乃无休息之时，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臣按：谢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预言归期也；卉木萋萋，劳还率而详言归期也。四牡之使，宁几何时，劳之曰我心伤悲，吉甫在镐，不过千里，劳之曰我行永久，吾观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劳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体群臣也。本于推己及物之恕，发而为序情闵劳之仁，岂有无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由是推之暂时之役、近地之行犹不可以无期，矧以中土之人而为边鄙之戍，沙漠冱寒之塞、炎蒸瘴厉之乡，一籍边关，永无可归之期，则人之愁怨无聊也可知矣。居人上者恒念及此，其去也有常时，其归也有定限，知其苦而闵其情，加以恩而厚其赏，则彼虽艰苦万状，亦所甘心矣。唐末之祸起于庞勋桂林之戍不更，后世人主尚鉴之哉！”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菜名）采薇，薇亦作（生出地也）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晚也）止。靡（无也）室靡家，狁（北狄）之故。不遑（暇也）启（跪也）居，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杨柳（蒲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雪甚貌）。行道迟迟（长远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详见真氏前书）。 朱熹曰：“此遣戍役之诗，以其出戍之时采薇以食而念归期之远也，故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兴。曰采薇采薇，则薇亦作止矣，曰归曰归，则岁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启居者，非上之人故为是以苦我也，直以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盖叙其勤苦悲伤之情而又风以义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则人怀敌忾之心矣。’” 又曰：“卒章又设为役人预自道其归时之事，以见其勤劳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极道其劳苦忧伤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则虽劳而不怨，虽忧而能励矣。’范氏曰：'予于《采薇》见先王以人道使人，后世则牛羊而已。’” 臣按：《采薇》之诗，真氏已载其全篇于“格物致知之要”下“察民情”条，其言谓此戍者之情郁结于中不能以自诉者，文王乃先其未发，歌咏以劳之，如其身之疾疚焉者，而臣于此不复详载，惟摘取其首末二章而备详程、朱之言。程氏所谓“毒民不由其上则人怀敌忾之心”，“上察民情则虽劳而不怨，虽忧而能励”，斯二言也真得斯民之情，在上者诚知军旅为毒民之具，凡有兴举皆为乎民，非不得已而不为，及其役之也又能深察其情，知其劳苦之状，恤其饥寒之苦，怜其室家之离，旷念其生业之废坠，有所用心则为上所知，有所效力则不为人所掩，如此，则彼虽劳也而忘其为劳，虽忧也而忘其为忧，而一于敌君王之忾而功无不成矣。 《诗序》：《苕之华》，大夫闵时也。幽王之时，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师旅并起，因之以饥馑，君子闵周室之将亡，伤己逢之，故作是诗也。其首章曰：苕（陵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 朱熹曰：“诗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虽荣不久，故以为比而自言其心之忧伤也。” 《何草不黄》，下国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国背叛，兵革不息，视民如禽兽，君子忧之，故作是诗也。其首章曰：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二章曰：何草不玄，何人不矜（无妻曰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朱熹曰：“周室将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诗。言何草而不黄，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将（亦行也），以经营于四方也哉。” 李樗曰：“文王之民无不得其所矣，而犹视之如伤，此周之所以兴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视民如禽兽，此周之所以亡也。兴亡之鉴，岂远乎哉？” 谢枋得曰：“《东山》《采薇》《出车》《杕杜》诸诗序情闵劳皆，以室家之望者为说，同为天民，血气嗜欲岂有异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马耳，故曰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臣按：先儒谓《苕之华》言国家之衰微时，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天运穷矣。《何草不黄》言士民役使之烦数，征行之劳苦，上之人视之与禽兽无异，人事极矣，周室至是无可为矣，此《黍离》所以降为国风也。噫，人君当四方无虞之时，九重清燕之时，试以二诗与先儒所论者而讽味焉，其尚日思所以爱惜民力而培养元气，凡有兴师动众，揆之于天道人情、物理事势，苟可以已者无不已之，非甚至于不得已无不已焉者，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马待其民，必毋使天运至此而穷，人事至此而极，如二诗所云者，天下岂有乱亡之祸哉？ 《桑柔》，芮伯刺厉王也。其二章曰：四牡谷谷，旐有翩。乱生不夷（平也），靡国不泯（灭也）。民靡有黎（黑也），具（俱也）祸以烬（灰烬）。於乎有哀，国步（运也）斯频（急蹙也）。 朱熹曰：“厉王之乱，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见其车马旌旗而厌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辞也。”辅广曰：“王者岂能无所征役，但出于不得已，则民将悦而从之，以忘其劳。今也使人见其车马旌旗而厌苦，若是则民不可得而用矣，乱生不夷，乱日生而无平定之期也，无国不灭，无民不烬，则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则哀其国家运祚之急蹙也。” 其三章曰：国步蔑（灭也）资（咨也），天不我将（养也）。靡所止疑（定也），云徂何往。君子实维，秉心无竞（争也）。谁生厉（怨也）阶，至今为梗（病也）。 朱熹曰：“言国将危亡，天不我养，居无所定，徂无所往，然非君子之有争心也，谁实为此祸阶使至今为病乎？盖曰祸有根原，其所从来也远矣。” 辅广曰：“居无所定则无以自安也，徂无所往则无以避患也，凡为君子则其心无所争耳，然不知谁为此厉阶而使至今为病乎？” 其四章曰：忧心殷殷，念我土（乡也）宇（居也）。我生不辰（时也），逢天僤（厚也）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见也）痻（病也），孔棘（急也）我圉（边也）。 辅广曰：“土宇谓乡里与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东。前三章虽皆是征役者怨辞，然二章则言乱生不已而要其祸乱之终，三章则言行止无定而原其祸乱之始，四章则言多矣我之见病也，急矣我之在边也，情益切而辞益哀矣。” 臣按：《桑柔》之诗凡十六章，此四章皆士卒遭乱离而厌苦自伤之辞，人君当承平无事之时而讽之于口、察之于心，必先有以调息而消弭之，使其厉阶不生，国步不频，民之居者皆有定所，民之出也皆有定向，不至于多矣其见病也，急矣其在边也。则夫横目而黎首者见其车马之盛、旌旗之美，则欣欣然有喜色，而不疾首蹙頞以相哀相怨矣。 汉高祖四年，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 六年，令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复终身勿事。八年，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臣按：复谓除其赋役也。 光武建武元年，从蓟还范阳，命收葬吏士。 臣按：高、光皆起自兵间，目见军士之劳苦，故其于死者眷眷如此也。死者感恩于地下，则未死者安得不大有所感乎？古人于犬马之死犹必葬之以帷，盖况兵士有功于我乎。 唐陆贽言于德宗曰：“旷岁持久，师老费财，加算不止于舟车，征卒殆穷于闽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闾，送父别夫，号呼道路，杼轴已甚，兴发已殚，而将帅犹曰财不足、兵不多。”又曰：“兴师四方，无远不暨，父子诀别，夫妇分离，一人征行，十室资奉，居者有馈送之苦，行者有锋刃之忧，去留骚然而闾里不宁矣。” 贽又言曰：“古之善选置者，必量其性习，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而又类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后使之乐其居、定其志，奋其气势、结其恩情，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靡督课而人自为用，弛禁防而众自不携，故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其术无他，便于人情而已矣。今则散征士卒，分戍边陲，更代往来以为守备，是则不量性习，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广其数而不考其用，将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为羽卫之仪而无益备御之实也，何者？穷边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惊沙惨目，与豺狼为邻伍，以战斗为嬉游，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日有剽害之虑，永无休暇之娱，地恶人勤，于斯为甚，自非生于其域、习于其风，幼而睹焉、长而安焉，不见乐土而不迁焉，则罕能宁其居而狎其敌也。” 又曰：“今者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余，终年勤苦之剧，角其所能则练习，度其所处则孤危，考其服役则劳，察其临敌则勇，然衣粮所给，惟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岁月践更，不安危城，不习戎备，怯于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粮所颁，厚逾数等，丰约相形，隔绝斯甚。” 臣按：陆贽之言灼见人情事弊，而于征行之劳扰、边塞之苦楚、人情之哀怨、军伍之事宜，忽忽如昨日事，如身亲履其地而目亲见其人辛苦劳顿、悲啼怨恨，阽于死亡，欲求须臾之生而不可得也，其所以为之处置者，则又如亲见其人、亲理其事，必如此而后可，不如此则决然有不可者，非泛泛然而虚为之言也。后世圣君贤辅，凡贽所言，皆当恒写一通置之座隅，使边塞寒苦之状、士卒哀怨之情恒接乎目，每动于心。 宋太祖建隆元年，给攻城役夫死者人绢三匹，复三年。三年，又诏瘗征蜀战死士卒，被伤者给缯帛。 臣按：创业之君一戎衣而有天下，虽曰天命，然非人力亦不能以成也，同时将士与我百战以争天下，致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大，而又传于子孙，世世享其富贵而无穷，其一时攀鳞附翼之人，幸而生者固与我共享之矣，而其子孙亦与有焉，若夫不幸而死者，则是徒以一命而膏草野，何为也哉？此古之帝王所以既用人之力，必恤人之身，非徒恤其生而必恤其死也。继世之君坐享富贵者，尚体祖考之心，而毋忘其富贵之所自哉。 张方平言于仁宗曰：“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至于远方之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譬犹屠杀牛羊、刳脔鱼鳖以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梃刃之下、宛转于刀几之间，虽八珍之美必将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为耳目之观乎？” 臣按：此苏轼代方平所草之奏也，人君有欲用兵以广地而雪愤者，观此亦可以惕然于心矣。 或言古人之兵当如子弟之卫父兄，而孙吴之徒必曰与士卒同甘苦而后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后报也，朱熹曰：“巡三军拊（抚也）而勉（慰也）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纩，绵也。言悦以忘寒，此语出《左传》），此意也少不得。” 臣按：孔子曰“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解者曰体者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此言最善，形容夫人君之于士卒，虽曰势分悬绝，然其好恶则初无以异，人君诚能设以其九重之身而处夫四塞之地，而察其好恶之情，切切然形之于言，孜孜然念之于心，恒使万里之外如在咫尺之间，边塞之境恒在殿陛之下，有情而无不达，有功而无不知，有屈而无不伸，则凡为吾御边而敌忾者，岂有不尽其心也哉？或者之言，所谓古人之兵当如子弟之卫父兄，此就下人而言，大义固当如是也，若夫居人上者不能体情以尽下，而惟责下之尽义，非所谓以人望人也。朱子所谓“巡而拊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此意也少不得”，非但为将者少不得也，而为君者亦岂可少哉？ 以上论察军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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