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四六▲征讨绥和之义（上） 《周易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颐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济而远伐暴乱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圣贤之君则可，若骋威武、忿不服、贪土地，则残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见其劳惫之甚。”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后克，戒不可轻动之意。”郑汝谐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犹三年而后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启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舍内治而幸边功者，皆小人启之也。” 臣按：先儒谓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圣贤之君则可。高宗，商中兴之君，虽不至于圣亦不可不谓之贤君也，其所伐之鬼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兴师以吊民，然而不急近功，不用非人，是以兵虽久用而处之者有道，不至于罢敝中国，师虽远出而任之者得人，不至于别生他变。后世以帝王之师为吊伐之举者，必须事出乎万全，非万全不可举也，是故于未济之初，审几而缓进，于既济之后，择人而任用。 《虞书》：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臣按：此万世中国帝王征讨蛮夷之始。盖夷有四而居南方者谓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观，可见唐虞之世非独政教与后世不同，其征伐亦与后世不同也。何也？后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轶我边境、戕贼我生灵，以故兴师讨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众，则惟数有苗之罪。所谓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责其行已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责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弃不保，责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责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未尝有一言而及国家疆埸之事，呜呼，此所以为帝王之师也欤。 《诗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栖栖（皇皇不安之貌），戎车（兵车）既饬（整也）。四牧冘（强貌），载是常服（戎事之常服）。狁孔（甚也）炽（盛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朱熹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没，周室渐衰，八世而狁见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帅师伐之，有功而归，诗人作诗以序其事如此。《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乃六月而出师者，以狁甚炽，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国也。” 谢枋得曰：“戎车曰既饬，则车马、器械、士卒、马牛无一物不整齐矣四牧曰冘，则无一马不精强矣。曰载是常服，则无一衣一裳不经点检矣。”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天下有大变，诸侯有能讨之者，许之先发而后闻，其急如此。今狁内侵，不得已而应之，虽六月出师而人不以为暴者，知其过之不在于君上，盖以为所以劳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其第四章曰：狁匪茹（度也），整居焦（地名）获（地名）。侵镐（地名）及方（朔方），至于泾阳（言其深入为寇）。织（帜同）文鸟章（鸟隼之章），白旆（继）央央（鲜明貌）。元戎（戎车）十乘，以先启（开也）行（道也，启行犹言发程）。 朱熹曰：“言狁不自量度，深入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选锋锐进，声其罪而致讨焉。直而壮，律而臧，有所不战，战必胜矣。”王安石曰：“元戎十乘，所谓选锋也。兵法，兵无选锋曰北。” 臣按：《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左传》“师直为壮，曲为老”，所以然者，惟其辞直，故其气壮，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尽善。今宣王兴六月之师，因狁深入我地，不得已而应之，其辞直矣，其辞既直，是以声罪致讨而我三军莫不怀敌忾之心，其气安得而不壮哉？辞直而气壮，而又选诸队伍之中，简其锋锐之士，使之开先启行，其旗鲜明、兵甲犀利，无一事之不尽善，此其所以为王者之师，彼区区丑虏，恶足以当我之锋哉？ 其五章曰：戎车既安，如轾（车之覆而前也）如轩（车之却而后也）。四牡既佶（壮健貌），既佶且闲。薄伐狁，至于太原（地名）。朱熹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穷追也。” 臣按：《汉书》严尤曰：“宣帝时狁内侵，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虻虫之螫，驱之而已。'薄伐狁，至于太原’，叛则伐之，服则舍之，不穷追远讨也。”由是观之，可见先王之治以吾边境为限，越境而入者则治之，不及吾境者则不治焉。 《诗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菜），于彼新田（二岁曰新田），于此菑（田一岁）亩。方叔莅（临也）止，其车三千，师（众也）干（扞也）之试（肄习）。方叔率（总率之）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顺序貌）。路车（戎路）有奭（赤貌），簟茀（以竹簟为车蔽）鱼服，钩膺（马娄领有钩而在膺有樊有缨也）鞗（辔也）革（辔首也）。 朱熹曰：“方叔，宣王卿士，受命为将者也。其车三千，法当用三十万众，然此亦极其盛而言，未必实有此数也。宣王之时，蛮荆皆叛王命，方叔南征，军行采芑而食，故赋其事以起兴。曰薄言采芑则于彼新田、于此菑亩矣，方叔莅止则其车三千、师干之试矣，又遂言其车马之美，以见军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动而无知之貌）尔蛮（荆州之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大也）老，克壮其猷（谋也）。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众也），啴啴焞焞（盛也），如霆（疾雷）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狁，蛮荆来威。 朱熹曰：“言方叔虽老而谋则壮也，方叔盖尝与于北伐之功者，是以蛮荆闻其名而皆来畏服也。” 臣按：南蛮、北狄最为中国患，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师矣，北狄之寇见于经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时北有狁之征，《六月》之师是也；南有蛮荆之伐，《采芑》之诗是也。说者谓二诗皆班师时作，《六月》之辞迫，《采芑》之辞缓；《六月》以计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虽然时世不同，盛衰亦异，南与北殊俗，古与今殊时，强与弱殊势，所谓计与威不可以偏废，又在用之何如耳。苟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而有壮猷之方叔，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专，则成功不难矣。 《诗序》：《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其首章曰：江汉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顺流貌）。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匪安匪舒，淮夷来铺（陈也）。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铺陈师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诗人美之。此章总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来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其二章曰：江汉汤汤，武夫洸洸（武貌）。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幸也）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辅广曰：“四方既平，则王国庶可平定，所谓柔远能迩也。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又见宣王以天下为心，一有争阋则心之不安也。读此章，见宣王能以天下之心为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为心也。” 臣按：周室至厉王出居于彘，国势中微矣，宣王即位，北伐玁狁则命吉甫，南征蛮荆则命方叔，至于讨淮南之夷则又得召虎焉。召公既自疾其驱，而一时从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既而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止曰王国庶定而已。庶之云者，昔人谓幸其仅然，非以是为美也。此无他，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兴师以遏绝乱略焉耳，非以快吾所大欲也。 汉宣帝时，先零羌杨玉叛，时赵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丙吉问谁可将者，对曰：“亡逾于老臣者。”上问：“当度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遥也）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叛，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 臣按：充国谓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此真老将谙练之言。彼不出国门而任己意，以节制千里之外，固有幸而中者矣，要之不可为法也。 赵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乃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旁，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狭中无虏，乃引兵进，召诸校谓曰：“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塞也）四望狭中，兵岂得入哉？”充国常以远斥堠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 臣按：充国谓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此有国者驭敌之法。充国行兵，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此可以为将兵者持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击（口坚反）、幵（音其），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冬复击之，虏必震坏。”天子下其书，充国以为：“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虏必商（计度）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非至计也。先零首为畔逆，它种劫略，故臣愚策，欲捐、幵暗昧之过，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臣按：天子之师所以诛有罪，罪有大小则诛有先后，先零首为畔逆而、幵特劫略耳，劫略夷人之常，它种皆然，不但、幵也，未尝加兵于畔逆之先零而先加兵于暗昧之、幵，虽能制其命，不足以服其心，况未必能乎。充国自谓其议为全师保胜安邦之策，非但可用于一时，真可以为万世帝王以全取胜之法也。 宣帝拜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嘉纳其策，以书敕让充国曰：“今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至冬虏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折裂）？（寒创），宁有利哉？今诏武贤等以七月击、幵，将军其引兵并进。”充国上书曰：“陛下前幸赐书，欲不诛以解其谋，臣故遣幵豪雕库宣天子至德，、幵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为寇，羌未有所犯，乃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羌欲为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欲畔，故与、幵解仇结约，常欲先赴、幵之急以坚其约，今虏马肥食足，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羌，坚其约，合其党，迫胁诸小种，虏兵渐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先诛先零则、幵之属不烦兵而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及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 臣按：充国引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彼欲为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待劳，取胜之道也”。此数言者，真万世守边保圉之格言良法，今日所当遵行也。 宣帝诏武贤与充国合击先零，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其子瑀使客谏之，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臣愚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臣愿罢骑兵留步兵分屯要害处，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各千，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谨上田处及器用簿。”上报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熟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稠也）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计也。” 臣按：充国所谓帝王之师以全取胜，此一言者万世中国保治安邦之格言。国家当全胜之时，猝有兵革之变，一以是言为主，毋侥幸于一战以中贼之计、张贼之威，必持重而不轻动，必详虑而不苟进，非在我者有必不可胜之资而在彼者有必可胜之算，断然不轻发也。 赵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伍，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上于是报充国，嘉纳之。其后充国乞骸骨，罢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 张栻曰：“汉将臣当以赵充国为最。凡将之病患于用而不详也，充国盖更军事多矣，及闻西羌之事则不敢以遽，而曰'兵难遥度，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盖思虑之深、经历之多，孔子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将之病在于急近切也，充国则图其万全，陈屯田十二利，持久而为不可动之计，其规模与孔明渭上之师何以异哉？将之病在果于杀而不恤百姓也，充国任阃外之寄而为国家根本之虑，要使百姓安、边疆固而西戎坐销焉，此殆三代之将，非战国以来摧锋折敌者所可班也。反复究其规模，味其风旨，远大周密，拔出伦辈，其在宣帝时且不独为贤将，殆可相也，使其为相，必能为国家图回制度，为后世虑，安养百姓，为邦本计，如魏相辈当在其下风耳。” 戴溪曰：“世有所谓智将，有所谓勇将，有所谓常胜之兵，有所谓幸胜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语也。图事揆策，因时制胜，以深谋远虑为先，惟全国全军是务，此智将也；跃马抚剑，穷讨殊斗，贪前利而不恤后害，急近功而不暇远略，此勇将也；以律而出，见利而动，十则围而五则攻，避其锐而乘其弊，此常胜之兵也；勃兴于草野闾巷之中，再鼓于奔北败衄之后，垂亡而复存，转祸以为福，此幸胜之兵也。勇将能效搏执之力，智将能取指纵之功，幸胜之兵可成事于一时，常胜之兵可为法于万世。充国以智将而用常胜之兵，先计而后战，常曰'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又曰'兵所以明德除害也，举德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谨’，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又曰'兵以计为本，故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又曰'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凡上书至于论列再四，其言深切可为万世法，与夫不度彼己、不计成败，残兵以逞侥幸功名者，岂不相万万邪？” 臣按：自古论兵者多矣，惟赵充国最得帝王全胜之要道焉，万世持盈守成之君所当师法者也。盖创业之君与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何也？创业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己有，其所纠集者皆一时乌合之众，兵虽众而人心不坚，军资有限而馈饷或至于不继，故乘势急战以求决胜，若夫守成之君则不然，上承祖宗之业，内抚人民之众，以众而临寡，以大而制小，以有余而应不足，其于寇盗，除去其害尔，非有所利之也，况其所啸聚者皆吾之民，克之虽可喜而亦可悲，胜之未必得福而败或足以致祸，在我所系者重，故其发之也不可以轻，故非万全决胜必不为也。自世尚孙吴之法，谓兵贵神速，往往以逗遛为将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师与敌国战争不同，彼言各有当耳。惟充国以深远之谋，用常胜之兵，所谓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胜之要道，万世所当师法者也。张栻谓汉将当以赵充国为最，呜呼，岂但汉之将哉，臣窃以为古今论帝王之师者一充国而已，何止最于将而已哉！ 班固曰：“久矣，匈奴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谟之臣曷常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晁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 臣按：班固谓汉之诸臣论驭匈奴者不过两科，和亲与征伐而已，然两科之中又各有两科焉，修文而和亲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则失之弱矣，威服而臣畜之上也，黩武而征伐之则失之暴矣，然此皆视彼以为屈伸强弱，非帝王慎德威怀之道也。是故凡为天下国家者必内无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师，合内外而一之，斯其为帝王驭远之术欤。（以上言征讨） 以上征讨绥和之义（上） 卷一四七▲征讨绥和之义（下） 《左传》：襄公四年，晋悼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魏绛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草也）居（狄人逐水草而居），贵货易（轻也）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习也）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坏也），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 臣按：此后世和戎之始。 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侯以歌钟二肆（列也）及其枿磬、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慝，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 臣按：魏绛所和之戎，戎而入居中国者也，而后世所和之戎则是化外之人，处荒漠不毛之地者也。 汉高祖八年，匈奴数苦北边，帝患之，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与疲同）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弑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陛下诚以适长公主妻之，彼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岁时问遗，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可无战以渐臣也。”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以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司马光曰：“刘敬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帝王之御外国，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昏姻也。” 臣按：齐景公，一列国之诸侯也，畏吴之强，不得已而以女女（去）吴。吴，泰伯之后，周之同姓，固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犹且为之涕泣焉。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大、土宇之广、甲兵之强、人士之众，乃至无策以御外侮而与之通昏姻。呜呼，景公不得已而为之，高帝则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创业之君任百战之将驭戎，岂无他策而必割所爱以遗所恶哉？盖高帝因刘敬之言，刘敬本魏绛之说，后遂祖之以为驭戎上策。夫以闱门窈窕之姿为殊族异乡之配，田舍翁溺所爱者尚不忍也，孰谓英雄之主如汉高祖、唐太宗者乃忍为之哉？盖其慕割爱为民之名而不明内外之分、人伦之理故也。 文帝遣陆贾使南越，赐其王佗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遥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诸吕为变，赖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与无同）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恶，终今以来，通使如故。”贾至南越，佗恐，顿首谢罪，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 胡寅曰：“贤哉，文帝之不欺也，实言之于德无损而听者心说而诚服矣。或者夸大其辞，侈耀其事，假于符谶，托于怪神，欲以慑厌肃众而不知虚诞之可愧也。《易》曰：'谦尊而光卑，不可逾。’文帝有焉。” 臣按：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诚而已，是诚也可以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孚禽鱼，南越亦人也，孰谓不可以诚感乎？诚之谓言，真实无妄之谓也。真则无伪，实则无虚，无妄则诚矣。观汉文帝赐尉佗书，自言其为侧室子，而又言高后自临事，诸吕为变，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国家不幸之变故亦并及之，千载之下读之，犹使人心悦而诚服，况同时之人，素不知其故者，一旦得而闻之，宁能不感动其心乎？后世帝王，惟我圣祖开国之初所降诏书与文帝不约而同，一则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则曰朕本淮右布衣，其言不一而足，《中庸》谓“惟天下至诚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区区小丑，固在其化育之中矣。 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匈奴侮嫚侵掠，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 颜师古曰：“爱人之壮，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常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将必至，此三表也。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仓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臣按：或问朱子曰：“五饵之说何如？”曰：“伊川言宋朝正用此术，契丹分明是被金帛买住了，彼分明是遭饵，但恐金帛尽则复来。”观此说，则昔人谓谊为迂，谊岂迂者哉？盖用兵则利在臣下，不用兵而和则利归其主，此所以乐从也。宋富弼说契丹以岁币，亦是此意，虽然金帛出于民，国家既竭民力以养兵，而又使出财以为赂，金帛有时而竭，而彼之贪饕无已，一旦无以应其求，则兵端起矣，宋人之于契丹、女真可见也已。此君子作事，所以贵乎谋始而必思为可继也邪。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其议。王恢，燕人，习胡事，曰：“匈奴和亲，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韩安国曰：“匈奴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今行数千里与之争利，则人马疲乏，虏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许之。 臣按：匈奴求和亲，割所爱而与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与之，则是待之不以诚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兴兵击之，则曲在我、直在彼，可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则正辞以拒之，曰中国女子不习外国水土而又多病，况人生修短不常而女子性质不定，或反因之以成衅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礼义之为久长也。如此复之，非独善为之辞，理亦当如是也。 宣帝时，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诏问御史大夫，萧望之对曰：“《春秋》晋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乡善，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上从其议。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奉献，罢归，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杀，终不敢还”。使者以闻，下公卿议。议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钦以为：“汉兴，匈奴数为边害，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今单于称臣朝贺，无有二心，接之宜异于往时，今既享既享其聘贡之质，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假令单于初立，欲委身中国，未知利害，使之诈降以卜吉凶，受之亏德沮善，令单于自疏，不亲边吏；或者设为反间，欲因而生隙，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曲而责直，此诚边境安危之原、师旅动静之首，不可不详也。不如不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诈谖之谋，怀附亲之心，便。” 臣按：谷永、杜钦此议得帝王诚信之道，后世边夷来贡而降，有与此事相同者，宜准此以为法。 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俱献见。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闻孝宣帝敕边守尉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失其数则反为轻欺。’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能助南，则亦未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不答。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报答之辞，令必有所适。” 臣按：孔子言：“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之为贤。”班彪之处北匈奴，盖有得于先觉之道者矣，其所立稿草委曲明尽，可为后世代言者法。 班固曰：“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欲复守旧文，颇增其约，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辗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以异于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母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当孝武时，虽征伐克复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余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质哉？此不合当时之言也。若不置质，空约和亲，是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夫边境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御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世之利而俞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也。” 臣按：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亲，谓其不图万世之利而俞恃一时之事，断之曰仲舒之言漏。信乎其漏也，仲舒此言盖与贾生五饵之说略同，其言与之厚利和亲，后世亦有用之以饵祸息争者矣，然而无益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纳岁币，徒费民财，损国威，其后效果何如也？后之人尚鉴之哉。 魏毋丘俭为安定太守，将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兴。”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公曰：“吾预知当尔，盖经事多耳。” 臣按：曹操谓羌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此诚练达事体之语也，盖中国之与外域疆域殊隔，无事时正不必屑屑相与通往来也，非甚不得已，决不可以通使，必不得已，须择其人，不得其人，宁受其责而不轻启其途，是何也？善人之难得也。彼不善之小人，昧于大体，惟顾目前，理之可行与否事之可继与否皆不暇计，往往顺适敌情以为身利，假上旨以许予，教敌人以请求，启其所未知，逄其所欲，为允其所不可必得，既而不副其意，因而启衅端、开边隙者，皆此辈为之也。然其中固有怵于利害，苟逭一时者，而亦有反假敌势以为身荣利，如范陵者。曹公为此言，自谓其经事多，岂不信哉？万一国家不得已与外国通使，须审择其人，必知礼义、有气节、通古今、识事体者，然后遣之，不可专用武弁而必兼之文士，不可专任边吏而必主之廷臣。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据其城，具奏其状，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上平凉阪，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徒弃诚信，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上以为然，诏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谋等悉归之吐蕃，吐蕃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至武宗朝，德裕为相，言：“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人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初，河、陇尽没，惟此独存，吐蕃以计陷之，号曰无忧城，从此得以并力西边，凭陵近甸。韦皋欲经略河、湟，须此城为始，急攻数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来归，南蛮震慑，山西八国皆愿内属，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余里旧地，且维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犹围鲁州，岂顾盟约？当时不与臣者，望风疾臣，诏臣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陈论，乞垂矜舍，答诏严切，竟令执还，将吏对臣无不陨涕，蕃帅即以此人戮于境上，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乞追奖忠魂，各加褒赠。”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 司马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人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可见矣。” 胡寅曰：“司马公之言过矣，使维州本非唐地，既与之和，弃而不取，姑守信约可耳。本唐之地为吐蕃所侵，乃欲守区区之信，举险要而弃之，可乎？僧孺所谓三日至咸阳，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实也。夫夺吾之地而约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谓之信也。取我故地，乃义所当为，司马公不以义断之而以利害为言，又斥德裕为利、僧孺为义，是皆无所据矣。故以维州归吐蕃，弃祖宗土宇，缚送悉怛谋，沮归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计也。下维州遣兵据之，洗数十年之耻，追奖悉怛谋，赠以官秩，德裕以大义谋国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臣按：维州悉怛谋之事，司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论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请就其未然者而为之处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谋之通款，即密以其事闻之，朝廷且致书宰执，俟报下而行焉，报可则行，不可则姑已之，以待机会之来，如此，则不失归附之心而贻之祸患，且亦不起边衅矣。不然，若其人既归其地，已为吾所据，业已如此，不待其请即明言告谕之，归其地而不予其人，则彼感吾恩信而归附之人亦不遭惨毒矣。由是观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于急功名，僧孺之失在于报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则急功名者犹为彼善于此也。呜呼，假国家之事以行其私，其于私计得矣，如公义何？ 范仲淹议和守攻备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尝挫衄而辄求通顺，实图休息，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然干请多端，奸谋未测，国家以生灵为念，不可不纳，如唐高祖、太宗应天顺人，百战百胜，犹屈于突厥，当彼主始亡为之举哀，废朝三日，遣百僚诣馆吊其来使，其屈礼之之甚也。又太宗驱六骑于渭上，见颉利与语，复亲与之盟，颉利既退，左右劝击之，太宗不从，此盛王之谋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礼谨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厉兵以攻守为实事，彼不背盟我则抚纳无倦，彼将负德我则攻守皆宜，如此，结好之策未有失也。” 臣按：仲淹所谓隆礼谨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厉兵以攻守为实事，后世不得已而与和亲者当以此言为权度。 以上征讨绥和之义。臣按：昔以谓战、守、和皆应敌之具而非制敌之本，制敌之本乃在夫可以战、可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实其腹心而运夫四肢之道也。盖尽吾所以治中国者则战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战，和之中亦有战、有守，如环无端，迭相为用，其变不同则其所以应之者亦不一，要令制敌在我而其力常有余，欲战则为唐太宗，欲守则为汉光武，欲和则为汉文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后内，执一而废二，以鏖兵为战，以画地为守，以解弛为和，则以战乃秦氏、隋氏之战，守乃朱梁之守，而其和乃石晋之和矣。由是观之，则知战、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驭外国之道不出乎此矣，汉人所谓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轶要求不已，然后量彼己、审时势，或与之战、或与之和。所以战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强而屈之。是故战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战也、守也、和也，皆应敌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敌者在因其势、随其机、应其变，可以战可以无战，可以和可以无和，其运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归止于守吾之封疆而已，是则三者之中则又以守为本焉。 卷一四八▲修攘制御之策（上） 《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 臣按：或处乎内，或居乎外，天造地设而以山川为之疆域，所以别生分类而使之毋相混淆、毋相侵越也。是以自古圣帝明王必严内外之辨，所以治内者必详必慎而无一事之不备，所以治外者必严必密而无一隙之可乘，此其所以忧勤于其始而逸乐于其终也欤。 又曰：《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孙觉曰：“《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纪纲人伦，惠养万物，君臣相遇以诚而知群下之乐苦，遣使劳还，恩意愈笃，反复以自治为先，故能周道中兴，夷狄远迹。夫以夷狄之患虽盛，王所不能免，惟知自治者为能胜之。” 臣按：孟子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推而言之，可见王道盛时治迹昌炽，而《诗》之为《诗》，所以宣畅歌咏于朝廷燕飨之际、欢欣和悦以通群下之情、恭敬斋庄以发先王之德者，无非和平正大之音，内治既修而外治无不举。自《小雅》之诗废则内治不修矣，内治不修则纪纲废弛、政教乖乱，又何以治外哉？ 又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竟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 臣按：成康既没，周室渐微，八世而厉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俨狁内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遂使文、武、成、康之盛复其旧焉。夫以帝王为治，先内而后外，必内之政事既无不修，然后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内修者外攘之本也。 汉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言：“臣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常流之水），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陈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萑（音完）苇竹萧（蒿也），草木蒙笼，枝叶茂接，此矛鋋延（铁把）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音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 臣按：错此言地形各有所宜，与夫兵卒相当之数，而卒归其过于不习勒卒、将不省兵。夫将能省兵则器械无不利矣，卒能习勒则兵无不可用矣。 错又言曰：“臣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险道倾仄（古侧字），且驰且射，风雨罢劳，饥渴不困，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材官驺（矢之善者）发，矢道同的（同一中的），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迫也），此中国之长技也。然兵，凶器；战，危事。以大为小，以疆为弱，在俯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无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来归谊者，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帅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而各用其长技，衡（横也）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臣按：错谓兵凶战危，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仰之间。臣愚以为，用兵之变，岂但大小、强弱之间可易置而已哉？生死兴亡在呼吸顷耳，其蹉跌也不但不振而已，其为悔也何可及哉？是以帝王之道必出于万全，必先事而深思，不临事而后悔也。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与诸羌解仇交质，上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 哀帝建平中，匈奴单于上书愿朝，哀帝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扬雄上书谏曰：“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不可不察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大也，又坚固也）画（计策）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高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悔也。至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风雷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不得高枕安寝也。至元康、神爵之间，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匍匐）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匈奴真中国之坚敌，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轻也。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臣按：扬雄此书，前汉所以处匈奴者备于此矣，但其所谓单于归义，陈见于前，以为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则过矣。夫荒服之外，礼教所不及者，圣王所不臣，必欲使冠带以列位、稽颡而来朝，以此为遗后之策，以此为足以慰神灵之想望，是乃秦皇、汉武夸大喜功之私心，非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也。 王莽时，匈奴入云中塞，诸将在边未敢出击，严尤谏曰：“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匈奴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刘贶曰：“严尤辨而未详，班固详而未尽，推其至当，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汉无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声教所不逮，其叛不为之劳师，其降不为之释备，严守御、险走集，使其欲为寇而不能，欲为臣而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绥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筑长城，守障塞，所以设险也，赵简子起长城，燕、秦亦筑长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堑，城全国灭，人归咎焉，后魏筑长城，议者以为人治一步，方三千里役三十万人，不旬朔而获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汉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审鲁元不能止赵王之逆谋，谓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顿手杀其亲而冀其不与外祖争强，岂不惑哉？然则知和亲非久安计而为之者，以天下初定，纾岁月之祸耳，武帝时中国？安，北寇益希疏而绝之，此其时也，方更縻耗华夏，连兵积年，故严尤以为下策。” 臣按：严尤谓后世征戎有三策，谓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不知其所谓上策者，果何代有之乎？意者必如虞之无怠无荒而四夷来王，周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宾，然后为上策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命将征之之策，臣窃以为狁来侵，从而御之，驱之出境，不复穷追，周得上策矣。秦之筑长城，急于成功，轻用民力，内竭中国以丧社稷，固为无策，然使其能因近边之人，当农隙之时，以渐而修筑边墙以御戎马之冲突，刘贶谓之得中策，亦非也。汉武之穷兵黩武，兵连祸结三十余年，谓之下策也宜哉。虽然，汉人出塞之兵犹因其犯边而征之也，后世乃有彼本不犯边而出其不意以掩袭之者，岂非无策之甚哉？又出汉人之下矣。 顺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车纽等反，寇西河，诏度辽将军马续招降之，大将军梁商移书续等曰：“中国安宁，忘战日久，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守固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务先所长以观其变，设购开赏，宣示反悔，勿贪小功以乱大谋。”臣按：中国与外国各有所长，吾惟用吾之长，而于彼之所长也恒思有以避之，设法用计，随时趋势，使彼违所长而以吾所长乘而陵之，鲜不胜矣。 唐太宗贞观二年，北颉利政乱，薛延陀、回纥等叛之，颉利不能制，会大雪，羊马多死，民大饥，郑元璹使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皆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将亡之兆也。”群臣多劝上乘间击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灾不仁，乘危不武，纵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臣按：太宗此言得帝王之道，大哉王言，天地之心也。 贞观四年，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诏以李大亮为安抚大使，贮粮碛口以赈之，大亮言：“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今招至西突厥，但见劳费，未见有益，况西河州县萧条，不堪供亿，不如罢之，其或自立君长求内属者，羁縻受之，使居塞外为中国藩蔽，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上从之。 臣按：大亮此言既知所轻重，又知所内外，朝廷用若人以安抚外夷，岂徒外夷得其安哉，而中国亦将赖之也。 贞观十八年，突厥候利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恶之，数相攻，候利有众十万，不能抚御其众，悉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上许之。群臣皆曰：“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彼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候利既失众，轻骑入朝，上以为右武卫将军。 胡寅曰：“子贡问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四海至广矣，施必极其博，济必周于众，圣人心所欲也，而势有所弗及尔。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虽一视同仁，然必笃近而举远也，于是画为五服，要、荒在外，为之限禁，自尧、舜、三代皆不敢废。夫圣人之心与天地同，诚必不为猜忌也，而太宗所见特异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尽耶？夫厚遇降人则于中国将薄矣，推诚异类则于可信者将疑矣，是以有征辽造舟之扰、绝昏仆碑之失，盖必然之理也。” 臣按：胡氏所言，非但为唐太宗也，万世人君皆当留念焉。 贞观二十一年，回纥诸部皆来朝请吏，诏以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缯遣之。诸酋长奏请以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上许之，于是北荒悉平。 范祖禹曰：“舜曰'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又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盖柔远能迩，治内安外，而殊俗之民向风慕义，不以利诱、不以威胁而自至矣，故不劳民、不费财。至于后世之君，或仇疾而欲殄灭之，或爱悦而欲招来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则？彼亦人类也，王者于天地间无所不养，况人类而欲残之乎？残之固不可，况不能胜而自残其民乎？仁人之所不为也，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为州县，是崇虚名而受实弊也，且得之既以为功，则失之必以为耻，不在于己则在子孙，故有征伐之劳、馈饷之烦，民不堪命而继之以亡，隋炀帝是也。且国家地非不广也，民非不众也，曷若修德行政以惠养之，使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兵甲不试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夫有求于外，如彼其难也，无求于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舍所易而行所难，何哉？忽近而喜远，厌故而谋新，虽或未至于亡而常与之同事，其累德岂细哉？太宗好大无穷，兼蓄夷夏，非所以遗后嗣、安中国之道，此当以为戒而不可慕也。” 臣按：范氏此论人主宜留心玩味，则知内外之所关系孰轻孰重、孰缓孰急、孰是孰非，了然于心目之间而为之去取从违，则内安而外靖，本固而末顺矣。 德宗时，陆贽上言曰：“陛下忿蕃丑之暴掠，惩边镇之空虚，缮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诚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愤耻而扬威声，海内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统师无律，制事失权，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别诏，委任分镇，亘千里之地，莫相率从，沿边列十万之师，不设谋主，每至敌人犯境方驰书奏取裁，行李往来，动输旬日，比蒙征发救援，寇已获胜罢归，小则蹂藉麦禾，大则驱掠人畜，是乃益甲兵而费财用，竟何补侵轶之患哉？夫将贵专谋，军尚气势，训齐由乎纪律，制胜在于机权，是以兵法有分阃之辞，有合拳之喻，有进退如一之令，有便宜从事之规，故能动作协、变通制，备垂永久，出则同力，居则同心，患难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将若四支之卫头目，将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庐，然后可以捍寇仇、护庶、蕃畜牧、辟田畴，天子惟务择人而任之则高枕无虞矣。吐蕃之比于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余，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在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则纪律不一而气势不全，节制在朝则谋议多端而机权多失，臣故曰错置乖当，此之谓乎。” 臣按：贽谓吐蕃之比于中国，多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余，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在将，我之号令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此非特当时蕃汉用兵之弊，而今世沿边将领所以守边而御敌，其实与之无异焉。善为国者，尚思其所以然而豫为之图，岂非边鄙生灵之幸哉。 贽又言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其于制御之方、得失之论，备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曰非德无以化要荒，曾莫知威莫立则德不能驯也；乐武威者曰非兵无以服凶犷，曾莫知德不修则兵不可恃也；务和亲者曰要结可以睦邻好，曾莫知我结之而彼复解之也；美长城者曰设险可以固邦国而捍寇仇，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则险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曰驱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锐、垒不完则遏之不能胜，驱之不能去也。议边之要略尽于斯，虽互相讥评，然各有偏驳。夫时势有盛衰，事机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形变不同，胡可专一？夫以中国强盛而彼屈膝称臣，归心受制，拒之则阻其向化，灭之则类于杀降，安得不存而抚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国强盛而彼弃信忤盟、蔑恩肆毒，谕之不变，责之不惩，安得不取乱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国丧乱之时，图之则彼衅未萌，御之则我立不足，安得不卑辞降礼、约好通和，啖之以利以引其欢心，结之以亲以纾其交祸，纵不必信且无大侵，盖时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傥或强弱适同，抚之不宁，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势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虽非安边之令图，盖势力亦不得已而然也。” 臣按：古今制御之方，不出贽所陈四者之策。但其所谓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以为非安边之令图，臣窃以为，中国帝王所以攘外安内之上策，无出于此，而贽以为非令图，然则图之令者，岂有过于此哉？ 贽又曰：“夫制敌行师，必量事势，势有难易、事有先后。力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是谓夺人之心，暂劳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是谓固国之本，观衅而后动者也。顷属多故，民劳未瘳，而欲广发师徒，深践寇境，复其侵地，攻其坚城，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馈运不继之患，傥或挠败，适所以启戒心而挫国威，以此为安边之谋，可谓不量事势而务于所难矣。天之授者有分，事无全功；地之产者有物，宜无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长者不可逾，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长必殆，用所长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为邑居，以射猎供饮茹，多马而尤便驰突，轻生而不耻败亡，此彼之所长也，而中国乃欲益兵綍乘，角力争驱，交锋原野之间，决命寻常之内，以此为御寇之术，可谓勉所短而较其所长矣。务所难，勉所短，劳费百倍，终于无成，虽果成之，不挫则废，岂不以越天授而违地产、亏时势以反物宜者哉？将欲去危就安，息费从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长而已。若乃择将吏以抚宁众庶，修纪律以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迩以柔远，禁侵钞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议以安戎心，彼求和则善待而勿与结盟，彼为寇则严备而不务报复，此当今之所易也。贱力而贵智，恶杀而好生，轻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后动，俟其时而后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堠，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就，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授寇者也。” 贽又曰：“守封未固、寇戎未惩者，其病在于谋无定用，众无适从，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闻不必实，实者不必闻，所信不必诚，诚者不必信，所行不必当，当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赏责亏度，财匮于众爱，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又曰：“理兵而措置乖方，驭将而赏罚亏度，制用而财匮，建军而力分，养士而怨生，用师而机失，此六者疆埸之蟊贼、军旅之膏肓也。蟊贼不除而但滋之以粪溉，膏肓不疗而苟啖之以滑甘，适足以养其害、速其灾，欲求稼穑丰登，肤革充美，固不可得也。” 臣按：贽此言虽为一时人君告，然而自古及今，守封所以未固，寇戎所以未惩，正坐此六者之失。若夫所谓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闻不必实，实者不必闻，所信不必诚，诚者不必信，所行不必当，当者不必行，又不止于用兵御寇而已也，后世人主所以应用不得其人而纪纲废弛，处制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张，皆以此也。然则人君为治，必欲任得其才，闻者必实，信者必诚，行事必当，其道何繇？曰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 贽又曰：“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都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边数则盖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坚完，识迷韬铃，艺乏趫敏，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号令不贰则进退可齐，进退可齐则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则机会靡愆，机会縻愆则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变化翕辟在于反掌之内，是犹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则何敌之有？夫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尪，众散为弱，逗挠离析，兆乎战陈之前，是犹一国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齐肃，其可得乎？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蕃，惟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犹虑权分势散，或使兼而领之，自顷割裂诛锄，所余无几，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其余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候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是乃从容拯溺，揖逊救焚，冀无占危，固亦难矣。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建军若斯，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臣按：三军以气势为用，气势以人心为主，人心不分则气势自壮，气势既壮则事权归一，可以折冲于内而制胜于外矣。陆贽论将权之专分而以气势壮衰为言，盖真有见也。 以上修攘制御之策（上） 卷一四九▲修攘制御之策（下） 宋太宗时，张齐贤奏曰：“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若重之慎之，劲敌不足吞矣。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外国，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李牧所以称良将于赵，用此术也。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则边鄙宁矣。夫边鄙宁则辇运减，辇运减则河北人民获休息矣，获休息则田业时而蚕织广，务农积谷以实边用，且敌人之心亦择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为寇哉？”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则四海敛衽而至矣。” 臣按：齐贤之言乃反本之论、自治之策。 田锡言于太宗曰：“应动而静则养寇以生奸，应静而动则失时以败事，动静中节，乃得其宜。今北鄙绎骚，盖亦以居边任者规羊马细利为捷，捕斩小胜为功，贾结怨仇，召戎起衅。职此之由，伏愿申饬将帅谨固封守，勿尚小功，许通互市，索获蕃口抚而还之，如此，不出五载河北之民得务三农之业，亭障之地可积十年之储。” 臣按：田锡斯言得安静守边之道。 锡又言于太宗曰：“将帅行恩信、恤士卒，必丰财货，方得士心。昔赵奢为将，所得王之赏赐尽与军吏；又李牧为将军，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云中，其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享宾客、军吏，是以匈奴不近云中之塞。今国家所命将帅虽古今异宜，凡有给赐，今则谁敢效古散家财赏士卒哉？若以年年供亿挽运，老师费财，曷若厚给将帅使之赏用也。” 臣按：锡之此言得任用边将之道。 锡又言曰：“御戎在乎辨边上奏报之虚实，察左右蒙蔽之有无，奏失利则未必尽言，报大捷则不足深信，陛下未当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策成败，安危成败之理，乞详而察之。” 臣按：锡谓御戎在辨边报虚实、察左右蒙蔽有无，盖以有为无、以无为有，多为少、少为多，边上奏报卒用此计以欺罔朝廷，将以希功而免罪也。然非左右之臣僚为之蒙蔽，则彼亦不敢肆其欺焉，此人主于听任之际尤不可不择其人也，任非其人则咫尺之间为所蔽矣，况万里之边城乎？ 王禹偁言于太宗曰：“汉之十三帝言乎圣明者，文景也；言乎衰乱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时，单于最为强盛，大有侵掠，候骑至雍，火照甘泉宫；哀平之时，呼韩邪单于每岁来朝，委职称臣，边烽罢警，此岂系乎历数而不由于道德邪？臣以为不然矣。且汉文当单于强盛之时而外能任人、内能修德，使不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当单于衰弱之际，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使之来朝者，系乎时也。” 臣按：禹偁谓汉文帝内能修德、外能任人，故单于不为深患。呜呼，人君能尽二言，中国之治不出此而已矣。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备四策，其备策曰：“请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选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定讨伐之谋。其一，请选有材识近臣，暂往经画，使亲视边垒，精究利害，凡边计未备者皆条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归奏阙下，更令中书、枢密院子细询访，熟议经久之计。” 臣按：范仲淹所上四策，虽为当时契丹而设，然万世之下备御之方，实不外此。谨准当时之事以为今日之用，其备策凡七，其一请选材识近臣亲视边垒，精究利害，此策今日实可用之。我朝罢前代枢密院而以兵事专属兵部，臣请兵部于尚书外添设尚书一员，轮掌部事，每岁遣一员行边，锡以玺书，俾起自辽东，历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抵平凉等边地，凡山川之险易、营垒之远近、戍卒之多寡、糗粮之有无、敌人之向背、将领之壮怯，已然者当何如而修饬，未有者当何如而增补，某处当设为营堡，某堡当加军守备，某墩台可废，某蹊隧可塞，某处可屯种，某处宜牧蓄，凡边计未备者皆与巡抚都御史守备总兵参将等官计议经画，条而上之，如此则可销患于未萌，如此则可以待敌之来攻，如此则可以遏其冲突，如此则可以遏其侵扰，归奏阙下，更令内阁大臣会合六卿以下详访熟议施行之，岁岁以为常，其四川、湖北、两广、云贵则三年一巡行。如此，朝廷不忘边备，边方无复废事，居庙堂者无遥度之失，守封疆者无不通之情。 其二曰：“再议兵屯者，自来北边分为三路，其所辖军马不甚整齐，及有一州兵马却属两路之处，又未晓本路将于何处控扼，合行重兵若干，又甚处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应援次第，须差近臣往彼密为经略，方可预定法制，临时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动亦当相度兵马，合挪减于何处驻泊，使就刍粮，以省边费，庶免先自匮乏。” 臣按：此策亦切于今日之用，臣请每岁所遣行边大臣即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专于选将者，委枢密院于阁门祗候使臣以上选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选人、殿前马步军司于军旅中选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边上试用者，逐旋进呈，据选到人数以籍记之，候本路有阙则从而差授，如此，则二三年间得人多矣。” 臣按：范仲淹欲凡掌兵诸司选将，今不必尽如其言，每岁行边大臣所至边境，即令总兵以下各举所知，不问有官无官，皆明著其名目，某人有智略，某人有膂力，某人有胆气，某人善骑射，因而试之，用为选锋，试中即于本色粮赏外加以廪食，量为任使。 其四曰：“急于教战者，于四路抽取曾经押战队使臣十数人，更授以新议八陈之法，遣往河北阅习诸军，使各知奇正循环之势，应敌无穷。” 臣按：今朝廷训兵已有成法，大约教之使知金鼓作止、旌旗偃仰、角炮紧缓，以为进退、疾徐、分合之节而已，然按行故事视为泛常，请于时常教阅之外专以教射为事，乞敕缘边将领通行各处抽选能射军士，分军教习，名为教师，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来提督试验，行边大臣至日计所教有成效者多少以为教师升赏，及凡军中有差役争讼事有疑似难辨取与，分轻重及有过失者皆以射决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轻之，如此，则人皆习弓矢，无不善射者矣。 其五曰：“训练义勇，今河北所籍义勇虽约唐之府兵法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然未见府卫之官而法制不行、号令不一，须别选知州知县可治兵者，并增置将校，使人人各知军中之法，应制可用，斯则强兵制胜之本矣。” 臣按：边城有州县之处，今已签民与军相兼守御，可用仲淹此议，俾其随军操练，仍须择守令责以训练之任，旌其勤而惩其惰。 其六曰：“修京城外城者，后唐无备，契丹一举直陷洛阳，石晋无备，契丹再举直陷京师，故契丹之心至今骄慢，必谓边城坚而难攻，京师坦而无备，一朝称兵，必谋深入。若京城坚固则戒河朔重兵勿与之战，彼欲战不能战，谋深入则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将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则邀之可也。是则修京城者，非徒御寇，诚以伐深入之谋也，汉惠帝起六百里内男女城长安，二年而毕；唐明皇时城长安，九十日毕。考法于古，择利于今，京城之修盖无疑矣，然须二年成之，则民不劳苦，人不惊骇。”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余里，而范仲淹议守边策犹以修京城为言，当时若余靖辈皆力攻之以为非，其后靖康之祸，果有如仲淹所议者。矧今国家都燕，其去边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己巳之变，也先直犯京师，虽我金城汤池如天难升，然而重城之外、百万人家亦尝为之惊疑。幸此无事之时，请如汉惠帝、唐明皇故事，筑为外城，包围城外民居，万一有儆，人心有所倚赖而不至于惊溃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伪诏，诱边人实关中，其谋不细。盖汉多叛人，陷于穷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坚、刘渊、元魏故事日夜游说元昊，使其侵取汉地而以汉人守之，则富贵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独元昊志在侵汉，实汉之叛人日夜为贼之谋也。” 臣按：外国不用中国人，其为害不深，而其所以深为中国害者，用中国之人也。臣请立为条格，凡近边之人有一才一艺者皆许自陈，试之稍如所言，不必深求全备，苟有可用，皆随其才而授以官，如此，则此辈心有所系、迹有所拘而不为彼用矣。 吴育言于仁宗曰：“圣人统驭之策，羁縻弗绝而已，或有一背叛来则备御，去则勿追。今西夏止是钞掠边隅，当置而不问，若已见叛状，必须先行文告以诘其由，若是用中国叛臣，即加征讨。大凡兵家之势，征讨者贵在神速，守御者利在持重，况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伪遁，多误王师，武夫气锐，轻进贪功，或陷诱诈之机，今但明烽堠，坚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锋，而徐观其势，乃庙堂之远算也。” 臣按：大朝用兵与小国不同，吴育以徐观其势之一言，为庙堂之远算谅哉。 田况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将以燕犒士卒为先，所以然者，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固宜推尽恩义以慰其心。李牧备匈奴，市租皆入幕府为士卒费；赵充国御羌戎，亦日飨军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诲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当北寇，人各得环庆、齐棣一州征租农赋，市牛酒犒军中，不问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窥边。” 臣按：田况言古之良将以燕犒士卒为先，而引李牧、赵充国、姚全斌、董遵诲事为议，且曰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宜推恩义以慰其心，此语尤为警切。臣惟今日边城粮赏之外，为将者别无储蓄，况边塞之地多无征租，臣请自今以后，别于常储之外稍以嬴余付边将为燕犒之费，遇有警报，敕遣近臣赍宫钱赴边，市牛酒燕犒将卒，是以感人心、作士气之一事也。 苏轼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近者因病求医，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财幸。臣近患积聚，医云据病当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后，一下一衰，积衰之患，终身之忧也。臣私计之，终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终身之忧，遂用其言以善药磨治，半月而愈，初不伤气，体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僚献言欲用兵西方，皆是医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势亦未必不成，然终非臣子深忧君父，欲出万全之道也。以陛下圣明，将贤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为非万全者，俗言彭祖观井，自系大木之上以车轮覆井，而后敢观，此言鄙而切于事。陛下爱民忧国，非特如彭祖之爱身，而兵者凶器，动有危亡，其陷人可畏，有甚于井，故臣愿陛下用兵如彭祖之观井，然后为得也。” 臣按：苏轼代滕甫草此奏而引医及彭祖观井为譬，盖合古人所谓帝王之师以万全为胜之旨矣。末章又曰灭国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儿之毁齿，以渐摇撼之则齿脱而儿不知，若不以渐一拔而得齿，则毁齿可以杀儿，此譬尤善。凡除宿弊、兴善政，莫不皆然，非但用兵灭国一事也。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师，其帅斡哩雅布至京城西北，屯牟驼冈天驷监，即孳生马监之所，刍豆山积。异时郭药师来朝，得旨打球于其间，金人兵至径趣其所，药师导之也。 臣按：自古国都于其近郊必有牧马之所，其间必积刍豆以为饲秣之具，方无事时资以牧育，固为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变不可不先为之虑，金人犯汴京，奸人导之屯兵于其近郊之牟驼冈，藉其刍豆饲其马，以为久驻之计，此往事之明鉴也。矧今国都去边伊迩，己巳之变，仓卒用言者计，焚弃刍豆何啻千万，当时见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无复有以为言者。窃惟都城东北郑村坝二十四马房，其仓场所储积者如京如坻，请于无事之时即其地筑为一城以围护其积聚，及移附近仓场咸聚其中，就将腾骧等四卫官署军营设于其中，特敕武臣一员于此守镇，仍司群牧，四卫官军不妨照旧轮班内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备之一策也，伏惟圣明决其可否。 以上修攘制御之策（下） 卷一五○▲守边固圉之略（上） 《诗小雅出车》之三章曰：王（周王）命南仲（大将），往城于方（朔方）。出车彭彭，旗（交龙为旗）央央（鲜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威名光显）南仲，玁狁于襄（除也，言胜之）。 程颐曰：“城朔方而狁之难除，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也。” 臣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为边地，汉人城之以遏敌之内侵，宋始废其城而弃其地，程氏谓御敌之道，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乃帝王之要法，万世所当遵守者也。 《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坏（补其阙薄）城郭，戒门闾，修键（锁须）闭（锁筒），慎管龠（锁匙），固封疆，备边竟（境同），完要塞，谨关（境上门）梁（桥也），塞徯径。 陈澔曰：“城郭欲其厚实，故言坏；门闾备御非崇，故言戒；键闭或有破坏，故云修；管龠不可妄开，故云慎。要塞，边城要害处也。徯径，野兽往来之路也。陆氏佃曰：'坏城郭而门闾不戒无益也，修键闭而管龠不慎无益也，固封疆而边境不备无益也，完要塞、谨关梁而徯径不塞无益也。’” 臣按：《月令》于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谨盖藏，命有司循行积聚，无有不敛，而又命有司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龠者，此盖兼中外而言也，至于固封疆、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徯径则专为边境言焉。然边境之中亦有城郭，而其城郭也则有门闾焉，门闾之或启或闭则有键闭管龠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阙薄使其坚而厚，而又戒其门禁之出入，于键闭管龠也则又修而理之、慎而守之，所以防内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边境之备，则其所防者内恐盗贼之窃发、外恐敌国之侵陵，虽以无事之时亦必岁岁为先事之备，于要塞也则完之以扼其要冲，于关梁也则谨之以严其出入，然非但人马可行之地而致其备也，凡野兽往来之径，苟可容足者亦无不致其谨焉，可见古人于封疆之守、边防之备，其严且密也如此。后世为政苟且目前，而于边塞之地无事则一切置之不问，一有事焉则急遽之际，仓惶无措者多矣，甚者以槱薪之故而剪其蒙翳，以营造之故而伐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废其险隘，殊不思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无其险尚百计以营为之，况其有险而自去之以为敌除道邪？智者不为也，后之君子尚思所以为先事备而毋贻临时噬脐无及之悔。臣窃以为，今京师切近边塞，所恃以为险固者内而太行西来一带，重冈连阜，外而浑蔚等州高山峻岭，蹊径狭隘，林木茂密，以限驰突，不知何人始于何时，乃以薪炭之故，营缮之用，伐木取材，折枝为薪，烧柴为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径日通、险隘日夷设，使国家常如今日之无事固无所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风尘之警，将何以扼其来而拒其入乎？失今不为之限制，臣恐日甚一日，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臣请下工部稽考洪武、永乐年间以来，其所用材木薪炭取于何所，掌于何人，凡其可以措置之方、用度之数，与夫爱惜减省之节目，一一以闻，必须无损于边关、无亏于国用，定为经久之计，其事虽小，所系实大。考《诸司职掌》，其工部抽分条止云“抽分竹木场如遇客商兴贩竹木柴炭等项，照例抽分，若不敷，定夺奏闻，给价收买，或差人砍办”，则是祖宗之时遇有营造不敷，方行买办，然亦止言营造而不知当时大庖之爨、内臣之炊何所取材？意者洪武之初，建都江南，沿江芦苇自足以供时之用也。芦苇易生之物，刈去复生，沿江千里，取用不尽，非若木植，非历十数星霜不可以燃，取之须有尽时，生之必待积久，况今近甸别无大山茂林，不取之边关，将何所取耶？夫自立柴厂于易州以来，恒聚山东西北直隶数州民夫数千于此取柴炭以供国用，又役顺天之民以为挑柴夫，府县添设佐贰官以专管之，又特敕侍郎或尚书一员以总督之，此事非特今朝无有定制，而前代亦所未闻也。然则前代皆不举火耶？古之人必有善处之法，然而史籍不载，无从稽考，意者以此为非要之务，随时制宜，固取足用正，不必颛颛设官、拘拘督责，因吾口食之奉以夺民衣食之资也。为今之计，宜移置易州柴厂于近京之地，散遣丁夫各还原籍，量其州县大小、人民多寡，定为薪炭之数，分派输纳，内外衙门每岁定为限期，俾其依期运纳，一如户部粮草例，取纳足通关以凭稽考，又必痛为禁革，除去印烙，苟薪柴可以燃燎，即与收贮，不必问所从来、限以式样，如宋之末世所取之炭，必如核桃纹、鸬鹚色，以困吾民也，如此，非独可以为边关之固，而京畿及山东西之民亦可以少苏矣。虽然，木生山林，岁岁取之无有已时，苟生之者不继，则取之者尽矣，窃恐数十年之后，其物日少，其价日增，吾民之采办者愈不堪矣。臣又窃有一见，请于边关一带，东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边内陆，随其地之广狭险易，沿山种树，一以备柴炭之用，一以为边塞之蔽，于以限敌人之驰骑，于以为官军之伏地，每山阜之侧、平衍之地，随其地势高下曲折，种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系是民产，官府即于其近便地拨与草场及官地如数还之，其不愿得地者给以时价，除其租税，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应罚赎者，定为则例，徒三年者种树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递减，照依缮工司运水和炭事例，就俾专业种植之人当官领价，认种某树若干，长短大小皆为之度，以必成为效，有枯损者仍责其赔。其所种之木必相去丈许，列行破缝，参错蔽亏，使马足不得直驰，官军可以设伏，仍行委所在军卫有司设法看守，委官巡视，岁遣御史一员督察之，不许作践砍伐，违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后，岁一遣官采其支条以为薪炭之用，如此，则国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边徼亦因之以壮固矣。又今京城军民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除大官外，其惜薪司当给薪者不过数千人之烟爨，无京民百分一，独不可用石煤乎？傥以为便，乞下办纳、挑运州县，计其买办、雇觅工价所费几何，俾其办价送官，量给与之市石煤以爨，是亦良便。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戍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境同）。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安习）其野，三务（春、夏、秋三时之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夫正其疆场，修其土田，险其走集（边境垒壁），亲其民人，明其伍候（部伍相为候望），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不僭不贪，不懦不耆（强也），完其守备，以待不虞。” 臣按：楚人畏吴之强而城郢，郢者楚之国都也，不能远抚边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戍告之以此。夫诸侯之守固在四邻，天子之守固在四夷，然近者未备，何以服远？内者未修，何以攘外？宋范仲淹欲修京城，执政者引囊瓦城郢之事以沮之，泥古人之陈言而不知当世之事宜者也。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于西北斥逐匈奴，单于不胜秦北徙，尽收河南地，并河以东属之阴山，因河为塞，筑长城，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 臣按：长城之筑，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其为计也亦劳矣，然此岂独始皇筑也？昭王时已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矣，亦非尽秦筑也，赵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自造阳至襄平亦皆筑长城，是则秦之前固有筑者矣，岂但秦也？秦之后若魏、若北齐、若隋亦皆筑焉。盖天以山川为险隘，有所不足增而补之，亦不为过，然内政不修而区区于外侮之御，乃至于竭天下之财以兴无穷已之功，是则不知所务矣。虽然，长城之筑，虽曰劳民，然亦有为民之意存焉，设使汉之继秦，因其已成之势加以修葺，魏之继汉、晋之继魏，世世皆然，则天下后世亦将有以赖之矣，奈何后之人惩秦人起闾左之失虑、蒙恬绝地脉之祸而废其已成之功，岂不可惜哉？后世守边者，于边塞之地无山川险阻之限而能因厄狭之阙、顺形势之便，筑为边墙，以扼敌人之驰突，亦不可无也，但不可速成而广扰尔。若就用其守御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为之，其成虽迟，犹胜于不为也。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地名），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余年，威振匈奴。 水经曰：“赵武灵王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若阙焉，自阙北出黄中关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臣按：所谓高阙者，其山中断两岸若阙焉，今之边关皆是万山绵亘之间忽然中断，可以往来，故历代设为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使外之寇贼不得入而内之奸细不得出也。按史，高阙在古朔方临戎县北连山中，断两峰俱峻若城阙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黄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边关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雁门是也，前代关隘之设皆为守边，惟今日边关则咫尺神京之侧，非但守边也。盖开辟之初，天造地设此连亘之山以为内外之限，而又遣巨灵擘开两山以通出入，盖以亿万载之前豫有待乎我朝开国于亿万载之下也。自古建都于燕者，前有召公奭，后有金元，然王气之降，正有在乎今日。汉人继秦之后则以秦为鉴，唐人继隋之后则以隋为鉴，彼秦与隋岂汉唐所可匹哉，而以为鉴者，儆戒生于不足也。臣尝观元人进《金史》之表曰：“劲卒捣居庸关，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鉴也，然捣居庸而谓之拊背，出紫荆而谓之扼吭，则其立言之间，轻重缓急不问可知，盖背乃人身之所倚负，而吭则呼吸饮食所必经，死生之系也，况今六军亿兆聚于京师，北倚居庸即为重镇，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骑抵吾运道数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议者往往急居庸而后紫荆，此不知大势者之言也，伏望圣明深以前代为鉴，防患于未然，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汉书贾谊传》曰：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甲胄而睡。 文颖曰：“边方备胡寇，作高土橹，橹上作桔皋，桔皋头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 颜师古曰：“昼则燔燧，夜则举烽。”臣按：烽燧之制，自汉已有之。 晁错言于文帝曰：“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铁蒺藜），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外藩）。” 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 苏林曰：“渠，铁蒺藜也。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昂，虏人畜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诏以中尉周舍、郎中张武为将军，车千乘、骑卒十万军长安，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毋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屯三郡，上亲劳军，勒兵自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张相如、栾布为将军，击逐出塞而还。 臣按：汉文帝一闻边报，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之奋发则有矣，然非帝王御边之常道也。盖备边有其要，不在于临时而在于平日；御边有其道，不在于自用而在于用人。是以自古圣帝明王于封疆之守尤尽心焉，故于无事之时谋为措置，会计考验，凡吾土宇之内临边之地若干处，其延袤几何，某处为总会，某处为要害，某部最为强悍，沿边之城堡若干，戍卒若干，斥候若干，某处当何如而守，某部当何如而备，某人可用为将帅，某人可用为偏裨，彼侵某处当用何处兵以缓之，彼若深入当于何所而扼其归，某城与某城相接，某寨与某寨相连，里数之远近、山川之险易、人力之勇怯、储峙之多寡，具而为图，书而为策，置于座右，则人君虽居九重之上、深宫之中，不出殿门而边寨城堡、将卒戎落皆悬著于目睫之间，辗转于心胸之内。一有警报，即按图运谋，因机生智，随能命将，合众人之长、集群策之要，正不必亲驾六飞，躬临沙漠之区，自亲矢石之用，屈帝王之尊为么么之敌，胜之不足以为武，不幸而败焉，岂不长寇暴之威而贻中国之耻哉？然则寇准劝真宗幸澶渊亦非欤？曰圣人处事于其常而不于其幸，夫以汉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时名将多在，尚几危于平城，真宗视高祖如何，寇准视陈平如何，高琼视樊哙如何，必有能辨之者。 文帝后六年，匈奴入上郡、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遣将军令免屯飞狐、苏意屯句注、张武屯北地，周亚夫次细柳、刘礼次霸上，徐厉次棘门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 臣按：汉都长安，上郡、云中皆近边之地，烽火通于甘泉，盖传报耳，非敌至甘泉也。飞狐、句注之屯以备云中、北地，细柳、霸上、棘门之屯以备上郡，盖古人守边，既于临塞之地建城寨、筑亭障、屯戍卒，命将专守其地，遇敌来寇既自御之，又通报于朝廷，朝廷遣将屯其要害以备之，所以为边将之声援耳，不必亲临其地也。使敌闻之知吾有备，纵得入塞，不敢驰突，其塞垣守御一责之边将，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将不轻出也。大抵内陆之兵与戍边之卒异，内兵不经战阵，不晓地利，且多骄脆，但可以为声援耳，不若生长边陲者惯战而耐苦，不徒为国，而又亦各自为其家，一卒亡一丁补，知其必不可已，所以肯捐躯拒敌也。不然，一旦命贵将统内军以临之，兵不识将，将不知兵，情既不通，教又非素甚者，乃至未战则用边兵以供役，临战则驱边兵以当先，遇有功次又攘而有之，此戍边将士所以解体也。臣请遇有边儆，宜如汉文遣将屯军故事而责其功于边将，彼此相应以为声援，使知吾内外有备，则自然退缩矣。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 颜师古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即此障也。” 昭帝时，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 元帝时，单于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深开小道），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自中国设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也。近因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乘，登之而守也）则生慢易分争之渐。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闻匈奴民乐，无奈候望急何。与夫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谓山上树木枯僵堕落）、谿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他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颜师古曰：“隧谓深开小道而行，避敌钞寇也。” 臣按：班史《武纪》所谓城障列亭，《匈奴传》所谓建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谓营堡墩台之类也；《贾谊传》所谓斥候、烽燧，晁错所谓蔺石、渠、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谓烟火、信炮、礌石之类也。大抵斥候以远为宜，以高为贵，以简为便，盖近则缓不及事，低则候不及远，繁则人少而费多。臣请以今日边事言之，且如宣府一处，腹里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边共四百五十六所，即此一处以例其余，其城塞之设皆当要害之处，固无容议，但墩台之类则恐失之太多矣。臣愚以为设墩台以候望也，其相去之远近，当以火光可见、炮声可闻为恨，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数之孤卒，持一二日之水米，出于数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险而径迂、势高而食足，其乘障者几何，不为敌持首去如狄山也哉？臣窃以为宜遣行边大臣，会同守边将帅，躬行边地，相其事势，审其形便，于凡旧日墩台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并者并之，大抵主于简而远，声闻可相接、目力可相及处则立为一墩，及于众墩之间要害处立为一堡，使之统其附近诸墩，有事则相为接应，墩统于堡，堡统于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气脉之周流；于外墩之内，每二三十里各为总台数处，以次通报于城中，其墩之制高必极望，墩之下于三四里间四周俱筑为土墙，高四五尺、长七八尺许，横斜错乱，彼此相入，人须委曲然后可行，使敌骑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粮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测。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昼则燔燧，夜则举烽，偶遇风劲则烟斜而不能示远，值霖雨则火郁而不能大明，宜于墩台之上立为长竿，分为三等，上悬红灯，以灯数多寡为缓急众寡之候，所谓红灯者，煆羊角及鱼魫为之而染以红，遇夜则悬以示远，数百里之间举目可见矣。 以上守边固圉之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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