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五一▲守边固圉之略（下） 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出云中，西至高阙，遂至陇西，捕首虏数千，走白羊楼烦王，取河南地为朔方郡。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转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计，立朔方郡，募民徒者十万口，筑城缮寨，因河为固，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 臣按：汉立朔方郡即赫连勃勃命叱干阿利蒸土筑城之处，所谓夏州是也。后秦姚兴以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镇朔方，勃勃僭称天王，建国曰夏，命其臣叱干阿利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永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号为统万，命其秘书监胡义周作颂，曰：“营启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盖此地在汉已有城，而赫连夏乃于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胜州榆林郡，唐开元中置朔方郡大总管，兼安北都护，唐末拓拔思恭镇是州，唐赐姓李，五代李仁福、彝超继领节镇，号定难军。宋太平兴国八年，李继捧来朝，愿纳土，其弟继迁不乐内附，亡命啸聚扰边。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之以窃据，欲堕其城，吕蒙正曰：“自赫连筑城以来，颇与关右为患，若废之，万世利也。”遂诏废之，迁其民于银、绥，分官地给之，其州兵不徙，相聚置营，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继迁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寨内附，朝廷假以本道节制，始自夏州迁怀远镇改为兴州居之，即今宁夏卫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号自称夏帝，史谓其境土方一万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南威、曰会，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曰乐、曰廓、曰积石，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即今州郡考之，所谓兴即今宁夏也，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虽其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邪。自昔守边者皆袭前代之旧，汉因秦，唐因隋，其边城营堡往往皆仍故迹，惟我朝守边则无所因袭而创为之制焉。盖自唐天宝以后，河朔以北多为方镇所有，其朝廷所自御者突厥、吐蕃、南诏而已，五代以来石晋以燕云赂契丹而河西尽属拓拔氏，宋人以内陆为边境，金、元又无所谓边者。我圣祖得天下，遍于西北边城立为藩府，统重兵，据要害，然皆在近边而未尝远戍境外如汉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边防重镇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肃、曰辽东、曰大宁，永乐初革去大宁，惟存四镇，宁夏守镇肇于永乐之初，榆林控制始于正统之世，其余花马池等堡皆是边境多事之秋创置者也方今要害之处，朝廷处置固已严密，但所谓黄河套者尚若阙焉，何也？前代所以废弃之者，以其边城之防守在内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镇顾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马肥，风寒河冻，彼或长驱而入，屯结其中以为吾内陆之扰，幸其素无深谋，未用华人之计，不为据地之争，是以亟来亟往，有获即去，似若无足为意者，然谋事贵乎先，防患贵乎豫，往者彼固尝深入矣，议者虑其为吾内陆害，百计谋所以驱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无有一人议及之者，万一再来，何以处之乎？夫事之未来者虽未能逆料其有无，计之万全者不可不先为之擘画，臣愚过为之虑，今日西北诸边，祖宗以来所以备御之具固已详尽，惟此一处偶未之及，非遗之也，芽蘖未萌也，今则已暴著矣，所以先事而豫为之防者，兹其时乎。自昔中国守边者皆将卒守其内而拒戎人于外，兹地则彼反入吾之内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从入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于其所经行之路则预扼其要冲，于其所屯聚之处则先据其形胜，勿但幸其眼前之无事，而必为后日之远图，议者若谓置为城守则馈饷为难，将至于汉人之劳费，盍思赫连之建国、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从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汉人于境外轮台之地尚为之屯营，况此乃在黄河之南次边之地乎？臣请下合朝议，当此无事之秋，北敌远遁之际，遣通古今识事体大臣躬莅其地，详察可否，以闻傥以为可行，或于河之南筑城池以为之镇遏，或于河之北据要害以为之扼塞，或沿河之堧设营堡以防其径渡，事必出于万全然后行之，不然，较其利害足以相当，姑仍其旧可也。愚儒未履边地，姑以意言，可否惟上之命。 后汉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李贤曰：“飞狐道在蔚州飞狐县北，通妫州怀戎县，即古之蜚狐口也。”臣按：飞狐口在今蔚州广昌县。 北魏中书监高闾表以为：“北部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彼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深入，又彼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业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自足，是以历代能为边患，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请依秦汉故事，于六镇之北筑长城，择要害之地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置兵捍守，彼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凡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钞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切临边境，所以设险以捍蔽其国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来，逶迤而北，历居庸而东极于医巫闾，是为第一层之内藩篱也；又东起旧大宁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黄河，又为第二层之外藩篱也；其内之藩篱天造地设，重冈叠嶂，以为国家北门之屏蔽，《易》所谓地险者也；若夫外之藩篱，固有天然之地险，然其间多有间断之处，因而补其缺、塞其罅以为外寇之防，则又赖乎王公之设险焉。臣闻云代一带其设墩台以守候也，有大边有小边，大边以谨斥候，小边以严守备，今诚于大边墩台之间、空缺之处，因其崖险，随其地势，筑为城墙以相连缀，实为守边长久之计。高闾谓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十万人一月可就。臣窃以为今山后缘边之地，东起永宁之四海冶，西底保德之河堧，自东而西，计其所长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间墩台相望，远者十数里、近者数里，就其空处而加筑塞之功，延引以相连接，亦无甚劳费者。昔人谓一月可就，臣请以三年为期，遇夫边方无警之秋、米谷丰登之岁，孟夏、仲秋天气温凉之候，量拨骑兵以为防护，借十万人之工力，费十数万之赀粮，三年之中仅劳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则边城寇盗永清，国家藩篱益厚。高闾所谓五利者，彼徒托之空言，而我今日真实享其利矣。 唐高祖时，突厥岁盗边，帝会群臣问所以备边者，将作大匠于筠请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其入，中书侍郎温彦博曰：“魏为长堑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显和堑边大道，召江南船工，大发卒治战舰。 臣按：据于筠所请，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敌之入，彦博亦言魏为长堑，则是迤西黄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堑也。 始，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非厓有拂云祠，突厥每犯边必先谒祠祷解，然后料兵度而南。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驰施，张仁愿请乘虚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其南寇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城，今筑城彼腹中，终为所有。仁愿固请，中宗从之，表留岁满兵以助功，咸阳兵五百人逃归，仁愿擒之，尽斩城下，军中股栗，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其北皆大碛也，斥地三百里而远，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朔方益无寇，岁损费亿计，减镇兵数万。 王禹偁曰：“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今固未能专委一人，则请于沿边要害之地为三城以备之，若有唐受降城之类，如国家有兵三十万人，使互相救援，责其成功。” 臣按：朔方军即今河套地也，唐初与突厥以河为界，则是固常守河矣，而张仁愿所筑三受降城皆在黄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谓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灵武，意今宁夏之地；东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绥云之间。今其故址无复可考，说者多谓东胜州即古东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断头山，地最肥腴且宜焉，疑即史所谓牛头朝那也。国朝设东胜卫于此，其后移于内陆，宣德、正统间往往有建议者欲复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据险阻，然守险也不守其险而守于险之外，若即险而守则敌与我共其险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御突厥也，始以河为界，其后张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盖择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胁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后朔方益无寇，岁省费亿计，减镇兵数万，此其明验也。今日边城营堡措置已定，固无可更革之理，然事有暂劳而久安、费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惮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渐、处之有其道焉耳。臣故微举其端而不敢尽其说，以候后之经国远图者云。 五代晋高祖割幽（今顺天地）、蓟（今蓟州）、瀛（今河间地）、莫（今任丘地）、涿（今涿州）、檀（今密云县）、顺（今顺义县）、新（今保安州）、妫（今隆庆州）、儒（今永宁县）、武（在今朔州西境）、云（今大同地）、应（今应州）、寰（今马邑县）、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与契丹。 胡三省曰：“石晋以十六州与契丹，人以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予谓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若燕、顺、蓟等州则失地险矣。然卢龙之险在营（今昌黎等县地）、平（今永平地）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来直抵朔易，其失险也久矣。其后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后，及卢龙兵合五万人，使赵延寿将之，经界中国。所谓山后即云、应诸州，而卢龙即幽州军号也。此乃天福初割与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国之将，将中国之兵，以攻中国，籍寇兵而赍盗粮，自此中国胥为患矣。” 臣按：石晋所赂契丹十六州地，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山前，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九州在山后，合前此契丹所自取营、平二州通计之，盖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国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并其关隘而失之，晋人自捐其险隘与人，既无以自守其国，宋人承其后而不能复中国之旧，遂以白沟河为界，故二国所受祸略同。夫自晋天福元年以其地赂契丹，首尾四百五十余年，我太祖始援之于泥涂之中，又于此建都，则隮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险，重城万雉，屯百万貔貅于此镇压之，是诚万万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后皆吾中国之地，山前七州今为畿甸之地，太行西来，连冈垒嶂，环而绕之，东极于医巫闾之境以为内之藩篱，山后诸州自永宁四海冶以西，历云、代之境，重关列戍以为外之藩篱，苟委任得人、守御有法，可保其无外患也。惟昌平以东遵化、永平一带，往者有大宁都司兴营义会等卫在山之后以为外障，其后移入内陆，以此之故，京师东北藩篱单薄之甚，异时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能谋画于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备之，则所患者消泯于无迹矣。请下大臣议，居庸以东历黄花镇、古北口，直抵山海关山之后，皆荒漠无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边镇两层可以防备，若何可以善其后而使之永无外患，必有奇谋宏略出于其间，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见，请将洪武中大宁都司后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蓟州以为重镇，凡旧所属卫所移于沿山要害，相为声势，仍于山之后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势、因其形便筑为墩台，就其空缺之地接连以为边墙，就于其间择一要地设为关镇，屯军守备，以为乌梁海入贡之道，一以卫都城，一以护陵寝，此诚千万年之远谋也。不然，国家养锐储材，俟吾力有余而其机可乘，仍复洪武中山后帅阃之旧，俾与宣府、大同列为三镇，直达辽东之境，则是国家之险要既失，复得藩篱厚而无可乘之隙，根本固而无意外之患矣。伏惟圣明，当此太平无事之时，思患豫防，有以为国家万年无穷之虑，勿以为书生过虑而忽之。 宋仁宗时，范仲淹攻守二议，其议攻曰：“窃见延州之西、庆州之东，有贼界百余里侵入汉地，可攻之地其在外。此军行入界当先布号令，生降者赏，杀降者斩，得精强者赏，害老幼妇人者斩，拒者并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质也，居者勿迁，俾安土也，乃大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牢，当留土兵以守之，方诸旧寨必倍其数，使使臣以安抚之，必严其戒曰贼大至则明斥候，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外，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如此，则分彼贼势，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员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策应者居其次，使臣中可当一队者参以前，队有心力干事者营立城寨。臣观后汉段纪明以骑三千、步万人、车三千两、钱五十四亿，三冬三夏，大破诸羌。如此，取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 其议守曰：“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远恃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可，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鞋、馈输满道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也。臣谓塞垣镇守当务经远，臣观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令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不甚劳大功克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食，廪皆满。唐置屯由天宝八年，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实役其人民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议，终之曰：“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可谓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备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计须用土兵，各谙山川习战斗，比之东兵战守功倍，然缘边次边土兵数少，分守不足，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里土兵愿改隶边寨者，即迁其家团集之，何则？关内诸州土兵多在边上，或得代归营，数月之间复出远戍，岂徒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思，征夫不保其家，嫠妇颇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则怨起，如得并迁其家于缘边住营，更免出军，父母妻子乐于团聚，战则相救，守则相安。又缘边无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险要，每一两指挥共修一堡，以全其家，与城寨相应，彼或小至则使弓箭手与诸寨土兵共力捍御，彼或大举则二旬之前必闻举集，我之次边军马尽可勾呼驻于坚城，以待敌之进退。缘边山阪重复，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胜，使我师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虑掠，过越险阻更无顾虑。我若持重不战，则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草无所给、牛羊无所获，不数日人马困毙，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险，又未能决胜，必不得已而散兵虏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锐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轻而寡弱，可击可逐，使散无所掠，聚不得战，欲长驱深入我则使诸将出奇以蹑其后，欲全师以归我则使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 其攻策曰：“臣常计陕西四路之兵数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岁点兵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举动，岁岁设备常如寇至，不知贼人之谋果犯何路。贼界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动号十余万，以我分散之兵拒彼专一之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且彼为客当劳而反逸，我为主当逸而反劳。我若复用此计，彼劳我逸则取胜必矣。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万、骑兵三千以为三军，以新定陈法训练岁余，候其精勇，然后观贼之隙，使三军互掠于横山，降者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击，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军先出，贼必大举来应，我则退守边寨，或据险要，不与大战，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势将溃归，则我环庆之师复出焉，彼若再图点集来拒王师，则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彼则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则我兵势自振，三五年间，山界可以尽取，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议攻守之策虽以防当时之西夏，然以通论后世之边事，势不同而理同，择而行之，举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张亢上仁宗论边机军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总管许怀德兼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复兼鄜延，其泾原、秦凤总管等亦兼邻路，虽令互相策应，然环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驿，泾原至秦州又远于此，若一处有事，自此发兵赴援而山谷险恶、人马已困，欲责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兵势贵乎相接，苟相去悬绝，则首尾不能相应，必致缓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朝廷尽力供亿而边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万人，亦未见成功之效。且兵无节制，一弊也；无奇正，二弊也；无应援，三弊也；主将不一，四弊也；兵分势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驱市人而战，虽有百万，亦无益于事。” 臣按：张亢所言五弊，非但当时有之而今世亦然。 欧阳修上英宗曰：“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者二十有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以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将军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欲合而出则惧后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余则数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诚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如此，则动而有成功也。” 臣按：今日备边之地，东起辽东、西极陇蜀，非但若宋人之边地起麟府尽秦陇而已，洪武、永乐之盛，所守不过数处，然皆据其总会、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彼之来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胜也。正统以后，分为堡寨日多，军卒之数不减前日而堡寨之设日益加多，诚有如欧阳修所谓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而为多者也。今兵无可添而堡寨不可减，乞敕知边事大臣躬临边境，审视寨堡之设，若非要害或虽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处，革其稍缓者而并归于最要害之地，如此，则城堡不虚设而将卒皆有用矣。 以上守边固圉之略（下） 卷一五二▲列屯遣戍之製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程頤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複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仲同）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熊禾曰：“北部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 臣按：程頤前所言者，萬世為民用兵之大義；後所言者，萬世遣戍留屯之常製。 秦始皇既並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裏門之左一切發之。 晁錯曰：“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細也）毛，其性能（耐同）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疲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嚐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嚐有市籍者，後又閭取其左發之，不願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謂敗退）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物以富家室，則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複（複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得之之弊也。” 易祓曰：“始皇既並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隱宮刑徒者，次以嚐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嚐有市籍者，先發裏門之左名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複調材士五萬以衛鹹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 臣按：三代之遣戍役，不得已而遣之，反覆開諭，既憫其私情，複陳之以公義，蓋以仁義而行之也。秦人則不然，以威劫而行之而已，則行者豈能得其心而使之效其力哉？錯謂“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物以富其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則以功利言，不如三代之使民專以道義為說也。雖然，人心不古，好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亦不得不然。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複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馬端臨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不行者以錢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不行者以錢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並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才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吾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複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臣按：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臣愚以為，此法今亦可行內地，衛所官軍戍邊者每歲分兩班赴邊屯戍，行程往來，頗為勞苦，且內地人多怯弱不耐寒苦，而其衛所輪差之際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戍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聽官為驗其身力年齒相當，一體給與，合得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雁門。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陵。臣按：此漢初遣軍戍邊散見於史者。 文帝時，晁錯言於文帝曰：“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古畝字）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才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複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先為屋室，具田器，予冬夏衣、廩食，其亡妻者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裏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臣按：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四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及蕃族，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然其民既已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陳，有事之時暫用之可也，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臣請下山西、陝西二布政司，凡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糧十二石，就以為月糧，官不複支給，其本戶糧原數不及者以同裏人戶糧足其數，其近邊去處在千裏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糧之外別免本戶敷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糗襜隨軍征調，死不勾丁，有願替者聽似亦良便。 錯又言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丁，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使五家為伍而至於十連一邑，生死相恤，室屋完安，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收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同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之則終身創矣（創艾也）。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後未易服也。” 臣按：晁錯之策，欲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又欲置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不須召募，舊有衛所營堡之製，不須置縣，但其所謂五家為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為伍而以五人為伍，使其自相聯屬，或其戚屬或其交契，從其所好，官府因而什伍之，方其係籍食糧各仍其舊，惟於操練征調之際則用伍法焉。每伍同一字號，以一人為首，呼兵首，則五人必與偕，所聚集之處如錯所謂居則習為射法，出則教於應敵，起止相隨而暫離者有禁，器用相共而自私者有罪，中有嫌隙者許其明白告官而離合之，匿怨而貌從者同伍知而不告罪同，伍中不許飲博，惟合伍校射方許飲酒。遇有寇至，少至則因其人之多寡而遣吾卒以應之，彼以十人來吾以十人應之，彼以百人來吾以百人應之，吾之所謂十與百蓋以伍為卒，十人為五十人、百人乃五百人也，寇非大至，不以大眾。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臣按：武帝發天下七科謫，一曰吏有罪，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即此科也；二曰亡命、三曰贅婿、四曰賈人，即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嚐逋亡人、贅婿、賈人擊南越也；五曰故有市籍與夫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是三者皆賈人之類也。武帝此七科，先儒謂其因秦人之舊。蓋兵出於農固有定籍，故於定籍之外立此七科，吏有罪者席其故官，亡命者去其鄉土，贅婿者托於婦家，賈人以下皆身不在農畝，是七者皆非調發所及，故謫之，此雖非先王令典，然亦可以製伏奸人，使皆為國禦寇，而亦寬農實邊之一助也。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係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詣邊者妻子自隨。 臣按：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但有罪係獄者人非一等，有農民有遊民，與夫工商吏卒，不一類焉。彼夫農工商賈，平日習勞苦事、役作之人，用以戍邊無不可者，若夫名為士流係宦籍者，率多選軟脆弱之人，平日呻吟占畢，不經勞役，一旦使之被堅執銳以從事隊伍之間，以禦強虜，用此之儆眾庶，固為可矣，其如誤國計何？況邊塞之地，饋餉為難，內地米一斛至邊計其費不止三斛也，乃歲苦內地良民，運三十斛米以養一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必欲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無別策而乃必用此乎？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係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 臣按：漢人守邊多是募兵，其所置兵營皆是蠻夷有變而後增之也。今日邊城之守、士卒之屯，皆是聖祖開國之初舊製，然歲久弊生，不無消乏軍伍，或不能如往時之盛，欲行漢人召募之法，然承平日久，民戀鄉土，必欲行國初簽補之例，然版籍已定，民或起怨。臣於“製國用”下嚐建因荒收兵之策，此策似亦可行，儻不棄芻蕘之言，斟酌行之，是亦足兵之一助也。 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籍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複鎮衛之職矣。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又籍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鬥，知敵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複屢經戰陳，目熟心定。若夫京畿之兵驕奢脆懦，目所未嚐見，身所未嚐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勳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身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鬥者為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寇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虜獲，攘其首級以為己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為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為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敵少入寇則各邊自為守戰，敵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敵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敵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為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誌效死矣。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製，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臣按：唐初大總管，其後節度使，即今總兵官之職名。 德宗時，陸贄上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複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製，謀有奇詭而不徇眾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製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誌、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眾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疆，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征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欲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裏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鬥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睹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舍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鹹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幸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誌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眾，臨難則捐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複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善之可遵者也。” 臣按：陸贄此奏曲盡古今屯戍防邊之利害，所謂屯戍之兵，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蓋處製天下之事，合於人情、宜於土俗，然後可以經久而不廢，事莫不然，不但屯戍一事也。其間所論人情苦樂之實、邊塞窮苦之狀，與夫分蕃更戍之無益，緣事謫戍之非宜，皆洞燭事情，切中時弊。人主宜寫一通於座右，朝夕目焉，則邊塞之苦如在目前，事機之宜如指諸掌，於是揆之人情，驗之時事，因其利而見於施行，究其害而痛加禁革，則邊防無事而中國？安矣。 贄又言：“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誌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誌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才、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核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製，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逾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製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不慍，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臣按：陸贄之言雖是當時之弊，然今世兵在外則苦、在內則樂，在內則逸、在外則勞，朝廷所以廩賜之者，在外則薄、在內則厚，無以異於唐之季也。明主鑒贄斯言，痛革其弊，使之內外均齊，憫其苦而知其勞，時加優恤，比諸內地樂而逸者有加而無不及，如此，則士卒感恩思報，人心歸而氣勢壯、軍威振矣。 宋製，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采拔精銳以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難於爨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屨，凡出外卒有口糧。 臣按：宋朝之所以優待邊戍之軍者如此其至，其出戍代還皆得引見，而所以賞給之者比諸內地之軍為加優，蓋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深知軍中利病而知邊戍之兵尤為勞苦，故優待之也如此。或者謂宋時賞給諸軍如此，國力焉得不屈？臣竊以為國家禍亂多起於寇盜，所以遏絕之者將卒也，國家誠省嬖幸之賞賜、異端之崇奉以為軍國之用，綽乎有餘裕矣。 宋製，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為都軍主，百帳以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臣按：凡今天下邊防皆有夷人種類部落，馭之得其道，皆得其用，或以為捍蔽，或以為爪牙，或以為鄉道，或以為間諜，顧用之何如耳。楊（缺）謂：“禦得其道，狙詐皆作使，但不可偏徇專任而已。” 以上列屯遣戍之製 卷一五三▲四方夷落之情（上） 《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王知禹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非特图也，又掌其地焉，东方曰夷其种有四，南方曰蛮其种有八，东南曰闽其种有七，西北曰貉其种有九，西方曰戎其种有五，北方曰狄其种有六，自邦国、都鄙至于夷、蛮、闽、貉、戎、狄，虽有内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视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财用之所出、九谷之所生、六畜之所产，其数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不可不知也。” 臣按：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其所以生者以人为贵，而人之中有居中者焉、有处外者焉。中者混而同，其性禀习俗虽有少异而其大略则同也；外者环而绕之，有接续之际而无混同之势，故其性禀习俗也，始而近也则大同而小异，终而远也乃至于背戾而悬绝焉。惟其势异而情殊，故帝王所以治之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随机而应变，因事而制宜，要在使之各止其所而已。彼既止其所而不为疆场之害，则吾之内陆华民得其安矣。 《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郑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气使之然也。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不火食，地气暖不为病也。不粒食，地气寒少五谷也。” 吴澂曰：“皆有性谓其生禀各不同，不可推移谓其生禀一定而不可易。'东方曰夷’以下言四夷异俗。文身与雕题同，衣皮与衣羽毛同，此亦言其俗之大略而已。” 《通典》曰：缅惟古之中华，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训诰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 臣按：自古驭四夷之要法，不出乎来则御之、去则备之二言而已。（以上总论四夷）《舜典》：窜三苗于三危。 朱熹曰：“三苗，国名，在江南荆扬之间，恃险为乱者也。窜则驱逐禁锢之。”分北三苗。 朱熹曰：“北犹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窜徙之，使分背而去也。” 《益稷》：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蔡沈曰：“内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顽慢不率，不肯就工，帝当忧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内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顽而弗率者则皋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或者乃谓苗之凶顽，六师征之犹且逆命，岂皋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圣人兵刑之叙与帝舜治苗之本末也。盖威以象刑而苗犹不服，然后命禹征之，征之不服而又增修德教，及其来格然后分背之也。” 《禹贡》：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蔡沈曰：“三危即舜窜三苗之地。” 吕祖谦曰：“三苗有罪自当窜逐，发政施仁自当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叙，后世以为投之四裔若弃之者，非圣人之心也。” 臣按：夷者外蕃之总名，而经史所谓蛮则多指南方之夷也，夷之见于经者始于三苗，所谓苗民者《舜典》《禹谟》《益稷》《禹贡》《吕刑》皆具焉。帝舜授禅之初，既首窜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时，其窜者既丕叙，其留者犹不即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犹逆命，及禹班师而后来格，于是考其善恶而分背之焉。盖有虞之世，西北之戎狄未炽，所虑者南方之蛮耳，故舜命皋陶为士，首举“蛮夷猾夏”为言。所谓蛮者盖三苗也，其始也即其极恶者而窜徙之，既窜之后而又于所留者分背其中之善与恶者焉，善者则奖之而加以恩，恶者则惩之而施以威，加以恩则彼知所慕而兴于为善，施以威则彼知所畏而不敢为恶，是则圣人之微权也。今自巴蜀以东，历湖南北、桂岭、云贵数千里溪峒山箐之中，有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之类凡十数种，皆所谓蛮也，其间最轻捷者曰猫，说者谓此即三苗之后也。然今之猫依山以居，性习不常，无有伦纪礼义，观禹誓辞数苗之罪，谓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则是时之苗盖有国都、官属，但其用舍颠倒耳，非若今世之猫若猿猱然，无定居、无常业，不相统属也。国初于湖北、川东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顺、曰保靖、曰贵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抚司、安抚司及招讨司、长官司之设，外此所谓军民府及军民指挥使司者，又兼设土官以辖其夷人，随其地而设其官，因其俗而为之治，善者授以职，恶者分其势，是盖得有虞分背之义、《禹贡》丕叙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尺，是谓賨布。臣按：汉武陵郡即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是也。 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击南越，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 臣按：秦并百粤，岭南有三郡，桂林今广西地，南海今广东地，象郡今安南地也。盖越之地在古种类实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瓯越、曰闽越、曰东越、曰于越，，其地非一处，其人非一种。然自秦汉以来，所谓于越、东越、瓯闽之类皆已久入中国，与齐、鲁、宋、卫无异，惟所谓南越者，其地西连湖湘，直抵滇贵，牂牁、越巂之境，山深而地险，犹有不尽归王化者时时为郡邑居民害。盖今日湖南北、广东西其郡邑皆错列山岭之间，与蛮夷杂居，但有险易之异耳，时或窃发，难于备御，非若西北边塞之有限隔也。 汉武帝时，欲伐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言：“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噆也，音壑）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兵粮乏绝，民苦兵事，盗贼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耸，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臣闻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犹言雁行，谓在前），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 臣按：闽越今福建地，其入职方已久，非复汉时旧矣，然刘安所言南方湿毒，兵入其地，不待兵刃先自病死，与夫兵至则潜藏，兵退则复聚，持久则士卒疲倦，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广右、云贵，其山箐之瘴疠，猫獠之情状，省民之受害，实与汉时无异也。明主在上，以天地为量，以宇宙为境，遇有远夷梗化，则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镇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以一使之任代十万之师，毋使中国之民罹蝮蛇猛兽之毒，染呕泄霍乱之病，亲老涕泣，孤子啼号，迎尸千里之外，弃骨无人之境，如安所虑者，非独远夷之幸，实中国之幸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至是诸县叛，连年不定，上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圣之盛，禹入圣域而不优，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殷周之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人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赋役烦重，寇贼并起，是皆廓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困，流离道路，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正，此社稷之忧也。骆越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饥馑、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事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无功乎？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大臣，丞相于定国以为：“前击珠厓兴兵连年，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诏珠厓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苏轼曰：“扬雄有言，珠厓之弃，捐之力也，否则鳞介易我冠裳，此言施于当时可也，自汉末至五代，中国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盖班班矣，其可复言弃乎？” 臣按：捐之谓非冠裳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勿以为。臣窃以为，凡今日境土非祖宗所有者，则可用捐之之策，若夫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图者，其可以与人乎？况本中国膏腴之地、要害之塞，昔人所谓一寸山河一寸金者哉，非至于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决在此，不可轻言弃也。 顺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服，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其费。” 臣按：帝王之驭外蕃，一惟以义胜之而不校其利，旧有者不取，则彼敢于恣肆；旧无者取之，则彼必至于怨望。吾惟循其旧而已，旧例之外毫末不加焉，然又必因其灾患匮乏而又时有所纵舍焉，不责其备，不逆其诈。 永和中，侍御史贾昌与州郡讨区怜等，岁余不克，帝召百官问以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万人赴之，李固驳曰：“荆扬盗贼盘结不散，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兖、豫之人远赴万里，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有四五，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军行日三十里，而兖豫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人廪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设军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兵犹尚不堪，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决，张乔前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从固议，即拜良为九真太守、乔为交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自行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岭外复平。 臣按：李固此议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后世读史者至此，灼然如亲在行间目击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谓发将无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后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随即罢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后来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虽暂服而复叛也。请以今广西左右两江言之，两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辖狼兵无虑十数万，今设为府者四、为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为之，而佐贰幕职参用流官，故今百余年间未闻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为州县害者，皆是不属土官管束之人，错杂州县间者，其间虽或亦有有司带管及设土官巡检者，然流官无权，彼知其不久而轻玩之，而所谓土巡检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钤制。臣愚以为，今日制驭驯服之策，莫急于立土官，请用左右两江之例而微寓夫设立军卫之意，盖左右两江府州之设，专以其地属之一姓，臣所谓微寓设立军卫之意者，众建官而分其权也。凡今猺獞与编民杂居州县之间，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今宜特敕内外大臣躬临其地，召集其酋豪，谕以朝廷恩威，将授以官，如左右两江土官例，俾其子孙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种类五百名以上内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职，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数，亦如卫所之制，既授其投词，不须勘实，官给以冠服，遣部属以驺从鼓乐送归所居，徐俾其择地立为治所，合众力成之，既成具奏请印，俾推其中一人为众所信服者掌印，则彼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类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国威并力除之不难矣，积久成俗，彼皆慕华风、习礼教而知杀掠之为非。况众设其官，势分力敌，自足相制，不能为乱，而其中不能无自相争讼者，须至申上司奏朝廷，则国家之势益尊，不劳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虑为后日患者，地界不明，异时不能无争耳，宜乘其初即遣官会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涧或以山阜，就于界上立石为识，大书深刻于上，曰某至某为有司界、至某为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无征者与民易之，随其广狭，不复丈量，其土酋所领地就俾其认纳税粮，定为额数，日后不得有所加增，如此处置，庶几其永无患乎。 唐贞元中，广西黄洞首领黄少卿者攻邕管及陷钦、横、贵等州，屡服屡叛。长庆初，经略使严公素复请讨之，兵部侍郎韩愈建言：“黄贼并是夷獠，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寻常亦各营生，急则屯聚相保，比缘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欺虏缚以致怨恨，蛮夷之性易动难安，遂致攻劫州县，侵暴平人，或复私仇，或贪小利，或聚或散，终亦不能为事。近者征讨本起于裴行立、杨旻，此两人者本无远虑深谋，意在邀功求赏，亦缘见贼未屯聚之时，将谓单约立可摧破，争献谋计，惟恐后时，朝廷信之，遂允其请。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一二万人，傥皆非虚，贼之所处又更荒僻，假如尽杀其人、尽得其地，在于国计不为有益，容贷羁縻，比之禽兽，来则捍御，去则不追，亦未亏损朝廷事势，请为选有材用威信、谙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处理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 臣按：韩愈所言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一二万人，傥皆非虚，贼已寻尽，此言非独当时之弊也，古今人情不大相远，举古可以知今，惟圣明留意，遇有远方捷报，以此言验之，洞见其真伪矣。至其请为选有材用威信、谙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处理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此语诚古今处治南蛮之良策。大抵蛮性阴柔，倚山为势，军来则入山远避，军去则外出虏掠，如蝇蚋然，挥扇则飞散，收扇则复集，剿灭之甚难，且其地多瘴疠，中原之人惮入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气候不齐，蒸湿特甚，往往不战而死，既不可速战，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蛮者也。虽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逆闭其涂，绝其根则其患自息矣。且今所谓猺獞者，非有强宗豪族，亦无深谋远虑，非欲争城邑，非欲收人心，不过欲虏掠财物而已，其所处深山大箐之中，不为宫室之奉，不为妻妾之用，不为子孙之计，所得之财将何所用，而用之将何所贸易哉？使吾内陆之人不与之交通，则彼所得财无所用，而欲用之亦无所于售。为今之计，宜敕镇守都宪督责藩臬、帅阃及守令、将领，严束所部军民，不许与贼交通，凡军民人等有入山峒生理者，许其赴官告知，赍载某物赴某山峒货卖，官司给与印帖为照，无帖者不许，责令供结不敢将带违禁器物，惟许取其生口、米谷、土物，不许受其银两及其地所不产之物，违者枷号示众，没入其财物，亲属，邻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给以其财物三之一，如此，则彼得物无所售，而不劫质以求财而杀人以立威矣。又闻近年以来，其间城邑暮夜多有为贼所窃入者，非杀死官员掠去印信，辄避罪不以闻，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无备也，宜令守镇、都宪、总兵等官规画城池守备之法，行下军卫有司，俾其遵守则永无失矣。盖尝推求其所以窃入之故，多因军卫有司互相推调，夜间失于觉察，城邑往往至于失陷，盖非内无粮饷、外无救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后凡有城池去处，责令军卫有司正佐官僚写立领状，责其与城相为存亡，有失陷者决不轻恕，则彼知罪责深重，不敢轻忽，则贼不能盗入矣。所谓规画守备之法者，每城必为内垣，荐棘树栅总为一门，昏夜既上城守，即不容复下，必至黎明然后开门，彼知无可生路，则寝不安席矣，又预蓄乳犬驯伏之，每五垛间用木为匮，悬一吠犬，微有风声，犬先知儆，彼不能架梯登垣，而盗入之计无所施矣。 《宋史》：古者帝王之勤远略，耀兵四裔，不过欲安内而捍外，非以求逞也。西南诸蛮夷，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巫、黔中，四面皆王土，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众而得梗化之民，诚何益哉？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遇之，斯计之得也。然无经久之策以控驭之，狌鼯之性便于跳梁，或以仇隙相寻，或以饥馑所逼，长啸而起，出则冲突州县，入则负固山林，致烦兴师讨捕，虽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 臣按：唐虞之世，东、西、北三边之夷皆不经见，而首见于经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面临边，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徼之地则夷人错居王土之中，与居民相杂，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三边之寇，其来有时，其侵有处，其行有程，先时可以为备，临时不至于苍茫失措。 仁宗时，狄青请击侬智高，愿得西边蕃落兵自从，或谓南方非骑兵所宜，枢密使高若讷言：“蕃部善射，耐艰苦，上下山如平地，当瘴未发时疾驱破之，必胜之道也。”青卒用骑兵破贼。 臣按：蕃落之兵以骑射名天下，南夷闻之自然胆落，然臣以为用之于有事之时，不若无事之时遇有羌胡内附者，即优加养给安置此方，不徒今日徼南赖其用，亦可以销异时内陆之祸。 宋初言于仁宗曰：“岭南外区瘴疠薰蒸，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在，多发兵则粮乏，少则事不集，急责功则蛮遁逃不肯出，缓则复来扰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闻发北兵逾万人戍岭外，下湿上蒸，病死必多，料群蛮势不久屯，击之必散，臣谓不如选一二健将，岁才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处，得善吏十数人分置诸州，募土人为乡军，复其租调，视州大小、户多少为之数，统以部伍，教以进退，皆以彼所长技与相追逐，率百人给北兵三十以劲弩利兵佐之，冬春则使深入扰其居，夏秋则使谨守防其略，彼虽能诱纳中国亡命，要之食尽必出虏掠，若其来也，大大斩获则终身创矣，威已立后可议招来，与之盟则固，许之臣则久，远期五年、近止一年，南方无事矣。” 臣按：说者谓征蛮无全胜之策，盖以其地炎燠卑湿，瘴疠特甚，中原士卒不服水土，不待戈矛之及、矢石之交，自相疾疫而死，虽有百万之兵，亦无所施故也。臣窃以为，瘴疠之灾特以加诸贫弱及不善调摄者尔，若夫为将帅居显要者则罕焉，请命彼处守土重臣，多方询察久谪彼地之人寿而健者，问其所以起居调摄之方，详稽备述，刻梓以颁示士卒，每队伍中选一人专司其事，有不遵条示而自恣不检者必加以罪，其所当备药饵、器具令有司给之。 张栻知静江府，奏：“本部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幅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罗甸，自此而西南有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然邕之戍兵不满千人，所恃以为篱落者惟左右两江溪峒共八千余处、民兵不下十万，首领世袭，人自为战，如古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余三百里，远者近千里，所恃以维持抚治之者，惟提举盗贼都巡检四人，各以戍兵百余为溪峒纲领，其职任可谓不轻矣，可不遴选其人，谨护其土，以为远方久远之计哉。” 臣按：唐分岭南地为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属岭南西道，在于本朝，割容迤西之地属广东而广西实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即今南宁府，其地控制左右两江，实为安南咽喉之地，国初因前代之旧，设太平、田州、思明、镇安四府，龙州等七州，正统初，又升思恩州为府，用其土人为守长，佐贰幕职则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属州仍其旧俗，凡此羁縻州郡面内岁久，首领世袭，人自为战，如古诸侯民兵之制，遇有征发亦赖其用，但今控制之戍仅有南宁驯象二卫、太平一所，似乎单弱，请如张栻所言，及今无事时，于此地屯兵以为重镇，遴选守将，谨护其土，以为久远之计，用以销变于未然。 安南，古交也。秦并天下，于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赵佗击并之，汉置九郡，九真、日南、象三郡是为交地，后女子征侧反，遣马援平之，立铜柱为汉界。唐始分岭南为东、西二道，置节度，立五管官南隶焉。五代刘隐并其地以为交阯节度使，其后管内大乱，有丁部领者定之，其子琏内附，宋封为交阯郡王（交人封王自此始）。传子璇，为黎桓所夺，淳化四年封桓为王，桓卒，子龙钺立，其弟龙廷杀钺而代之，龙廷欲修贡，安抚使邵晔以闻，真宗曰：“遐荒异俗，不晓事体，何可怪也。”仍封为王，赐名至忠，为其下李公蕴所夺，即封公蕴为王。李氏传八世，至昊旵，闽人陈日煚为其婿，遂有其国。 臣按：交阯本秦汉以来中国郡县之地，五代时为刘隐所并，至宋初始封为郡王，然犹授中国官爵勋阶，如所谓特进、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观察等使，及赐号推诚、顺化功臣，皆如内陆之臣，未始以国称也。其后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犹称安南道，孝宗时始封以王称国，而天下因以高丽、真腊视之，不复知其为中国之郡县矣。李氏传八世，陈氏传十二世，至日焜为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窜姓名为胡一元，子苍易名篸，诈称陈氏绝嗣，奆为甥，求权署国事，我太宗皇帝从其请。逾年，陈氏孙名添平者始遁至京，诉其实，季犛乃表请迎添平还以国，朝廷不逆其诈，遣使送添平归，抵其境，季犛伏兵杀之，并及使者。事闻，太宗遍告于天地神祇，声罪致讨，遣征夷将军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将张辅总其兵，生擒季犛及其子苍澄，献俘京师，诏求陈氏遗裔立之，国人咸称季犛杀之尽，无可继承者，佥请复古郡县，遂如今制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县卫所诸司，一如内陆。其后有黎利者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请立陈氏后，宣宗皇帝谓此皇祖意也，遂听之，即弃其地，俾复为国。呜呼，自秦并百郡，交阯之地已与南海、桂林同入中国，汉武立岭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阯与焉，在唐中叶，江南之人仕中国显者犹少，而爱州人姜公辅已仕中朝为学士宰相，与中州之士相颉顽矣，奈何世历五代，为土豪所据，宋兴不能讨之，遂使兹地沦为侏离蓝缕之俗三百余年，而不得与南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衣冠礼乐以为声明文物之乡，一何不幸哉！其间宋人虽一逐其王，元人虽再入其国都，而终不能有。我太祖皇帝开国之初，陈氏首先纳款，太祖著之《祖训》，不许后人伐其国。陈氏为贼犛所戕，太宗皇帝体高皇之意，不绝陈氏之嗣，遣使送还其国，贼犛乃杀之，并及使者，不得已兴师平之，求陈氏后不可得，乃用汉、唐故事，复立郡县。而守臣不谨，遂至夷獠复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陈氏后为词，宣宗皇帝体文皇之心，俾复继陈氏之绝，不逆黎利之诈，遂为所蔽，群臣屡请兴兵讨之，章皇帝念圣祖之垂训，因置不问，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汉以来之遗民，既得见天日而又沦于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窃惟今日疆域远过有宋，并于唐而不及汉者，以失岭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训而不愆不忘，此继述之大孝、守成之大体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安南疆域在秦汉为三郡地，今其地东起广东之钦州，迤西历广西之左江，至云南之临安、元江为界，钦以东海道与之对境，钦之西乃南宁府界，南宁之东南，思明府所属上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诸州，太平府所属龙英、太平、安平、上下冻诸州皆与之接境，而龙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凭祥县则其要害也。镇安府所属有归顺及下雷峒，亦与接境，二峒迤西则云南界矣。临安之阿迷州、左能寨等九长官司皆其近界，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县则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广西则由太平府历龙州及凭祥县抵其谅山府，至其所称东都者可七日程；在广东则自钦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处至其东都可五日程；在云南则由临安府经蒙自县河底之莲花滩至其东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国与交南边境之大略也。以上言南夷）。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上） 卷一五四▲四方夷落之情（中）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薰鬻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羸（与骡同）、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騊駼（生北海）、驒奚（駏驉也）。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铁杷小矛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臣按：汉史谓匈奴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自秦汉以至于唐宋皆然，蒙古始令西番僧帕克斯巴造为字书，今所谓蒙古字是也。 周武王世以时入贡，名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至于幽王用周姬褒氏之故，与申侯有隙，申侯怒而与畎戎共杀幽王于丽（与骊同）山之下，遂取周之地虏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 匈奴之先自淳维，在殷时奔北方，至周末七国时而与燕、赵、秦三国为边邻。秦灭六国，始皇遣蒙恬北击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阴山为塞，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匈奴单于曰头曼，不胜秦北徙，至秦乱，稍度河与中国界于故塞。后为其子冒顿射杀之而自立为单于，遂东袭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侵燕、代，悉复秦所夺匈奴地，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其世传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其姓世官号可得而记，曰单于，姓孪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今犹谓为腾乞里，即撑犁也），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 臣按：此北狄之在前汉者。 汉高祖七年，帝自将讨韩王信，信亡走，帝闻冒顿居代谷，欲击之，使人觇匈奴，冒顿匿其壮士、肥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高帝复使刘敬往使匈奴，敬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矜夸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业行，高帝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高帝至平城，兵未尽到，冒顿纵精骑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高帝用陈平秘计，使使间厚遗阏氏，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围，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乃解围之一角，会天大雾，汉使人往来匈奴不觉，陈平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去声），从解角直出。高帝出围至平城，汉大军亦到，胡骑遂解去。高帝至广武，赦刘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 臣按：汉高祖以百战之余，所统皆奇才良将，且为匈奴所围者七日，不有陈平秘计，不几于危乎？然是时敌骑乃至四十万，则是北部之强自汉初已然矣。夫自高祖解围之后，至于我朝一千四百余年，中间历魏晋、隋、唐、宋，而北部之兴亡盛衰、起灭分合不知凡几变，而至于元极矣。盖天下理势相为乘除，物极则反，盛极而衰，亦必然之理也。何以明之？自古北部之为害者非以其地之广也，亦非以其人之众也，徒以其生长沙漠之外，逐水草以为居，捕野兽以为食而衣其皮，耐饥寒、习劳苦而不畏死，而中国之人好逸而不禁劳，不能忍饥而受寒，而又惜身爱命，以故往往为彼所胜耳。至于元人崛起，奄南北而有之，宫居而室处，衣锦而食粟，其黠慧者雅言而士行，阔步而宽衣，凡其自昔猛鸷之态皆变而为柔，耐苦之性皆变而为骄，其肢体筋骨无复如前日之耐饥寒、甘劳苦矣。一旦大兵南来，其主开建德门夜遁，仓卒随行者惟宫禁宿卫、京辇屯营者耳，若夫远宦之臣、外戍之卒，固不能尽从也，败亡之余归其故域者，盖亦无几，游魂残魄，苟延喘息于草野之间，分散而微弱，纷杂而无统，方且自相鱼肉、自相攘夺，救死扶伤之不暇，以故不能为我边防之害，虽有小警，不过鼠窃狗偷，非有深谋宿计、处心积虑如前代匈奴、突厥之所为者。我太宗皇帝亲统六师，凡六出塞，历数千里之远，穷其巢穴，彼皆雉窜鼠伏，无有敢张螳臂以当雷霆之威者，自洪武、永乐以来，其酋如布尼雅锡哩、玛哈穆特、阿噜多尔、济巴勒皆驽才下乘，非有冒顿之猛鸷、尚结赞之狡猾，虽或侵央随即破灭，惟托欢者挟托克托布哈以肆毒，其子额森继之，已已之变，非彼之能，乃吾谋臣之误也，使当时听大臣言，遣一裨将御之，不过旬日彼自去也，若夫统幕之还，分为数营，使彼不知所攻，不终日入怀来城矣，设使不分而我军中尚存前代之长技，如高祖解平城之围，令其强弩傅二矢外向，数万之弩次第齐发，彼安能薄我哉？然当是时彼悉其部落并胁乌梁海、海西诸部皆来，大众不满四五万，其视平城之四十万骑，何其多寡之悬绝也。自是以后，托欢为哈喇所杀，哈喇为博飖所杀，博飖之后，摩飖欢、奇木嘉色棱之徒皆是自相屠戮，衅生于党与，祸起于肘腋，未有父子继世者，是其无能为亦可见矣。虽然，蜂虿有毒，古人善喻，昔者阿固达之起于辽末，特穆津之起于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视之也，为国者防微杜渐，恒恐祸生于所忽，譬则近山之居，虑有虎狼之害，则必高其垣墉、深其陷阱、塞其蹊隧而迂其往来之道径，则虎狼不能为吾畜产之害矣。我国家都燕，边防尤宜加慎，则夫关隘之修、兵备之饬、将师之任，兢兢然如蹈虎尾，如临深渊，一食息之顷、一寐之余，念兹在兹，无一念而不在兹，是惟宗社无疆之休。 晁错言于文帝曰：“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 臣按：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而各有所长，用兵者知其长短之所在，以其所长而乘其所短，掩吾所短而避其所长，则可以取胜而不败矣。 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阳，臣于蠕蠕，种裔繁衍。至吐门遂强大，更号可汗，犹单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末，始毕可汗咄吉嗣位，华人多往依之，控弦且百万。唐高祖起太原，遣使往聘与连和。 宋祁曰：“隋季世虚内以攻外，生者罢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盗贼共攻而亡之，当此时，突厥最强，控弦者号百万，华人之失职不逞者往从之，共为之谋，导之入边，故颉利自以为强大，古无有也。高祖初即位与和，因子出军助讨贼，故诡臣之赠予不可计，于是扫国入寇，薄渭桥，骑蒙京师，太宗身勒兵显责而阴间之，戎始内阻，不三年缚颉利献北阙下，霆扫风除，其国遂墟。” 臣按：汉之冒顿控弦三十万，唐之颉利控弦几百万，宋之契丹、女真、鞑靼未必如汉、唐之盛，然而汉唐之世虽受其害而终不若宋朝之甚焉，盖汉、唐有边关以为之厄塞，宋则失其险隘而以内陆为边故也。 回纥，其先匈奴也，元魏时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等凡十有五种，皆散处碛北，至隋曰韦讫。其人骁强，初无酋长，逐水草转徙，善骑射，喜盗钞，臣于突厥，突厥资其才力雄北荒，后韦纥叛突厥，自为俟斤，称回纥，姓药罗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师七千里，众十万，胜兵半之。突厥已亡，惟回纥与薛延陀为最雄强，其后攻薛延陀残之，并有其地，遂南逾贺兰山，境诸河。天宝中，有裴罗者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南居突厥故地，悉有九姓之地，斥地愈广，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其后易回纥曰回鹘，言捷鸷犹鹘然。 臣按：有唐一代前曰突厥、后曰回鹘，期其最强者，突厥控弦多几百万，回纥悉有九姓之众，然皆居其境内而不得中国地，故其为害止于边地。宋之契丹、拓跋，其地与众未必过此二部，然契丹得幽燕十八州地，拓跋尽有兴夏之境，据中国地，用中国人，为中国害，此宋边患所以比唐为甚。今当以之为戒而防之于微，切不可使之得用吾逸出之人，据吾尺寸之地。 契丹之制，居有宫卫谓之鄂尔多，出有行营谓之巴纳，分镇边圉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秋冬则违寒，春夏则避暑，随水草以就弋猎。 《大明一统志》曰：北部种落不一，历代名称各异，夏曰獯鬻，周曰猃狁，秦汉皆曰匈奴。自汉以来，匈奴颇盛，后稍弱而乌桓兴，汉末鲜卑灭乌桓，尽有其地。后魏时，蠕蠕独强，与魏为敌，蠕蠕灭而突厥起，尽有西北地，唐灭之。五代及宋，契丹复盛，别部小者曰蒙古、曰泰楚特、曰塔塔尔，各据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国，传十四世遁于沙漠，传子阿裕尔实哩达喇，传托果斯特穆尔，为伊苏岱尔所杀，其部属皆奔散来附。洪武二十五年，遣将周兴往讨其罪，追至察察尔山，大败之，自是不敢近边者十余年。永乐间，有布尼雅锡哩者及其下玛哈穆特、阿噜台奉贡惟谨，因封玛哈穆特为顺宁王、阿噜台为和宁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谕之不悛，车驾屡亲征，布尼雅锡哩妻率其部属来朝，愿居京师。宣德中，玛哈穆特杀阿噜台，欲领部落，人心不服，乃求托克托布哈立为王，居沙漠北，玛哈穆特子托欢，托欢子额森，居沙漠之西北卫喇特地。 臣按：秦汉以来建都于关中、洛阳、汴梁，其边圉皆付之将臣，惟我朝都于幽燕，盖天子自为守也。前此都此者若金若元，而我朝则居中国之尽处而北临边夷，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要，而彼之所以来而侵者亦速而近，所以思其患而预为之防者，比汉唐元宜倍加意焉。当夫无事之时而为先事之虑，毋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可也。君臣上下朝夕讲究，预求所以待彼及我所不可攻之策，必须尽善尽美，万全无弊，彼虽欲来也无可通行之径，彼虽欲攻也无可容足之地，彼虽欲变也无可乘起之隙，兢兢焉无事之时，恒以有事处之业业焉，彼虽不来，而吾切切焉如其祸患常在旦夕间焉，此无他，切而近也，宁过备而弃之，不后时而生悔。万一公卿相将及左右之臣有假镇静之术以掩其无能之迹，为必无事之言，以宽主上之忧，此皆奸邪小人，李期、赵高之流也。吕祖谦有言：“何能为之一言，实亡国败家之本，古人所谓一言而丧邦者也。”又曰：“何能为者，万恶之所从生也。”伏惟圣明留神省察。 《大明一统志》曰：乌梁海本春秋时山戎地，秦为辽西郡北境，汉为奚酋所据，东汉征败之，走匿松漠间，后魏之先复居于此，号库莫奚，后服属契丹，元为大宁路北境。本朝洪武二十二年，诏以乌梁海之地置泰宁、诺延、福余三卫以处之，为东北外藩，命其长为指挥使、指挥同知，各领其部。 臣按：三卫有以福余名者，古有扶余国，在玄菟北千里，或是其遗种，不可晓也。永乐初，弃大宁地与之，今其地密迩京师，岁岁朝贡不绝，用为藩屏。夫彼虽内附日久，然所以区处之者不可不以其道，赐予之者不可不以其节。窃闻景泰初三卫为北部所驱，窜名其中，随之来贡，我所以待之者比其常例加优数倍，彼乃愤然，谓我畏强而慢弱，遂坚从彼之心。噫，此乃陈平用草具间楚使之计，我偶袭而用之，不自觉也。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中） 卷一五五▲四方夷落之情（下）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裏。其東北則烏孫，東則於闐，於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去長安可五千裏。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與隔同）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裏，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裏，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裏，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裏，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裏。其北閉氐、筰，南閉巂、昆明，殺略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於武帝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今單於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大夫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自是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臣按：此自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鄯善王安上書願複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製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支，單於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裏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鹹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臣按：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為大宛、烏孫、於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為高昌、焉耆、龜茲、於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為天竺、高昌、大食、於闐、龜茲諸國，在本朝則為哈密、和卓額爾、巴拉賽瑪爾、堪哈裏、於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其土壤山川不改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不可一一複識別也，惟所謂於闐者，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恒不改其舊稱焉，因此一國考史所紀方向、裏數，步而考之，似亦可以得其仿佛者矣。然聖人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因其名知其所在，隨其俗而處之，期為得矣，正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昏姻、求珍貨，是皆無益於治亂。班因所謂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斯言盡之矣。惟今所謂哈密、齊勤、蒙古、罕都、安定、鄂端察遜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敦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為衛，其地處吾近邊，薄於北部，不可概以外國視之，使為敵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並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宀卒｝野。 宋祁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身、犁其庭而後已，惟吐蕃號雄強，為患最久，讚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自亡而唐亦衰焉。”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即今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陝西岷洮州及四川鬆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誌》：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跂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讚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穀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複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置五衙門建官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攝帝師納木喀巴勒藏布為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納木喀斯達克巴勒嘉勒燦等為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師招討等官，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讚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曆四川，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二，烏思藏、朵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隴衛也。七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朵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外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為邊患，遇有寇盜朝遣僧諭之，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氐羌，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官府約束，不複生梗。惟所謂鬆潘者，其地險隘，饋寔為難，生蕃頑獷，屢為邊害，所以遏絕之者，區處未得其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俗頗尚僧，請下群臣議，隨其俗以為治，於今屯軍去處，依岷州例建一大刹，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為眾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識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賚，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退前時將卒於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以上西羌）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為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強大，乃求合為一，朝廷許之，徙居太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年，封其酋為大理國王。元憲宗二年，平大理，立為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為麓川、車裏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楇、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裏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蘇轍曰：“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誌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嚐觀於西南徼外蠻夷，而求所以為變之始，而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與通，今邊徼之上和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淩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使其誌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自金齒過蒲縹將至怒江，有屋床山，乃雲南百夷界限也，高山夾箐，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裏許即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裏，上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衢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十裏下一陡澗，複上三十裏至山巔，夷人立柵為寨，遇寨複下四十裏詐平地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十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白崖過景東，從木通甸至彎甸渡河，入範施，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沿河小渡十數處，皆可入境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為南詔所據，後為蒙、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為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裏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國初止立麓川、車裏二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為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裏為蔽而達於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於木邦，西南通緬甸，底於南海，東南統寧遠而接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製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所扇惑引誘，設為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以上西南夷） 《唐書》：高麗東跨海距新羅，南跨海距百濟，西北接營州。 《大明一統誌》：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並為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為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裏。五代唐時，王建伐高氏，辟地益廣，並古新羅、百濟而為一，遷都鬆嶽，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曆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為界。本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乃並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耽羅，今耽羅亦為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征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誼，安分守，自入國朝以來恭順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無所不燭，彼夫星羅棋布之國，寸地尺天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此國者依吾暘穀之隅，庇吾扶桑之陰，而其所得之光輝獨先於他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者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而卒不得誌，而我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歲時節序而使幣往來，曾無虛月，是故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雲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萊曰：“海東之地，為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台而止，旁又有夷洲、鸑嶼，人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裏，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為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為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製，慕容廆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逡巡斂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日倭奴也。” 臣按：《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注曰：“日本國雖朝貢，時通奸臣，謀為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真臘、閔婆之類皆未嚐為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焫城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為海邊州郡害。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絕之，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惟茲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為衛所居多，大抵為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為民害，正統以後，蓋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專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以為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複犯邊，時或數年一來朝貢，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噫，前日之絕而今日之客，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也，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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