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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贫困理论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仅有现实基础，也有相应的理论来源。  在马克思之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对贫困问题，有过较深或较浅的研究，马克思正是在借镜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性地继承，形成与发展了自己的贫困理论体系。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贫困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大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开脱的，但他们却忽略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万恶之源。 被称为“古典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了国家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贫困问题，他认为贫困的主体主要是劳动者阶层，劳动者的贫富状况表现为其获得工资的高低，而低廉的工资恰恰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如果说劳动者所得的工资都不能满足他最低的生活需要，那么他就是贫困的。 斯密在书中指出：“劳动获得宽裕的报酬，不仅是一国财富不断增加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一国财富不断增加的自然症候。另一方面，贫穷的劳动阶级生活捉襟见肘，是一国财富停滞的自然症候，而该阶级人民濒临饿死，是一国财富迅速萎缩的自然症候。”  这也就是说劳动者的生活状况集中体现了这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所以要想解决贫困问题就需要增加该国家的财富，只有一国财富持续增加，劳动者们才能获得优渥的工资报酬。 在斯密看来，国家需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鼓励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不允许政府的干预。 他认为只有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才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使国民财富不断增加，个人工资水平得以提高，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原理》中剖析了贫困与人口的关系问题，认为人口的高速增长是贫困产生的根源。 他指出，食物是人类所必需的，人类在两性之间情欲的支配下会不断繁殖，而土地能为人类生产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是远远比不上人口的增值能力的。  如果不对人口的增长加以抑制，那么它就会按几何比率快速增加，而生活资料只是按照算术比率增长。 也就是说当人口增长速度大于食物（或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时，就会在社会下层阶级中出现贫困现象。 所以他认为要解决贫困问题，就得抑制较强的人口增殖力。 在书中他提到两种抑制人口增长的方式：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 以英国为例，马尔萨斯认为当时英国颁布的济贫法并没有起到抑制人口的作用。 济贫法的颁布不仅没有改善穷苦人民的生活状况，反而使贫困人口增加了，使社会负担加重了，关键是还催生了大多数被救济者的懒散行为。 针对这种情况，马尔萨斯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第一，废除教区法，给予农民行动自由的权利，使劳动市场处于自由状态；第二，通过鼓励农业，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粮食供给，从而改善劳动者生活状况；第三，设立济贫院，救济极端贫困的人，并且强迫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劳动。 大卫·李嘉图是从工资的角度研究贫困问题的。  他认为劳动者出卖的是自身的劳动，劳动和一般商品一样，也包括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劳动者自身及其家庭生存所必需的食物、衣物和享用品等生活资料影响着劳动的自然价格，而劳动的市场价格则是按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的价格，和商品一样，始终围绕自然价格上下波动，并接近自然价格的“标准线”的。 当市场价格比自然价格低时，劳动者获得的实际工资减少，这时他们就会因为难以支付生活资料而导致贫困。 李嘉图在解决贫困的途径方面与马尔萨斯有相似之处，那就是控制人口数量，或者加快积累资本，来解决人口压力造成的生活资料短缺问题。 但李嘉图指出积累资本的方法不适于任何一个国家，而只适用于肥沃土地尚未耕种完毕的贫困国家。 他还主张营造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认为司法机关不应对市场进行干预和控制，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嘉图对英国的济贫法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西斯蒙第立足人本主义的立场考察社会贫困问题，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进行批评。  他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仅将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而忽略了人这一重要主体。 同时，他强调财富应该是保证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所以应重视财富和人的关系。 在贫困产生的根源问题上，西斯蒙第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导致了贫困。 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一味地追求国家财富，积累资本，任由市场的自由竞争，从而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资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 资产阶级为了利益最大化，掠夺本属于工人阶级的财富，社会财富向资产阶级一侧倾斜，另一侧工人的财富却愈来愈少，社会财富呈现出明显的分配不均的特点，工人们连自己与家人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于是陷入了无以复加的贫困境地。 为了解决贫困问题，西斯蒙第认为要发挥政府的干预作用，限制市场的自由竞争，调节经济生活，促进社会均衡发展，并且调节社会财富在各阶层之间的平均分配。 此外，还要密切关注贫困人群的福利待遇问题，提高人民的物质享受能力。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贫困现象，但却只停留在贫困的表面，而没有看到造成贫困的深层次原因。  他们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分析贫困问题的，而没有发现贫困在推翻旧社会层面上所具有的革命性，这是他们思想的弊端所在。 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分析贫困问题时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却为马克思贫困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借鉴。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贫困的研究从16世纪到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与矛盾产生变化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 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困产生的制度根源，毫不留情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批判，并且对建立未来理想社会提出了美好的设想。 16——17世纪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  作为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英国政治家托马斯·莫尔通过发表《乌托邦》这一著作，鞭挞了黑暗残酷的资本主义社会，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就是人民穷困的根源所在。 所以他指出，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社会财富才能得以平均分配，人民才能幸福。 之后托马斯·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通过描述一个理想国家，肯定了公有制的合理性，同时也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 他认为正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处于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之下，才使他们日益贫困，跟莫尔一样，他也主张摒弃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除剥削和压迫，从而建立自由平等公正的和谐社会。 到了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  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就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他们在前辈们的基础上，关注无产阶级的贫困现象，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制度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提出了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许多天才式的设想。 圣西门十分关注社会中贫困人群的生活状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承受着严重的苛捐杂税，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思想使然。 他指出，利己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为了一己私利，残忍地剥削劳动者，使劳动者陷入贫困。 针对于此，他提出了一个构想，通过建立实业制度来改善无产阶级的贫困状态，为无产阶级谋福利。 在这个新制度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会被取缔，取代它的将是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有计划性，在这里人人都要劳动，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状态，不存在人剥削人或者人压迫人的现象。 圣西门还主张建立社会财产所有制，在分配问题上，主张人的收入应该由其自身所具备的才能或所做出的贡献大小来决定。 在教育上，他认为应加强道德能力的培养，反对利己主义，主张集体主义。 但是由于圣西门对资产阶级的错误认知，导致他产生了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建立这一美好社会制度的错觉，企图用和平的手段解决贫困问题，这是其弊端所在。  傅立叶将工人阶级贫困产生的根源归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种制度下，资产阶级利用工人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无情地掠夺工人的财富，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业的不断发展，这种掠夺也就愈显强烈，工人也就越贫困。 对此，他主张设计了一种叫做“法郎吉”的和谐制度。 在“法郎吉”中，人们都可以免费地接受教育，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在这里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以及城乡差距，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劳动，他们的收入按劳动、资本和才能进行分配，在这种社会中到处都是和谐幸福的景象。 欧文通过对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现象进行考察，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指出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在于资产阶级对其剩余产品的无偿占有，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在这一制度条件下，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工人们失业严重。 因而他主张建立可以取代现存的社会私有制度的新和谐公社，在公社中，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剥削与压迫不复存在，每个人分工明确，实行民主管理的原则。 但是他的这一主张只是致力于进行美好的幻想，而没有认识到通过工人运动来进行暴力革命与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这也注定了他的这种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  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深刻考察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基础上，认识到贫困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于是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与此同时，他们也做出了许多有关未来消除贫困的理想社会的美妙设想，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这为后来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 但是他们在主观臆想的同时，却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这一主体的力量，只寄希望于资产阶级，他们只将无产阶级看作是同情的对象，而没有预见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味地否定它们，企图用和平的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这是其局限性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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