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为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从1936年起，中共曾先后派黎玉、张经武、郭洪涛、罗荣桓、陈光、徐向前、朱瑞等到山东工作，他们都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尤其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建立过程中，罗荣桓抱病受命，不负重托，进一步巩固了八路军在山东的战略地位和壮大了山东的抗日武装。对罗荣桓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毛泽东后来曾有过高度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黎玉、张经武、郭洪涛等先后被派往山东 山东西邻冀豫，北依平津，东濒大海，南连陇海铁路，境内山脉纵横，地势复杂，是连接华北、华中两地的重要纽带。因此，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对山东的战略地位一直十分重视。 1936年5月，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直南特委书记的黎玉被北方局派往山东，恢复和重建屡遭敌人破坏的山东省委，并任省委书记。抗战全面爆发后，担任过红军师长的张经武作为中共中央委派的军事联络官，来山东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12月，国民党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所部在日军进攻面前望风而逃，致使齐鲁大地很快沦落敌手。以黎玉为首的山东省委响应北方局发出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与从延安派来的一批红军干部于1938年1月起先后在徂徕山、天福山、黑铁山、泰西等地组织武装起义，组建了地方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当时，由于日军侵占山东的兵力单薄，只能盘踞在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广大农村成为真空地带，因此各地抗日武装迅速得以发展。到1938年春，仅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就达数万人。在中共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人民抗日武装的同时，山东各地的国民党势力、地主豪绅及土匪兵痞也乘机拉队伍、抢地盘，一度出现了司令多如牛毛的局面。
◆黎玉 中共要在山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独立自主地担负起抗战的责任，显然需要有一支主力部队作为骨干。1938年4月，在黎玉赴延安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山东的情况后，中央决定派曾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的郭洪涛率一批干部到山东，以加强山东抗战的领导力量。行前，毛泽东亲自接见了赴山东的这批干部。 郭洪涛到山东后，重新组建了山东省委，郭任书记。他十分重视加强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从各抗日武装部队中抽调许多党员骨干回地方工作，并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恢复、重建和调整了各地党组织。郭洪涛主持召开省委会议，讨论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确定创立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不久，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仍任书记。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将打击重点转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政府则在日本的诱降下开始转为消极抗战，并加紧了反共活动。在抗战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之际，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将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决定。为贯彻巩固华北的方针，中央不断加强山东的领导力量和军事力量。 同年11月，中央派张经武二度入鲁，他和黎玉率领100余名干部从延安来到山东。12月，山东起义武装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王建安任正、副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所属部队两万余人。山东纵队的成立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山东分局，郭洪涛任书记，张经武、黎玉为委员，统一领导山东与豫皖苏边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八路军115师陈光、罗荣桓部入鲁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根据中央的安排部署，八路军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115师主力挺进山东。之前，从1938年9月起，115师343旅政治委员萧华率旅政治部等单位干部100余人和1个主力营进入冀鲁边，与当地起义武装合编，领导开辟冀鲁边根据地。12月，343旅685团开入（微山）湖西地区，与当地抗日武装合编为苏鲁豫支队，开创和发展了湖西根据地。
◆1939年3月，罗荣桓在鲁西给干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 1939年2月14日，陈光、罗荣桓率领115师师部和686团由晋东南出发，于3月初进入山东。进入山东后，为了发展运（河）西根据地，陈光、罗荣桓命令686团团长杨勇率第3营和师直政治处主任张国华率特务营一个连，一起留在运西。然后他们率师部和686团其余两个营继续东进，到达东平县，与当地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着手进行由罗荣桓提出的“依（泰）山伴（东平）湖，向四周发展，建立泰（山）西根据地”的任务。5月11日，在泰西陆房战斗中，115师师部等单位突破日伪军5000余人的重围，以伤亡36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蒋介石也打电报给朱德、彭德怀，表示“殊堪嘉慰”。115师挺进山东，本属“先斩后奏”，这次胜利使得国民党在事实上承认了115师在山东的合法地位。 8月初，115师一部发起梁山战斗，在双方兵力相当，日伪军火力明显占优势的条件下，运用伏击战的手段歼灭敌军300余人。陆房突围战斗和梁山战斗，都创造了在山东消灭日军数量的纪录，充分显示了八路军主力部队的重要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山东军民的抗日士气，巩固和发展了鲁西抗日根据地。这一连串战斗的胜利也充分说明，调115师入鲁是十分正确的决策。有了八路军主力部队作骨干，对于坚持山东抗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15师政委罗荣桓(右)、代师长陈光(中)在山东。 9月，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在陈光、罗荣桓率领下，挺进鲁南抱犊崮山区。115师主力挺进山东，立足抱犊崮，配合山东纵队开辟和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并与苏北新四军主力相互支持，使山东抗日武装力量大大增强。 然而，在鲁南抱犊崮山区内，日伪、国民党顽固派、东北军和八路军犬牙交错的形势极其复杂。在这一形势下，如何打开局面，乃是陈光、罗荣桓首先解决的问题。罗荣桓在鲁南开创新局面提出六字方针，即：插、争、挤、打、统、反。显然，罗荣桓提出的这六字方针是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同鲁南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罗荣桓娴熟自如地运用这六字方针，终于在敌、顽、友、我各种矛盾云谲波诡的复杂形势下，开创了鲁南抱犊崮山区的新局面。抱犊崮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成为华北连接华中根据地的枢纽，在随后的抗战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徐向前、朱瑞前往山东加强统一指挥 自从八路军115师入鲁以来，在山东就存在着115师和山东纵队这两支党的武装，他们当时都是中共中央和集总（八路军总部）的直接通（电）报单位，是平行的兄弟部队。 受战争环境的影响，山东纵队与115师分别处在不同的作战区域，事实上形成了领导山东抗战的两个中心。由于多种原因，115师与山东纵队的统一指挥始终未能解决。 1939年3月，由罗荣桓、陈光率领的115师师部及343旅主力东进山东，建立鲁西根据地。3月24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朱瑞致电毛泽东：“（一）陈、罗虽已去山东，但陈在军事上、罗在政治上均困难形成中心。（二）山东缺一个骨干，我们拟派徐向前同志去……。（三）拟以朱瑞同志去山东任政治委员。”徐向前时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朱瑞曾留学苏联，担任过红5军团政治委员，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部长。
◆1939年，徐向前（前左三）、朱瑞（前左四）、黎玉（前左二）等合影。 1939年夏，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有3支主力武装部队，总兵力达7万余人。一是由原地方起义武装为基础改编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纵队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二是由115师343旅、129师津浦支队为基础组成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三是115师师部及685团，由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与地方武装合编后为八路军苏鲁豫抗日支队。 1939年6月，徐向前、朱瑞进入鲁南后，即与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8月1日，正式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8月10日、18日，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两次刊登徐向前、朱瑞的就职通电：案奉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副总司令彭委令开兹委徐向前为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境内所有第八路军各部队。10月，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合并，组织统一的领导机关（山东纵队的番号保留），张经武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同月，郭洪涛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朱瑞接任郭洪涛为山东分局书记，并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山东党、政、军、民工作。 徐向前在山东的时间不长，但是在发展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1940年6月，徐向前接到中央通知，奉召返回延安（从1941年起，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逐渐不再使用），参加中共七大。随后，山东纵队的名义恢复使用，并指挥原所属部队。由于张经武、郭洪涛、徐向前等先后离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山东抗日根据地仍然未能实现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山东分局统一领导下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由于一直未能实现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集中统一领导。对此，中央也高度重视。1940年8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山纵、115师师部应当靠拢住。……陈罗参加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山东的）军事领导。28日，中央又来电重申上述指示，并明确指出：山东今后应“巩固与扩大115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再调一部向苏北发展。故山东是你们的基本根据地，华中则是你们的准备发展方向……”中央要求山东纵队和115师商量决定具体集合地点。 对于同山东纵队并肩作战，罗荣桓十分重视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他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主力部队和地方关系搞不好，要由主力部队负责。但在中央提出由山东纵队和115师商量决定如何靠拢后，分局有的领导人致电中央，对115师司政机关多有指责。
◆1940年9月-10月，罗荣桓与陈光在桃峪村主持召开了115师高级干部会议。图为参加会议的人员合影，后排右四为罗荣桓。 1940年9、10月间，115师在费县桃峪召开的为时3周的115师高级干部会议。罗荣桓和陈光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支队和师直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鲁南区党委的负责人。山东分局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这是115师入鲁以后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 罗荣桓在会上作关于115师在山东工作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罗荣桓指出了115师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会议期间，集总（十八集团军总部简称）来电对桃峪高干会议作出指示，批评了115师军队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罗荣桓已严肃处理，并在会上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尽管如此，分局有的领导人在会上仍然以115师部分干部枪杀俘虏的“南大顶事件”为例对115师作了严厉的指责。 10月4日，罗荣桓以个人名义致电集总并转中央，表示完全接受集总对115师工作的批评，要求将他调离山东去学习。10月17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复电，在肯定集总批评的同时指出：“115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接到电报后，罗荣桓放弃了个人要求，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 桃峪会议还根据集总的要求，将115师部队统一编成了6个教导旅，共6万余人。在此之前，9月中旬，山东纵队已进行了整编，下辖5个旅、4个支队，还有鲁中、清河、胶东军区以及滨海军分区，共5万余人。在此期间，山东纵队有一些部队编入115师，115师也调拨了一批骨干给山东纵队。
◆1941年夏，朱瑞（右二）和罗荣桓（左二）黎玉（左三）合影。 为了解决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的问题，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于1941年8月19日决定：“（甲）分局、115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时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乙）山东纵队归115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丙）将山纵及115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翌日，山东分局随即开会研究贯彻执行中央这一决定的意见，决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经工作。1942年1月20日，中央军委指示将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由115师统一指挥。3月，山东纵队司令部和115师司令部合署办公。8月1日，山东纵队正式改用山东军区名义，山东纵队机关大部组成鲁中军区。 由罗荣桓担任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实施党的一元化领导 1941年，在日军的残酷“扫荡”下，山东抗日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罗荣桓和陈光等及时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指出工作中的主客观失误，并报告中央军委和集总。 1942年1月30日和2月2日，针对山东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罗荣桓先后致电山东分局并报北方局和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对分局领导的意见，指出：这决不是由于困难来抱怨，而是为了认真总结沂蒙反“扫荡”的严重教训。罗荣桓还表示，自己在分局中也有责任。因此他建议分局召集一次扩大会议，请中央派刘少奇前来参加，总结山东工作，明确山东今后的工作方针，以利于今后的斗争。 刘少奇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1941年1月至4月，山东曾受刘少奇兼任书记的中原局领导，刘少奇对山东情况有所了解。因此，罗荣桓等建议由他到山东来检查工作。此时，恰好刘少奇根据中央要求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于是，毛泽东于1942年2月4日致电刘少奇，指出：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察予以解决。朱瑞如能离开山东，中央催调他来延参加大会。”3月3日，中央书记处又就解决山东领导问题分别给刘少奇、山东分局、115师和山东纵队发出电报。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系统地介绍了山东情况和意见分歧的来龙去脉。在给山东分局、115师和山东纵队的电报中，中央分别要求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得团结统一。
◆1942年4月，罗荣桓与代表中央到山东视察工作的刘少奇合影。前排左起：黎玉、刘少奇、萧华、罗荣桓；后排左起：周长胜、陈光、梁兴初。 4月10日，刘少奇一行到达山东分局和115师驻地。在详细了解全面情况以后，他召集山东分局委员（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以及萧华、陈士榘等人开了一次座谈会。在会议上，刘少奇首先肯定了抗战以来山东工作的主要成绩。同时，他也指出在山东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明确今后中共在山东总的任务。对于刘少奇的意见，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拥护。刘少奇来到山东指导工作，对山东军民胜利度过抗战的艰苦阶段，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困难到胜利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1942年的山东根据地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处于最艰苦、最困难阶段。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由3.6万平方公里缩小到2.5万平方公里，人口由1200余万下降为750余万。这时，针对山东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正准备让罗荣桓担负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重任。根据1942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的精神，中央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此事酝酿已久。刘少奇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山东情况后，中央即决定调整山东的领导班子。毛泽东曾就此征求了在延安的杨勇等山东干部的意见，并与在太行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进行了反复磋商。罗荣桓得知中央这一打算时，他的肾病已很严重，经常尿血。他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于1943年3月11日致电中央，要求准许他休养半年。但中央决心已定，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复电：“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 1943年3月12日，中央决定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保留115师番号），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从此，在山东建立了统一的军事领导中心，解决了抗日武装统一指挥的问题。115师代师长陈光奉命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临行前，他诚恳地对身边工作的战友们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罗荣桓同志是正确的，希望你们今后在他的领导下，搞好团结，好好工作。”9月，朱瑞回延安，中共中央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至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从而加强了山东党政军民统一对敌的力量，为争取时局好转，坚定山东人民的抗日信心，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开创山东抗日根据地新局面，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 罗荣桓担负起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重任后，病情仍然十分严重，他忍受着病痛，挑起了重担。他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遵照中央的部署，积极开展整风运动，通过整风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同时，在根据地内实行了减租减息，并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他还积极带领山东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很快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 罗荣桓担负重任的当务之急是搞好精兵简政。精简整编的中心，主要是解决主力部队地方化。主力部队全部地方化后，新的山东军区辖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六个军区，整编保留13个兵员充实、领导坚强的主力团。其余部队分别编为军分区、县、区地方武装。  罗荣桓按照新老干部相结合的原则，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各区主要领导干部配备的名单。在使用干部上，罗荣桓历来主张搞五湖四海，坚持任人唯贤。他十分注意使新老干部、主力与地方部队之间的干部互相交流、加强团结。所以在整编中，罗荣桓安排了大批本地干部做领导工作，如林浩、景晓村、张光中等都是各区的领导人。在红军干部中，罗荣桓对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也一视同仁，各军区负责人中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有。罗荣桓充分信赖这些干部，并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在这次整编中，旅缩编为团，一部分团缩编为营，一部分营缩编为连……多余出许多干部。有很多干部被降级使用，去充实基层。直到日本投降以后，以这些保留下来的骨干为酵母，山东一下子就拉起了8个师、12个警备旅、4个独立旅，这些干部回过头来才认识到罗荣桓在精简整编中提出保留骨干的深远意义。 1944年3月，罗荣桓利用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作战失利，兵力大批外调的形势，指挥了山东战场的攻势作战。经过3个月作战，山东的情况有了很大转变。胶济路两侧和鲁南地区的伪军大部分被扫掉，几个战略区连成一片，大反攻和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眼前。1945年7月，为纪念抗战八周年，罗荣桓撰写了《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一文，书中写道：“这里包括有1700万人口，20万八路军的正规军、游击队，50万民兵与几百万普通的人民自卫武装，已统一组成为一支坚持抗战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雄厚势力。”
◆1944年，罗荣桓亲自筹备和主持了山东军区军事工作会议，在滨海与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右一为罗荣桓。 抗战结束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到2400万人，拥有正规部队27万余人，地方武装和民兵近200万。中共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不足2000人发展到20万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山东解放区又成为我党我军进军东北、解放全中国的重要战略基地。当时，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开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遵照中央指示，山东进军东北的部队有7万余人，成为后来东北野战军的主力。留在山东与新四军合并的部队有20余万人，也是后来华东野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史料记载，山东人民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都有重大贡献，前后出的兵员总数在100万人以上。正是有了巩固的山东根据地，抗战胜利后我军迅速集中众多兵力快速进军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我军集中向北转移有了战略立足点，并为后来的大江南北作战提供了大力的支援。而这些成绩的取得，和抗战时期罗荣桓在山东所奠定的良好基础都是分不开的。 主要参考书目： 1、《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 2002年 2、《罗荣桓传》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2006年 3、《郭洪涛回忆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年 4、《朱瑞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 5、《徐向前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年 6、《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年 7、《八路军山东纵队史（上、下两卷）》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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