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彭德怀考虑不周，罗荣桓多次请辞，主席让刘少奇前往协调

老覃在前天写了《1940年，粟裕制定作战方案，项英看后倒吸一口凉气：要赔光老本了》一文，讲的是：1940年10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员韩德勤自恃兵多粮足，妄图歼灭我苏北新四军，纠集其第89军主力和江苏省属保安旅与我苏北新四军决战于泰兴黄桥。

当时，我苏北新四军仅有7000余人，韩德勤在此战中投入的兵力有26个团共3万余人，另外，名义上归韩德勤统领的人马达到了10万余人。

我苏北新四军与省韩的兵力相比，可谓势孤力单。

为了打好黄桥这一仗，陈毅曾多次向八路军求援。

但八路军南下部队受到日、伪、顽三方面的牵制，受阻于老黄河以北，鞭长莫及。

但话又说回来，在1940年10月这段时间里，八路军正值多事之秋。

盖因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有些问题上考虑不周，致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现了115师和山东纵队在统一指挥问题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以至于罗荣桓在山东省平邑县郑城镇桃峪村召开了为期3周的115师高干会议后，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不得不多次向中央请辞。

当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已经返回了延安，在八路军总部坐镇的只有副总司令彭德怀。彭德怀为了此事忙得焦头烂额。

115师和山东纵队在统一指挥问题出现不协调，是可以预见到的事。

因为，他们是平行的部队，相互间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

另外，对山东纵队而言，115师属于外面来的部队，他们眼看115师来到山东后就占据了根据地的繁华县城，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痛快。

偏偏，115师的一些官兵认为自己是主力部队，理应得到地方武装的协助，在作战上自然而然地唱起了主角，而把山东纵队看待为配角。

山东纵队就更加不爽了，他们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打下这块根据地，是主人；你一个新来的部队，是客人，你自己不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还在这里反客为主，太说不过去了。

为了加强115师和山东纵队的合作关系，朱德、彭德怀和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早在1939年3月24日就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派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到山东地区，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各正规部队及游击队。

中央书记处于5月4日作出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陈光、罗荣桓领导的115师和黎玉、张云逸领导的山东纵队，以及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等武装，隶属集总。

徐向前和朱瑞于1939年6月到达鲁中地区，8月1日通电就职。

即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为徐向前，政治委员朱瑞，政治部主任朱瑞(兼)，参谋处长罗舜初。

由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来指挥红一方面军改编的115师，115师的很多人就感到有些别扭。

山东纵队呢，也不愿意头上凭空来一个一纵管着自己。
再有，朱瑞和罗荣桓是一对两人彼此了解很深的老战友。

长征路上，朱瑞是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担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两人是平级。

遵义会议后，罗荣桓到红一军团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成为了朱瑞的副手。

长征结束后，朱瑞调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这才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徐向前于1940年5月离开山东返回了延安，彭德怀感到朱瑞领导115师有一定困难。他在1940年7月18日致电毛主席，建议山东暂由陈、罗统一指挥，以待林彪将来到山东作为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在8月8日复电，表示同意：

“分局、山纵、115师师部都应当靠拢，统一领导。115师有帮助山纵正规化之责任，陈、罗参加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多负分局责任，统一党政军的领导。”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山东党的主要领导人无法指挥军事工作；而115师首长不是山东党的主要领导而在指挥整个山东的部队的现象。

既然党的领导与军队领导各司一职，那么，意见分歧就在所难免。

为了消除这些分歧，前面提到了，陈光和罗荣桓在桃峪主持召开了为期3周的115师高干会议，并邀请山东分局领导同志出席。

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会议上就此前不久出现的“南大顶事件”对115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彭德怀在看了朱瑞的会议报告后，也在10月13日致电115师，对陈光和罗荣桓等师领导人提出了严厉批评。

罗荣桓深感压力重大，于10月14日致电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承认自己领导无方，建议徐向前和朱瑞兼任115师的师长和政委，陈光任副师长，萧华任政治部主任，自己回延安学习或者到其他地区工作。

老覃在多年前写过《发展起百万雄兵的罗帅，有纬地经天之才，毛主席曾说发现他太晚了》一文，文中说了，罗荣桓自从1927年9月跟随毛主席举行了秋收起义，一直与毛主席风雨同舟，历经磨难，因而也被毛主席称为 “一生共事的人”。

让罗荣桓、陈光率115师主力开赴山东，就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

毛主席既然这样看重罗荣桓，又怎么会轻易让他离开山东？

毛主席在10月17日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复电，鼓励罗荣桓说：

“115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

面对老领导的殷切期望，罗荣桓放弃了个人的要求，继续在山东兢兢业业地工作。

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指挥问题还是长期得不到解决

时间来到了1941年，日军在山东展开了疯狂的“扫荡”。

罗荣桓目睹山东的八路军在反“扫荡”过程中开展的几乎全是缺乏主动权的作战行动，而自己又没有足够的权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只好在1942年1月30日和2月2日致电山东分局并报北方局和中共中央，请中央派刘少奇前来帮助加强山东地区的党内团结。

刘少奇彼时虽然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却担负着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等极其重要的职务，是前往山东解决问题的最佳人选。

毛主席欣然接受了罗荣桓的建议，委派刘少奇前往山东。

刘少奇于1942年3月抵达山东分局和115师驻地，对山东问题作了长达四个月的深入调查，向中央提出了“必须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建议。

中央于1943年3月下令成立新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新的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随后，将朱瑞调离山东，返回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罗荣桓肩挑新山东军区的重任，毛主席后来无限感慨地说：“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