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根据地的两支武装力量山东背靠中原，面朝黄海、渤海，南接江淮，北迫平津，自古以来就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兵家必争之地。 在我党建党之前，王尽美和邓恩铭就在济南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7月1月，王尽美和邓恩铭作为山东代表，到上海出席了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大后，中央决定在山东成立中共山东区支部，27年，山东省委成立，吴芳、邓恩铭、刘谦初、张德一、黎玉等人先后出任山东省委书记。 当时的山东省委，在全国革命低潮的大背景下，几次遭到严重破坏，但火种依旧得以保留。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山东的情况才得以稍稍改善。 1937年12月，坐拥10万大军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面对日军的进攻望风而逃，导致徐州重镇门户大开，日军得以长驱直入，山东15.3万大好河山转眼沦落敌手。 在山东沦陷之前，黎玉领导的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会议，要求坚持在山东抗战，并号召全体干部“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 山东沦陷后，这些干部在鲁西北、鲁东、鲁东南、鲁南等地区先后开展武装斗争。由于国军的撤离，以及日军只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广大农村成为真空地带，那段时间，山东各地的武装得以迅速发展，半年时间就达到了4万余人。 1938年3月，黎玉前往延安，向中央汇报过去几年来的山东的工作情况。 毛主席高度评价了山东省委过去的工作成绩，他说：“山东工作在同志们的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成绩。在没有八路军和足够熟练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的、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
黎玉同志 黎玉向毛主席请求派一些干部进入山东，发展壮大山东的抗日游击队。 毛主席当即表示同意，决定派张经武同志率领一批长征干部和黎玉一起返回山东。这些干部大大充实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力量和战斗水平，为日后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38年年底，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成立，它负责统一指挥山东各地的抗日游击队，纵队指挥由张经武担任，黎玉为政委。同时，中央还成立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分局隶属北方局领导，书记为郭洪涛，副书记为黎玉。 山东纵队成立之时，日军已经占领广州、武汉，抗日战争也逐渐进入相持阶段。此阶段的日军开始意识到“速胜论”在中国行不通，他们于是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并把主要兵力转移到了后方，用来对付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时间，山东根据地的压力大大增加。 为了缓解山东的压力，38年11月25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指出：应该让陈光、罗荣桓率领115师师部和115师的两个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
陈士榘、陈光、彭畏三、罗荣桓1940年合影 陈光、罗荣桓收到命令后，于12月20日从山西灵石出发，冒着纷纷大雪向东挺进，浩浩荡荡奔赴山东。从晋西到山东，行程有3000余里，途中有敌人的封锁线，还有高耸的绵山，115师这支参加过长征的老部队将这次行军称为“小长征”。 在行军途中，罗荣桓赴任林月琴诞下一个男孩，罗荣桓为他取名“罗东进”。 罗荣桓提出离开山东学习，毛主席回电：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随着115师主力进入山东，我党在山东就有了两支军队——山东纵队和115师，山东的抗战新局面也随之打开。 山东纵队是土生土长的地方武装，相比之下115师则是“外来部队”。他们都是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但同时也是两支互相平行，没有隶属关系的部队，这就给他们的协作带来了一些问题。 山东纵队的个别同志认为，根据地是他们辛辛苦苦打下的，你们一个新来部队，来了以后就占据了根据地的繁华县城，他们感到有些不服气。 而115师的个别官兵认为，我们从红军时期起，就是主力中的主力，为了更好的作战，地方部队理应协助他们，帮他们唱好戏。 中央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情况，为了发挥部队在抗战中的整体作用，1939年4年，中央派徐向前、朱瑞两位同志到山东领导工作，8月1日，八路军第一纵队正式成立，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委。
第一纵队的职责重大，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统一领导115师和山东纵队，以及我军在苏北的武装力量。因此，徐向前元帅成了我军在抗战时期八路军中指挥部队人数最多的战略区域军事长官。 不久后，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前往延安，朱瑞接替了他的职务，朱瑞同志于是成为领导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的一把手。 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成立，有效改善了山东领导机关的分散现象，但当时毕竟还是在战争的环境下，115师和山东纵队又分别在不同的地区作战（山东纵队活跃于鲁中、鲁南胶西；115师则活跃于鲁西平原），两支部队沟通困难，协作起来还是很有难度。 随着徐向前1940年离开山东返回延安，1941年起，第一纵队这个番号逐渐不再使用，115师和山东纵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更加凸显。 为了“巩固与扩大115师与山东纵队，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中央来电指示，山东暂由陈光、罗荣桓统一指挥，山东纵队和115师应该商定具体的集合地点，向一起靠拢。 也就是说，中央最终决定：让山东纵队归115师指挥，配合115师作战。 为了贯彻中央的精神，罗荣桓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话，向115师的干部强调：“如果主力和地方关系搞不好，要由主力负责。这一点中央要求很严格，我们一定要搞好同兄弟部队的关系。”
1940年7月，按照中央的指示，115师开辟了天宝山根据地，并将师部迁移到改地，大大缩短了115师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之间的距离。 9月，115师、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的领导同志在桃峪召开干部会议，讨论115师进入山东后的工作总结。罗荣桓在发言中，肯定了115师这几年来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115师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个别同志出现了纪律松懈，破坏党的政策的情况，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南大顶事件”。 所谓“南大顶事件”，指的是我军在开辟天宝山根据地时，对当地一支绿林部队进行进行了收编，没想到不久后这支部队公然叛变，还将我们的一个侦查班和师政治部的几名干部扣押在了山寨。我军于是向叛匪发起攻击，叛匪却挟持群众固守南大顶。 罗荣桓担心部队拿下南大顶后会违反政策，便从政治部派了两位科长到前线，指导战后工作。 结果其中一位科长刘四喜在战斗过程中牺牲，另一位科长眼看自己的战友牺牲，在拿下南大顶后，不但没有制止违反政策的现象，反而犯了《亮剑》里李云龙为和尚报仇的错误。
这个悲剧性的事件虽然情有可原，但毕竟还是违反了政策，八路军总部为此下达了一份批评电报，要求他们改进。 这件事更多的是意外事件，但罗荣桓还是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据官修《罗荣桓传》记载，尽管如此，还是有个别人在桃峪会议上仍然以南大顶事件为例，对115师作了指责。 罗荣桓认为，两支部队合兵一处后，应该更好地协同作战，共同开创山东的新局面。为了不让问题复杂化，他觉得，如果自己不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会好些。 于是，10月4日，他以个人的名义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发去电报，表示接受总部对115师的批评，并请求组织将他调离山东去学习。 10月17日，毛主席和朱老总、王稼祥（总政治部主任）联名回电，指出：“115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接到这份电报后，罗荣桓放弃了自己的个人要求，继续在山东兢兢业业地工作。 1941年以后，日寇频繁进攻我山东根据地，山东根据地由此进入了一段最艰难的时期。罗荣桓在此期间，率领部队在沂蒙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帮助部队渡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日子。 1942年，为了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罗荣桓建议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并请中央派领导同志前来参加，以明确日后的工作发展，加强团结，利于今后的斗争。 1943年6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和115师政委、代师长，统一指挥115师和山东纵队。9月，罗荣桓又被任命为山东军分局书记。 至此，罗荣桓肩负起了领导山东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重要任务。 陈士榘上将回忆：毛主席非常信任罗荣桓，而且不是一般的信任罗荣桓性格老实敦厚，工作能力极强，更重要的是，“他长期跟毛主席在一起，对毛泽东建军和作战思想体会很深，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徐向前语） 罗荣桓元帅1927年入党，在元帅中是入党比较晚的，但是他的起点很高，是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干部，他在青岛大学读过书，后来又进入武昌中山大学读书。 加入共产党后，他被派往湖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并率部参加秋收起义。27年9月三湾改编时，毛主席确立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全新制度，罗荣桓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 此后，他一直是我们人民军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最杰出的代表，被尊称为“政治元帅”。在他辉煌的革命生涯中，他先后担任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政委等重要职务。
长期以来，由于四野的成绩过于突出，很多人对罗荣桓在山东根据地的工作缺乏了解，但其实，山东根据地的那段岁月，才是最能体现罗荣桓工作能力的时期。那时的罗荣桓单独领导一个大战略区的全面工作，其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毛主席曾高度评价说：“山东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 实际情况正如毛主席的所说，到1945年，日军投降前，我山东的八路军部队已经发展到27万人，地方武装50万人，根据地约有一千七百万人口，成了华东地区的最坚强的战略堡垒。 山东的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后来成了我军北占东北，南下长江的大基地。罗荣桓元帅可谓居功至伟。 开国上将陈士榘和罗荣桓从秋收起义起就是战友，在山东工作期间（曾任115师参谋长），又曾长期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工作，他回忆说：“毛主席非常信任罗荣桓，而且不是一般的信任。主席的性格我知道，他喜欢用老实人。” 陈士榘回忆，在1928年，罗荣桓为部队管理财产，在路上，有两个刚加入部队的农民战士，主动提出要帮他挑箱子，而这个箱子里装着连队二三百块大洋的经费。 罗荣桓没有多想，便把箱子交给了他们，结果这两个人半夜扛着箱子就跑了。罗荣桓为此作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不应该不加区别的信任他人，今后一定要提高警惕。 建国后，毛主席回忆起这件事时说：“你看，罗荣桓非常老实，但他又是一个聪明人，从这一件事上就悟出了一条重要的道理，真是吃一堑长一智。”
罗荣桓元帅也从来不为自己的地位去争什么，55年授衔，不少人都为自己鸣不平，但罗荣桓却给中央写信，提出自己应该授大将，不应该授元帅，不过主席还是坚持原议。 可惜的是，罗荣桓的身体一直不好，肾病一直折磨着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罗荣桓都是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的。抗战胜利后，中央把他送到苏联切除了左肾，让他的健康状况得以暂时改善。在解放战争的三年时间里，罗荣桓任劳任怨，在平津战役后，他便累到了。 建国后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后，他又带病工作，担子很重。他的身体已经经不起那样拼命的操劳，各种疾病高血压、心绞痛发作得越发频繁，有时候开完一个会，他得靠在沙发上休息很长时间才能缓过来。 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在罗荣桓署名上报的一份干部任命报告上“离题”地写道：
但罗荣桓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还是继续带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1963年，年仅61岁的罗荣桓元帅英年早逝，毛主席为此悲伤不已，连夜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陈士榘将军说：“这种待遇简直了不得！可见毛主席对罗帅有多么的器重，对罗帅的早逝有多么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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