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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5月，周总理被确诊患膀胱癌，后来发展到每天便血，情况非常严重。这对于内政外交都要依靠周总理的主席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当时主席的健康状况也很不好，自从1月10日参加完陈毅老总的追悼会，主席就长时间休息不好。2月20日那天，竟因肺心病导致的缺氧而突然休克，几位专家紧急抢救20多分钟后，主席才缓慢醒来。 这次重病之后，主席再也没有恢复到之前的状态，身体极度虚弱，经常要靠吸氧保持清醒。有时他躺在那里闭着眼，工作人员都无法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了，只能用手探查主席的鼻息。 但主席很顽强，对自己的病一点也不在乎。护士长吴旭君说，主席从来不说自己哪里不舒服，除非别人问他。那段时间主席经常发烧，有一次烧到39.5℃，还在和旁边的人哈哈大笑，丝毫看不出正发着高烧。 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汇报工作或者探望，主席就催吴旭君拔针：“拿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 吴旭君只好拔掉针头，扶主席到沙发上坐下。主席就开始和总理谈笑风生，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1974年5月，两位伟人最后一次握手 主席肺心病严重的时候，连躺下睡觉都非常困难，一躺下就感觉胸口憋闷，顺不过气来，只能坐着；可是坐着又睡不着，让主席备受煎熬。 看到主席那样痛苦，吴旭君心疼得掉泪。主席却安慰她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 从来治国者，宁不忘渔樵。主席病成这样，还在操心着国计民生，不禁让人泪目。 主席对自己的病这么不在乎，却很重视总理的治疗。 工作人员把总理的确诊报告呈送主席，主席会一字不漏地看完，眉头紧皱，脸上现出平时很少看到的严肃。 主席叮嘱大家，总理的病情要对外保密，并要求暂时不要为总理开刀，认为开刀会导致癌细胞扩散。 主席说：“开刀有危险，是否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
主席解释了他不让医生为总理开刀的原因： 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的吗？他要求对总理的病情要“注意营养和休息，防止扩散”。 当然，陈老总和谢富治当时已经到了非得手术不可的地步，否则医生也不会轻易动刀的。主席虽然并不是非常了解内情，但从制止医生为总理开刀上来说，足以说明主席对总理的关心和爱护。 后来总理病情逐渐加重，负责总理病情的医疗小组再次向中央汇报情况。主席批复说：“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但总理根本闲不住，不仅做不到正常休息，他感觉自己时日不多，反而加大了工作量，导致病情日益严重，发展到非做手术不可的地步。 但当医疗小组向负责总理医疗的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请示，希望批准让总理尽早住院手术时，张春桥说，总理工作实在太忙，我有机会劝劝。 他让医生不要急，说急也没用，并拿主席先前不同意给总理开刀做挡箭牌。
周总理（1972年） 后来在主席的批示下，政治局四人小组才同意让总理住院治疗，由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采用“电烧”疗法，为总理做了保守治疗，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手术刚结束，主席就让人打电话给医疗小组，向大家表示感谢。 从这以后，主席对总理身体的恢复非常重视，每次收到病情报告，都看得很专注。后来因为白内障不能亲自阅读，就让人读给他听。主席听的时候更是全神贯注，听不太清楚的，还要问个明白。 主席对自己的病不上心，却能记住从总理的病情报告中听来的数字，比如每天失血数量、手术次数，等等。 后来为了让主席第一时间知道总理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工作人员请示主席后，病情报告就不再报送政治局四人小组，而是直接从305医院送呈主席。有时需要做什么时，主席总是毫不犹豫地催促秘书：“快去办！”
1966年在天安门 主席与总理从1926年在广州相识，到1976年相继逝世，风雨同舟50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两位伟人互为手足，互信互助，情感之真挚是旁人理解不了的。 总理听说主席病重，紧张得两腿发软下不了车；总理确诊癌症后，主席也时刻关注，亲自安排，甚至向为总理做手术的医生表示感谢。这是主席以前没有过的。 行此文章，是因为前几天看到有人质疑主席不让为总理开刀的用意。笔者希望以上文字能够解释清楚，让持怀疑论者，也能够看得明白。 如此，则我心甚慰。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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