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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解放军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抓获3968名印军俘虏。 起初，在管理和教育这一“特殊人群”上，令解放军感到为难。 众所周知，解放军一向恪守《日内瓦条约》在内的国际公法，绝不虐待战俘，甚至是“宽待战俘”。 不过，由于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战俘中既有印度籍、尼泊尔籍和巴基斯坦籍，还有来自印度各地不同的十二个民族，分别信仰五种不同宗教。 如何管理好，并对印俘们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成为解放军干部当时面临的一大难题。 据2009年前后的一份外交档案披露，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可给解放军帮了大忙。 最终，大多数印俘发自肺腑地认为：“我们不光在战场上输给中国人，心理上也输给中国人。” 甚至还有不少印俘直截了当地说要加入中国，“愿意当一辈子俘虏”。 那么，解放军是如何一步一步管理并教育好这些“刺头”的？《西游记》又帮了哪些大忙呢？
1962年9月，印度决定通过战争侵占中印边界克节朗地区的塔格拉山脊，最终目的是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北作为中印国界。1962年9月11日，中印边境东段最前沿的印度陆军第四军第七旅，从达旺地区徒步向克节朗山区开进。 1962年10月，印度突然从东西两线向中国边防军发动武装进攻。 解放军西藏、新疆军区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 在我军摧枯拉朽的反击下，包括印军王牌第七旅在内的大部分主力被歼灭。 除少部分躲在孤立碉堡内顽抗外，其余印度官兵在后路被截断的情况下，逃入深山老林。 1962年10月20日清晨5点整，解放军再次发起冲锋，我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攻破了印军阵地。 前来增援的印度第九廓尔噶联队第一营被解放军截住，旅长达尔维准将与拉加普特营营长瑞克被困在地堡内。 最终，513人的拉加普特营共有282人阵亡，其余200多名印度士兵，包括达尔维准将在内的军官纷纷举手投降。 至上午7:00，6000余人的印军王牌第七旅彻底土崩瓦解。 10月21日凌晨3:30，被解放军冲散的印度官兵继续拼命爬山，他们顶着喜马拉雅刺骨的寒风向北逃窜。 沿途多悬崖峭壁，不少印度官兵失足摔入山崖。幸存官兵没有物资补充，场面十分凄惨。 解放军彻底歼灭印度王牌第七旅后趁胜渡过克节朗河，直取藏南重镇达旺。 驻守在达旺的印度官兵如惊弓之鸟逃往西山，解放军有条不紊地先驻扎下来，这给了印度方面喘息的空间。 为扳回一局，印度政府紧急抽调另一支王牌部队第四军第四师，从布丹的色拉、邦迪拉地区紧急移动到德让宗。 印军决定沿公路扼守色拉、德让宗和邦迪拉三个山口，形成三角形屏障，阻挡解放军。 想法是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 由于克节朗地区的惨败让印度官兵惊慌失措，军部下达的命令没有落到实处。 各个营、团之间下达的命令自相矛盾，几千人的部队乱成了一锅粥。 最后，驻守在邦迪拉的印军第四十八旅象征性地派出了拉吉普特联队。
因缺少卡车等运输车辆，许多印军都是徒步跨过山脊河流，每个人身上都要背负重达35千克的物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 甚至在行军途中，一些印度军官还会停下来要求喝茶、生火做饭。 解放军可不惯着他们，我军在克节朗地区休整一番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战斗。 1962年10月下旬，驻守在德让宗地区的印军第四师师长决定派出第二锡克营与第四锡克营，沿着小路寻找解放军行踪。 我军早就发现了这群人，一直潜伏到深夜，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兜兜转转至1962年11月，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开始了第二阶段作战。 这一阶段，中印两军没有发生大规模交战，解放军分成小股部队沿着深山老林搜捕失散的印度官兵。 至1962年11月21日，中国主动停火，撤回实际控制线。 经战后清点，解放军共俘虏包括一名准将、26名校级军官、29名外籍军官在内的3212名印军（加上零散战俘，共有3900多名）。 按照规定，解放军将这些印俘分批后送收容所。 在战地转运点或转运站集中时，我军对印俘进行临时编队和登记。 后送途中管理工作，我军注意将印俘军官和士兵分开。 尉级以上的军官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政治，思想反动，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影响普通印度士兵，尽量按照不同民族原部队分别编队。 每10人编一班，每10班编一个中队，临时班长多指定表现较好的印度士兵担任，中队长则由解放军干部担任。 出发前，解放军干部根据实际情况排好行进序列，一般让印度军官和能行走的轻伤病俘虏先行，不能行走的重伤病俘虏，则组织健康的俘虏抬运。 运送印度战俘的行动大多选在白天，速度可适当慢一些，注意节省体力，适当多安排休息。
截至1963年春，西藏军区在山南琼结、隆子和昌都的扎拉开设了三个俘虏收容所，3000多名印度战俘均得到了妥善生活安排。 至此，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彻底结束，解放军大获全胜，俘虏了3000多名的印度军官。 接下来，就该轮到解放军的干部犯难了。 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爆发前夕，印军官兵被告知：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一样野蛮，被俘后就会砍头、活埋。这种思想灌输使印度官兵普遍怕被解放军俘虏。 遵照军委中央、总政治部的有关指示，所有参战的解放军战士与广大指战员严格遵守对印度战俘：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捆绑、不搜身的“六不”纪律。 抓到俘虏后，解放军战士立即对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 发现武器包括军刀、爆炸物全部予以没收；私人的物品，包括收音机、指甲刀、刮胡刀、相机，按照规定统一收存进行详细登记，开具临时收据，释放时统一归还。 印度官兵的军衔肩章由个人保存，货币、手表、相片等隐私物品一律不没收。 1962年11月18日，解放军第165团一营摧毁印军设在邦迪拉公路边上的两个地堡，将最后一个地堡团团围困。 守军排长拉瓦特准尉带领士兵顽抗，最终剩余的十余名印度士兵集体投降。 解放军发现包括拉瓦特在内的十余名印度士兵已经饿得走不动了，手脚全部被冻坏，我军立即将这些印度战俘送到后方医院。 包括印军第七旅旅长达维尔准将被抓获时，已经6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神志不清，只剩一口气吊着性命。 得知其身份后，解放军第419部队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住房，送上水和干粮，使他的情绪稳定下来。 达维尔情绪稍稍稳定时，解放军第419部队政治部主任魏克问他被我军俘虏后是否遇到什么麻烦？ 达维尔笑着伸出了自己闪闪发亮的两只手说道：“你看（让魏克看），戴在手指上的手表和戒指一个都没少，解放军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 一传十，十传百，许多逃散在深山老林的印军官兵得知被俘后有饭吃，便主动投降。 然而，一下收拢了3000多名印度战俘，如何在不打骂的前提下管理好这些刺头？对于解放军干部来说较为犯难。 解放军先为送到收容所里的印俘，准备了符合《日内瓦公约》规格信息详细的俘虏登记表。 不少印度战俘怕说真话对自己不利，因此谎报了真实信息，这些都需要解放军干部反复核实，去伪存真。
由于英语是印度沿用的官方语言，且印度战俘的《军人手册》都用英语填写，所以解放军要求俘虏们一律用英文填写登记表，避免同时使用几种文字，给编制统一名单带来困难。 在实际工作中，解放军干部发现印度战俘重姓重名现象非常严重，所以动员大家填写姓名全名，不要用缩写。 然后采用士兵的军号前两位数字作为部队代号。 比如，锡克联队为44号、马德拉斯联队为25号、廓尔喀第八联队为57、拉吉普特联队为29，勤杂人员由5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这样一来，解放军干部首先完成好了印度战俘的登记工作，了解到他们的具体信息。 不过，在这3000多名俘虏中，既有印度籍官兵，还有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籍的官兵。 其中印度籍的俘虏分别来自十二个不同的民族，分别信仰五种不同宗教。 因为分别信仰不同宗教和来自不同民族，导致俘虏士兵中民族矛盾非常尖锐。 头上裹着头巾的锡克族士兵最喜欢闹事，他们总是自诩为“尚武民族”，较为仇视穆斯林、高尔瓦族和泰米尔族的印度战俘。 某解放军收容所起初隔三差五都要发生锡克族与高瓦尔族俘虏之间的群体斗殴事件。 除此之外，印度军官大多数思想顽固反动，他们通常不与解放军公开对抗，暗中唆使普通印度士兵违反事务所纪律。 这些印度官兵还时常摆起老爷架子，不劳动、不接受思想教育，往往一些小事都要指使普通印度被俘士兵，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加上印度籍俘虏受大资产阶级反动宣传，存在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 平时生活习惯不好，印度军官总是欺压尼泊尔籍和巴基斯坦籍俘虏。 解放军干部针对这一难题。先是把尼泊尔籍的战俘和印度籍的战俘分开编队。 在基本纲领上，解放军遵照上级提出的“宽俘精神”，注意人性化，不会搞得过分紧张。 俘虏收容所不设铁丝网、围墙，只是在远处较隐蔽的地方设立岗哨。 当收容所里的生活趋于稳定后，解放军采取民主管理方法，以“俘虏管理俘虏”是运用较多，且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 这有利于扩大解放军“宽待俘虏”的政策，还能适当解决印度战俘在其生活习惯和语言上的一些问题。 一开始，担任职务的印度俘虏往往习惯用资产阶级军队强迫命令的一套，对待同僚，且工作敷衍。
随着对解放军政策的日益了解，他们终于被我军耐心教育感化了，力所能及地投入到各项运动中。 一些普通的印度被俘士兵感动地说道：“在之前的军队里天天罚苦役，还是不断出事情。解放军只是善意劝说，叫人自己承认错误，效果却这么好，你们的办法真是了不起。” 当然，若印度俘虏执迷不悟，拒不接受思想改造，那适当的纪律惩戒还是有必要的。 比如某收容所里，有几位印度俘虏偷东西被同伴抓了现行，不少人要求在他脸上抹黑灰，在全收容所里游行示众。 解放军干部则说明我方政策是不辱人格，对违反纪律的人同样以批评教育为主，让他改正。 还有一名印度俘虏调戏驻地的藏族妇女，解放军召集我军召集两个中队的所有俘虏，当众宣布判处他七天劳役。 由于该名俘虏在劳役期间表现良好，有悔改之意，收容所提前三天免除其处分。 根据解放军俘虏收容所的经验，参考《日内瓦公约》第89条规定，所有对印度战俘进行的纪律惩戒，一律要上报西藏、新疆军区后才能执行。 对印度校官以上军官的纪律处分，需要报请总政治部批准后执行。 如此宽厚的政策，让不少印度俘虏感激的泪流满面，他们普遍反映：解放军宽厚仁慈，既严肃，又和蔼可亲。 除了思想教育和纪律惩戒外，解放军还十分注重对战俘们的伙食保障。 因为80%的俘虏都是印度教徒，根本不吃牛肉，特别爱吃新鲜羊肉，一般只愿让本民族本宗教的人来宰杀。 还有一些印度战俘是素食者，连鸡蛋都不吃。 加上这么多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者汇聚在一起，他们的饮食习惯真是千奇百怪。 根据俘虏的特点，解放军在主副食供应标准做了调剂，大体满足了印度战俘对油、糖、辣椒、土豆、新鲜羊肉等食物的要求，适当调节了米面比例。 按照标准发放食物，避免不必要的超支，尽量让每一个被俘官兵吃饱吃好。 1963年3月11日是印度著名的“洒红节”，各收容所为俘虏准备了节日所需的各种用品，举行会餐和联欢晚会。 大家吃着东西，在树林里载歌载舞，尽情玩乐，互相用红色摸对方的脸，解放军官兵受邀参加联欢，双方表示友好的祝福。 被俘的印度士兵们纷纷表示：“成为俘虏还能这样过节，这在历史中是没有过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与中国军官一起过节的经历，让全印度人民都知道中国兄弟是最人道的。” 一个印度战俘理发兵说：“我这个职业在印度是最下贱的，根本不会有人理我，可中国人对我一视同仁。从母亲生下我以后，过这样好的节日还是第一次，我感到十分荣幸。”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基本弄清楚了解放军干部是如何管理好这些印度战俘的。中国有句俗语——将心比心。 首先，解放军干部对所有印度战俘一视同仁，不管高级军官还是基层士兵，在思想教育、伙食保障方面不会存在任何偏差。 除此之外，我军奉行——有功必奖，有错必纠。禁止各收容所私自惩罚有错战俘，在惩戒方面完全遵照《日内瓦公约》的相关规定，报请军区和总政治部。 人心都是肉长的。解放军收容单位采取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用真心使得印度战俘认识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是非，接受了我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主张，继而启发其民族觉悟。 经过半年左右的共同生活，大部分印俘普遍赞扬解放军“宽俘政策”和为此作出的重大努力，坚决拥护中印人民友好主张。 许多印度战俘甚至表示愿意一辈子留在中国，成为解放军的俘虏，不愿意再回到印度了。 据2009年前后一份外交档案披露，不少印度官兵非常喜欢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 尤其是连环画版的《西游记》在俘虏们很受欢迎。 据统计，印俘被释放时，带走了3000余册各种书刊，其中大部分就是连环画和英文版的《西游记》，有的印度战俘一人就带走了30多本《西游记》。 针对这一现象，解放军干部利用《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和到后来被压五指山，以及接受观音菩萨的点化，全心全意保护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 教育被俘的印度官兵一定要洗心革面，认清是非问题。 由于《西游记》中充满了异域特色，包括唐三藏最后到天竺去取经，这些故事情节让许多印度官兵感同身受。 再加上孙悟空的原型类似于印度神话里的哈努曼，更让不少印度官兵喜欢上了这个经典角色。 所以，《西游记》帮助解放军干部在管理印度战俘中起到了重要的帮助。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解放军干部利用《西游记》中的故事，让许多印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不然他们不会回国时一次性带30多本的《西游记》。 至于在中印战争期间被我军俘虏的最高级长官达维尔准将，他被释放回国后仍受到重用，连续两次被提升，官至陆军少将，出任达拉顿军事学院副院长。 退役后，达尔维撰写了一本名为《喜马拉雅失策》的回忆录。 1963年春夏之交，解放军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准备将这3000多名印度俘虏送还给本国政府。 回国前，西藏、新疆军区组织了包括达维尔准将在内的20余名印俘军官，参观了武汉、南京、上海、无锡、北京等城市。 一个月的参观游览，使这些对中国抱有敌意地印俘军官受到实际教育，加深了俘虏收容所对他们教育争取的结果，多数人态度有了转变。 释放回国前夕，产自中国的金笔、烟具、丝绸品，成为不少印俘官兵的心头爱。 苦于囊中羞涩，许多印度普通士兵没钱购买这些中国特产。 考虑到这一情况，经过相关部门的协调，后方单位往收容所里运送了大批精品烟具、金笔，几乎是以半买半送的方式，让这些印度俘虏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伟大。
大多数被俘官兵自1963年4月10日至5月25日，分别在西藏沙马以南的巴底通、棒山口北侧、西路曲；新疆的斯潘古尔湖等地，分十一批回国。 许多印俘高兴地说：“我要带着幸福（幸福牌金笔）回去。” 当最后一批印俘人员交接完毕，与解放军离别时，他们高声呼喊：“中印两国人民友谊万岁，中国人民万岁，毛泽东、朱德万岁。” 甚至连印度红十字会都参与了高呼。 据统计，当3000多名印度战俘返回本国时，有95%以上的俘虏对解放军表示热情友好。 许多人在解放军的留言和感谢信中表示谢意：“山可移，水可干，我对中国人民的思念永不断。 愿把毛主席的像印在自己心上，我们全家要为他老人家的健康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天天祈祷，祝福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到最高峰。” 连平时最爱闹事的锡克族俘虏也表现得非常热情，他们把随身佩戴的戒指和手镯送给解放军干部留作纪念。 反观在双方点交过程中，印度方面的代表对本国俘虏表现非常冷淡。 据说，被解放军释放的印度俘虏回国后遭到歧视，长时间被关押在集中营里进行所谓的“政治甄别”，令他们感到极为寒心。 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解放军不仅在战场上大获全胜，同时在战后的俘虏管理工作中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中印边境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多次放低姿态，主动邀请尼赫鲁政府和平谈判。 一些小细节上，解放军可以作出适当让步。 我军一再退让，却被尼赫鲁政府视为“软弱无能”，他们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直至单方面挑起战争。 毛主席对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以及俘虏管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老人家认为：“这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政治军事仗；与其说是军事政治仗，不如说是政治军事仗。” 军委中央给边防部队的贺电中嘉勉：“你们的英雄业绩将同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一样永垂千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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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落荒而逃的印军
图｜解放军把印军战俘抬到野战医院
图｜载歌载舞的印军战俘
图｜印军
图｜锡克士兵
图｜达维尔准将（右）
图｜回国的印军战俘受到区别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