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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忘情 1962年对印反击战，我军完胜。对俘虏的3968名印军，我军执行一贯的优待俘虏政策，不搜腰包、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歧视，除了尽心尽力治疗他们身上的伤病，还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当然，仅仅做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方对这些战俘采取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教育，目的是让他们认清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是非曲直、接受和平解决边境争端的主张，进而启发其觉悟。 经过长时间耐心的教育，绝大多数印俘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有了初步认识，在谁不愿意谈判、谁蓄意挑起冲突、谁侵略了谁等重大问题上有了正确的认识。他们普遍赞扬我方优待俘虏政策。 
为进一步表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中方于1963年4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通过中印两国红十字会，向印方遣返全部印军战俘。熟悉抗美援朝战争史的朋友都清楚，战俘移交是舆论较量的重要战场。战俘们在移交过程中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媒体敏感的神经，甚至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以此大做文章。这样的场合，是检验我军对印俘教育管理实际效果的试金石。 从1963年4月10日至5月25日，印俘们分别从巴底通、棒山口、西路曲、斯潘古尔湖等地，分11批回到故国。临前行，我方为每位印俘准备了一份纪念品，东西虽不算昂贵，但却代表着中方的一份心意。 
听说要回国了，许多印俘主动给管理干部写感谢信。他们表示：“山可移，水可干，我对中国朋友的思念永远不断。” 当他们离开战俘营时，有85%以上的人和我军管理干部热情握手拥抱，表达依依不舍和感激之情，高呼“中印是兄弟”“中印友谊万岁”等口号。有些人还用面值10卢比的纸钞，折成花环敬献给我军管理干部，表示最诚挚的敬意。甚至有人取下随身戴的戒指和手镯，非要送给管理干部留作纪念。连一些平时表现不好的印俘，也主动向我军管理干部悔过。有名叫底旺辛的印俘，临行前送给管理干部一块手绢，上面绣着“Forgot me not”，翻译过来是“永勿忘我”之意。 
在战俘移交现场，印度红十字会代表对印俘的态度十分冷淡。两相对比，印俘们感慨万千。许多人在移交现场对中方人员说：“几个月来，你们对我们这样关心。但是我们为新德里卖了十几年的命，他们反而对我们如此刻薄。我们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卖命呢？” 印方派了很多媒体记者来到移交现场，千方百计想搞点事，以此来挽回印度战败的颜面。印度红十字会人员，面对镜头，带头喊“印度万岁”，但印俘们却应者寥寥。中方人员见状，立即用印地语高呼：“印地秦尼，巴依巴依”，意思是”中印是兄弟”。结果印俘们听了，也跟着一齐喊了起来，这让不怀好意的印媒记者觉得很没趣。 
不怀好意的，可不止印媒。少数印俘军官走出战俘营、前往移交地点途中，暗地里威胁印俘士兵，要他们在移交地点，当着镜头的面，将中方发的纪念品、书籍及衣物摔在地上，以示与誓不两立。而印度红十字代表则在交换现场，露骨地暗示印俘们“只将自己贵重的私人物品带回国，将中方发的东西都当众扔掉”。 让他们失望的是，印俘士兵无一人按他们的要求做。非但如此，还有不少人将中方发给他们的书籍夹在行李中带回了国。其中有一个人，竟然带了37本之多。 
心有不甘的印度红十字会代表，干脆自己赤膊上阵了。在棒山口交接印俘现场，对方称这里就是“国界”，遭到我方人员当场驳斥。
还有一次，印度红十字会代表见其他印俘都穿着中方发给的蓝色制服，唯有一个印俘仍穿着印军的绿呢子军装，于是便像捡到宝似的，和印媒记者迎上去，一开口就不怀好意：“你在那边生活得怎么样？” 结果出乎他们意料，这位印俘回答：“很好很好。”心有不甘的印度红十字代表，又继续问：“你的健康状况如何？”结果对方还是回答：“很好，我们不管是谁有病有伤，中国方面都给予了良好的治疗和照顾。” 
围上来的印媒记者们感到没趣，如泄了气的皮球般散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印军丧师失地，溃不成军。在战俘交接这个没有硝烟的舆论战场上，中方照样打了个漂亮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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