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辽东豪强与明廷税使横征暴敛，经济生产难以维系。政治腐败、自然灾害频发等主客观因素均成为中朝经济交流的阻碍，但贸易活动仍在危机四伏的边境区域继续发展。 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后金政权建立前，明廷对辽东的军饷供应亦捉襟见肘，边警、弊政使辽东民众难以度日。民众埋藏米谷杂物以备祸患尚且不足，罕有余货用于买卖交换。
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首领一边从朝贡贸易中获取经济利益，一边加快内部统一步伐，为与明对决积聚力量。随着辽东社会环境的不断恶化，中朝贸易规模急剧萎缩。 明末辽东地区的战与守明末，辽东边患升级，官兵战不能战，守不能守。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得力干将多赴朝鲜战场，蒙古、女真各部趁机犯边。即便明廷积极调派将领提升辽东御边能力，在战略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颓势难以改变。 万历二十四年（1596），蒙古伯彦罕、以儿邓等部侵袭辽东地区，明廷仅令当地将官相机决策。辽东仍须向朝鲜战场调集精兵良将。壬辰战后，辽东元气大伤，边堡兵备空虚，防御力量极为脆弱。万历十九年（1591），蒙古等部犯边，辽东官兵尚能主动迎敌，斩获与阵亡数额大体相当。
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廷虽令总督邢玠率领东征回军分防要地，但辽东残破不堪，义州、锦州地接连失事。辽东各兵月粮急缺。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兵部尚书疏言：“辽左重镇，十年之间八易大将，期于得人以保冲塞”。 大学士沈一贯力推李成梁，以辽丁治辽地。老将李成梁的复出仍无法解决辽地军政衰败的诸种问题。此时，高淮在辽横征暴敛，明廷边饷告急，虏患与自然灾害频至辽地，即便李成梁意气风发之时亦难救残境。 万历前期，辽东的防御政策还可凭周边民族的“顺”或“逆”来付之“款”或“剿”的行动。壬辰战后，辽东主兵惟剩弱卒，援朝客兵因粮饷匮乏及原戍之地急需兵源而不能久驻。明廷只能通过增加抚赏等羁縻政策来缓解周边民族内犯的压力。 各部除入京贡马的赏赐与马价收益外，马市交易等抚赏亦十分丰富。朝廷虽规定边市抚赏物资由广宁卫库给银置买，但边臣以此为由剥削军士、专擅边市现象屡禁不止。边关员弁私占市税、侵克“属夷”酒食等物，但遇大酋势众则擅增抚赏。建州女真诸部酋长便从明廷获取大量财物和生活物资。
万历初期，抚顺、清河一带女真诸部多为王台所制。李成梁陆续荡平建州王杲、逞仰儿奴及王杲子阿台等犯边部众后，女真诸部多循规朝贡受赏。 万历十七年（1589），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与歹商（王台之孙）皆为姻亲，“内倚中国，而外以婿重”，“且以斩叛夷克五十乞升赏，加都督秩，以此遂雄长诸夷。”万历后期，女真部落大举零寇的频率逐年增加。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时，仍以“顺夷”姿态以示明廷，获得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 万历三十六年（1608），努尔哈赤公开侵袭辽东边城，仍尽可能维系与明廷的朝贡关系。努尔哈赤集团从朝贡封赏、沿途勒索、边市贸易等抚夷政策中获益匪浅。万历后期，努尔哈赤并未完全掌控女真部落，特别是海西北关部众。与蒙古达成联盟，征服吉林、黑龙江地区的野人部落是此时努尔哈赤集团的战略重点。
明廷虽知“建酋桀黠非常，旁近诸夷多被吞并”，更知其“恃强不贡”、控制边市、“招亡纳叛”，所图非小。但辽东凋敝，无力御敌，明廷只能令边臣与朝鲜对其提防、安抚，以争取大修武备、整饬边防的时间。辽东镇抚恐开边衅，甚至以招抚为名将宽甸六堡一带居民尽数驱逐，努尔哈赤坐得百里之疆。 万历三十六年（1608）明廷令辽东选得当员役前往努尔哈赤驻地宣谕：“各守边疆，毋相侵扰。”万历三十九年（1611），努尔哈赤以“俛服车价”、“裁革夷众”等退让条件提请起贡。明廷以“字小之仁”、羁縻地方为由建议许贡。 兵部认为宽甸六堡之地不足以与鸦鹘一代安边大局相提并论，“按臣熊廷弼有疏地界一事惊扰边鄙夷汉汹汹，大非国家之福。”历四十三年（1615），明廷仍“欲令照北虏俺答事例免其（建州、海西）入京，俱在边守候赍赏，一应折宴、折程、口粮照例给发。”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征明之前，辽东在建州女真“恭顺”、边警暂缓的氛围下，始终以“严防”、“款塞”等传统手段维系边镇安稳大局。温水效应之下，明廷边臣部署堵截格局甚为艰难，努尔哈赤羽翼日益丰满。 辽东乱政与民心散尽明初，辽东军民耕而足食，社会繁荣安定，支撑边镇发挥“京师左臂”、“拱卫神州”的重大作用。明朝末年，辽东阡陌相连、屯堡相望的景象不复存在，代之以战乱频仍、皮骨空存的残破局势。文武员弁、地方豪强、矿监税使等依托明朝弊政残酷剥削辽东军民，男女老幼“亡魂丧胆，奔山窜岭者，不可胜数也”。 辽东之民皆与军籍相连，所有生计皆为戍边、御虏等军事活动所服务。明末，辽东军饷极低，受“虏情”、“天灾”等因素的影响军民田亩收入亦很难满足养家糊口的需要。
辽东兵饷逐年累欠，寅吃卯粮。各级将官侵克吞占，军卒困苦不堪战守乃为陈弊。壬辰战后，辽东军马及物资耗损尤重，却无处贴补，即“惟辽左空虚，支吾无策”。明廷优恤军资多为将官贪墨，朝廷恩意竟成画饼。 辽东“食粮有限，侵扣无穷影，财渐多则应役必少，行伍所以日虚，而骄悍所以日炽，皆坐此毙。”辽东地区“虏日骄，将日玩”，“各边诸部，所在生信，（边臣）处置失宜”，祸患迭起。明廷提及救辽之术，“惟在足其额兵，给其额饷”，但更为重要的前提是“禁代造，禁扣克，兵不浮食，食不浮兵”，方可言整饬边防。 可见，在辽东边疆安全问题上政体系内部的崩坏远甚于外部威胁。随着皇权专制政治逐渐强化，作为皇帝“羽翼”的宦官群体权柄极大，凌驾于地方军政机构之上。
万历二十年（1592）至二十八年（1600），明廷相继用兵于宁夏、朝鲜、播州，耗银千万，政府财政匮乏。万历二十四年（1596）、万历二十五年（1597），乾清宫、坤宁宫、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相继遭灾，营建修复仍须巨资。 万历皇帝挥霍无度，向国库索银却频频受阻，遂决定越过政府部门直接攫取天下财富。万历二十七年三月，神宗为谋“辽东地方金银矿洞及马市方物”等资源，派监承高淮督原奏阎大经等前往辽东开矿征税。万历帝不顾辽东残破不堪的社会现状，执意遣太监高淮掠夺敛财，加剧了辽东社会的衰败进程。 高淮赴任伊始就遭到辽东巡抚李植、户科给事中包见捷、贵州道御史涂宗浚等官员的反对与弹劾。高淮及其爪牙“追矿税，征房号，编牛车，拿大户，调夫匠，修牌坊，冒军粮，占军役，诈假官，用非刑，拷财物，奸妇女千万苦情，诉说不尽”兵科给事中侯先春、辽东总兵马林等皆因阻碍高淮等在辽东横行而被问罪。
万历二十九年，万历帝被迫降旨督抚纠察奸恶，但其始终明示“内官任事”的合法性，给予其谋私利的权力。高淮继续在辽东干涉军备、关务，掣肘镇道边臣，祸贻无穷。 据《明实录》记载，高淮成批进献神宗内库的财物有：黄金六十两，银五万多两，以及马匹、貂鼠等物。高淮收入私囊的银两不下数十万。辽东巡抚李化龙描述辽东社会惨状，辽阳富民“搜索已尽，非死而迁徙，非徙而贫”，“辽军已数年不得钱粮，凡给散钱粮，为将领扣去，军士分厘皆不得沾矣。” 万历中期以前，在辽东官员的盘剥下，军民已疲弱不堪。壬辰战争爆发，辽东米谷多被用作东征粮饷。即使后期战事接近尾声，辽东仍无法获得朝廷接济。
朝鲜屡次通报明廷，辽东“新地逋逃众余十万，久之不散，终将为虏中行”万历三十四年（1606），辽东巡按肖淳奏报：“辽左冲疲，军民最苦，乞蠲停税课耗羡三万六千余两，以安人心，保重镇。” 结语总的来说，辽东曾通过开垦屯地、严征田粮赋税等方式维系军政系统运行。但是，边政未见起色之时，监承高淮、阎大经等税使相继而来。其苛索暴敛尽入私囊，辽东各营男女成批投逃边外，辽东社会彻底丧失自我恢复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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