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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一书向来只有抄本，仅八十卷，近因程氏搜辑，始成全璧。但彼用集锦板，校勘非易，不无颠倒错乱。藤花榭校雠刊刻，始极精详。”这是重刻藤花榭刊《绣像红楼梦》的耘香阁本主人，在其扉页背面落款“甲子夏日本堂主人”的简短题记中[1]，对藤花榭刊《绣像红楼梦》的中肯评价，点出藤花榭刊本差不多是程甲本问世后的第一家翻刻纠谬本，在《红楼梦》传播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但六十多年以来，学界对《绣像红楼梦》藤花榭刊本一直不甚了解。这是涉及程甲本传播史甚至《红楼梦》经典化的一个值得探考的问题。  既往对藤花榭刊《绣像红楼梦》的认知，可以《红楼梦书录》《小说书坊录》与其他一些论撰为代表。 扉页题“绣像红楼梦，藤花榭藏板”的《绣像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正文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是程甲本系统传播史上的重要刊本。 作为《红楼梦》及相关作品的首部书目文献，一粟《红楼梦书录》著录了这一刊本，内载：“金陵藤花榭刊本。……额勒布，字履丰，号约斋，索佳氏，满洲正红旗人，由笔帖式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生于乾隆十二年（1747），卒于道光十年（1830）。……斋名藤花榭，见叶德辉《书林清华》卷二，曾刊刻《说文解字》《经学五种》等书。 据道光三年曹耀宗《红楼梦百咏词》跋：'予昔游金陵，适藤花榭板初刊，偶携一册，杂置书丛，今越五载，长夏无事，检取评点之’，则此本约刊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左右。”[2]交代了将“额勒布”“金陵藤花榭”与《绣像红楼梦》三者关联的根据。 此前，红学界第一次提到此刊本并与额勒布相联系，是俞平伯1954年在香港发表的《读〈红楼梦〉随笔——再谈嘉庆本》一文。 该文引述耘香阁重刻藤花榭本的上述题记后，按称： 藤花榭，据启元白先生来信说：“藤花榭为额勒布斋名。额字约斋，满洲人，官至户部侍郎，于嘉庆九年刻中字本《说文》。此从刘盼遂先生处得之。刘并云，额曾刻《红楼梦》，但忘其说之出处矣。”“耘香阁重梓”在嘉庆九年，则藤花榭原版当在嘉庆初年，即紧接着乾隆末年程高排印的本子。[3] “启元白”即启功，刘盼遂为时任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的古典文学专家，“一粟”乃红学家周绍良、朱南铣的合作笔名。 或与俞平伯此文发表在先相关，《红楼梦书录》之后，此一著录被广泛接受，鲜见异辞。如《红楼梦版本小考》即称，此刊本系“嘉庆二十三年（1818）前后金陵藤花榭刊本”，“藤花榭为满人额勒布（1747-1830）的书斋名”[4]。 《红楼梦大辞典》“额勒布”辞条说，“约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左右曾刊刻《绣像红楼梦》，世称'金陵藤花榭刊本’”[5]。《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红楼梦》辞条直称，“《绣像红楼梦》，嘉庆二十三年（1818）金陵藤花榭刊行，习称'藤花榭本’”[6]。 《小说书坊录》是全面反映宋元明以迄民国初各地书坊刊刻小说情况的工具书，吸收《红楼梦书录》等的著录成果，在清嘉庆年间部分设立“金陵藤花榭”条，下列四种刊本依次为：嘉庆二十三年刻《绣像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嘉庆二十四年刻《红楼梦补》四十八回、嘉庆二十五年刻《重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一百二十回、道光十三年刻《红楼梦补》四十八回[7]。据编纂方式，第三种系承《红楼梦书录》，余三种则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而来。 略加复检，会发现其中“蹊跷”之处：《红楼梦书录》在著录上述藤花榭刊《绣像红楼梦》之后，紧接着著录《重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时，仅言“藤花榭重刊本”，“扉页题'重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藤花榭藏板’”[8]，并无刊行年代说明。《小说书坊录》为此增加“嘉庆二十五年刻”的年代定位，从何而来？ 经查，此前1986至1996年，曾有多位学者披露，藤花榭（请注意暂只留意“藤花榭”本身）在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这个确定年份，而非仅在推测的嘉庆二十三年左右，刊刻过一部《绣像红楼梦》。 如胡士莹遗著提到，“余所藏嘉庆庚辰藤花榭刊本，较坊刊（程甲本）为优”[9]；胡文彬言及，“清嘉庆庚辰（1820）的金陵藤花榭刊《绣像红楼梦》”，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有收藏[10]；阿蒙称，江苏发现一部晚清顾氏收藏的《红楼梦》评批本，“所据底本为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藤花榭板本，书名原题《绣像红楼梦》[11]”；杜春耕等用扉页书影印证，在北京意外找到一部藤花榭本，扉页“除了'藤花榭藏板’字样外，还有'嘉庆庚辰镌’五字赫然入目”[12]。 《红楼梦大辞典》“藤花榭刊本”辞条还完全以嘉庆庚辰本为正宗，不提《红楼梦书录》著录的嘉庆二十三年左右刊本称(未注意与“额勒布”辞条不一致）：“藤花榭刊本：题名《绣像红楼梦》，金陵藤花榭刊本，120回。此为程甲本的翻刻本。扉页题'嘉庆庚辰镌，绣像红楼梦，藤花榭藏板’。”[13] 《小说书坊录》的这一著录，或吸收诸家传达的版本信息，将它与《红楼梦书录》著录的《重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进行了一次“粘合”。但诸家披露的书名是《绣像红楼梦》，《红楼梦书录》著录的书名是《重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二者并非一物。 故《小说书坊录》的这一著录被不少红学文献采用，亦有学者并不接受。如李广柏《红学史》在继续采信藤花榭主人即额勒布时云，“在带有评点的《红楼梦》刊印本流行以后，仍陆陆续续有书坊刊印不带评点的《红楼梦》，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金陵藤花榭刊本《绣像红楼梦》及随后藤花榭重刊的《重镌全部绣像红楼梦》”[14]。 忽略其间的曲折，通贯考虑《红楼梦书录》《小说书坊录》和俞平伯以来其他一些学者论撰可知，从1954年以来至今，学界大多以为： 1.是额勒布刊刻被耘香阁本主人所盛赞、在程甲本传播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绣像红楼梦》；2.刊刻《绣像红楼梦》的藤花榭，是额勒布的金陵藤花榭；3.金陵藤花榭《红楼梦》刊本，有嘉庆二十三年（1818）左右刊和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刊《绣像红楼梦》，以及属前者或后者重刻的《重镌全部绣像红楼梦》；4，除了《红楼梦》，金陵藤花榭还刊刻有《说文解字》《经学五种》和《红楼梦补》等书。 然而，刊本实物表明的又是什么呢？ 历十多年时间，笔者见到国内外公共图书馆收藏的17部藤花榭刊《绣像红楼梦》刊本实物真面目。这些刊本扉页完好，“藤花榭藏板”的版权标记清晰；正文除三家有残外，馀亦完好，均120回。 兹按扉页题款的不同，将存世情况分类列表如下（详[表1]）。 由表可见，这四类中，第一类、第二类扉页分别题“重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藤花榭藏板”“绣像红楼梦，藤花榭藏板”，前述《红楼梦书录》先后著录的两种，分别属此第二类、第一类；第三类扉页题“嘉庆庚辰镌，绣像红楼梦，藤花榭藏板”，胡士莹、胡文彬、阿蒙、杜春耕等披露者，当属此类；第四类扉页题“道光戊子秋镌，绣像红楼梦，藤花榭藏板”，“道光戊子”即道光八年（1828），这是既往学术界从未见提及的刊本。 深入考察这四类十七部刊本的里里外外，不难看出：这些刊本出于同一书坊，属于同一《绣像红楼梦》藤花榭刊本系统[15]。 其一，从外观看，十七部刊本全是大小非常接近的巾箱本，开本、内框均分别在17.3×11.1厘米、12.0×9.2厘米左右；之间虽有程度不同的年代差异感，但刻工、纸质无显著精粗之分。 其二，从版本行款和正文前后的各内容项来看，都是正文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黑口，左右双边（程甲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四字，单鱼尾，四周双边）；卷首都是首程伟元序，次目录，次绣像15叶，前图后赞（程甲本程伟元序后，有高鄂序；程甲本先绣像，次目录，绣像24叶），各内容项亦完全一样；绣像15叶中仅开始石头、宝玉和结尾僧道共3叶，大体保持程甲本原样，其他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李纨、王熙凤、巧姐、秦可卿、宝钗、林黛玉、史湘云、妙玉等12叶完全属于重绘，也一样。十七部刊本具有高度一致性，无迹象显示其中有出于藤花榭书坊之外，为其他书坊冒刻者。 其三，从这些刊本的正文内文来看，它们作为程甲本的纠谬本，具有共同的内容特色。与程乙本对程甲本的修改有技术修改，但以文学修改为主且并不成功（详下引刘世德文）不同，藤花榭刊各刊本对程甲本的修改多数属纠正文字误植、漏植等的技术修改，少数属北人口吻南方化的语体风格修改，完全不见关系情节、形象和叙事用心的文学修改。 如第二回“堂没族甚亲支嫡派”“还有棻蔚洇润之气”“蚩仁者修治天下”，改为“堂族没甚亲支嫡派”“还有苍蔚温润之气”“大仁者修治天下”；第三回“东安郡王穆莳拜书手”“出了角门是一条南北东道”，改为“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出了角门是一条南北甬道”；第四回“皆得亲名达部，以备选择为宫主、郡主入学陪侍”，改为“皆得报名达部，以备选择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第五回“也心中便有些不快”“摆赵着飞燕立著舞的金盘”“展开了浣过的纱衾”“进来风流冤孽”“山中高士晶营雪”“骄奢淫荡贪还抅”“领只此仙阑幻境”，改为“他心中便有些不快”“摆着赵飞燕立着舞的金盘”“展开了西施浣过的纱衾”“今来风流冤孽”“山中高士晶莹雪”“骄奢淫荡贪欢媾”“领略些仙阁幻境”；第六回“未必来礼我们”“我带了他进”“也是亲戚们惜分”“必必说了”，改为“未必来理我们”“我带了他进来”“也是亲戚们情分”“不必说了”；第七回“超总不见一点效验”“先夭结壮”“你具站住”“钏笑道”“了，小人儿家”“不象你这泼辣货”“凤姐碎道”，改为“越总不见一点效验”“先天结壮”“你且站住”“金钏道”“是了，小人儿家”“不像你这泼辣货”“凤姐啐道”，都是技术修改。第四回薛姨妈“我带了你妹子去”口中的“妹子”改成“妹妹”，第七回贾宝玉“姐姐和琏二嫂子”口中的“嫂子”改成“嫂嫂”，第七回“说著”“放著”“想著”“留著”“坐著”“管著”“问著”等所有“著”全改成“着”，是语体风格修改。这些改动都是这十七部刊本所共有的。  进一步深入比勘各种因素，这四类刊本并非仅如扉页题款所示四种刊本，实内含八种刊本；八种刊本的刊刻先后，亦可大致厘定。先说前者。 第一类五部刊本中，藏本1、3、4、5属一种刊本，藏本2属另一种刊本。如两刊本扉页字体的差别（左，藏本5；右，藏本2）： 绣像造型的差别，如第7叶李纨中，怀抱婴儿的女主人公头面部不同（左，藏本1；右，藏本2）： 我们可以将它们分别暂名为藤花榭刊本系统A种、B种。《红楼梦书录》著录的《重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必为这两种刊本之一。 第二类四部刊本中，藏本6、8完全一致，属一种刊本；藏本7与9，各属另外一种刊本。如三种刊本扉页的差别（左，藏本7，上覆薄绵纸；中，藏本8；右，藏本9）： 注意藏本8的扉页字体，“红”“藤”“花”等字，与藏本7、9很不一样；而藏本7与9的字体，总体接近中也有细微差别，且一个板框内无分栏线，一个有分栏线。 绣像线条的差别，如第1叶石头后赞左下字体，与第2叶宝玉前图右下，两者所构成的一个小幅面，其中两种刊本的不同（左，藏本6；右，藏本7）： “渺”“茫”二字，字体不同；警幻仙子（左上为其衣袂局部）身边的仙草，一个七株，一个八株。 我们可以承前将这三种刊本称为藤花榭刊本系统C种、D种、E种。《红楼梦书录》著录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左右刊本者，属此三种刊本之一。 第三类六部刊本中，藏本10、11、13全同，属于一种刊本；藏本12、14、15全同，属于另外一种刊本。如两刊本扉页字体有细微不同，板框内有无分栏线也是一个不同（左，藏本13；右，藏本14）： 绣像人物造型的差异，如第9叶巧姐中，一种巧姐是习见女童，刘姥姥眼睛一般前视；一种巧姐宛如小观音，刘姥姥大睁眼，两者的版画艺术水平并不一样（左，藏本10；右，藏本15）： 我们将这两种刊本称为藤花榭刊本系统F种、G种。 第四类两部刊本，各部分完全一样，我们把它称为H种刊本。请看其扉页（藏本16，有残损）： 以上主要依据卷首不同，从四类刊本中甄别出八种不同刊本。细审八种刊本的正文，其字体各各不同（比巴掌稍大的巾箱本，卷首比较疏朗且需要不断重刻，正文自然更要重刻），内容也无完全相同者。八种刊本是同家书坊先后推出的八种独立刊本，殆无疑义。 再说后者。八种刊本的刊刻先后又是如何？其中，第三类两种刊本即扉页题“嘉庆庚辰镌”的F种、G种，自是刊刻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及稍后。除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及稍后这一时段，其他时段呢？ 将上揭H刊本扉页与前面几类刊本对照，一望而知，藏本6、8所属刊本，即上面第二类三种刊本中的C种，其扉页乃由此刊本挖去右上栏“道光戊子秋镌”一行改版而来(“繡”字笔画也有细微差异），C种刊刻时间也就只能是在道光八年（1828）秋以后的数年，比如道光十年至十二年间（1830—1832）。 第二类三种刊本的C种既可找到直接源头，这一类中其他两种即D种、E种的刊刻必递晚于C种无疑；最迟者必延至道光后期甚至道光、咸丰间，中平来说亦延至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了。这就是说，八种刊本中的H种、C种、D种、E种，刊于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必即藤花榭八种刊本的终结刊刻时段。——顺便一提，《红楼梦书录》著录以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左右刊本者，既是第二类三种刊本之一，则其准确刊刻时间也就是这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 既然八种刊本中的四种刊本均刊于道光间甚至可能更后，其他两种刊本F种、G种又刊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及稍后，则程甲本翻刻热潮乍起时的旁观者和当事人、耘香阁本主人在嘉庆九年（1804，从俞平伯所言）“甲子夏日”之断语，“《红楼梦》……程氏搜辑，始成全璧。但彼用集锦板，校勘非易，不无颠倒错乱。藤花榭校雠刊刻，始极精详”，足以当之者，只剩下书名《重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的第一类两种刊本了。由此亦可见，一粟以为《重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是其著录嘉庆二十三年（1818）左右刊本之重刻本，以及其他学者以为是嘉庆二十五年刊本之重刻本，均属误解。此理至明，不容他议！ 但可续论续证。其一，第一类两种刊本书名，最符合藤花榭刻书初衷。藤花榭刊本既然如耘香阁本主人所言，是为纠正刚刚风行的程甲全本木活字印刷的疏谬而来，则其最初问世，仿程甲本的扉页题款（程甲本扉页题款“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萃文书屋”），以《重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为正式书名，既突出“全部”，又强调是纠正程甲本疏误的“重镌”，也就最符合当时刻书情境。 事实上，同属程甲本最早翻刻本的东观阁白文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书名也是以“全部”为号召的。只有120回全本《红楼梦》早已深入人心之后，各家才不约而同放弃了这一做法，藤花榭书坊亦是如此。 其二，第一类两种刊本中的B种极可能是藤花榭八种刊本中的首刊本。八种刊本中七种刊本的行款都有一个比较独特、怪异的地方，即第3回第12叶B面第三行“厨外床”以下，一行刻成了两行。请看书影（藏本⑥）： 刊本A、C、D、E、F、G、H均如此，几可视为藤花榭本的独特“胎记”；惟刊本B行款如常，无此现象，且新增一些文字误植。如第一回“干部一腔，于人一面”，第二回“所以一了馆出来”，第三回“黛玉迎忙起身”，第四回“纺绩女工”“雨村人惊”“情知扯不过”，程甲本和别本均作“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所以辞了馆出来”“黛玉连忙起身”“纺绩女红”“雨村大惊”“情知扭不过”。 这两点几使人怀疑B出于其他书坊的拙劣仿冒。但B又有文字长处，或独具（如第七回改程甲本“本处是那处人”为“本处是那里人”），或同于A（如第六回改程甲本“心眼儿爱还不爱过来”为“心眼儿爱还爱不过来”）；有文字误植，或同于全部别本（如第五回将程甲本的“引子前来”误为“引于前来”），或同于其他多种别本（如第五回将程甲本的“演出那这”，以误改误成“演出衷这”，同于A、C、D、E、G、H；将程甲本的“加减乘除”误为“如减乘除”，同于C、D、E、F、G、H）；又有说不上良否的异文，同于其他多种别本（如第七回改“于老爷”为“余老爷”，除C改为“家老爷”外，馀均如此）[16]。 这些显示B与其他诸刊本仍有复杂关系，仍在藤花榭刊本系统之内。按照“首出粗疏，后出转精”的逻辑，应可推测，B为藤花榭刊本系统的首刊本；在据以重刊的A出现第3回第12叶B面的特殊行款处理之后，为维持版面的稳定[17]，此后各刊本都照样刊刻了。 总之，第一类两种刊本必是藤花榭刊《绣像红楼梦》起始刊刻时段的两种刊本，其中又以刊本B为最初刊。 书名相似的东观阁白文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的刊刻时间，学界多认为在乾隆末，少数认为在嘉庆初[18]。照耘香阁本主人的认定，程甲本之后，是因藤花榭本刊出，《红楼梦》全本内容“始极精详”，则藤花榭本第一类两种刊本特别是刊本B的刊刻时间，必不晚于东观阁白文本，必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问世之后不久、乾隆五十七年（1792）程乙本将刊未刊之际。 可见，笼统地说乾隆末，具体点说乾隆五十七年（1792）前后，乃是藤花榭八种刊本的起始刊刻时段。 直言之，藤花榭八种刊本，首刊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前后，终刊于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 藤花榭书坊不仅从乾隆五十七年（1792）前后开始致力传播《红楼梦》，推出八种自具特色、自成系统的程甲本白文翻刻纠谬本《绣像红楼梦》，而且它还刊行过同属《红楼梦》系列的《红楼梦补》以及其他小说，刊行时间和刊行特点亦耐人寻味。 根据笔者的调查，含文言小说在内，这至少包括海内外公共藏书机构收藏的如下三种重要小说刊本（详表[2]）[19]。 上列第一种，扉页题“道光癸巳秋镌，红楼梦补，藤花榭藏板”。“道光癸巳”即道光十三年（1833）。归锄子《红楼梦补》是《红楼梦》续书中比较独特的一部。 在它之前几部的续书，故事都接第一百二十回之后展开，归锄子《红楼梦补》则自第九十七回黛玉离魂写起。该刊本在上列国内外藏书机构共有4部存世，装帧方式分两种：藏本1、2，分装2函16册；藏本3、4，分装3函24册。正文行款均为正文半叶八行，行十八字，黑口，单黑鱼尾，左右双边；开本17.0×11.0厘米，与前属藤花榭刊《绣像红楼梦》极为一致。 第二种，扉页题“道光己酉新鎸，红楼梦补，藤花榭藏板”。“道光己酉”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这是时隔十六年后对前一刊本的“新镌”。 该刊本此前从未见其他学者提及，亦为《小说书坊录》所漏收。该刊本在上列国内外藏书机构的6部收藏，装帧方式颇不一致。其中，藏本5、8，分装2函16册；藏本7（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检索卡片误登录为光绪二十九年刊本，却又注明对应公元年代为1849年；虽经电话联系该馆老师予以纠正，但“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该条数据依旧），分装3函30册；藏本6、9，分装2函10册；藏本10，分装3函24册。行款格式与开本全同于道光十三年刊本。 请看两者的扉页书影（左，藏本1；右，藏本5）： 第三种，扉页题：“谐铎，藤花榭藏板”。展开扉页后的书影如下（藏本13）： 此刊本装帧分三种，其中，藏本11分装1函8册，藏本16分装1函2册，其他均分装1函4册。开本都是和上述藤花榭刊《绣像红楼梦》《红楼梦补》差不多大小的巾箱本。 此刊本见于诸家著录或整理，多定为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本；惟刊本扉页“藤花榭”之“花”字采用《说文解字》中的篆体写法，与“华”字的篆体写法非常接近，所以也颇有将“藤花榭”误为“藤华榭”者[20]。 诸家这样判断，差不多认定藤花榭刊本是《谐铎》初刻本。因刊本卷首二序，出自沈起凤乾隆五十六年任祁门县训导时的两位同僚上级之手，一末署“时乾隆重光大渊献相月既望，寅愚弟韩藻谨序”，一末署“时乾隆辛亥秋仲下浣，星岩愚弟殷杰”。岁星纪年法的“重光大渊献”，即干支纪年法的“辛亥”；“相月”，即七月。 两序的落款时间分别即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七月、八月，这当是《谐铎》的初刻时间。徐朔方为《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收入乾隆五十七年刊本《谐铎》（无扉页）撰写的“前言”中又说：“根据他的弟子在本书卷二《隔牖谈诗》的跋文，他在本书付刻前还只有五十馀条，可见大半完成于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21]可见《谐铎》作者写完和付梓，均在乾隆五十六年。 但《谐铎》还有两种本衙藏板，一扉页题“乾隆辛亥孟夏新镌，谐铎，本衙藏板”，另一扉页题“乾隆壬子仲冬新镌，谐铎，本衙藏板”（两书序言先后有变动）。将以上藤花榭刊本扉页与两种本衙藏板的如下扉页进行对比： 可见，《谐铎》初刻本应该还是本衙藏板乾隆五十六年四月刻本，藤花榭刊《谐铎》则是本衙藏板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仲冬再刻本的翻刻本，时间当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前后。 尽管如此，藤花榭本《谐铎》是《谐铎》的早期刻本之一，可以认定。《谐铎》是乾隆以后极有影响的文言小说。时人或誉以为，“《谐铎》一书，脍炙人口，《聊斋志异》以外，罕有匹者”[22]；或讽以为，“近年《谐铎》一书，已如国狗之瘈，无不嗜矣”[23]；或平实认同，“《谐铎》一书，风行海内，其中记载颇多征实”[24]。 今人则以为，《谐铎》“颇有感时伤世的愤世”色彩，“以笔端蕴情见长”[25]，其精神气质与白话小说《红楼梦》是颇为相似的。《谐铎》的“风行”，不无藤花榭刊本的贡献。 总之，藤花榭书坊从乾隆五十八年（1792）前后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参与重要文言短篇小说集《谐铎》的传播；在《红楼梦》续作蔚然成风之际，又别出手眼，首刊并重刊《红楼梦》续书系统的独特之书《红楼梦补》。这些刊本的开本，与藤花榭推出四类八种《绣像红楼梦》一样，都是高约17厘米的巾箱本。 乾隆五十八年（1792）前后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这一时间链条，与上节所述乾隆五十七年（1792）前后至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的时间链条叠加，藤花榭书坊钟情“含情”小说刊刻为时不可谓不长，其以轻便的巾箱本方式经营风格不可谓不统一。 以上这些，是否与额勒布（1747-1830）的生平吻合呢？ 包世臣《艺舟双楫》卷七《额侍郎别传》几次提到其与额氏的交往及其病目情况，始称，“予以嘉庆丙寅夏，识公于扬州”，“己巳春，予初入都，公已起视长芦鹾，不相值。辛未再至，则公已失明家居”；又称，“公去两淮时，已病目；再任长芦，则益亟力请解组，旋失明。阅二十有二年，以道光十年八月二十有五日卒于私第，年八十有四”。 又载额氏出身和仕途经历：“满洲正红旗人……世禄子。……八试不得于有司，乃弃举子业。筮仕工部，历笔帖式、主事、员外郎。回避改户部，擢郎中，遍本部各繁要差。……降谴则侍郎任内失察宝泉局铜斤，左迁本部郎中，两淮盐政任内以前监督昌陵工程漏参同官侵克工价，充热河马甲。”[26] 查嘉庆《扬州府志》卷三八亦载，额氏出任两淮盐政的时间是嘉庆十一丙寅年至十三年戊辰。 可见，额氏嘉庆十三年（1808）离任两淮盐政时已病目，次年转任长芦盐政不久，就以失明解组归；此后直至去世，皆处目盲状态。 这就意味着，当藤花榭刊行《绣像红楼梦》版本系统中的道光八年戊子（1828）刊本即H种刊本时，额氏瞽废家居于北京私邸，已垂二十年；当藤花榭刊行《绣像红楼梦》版本系统的C种刊本时，他很可能已经去世；当藤花榭道光十三年（1833）首刊《红楼梦补》时，他已确凿无疑去世三年；当道光二十九年（1849）藤花榭重刊《红楼梦补》时，额氏已去世十九年；当藤花榭刊行上述《绣像红楼梦》版本系统中的D种、E种刊本特别是E种刊本时，额氏墓木已拱久矣。 就额氏仕途历遭“降谴”而言，《清实录》亦载额氏自嘉庆六年五月起动辄遭仁宗申饬，几乎从未停止；仁宗并在嘉庆七年十月明旨重申乾隆政策，严禁“无稽小说”，通令全国“将各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现已刊播者，令其自行烧毁，不得仍留原板，此后并不准再行编造、刊刻”，又在嘉庆九年七月向内阁斥责“额勒布近年办事多舛”，“看来额勒布竟系器小易盈，不能承受朕恩”[27]。 这样一个长期蹭蹬科场，终以世禄子身份荏苒历练成为朝廷要员，又时刻遭嘉庆帝炯察的人物，又哪里有条件、氛围、兴趣和一丝胆量去刊行《红楼梦》这样的“无稽小说”？ 刊行《绣像红楼梦》的藤花榭书坊主绝非额勒布，那么，真正的书坊主在哪？这仍要从藤花榭存世刊本实物去寻觅。 实际上，藤花榭书坊不仅热衷刊行品位较高小说，还曾刊行其他一些经、史、子类重要文献。历经时间磨灭和乱离劫灰，至今尚有一些公共图书馆保存的如下几种（丛书中的单种不计，详[表3]）。 这些刊本附载的历史信息十分丰富。如第三种《册府元龟》和第四、第五两种丛书同收的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扉页，明显出于同时同批刻工之手（左，吉林市图书馆藏本；右，浙江省图书馆藏本）： 注意两者版权项的内容和字体。 左，两句一行小字“嘉庆甲戌年重修，版藏藤花榭”，“花”字采用异体字“華”写法，“榭”字刀法与上面《谐铎》扉页十分接近。右，两行连书小字“嘉庆甲戌孟冬影宋本开雕，扬州汪氏藤花榭藏板”，“藤花榭”三字刀法与《谐铎》完全一样。“藤花榭”和“扬州汪氏藤花榭”在这两扉页的存在及其字体，表明扬州汪氏才是藤花榭书坊主，《谐铎》《绣像红楼梦》等小说的真正刊行者即扬州汪氏。 再如第四、第五两丛书和第二种类书中的序跋。《九经三传沿革例》卷首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仲春焦循序谓，“嘉庆甲戌，汪生绍成又影宋本摹刻，尤极精善”；序末交代，“绍成名昌序，仪征县学生，将为校官，雠校摹刻亦类于岳氏云”[28]。 《太平御览》卷首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正月王芑孙《太平御览弁言》载，“比岁士大夫议欲集资重刊《太平御览》，而谓其校之难也”，“于是仪征汪茂才昌序与予谘度，用聚珍版印行”[29]；又有同年四月扬州知府伊秉绶《太平御览叙》云，“今仪征县学生汪昌序家藏明活板书，将以活板重印一百二十部”，“始甲子夏，竣乙丑冬，士林快然争睹”。 《正谊斋丛书十种》卷首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六月江都陈逢衡序：“吾扬汪君绍成，绩学士也。鲍氏所刻《六经》暨《太平御览》诸书，皆托君校而付之剞劂氏，故抄胥、刻工日集于庭。暇日取《小学三种》而刻之……。次刻《经学五种》……。又其次则以《道统录》《古品节录》终焉，所以尊理学、励士行也，盖绍成……其用意亦良厚矣，爰乃荟所刻而颜之曰《正谊斋丛书十种》，当代宗工颇艳称之。今绍成去世近十年矣。” 综合可见，扬州汪氏藤花榭在嘉庆前后（嘉庆和道光前期，很可能包括乾隆末）的具体主人是仪征县学生员汪昌序，他字绍成，刻书业务极为繁忙，除刊行《绣像红楼梦》等小说外，还自嘉庆九年甲子（1804）起校刊《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两部类书和《小学三种》《经学五种》等丛书，颇受世人称道的鲍崇城（歙县籍扬州盐商）校刊《太平御览》等书，“皆托君校而付之剞劂氏”；他在道光十年稍后去世，家人又以“汪氏重刊”名义新刻《正谊斋丛书十种》等书，足见事业后继有人。 复看第一种编年体史书的扉页和序跋。《纲鉴会通》扉页上栏题“仪封张大司农鉴定”，内框题款“海陵陈南村编辑，纲鉴会通，明纪悉载”。《明纪会通》扉页题款“海陵陈陶思太史辑，明纪会通，藤花榭藏板”。 “海陵”为泰州古称，“陶思”“南村”为明清之际泰州士人陈志襄字号。《纲鉴会通》卷首张伯行序，落款署年“康熙五十八年岁次己亥春二月”。 夏荃《退庵笔记》卷一一“纲鉴会通”条引《陈氏家乘·陶思先生传》文字后载，“顾传本绝少，余从友人处见之，其书自三皇五帝至元顺帝，凡九十八卷；附以《明纪》十五卷，另为起讫，总一百十三卷”，“开雕之岁，时在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又肯定《明纪会通》价值而苛责其题款曰：“《明纪会通》十五卷，始元顺帝十二年壬辰，终明崇祯十七年甲申，末以明季诸王附焉，乃胜国一代之史。其词简而赅，其例与全书同，其卷数自为起讫，故可单行。陶思乃顺治七年诸生，以明经终，今书之封面大书'海陵陈陶思太史辑’。闻此板久售扬州书贾，贾不知陶思为何许人，姑借太史名目为此书增重，最可鄙。”[30] 可见，康熙五十八年己亥（1719）或曰康熙末，或是扬州汪氏藤花榭从事图书刊刻的发轫之年，其时汪氏作为“扬州书贾”的文化起点并不高。然从康熙五十八年（1719）至上述重刊《红楼梦补》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扬州汪氏藤花榭持续刊行各种图书，不下一百三十年之久，竟是明清不少百年老字号书坊之一。 从这些刊本附载的历史信息出发，我们可以获知有关汪昌序的更多情况。嘉庆《江都县续志》卷六《人物志》载：“汪梦桂，字文舟，仪征籍，先世本歙人。……博涉《史》《汉》、八家，尽供时文之用，沈思渺虑，穿穴岀之，绝无掉以轻心者。由庚子副榜，充己酉乡贡。……子昌序，廪生。”[31] 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卷三七《人物志·文学》又载：“汪梦桂，字文舟，号秋岩。……乾隆庚子中副榜，己酉登贤书。两赴礼闱被放，遂澹于进取，惟以束身砥行，督教诸子为务。四方从游之士，多所成就。……子四，长堃培，奎文阁典籍；次荣祖；次全谋，廪监生，道光元年举孝廉方正。”[32] 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一四《人物志六·笃行·仪征》亦载：“汪梦桂，字文舟，乾隆五十四年举人。淡于进取，束身践行，督教诸子尤严。……子全谋，廪生，道光元年举孝廉方正。”[33] 整合几处记载，汪昌序又名汪全谋，昌序字绍成，当为其在居住地扬州江都的用名，全谋系其在仪征县户籍或族谱用名；他是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举人、颇以才艺和风骨为士林倾倒的汪梦桂之子；汪梦桂“先世本歙人”，亦即汪梦桂、汪昌序祖籍江南歙县。 极为幸运的是，我们在南京图书馆还找到汪昌序直接以藤花榭书坊为名的诗集《紫藤花榭诗草》（索书号GJ/81348）。该集为木活字印本，二册，不分卷，卷首题“仪征汪全谋寄鸥”（可见汪氏又字“寄鸥”），内收嘉庆初至道光前期约三十年间的各体诗百余首（较早、较晚的诗题分别有《答弟吉甫问（辛酉）》、《柬俞小柳（乙酉）》）。 除汪氏一生大的交游与行踪具见踪迹外，不少文字如《空船泊，讽执政也》《移家苦，嗟流民也》《计岁儿，悯穷婴也》《李氏三忠诗》等，或不满朝政，或惋伤穷民，或追念南明忠烈，都是不可多得的颇见风骨之作；《喻言·痴人说梦……》《喻言·前梦未醒……》《草桥门外观潮歌》等，或想象《红楼梦》太虚幻境那样的空茫境界，或描绘眼前的广陵潮气势，亦具一定文学工夫。 《紫藤花榭诗草》中还有《一壑杂咏》组诗，是描绘汪氏自家园林景象的，其中的《紫藤花榭》云：“榭左为修竹，榭右朱藤覆。藤荫半亩馀，匼匝宽如屋。”乾隆间仪征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四还直接载此园林，“藤花榭，长里许，中构小屋，额曰'藤花书屋’”[34]。足见汪氏藤花榭书坊名下，确有一座幽雅的藤花榭园林建筑存在，这是汪氏的世产。 显然，与刊行《绣像红楼梦》关系紧密的，就是祖籍江南歙县的汪梦桂、汪昌序父子。 最后，尚有“余论”三点，需要继续辨析。 第一，前人认定“额勒布的金陵藤花榭”刊行《绣像红楼梦》的直接原因何在？这应该有两个原因： 第二，其一，额勒布确以藤花榭书坊名刊行过一部《说文解字》。其刊本扉页题：“仿北宋小字本说文解字，嘉庆丁卯年开雕，藤花榭藏板”；扉页之后有额氏序言，末云：“余幼嗜鼎彝之跋，好奇探秘，至忘寝食。兹见新安鲍君惜分家藏宋板《说文解字》一书，悉心点检，亥豕无讹，洵堪珍秘；缘（爰）重为雕镌，用广流布，学者取其大纯而弃其小疵，亦可谓善学《说文》者与！嘉庆丁卯上春约斋额勒布序。” 第三，其实，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正值额氏嘉庆十一年丙寅至十三年戊辰出任两淮盐政的中间政事较遐之年，他在这时将扬州盐商鲍漱芳（字惜分，与扬州盐商鲍崇城等同为酷爱刻书的江南歙县鲍氏家族成员）家藏宋本《说文解字》，“重为雕镌”，只是出于附庸风雅或塑造留意“学问根抵”社会形象的需要，以出资者的身份借用治下汪氏藤花榭书坊名义而已。 第四，有地方大员的重金托付，这一刊本装帧的大气（15卷5厚册，开本、内框分别为25.5×16.5厘米、21.5×15.0厘米）、庄重、典雅，也远出上述藤花榭诸小说刊本。借用他人书坊名义刊刻图书并不少见，藤花榭被他人借用也不止一次。 第五，除上述陈逢衡序提到，“鲍氏所刻《六经》暨《太平御览》诸书，皆托君校而付之剞劂氏”外，国家图书馆保存道光四年刊本吕祖谦《大事记》（索书号/671），是其中又一例。该刊本扉页大字三行题：“吕东莱大事记十二卷，通释三卷，解题十二卷”，牌记镌：“道光四年秋九月，诸城王氏活字板，摆于邗上藤花榭”。对比前者扉页展开后的书影和后者牌记书影如下： 其二，如前所引，道光三年（1823）曹耀宗《红楼梦百咏词跋》谓，“予昔游金陵，适藤花榭板初刊，偶携一册，杂置书丛”。 曹氏本意，不过交代他在路过金陵时，看到藤花榭书坊初刊行销至金陵的《红楼梦》；扬州与金陵一衣带水，所看亦即上述《绣像红楼梦》版本系统中的F种或G种罢了。后人在缺乏上述历史认知的情况下，只对文字信息做简单拼接，确很容易读出“金陵藤花榭”的存在。 第二，藤花榭书坊主本是祖籍江南歙县的扬州仪征汪氏，这一历史真相何以长期隐没不彰？ 归根到底，长期以来，学界对清代中后期社会文化原生态包括文学刊本传播生态，太过隔膜，以致诸学界宗匠也对刻书业绩曾经十分丰伟的这家百年老字号书坊，曾经刊刻哪些图书，也知之甚少，甚至一无印象。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长期治扬州当地出版史的王澄《扬州刻书考》，其第二章第三节《清中叶家刻本(乾隆—嘉庆）》列有“汪昌序”条，条下著录所刊有《经学五种》《太平御览》《正谊斋丛书》等三种。 第五节《清代坊刻、刻经及其它》又列出“藤花榭”条，著录所刊有“《明纪会通》十五卷”“《红楼梦补》四十八回”和“《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嘉庆二十五年刻本，明言据《小说书坊录》）等三种。 条末有按语交代说：“藤花榭主人，见于著录的仅满州正红旗额勒布(1747-1830)一人。但用'藤花榭’作刻书牌记的非止一人。藤花榭雍正间刻陈志襄《明纪会通》时，额勒布尚未出生。藤花榭道光十三年复刻《红楼梦补》时，额勒布已去世三年。可见额勒布生前、生后乃至尚在世时，都有人用藤花榭牌记刻书。这些刻书者是何许人？他们属于家刻还是坊刻？未见实物及有关著录，难知其详。从书目等情况推测，可能是扬州地区书坊所为。”[35] 王氏颇有所见，注意到汪昌序是书坊主，也注意到扬州藤花榭书坊的存在，还意识到额勒布与藤花榭关联存在的问题；但囿于传统观念和“未见实物”的推测，使他终究将“汪昌序”与“藤花榭”断成两截，与此一历史真相失之交臂。 相反，近见《清代版本叙录》“《绣像红楼梦》藤花榭藏板”条，附载扉页书影属上述第二类刊本E种，完全未提额勒布和《红楼梦书录》（亦完全未提书坊归属），径定为“清道光间刊本”[36]，与本文所证不谋而合，显是有所见刊本实物和撇开传统观念。 第三，除还原历史，澄清藤花榭刊本系统真相的红学价值又何在？ 曾有学者提出，当东观阁本、程乙本《红楼梦》都有了比较专门和深入的研究之后，程本传播研究已无余事可为。事实并非如此。 例如，刘世德先生曾比勘提出，程乙本弥补程甲本疏漏，重在改人名、年龄、人物关系和添油加醋，但“缺点多于优点，失败大于成功”；程甲本出版之后，至20世纪20年代以前，“世上流传的《红楼梦》版本绝大多数是程甲本以及程甲本的衍生本”[37]。 程甲本受到活字本的技术限制，仅印了一百部；如此一来，程甲本之后，世上流传的绝大多数应即“程甲本的衍生本”。若耘香阁本主人所言不虚，程甲本之后，“藤花榭校雠刊刻，始极精详”，是不是可以说，藤花榭本《绣像红楼梦》在《红楼梦》传播史上占有节点地位，或者曾与东观阁本平分秋色？ 前文引及，在江苏发现的一部《红楼梦》评批本，底本是嘉庆庚辰藤花榭本；近亦见学者追查桐花凤阁批本第八十一至一百回补抄之文来源，始以为本于东观阁重刻本，终认定“本于嘉庆庚辰藤花榭版《绣像红楼梦》”[38]，或亦此中圭角。 换个角度也可说，《红楼梦》的传播接受基本放弃程乙本，而接受程甲本的衍生本，藤花榭本又在程甲本衍生本中占有节点地位，那么，藤花榭本对程甲本的纠谬，是不是参与到《红楼梦》文本的经典化？这是其一。 其二，还有学者认为，程伟元是歙县人，果真如此，汪氏长期持续刊行程本，两家是否有某种关系？汪昌序的父亲，那位“澹于进取”的汪梦桂，他的中举时间比高鹗仅晚一年，其与高鹗是不是也有关系？这样看来，深究藤花榭书坊主，又岂非与全本《红楼梦》生成史相关？ 附记： 本文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马小鹤、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冯丽丽、北京大学顾歆艺、黑龙江大学李亦辉、台湾大学曹淑娟、日本富山大学矶部祐子、东京大学图书馆谷口、京都大学图书馆山崎千惠、九州大学图书馆佐方小弓、筑波大学图书馆奈达松子、韩国高丽大学图书馆具资训、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东亚部杨萍、荷兰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Melanie Yap等师友的帮助，匿名审稿专家、主编竺青和业师张俊还为论文的深化修改提供指导和线索，特此致谢。 本文篇幅原有数万字，并有各节标题，《文学遗产》2021年第6期首发时删去节标题，改题《<绣像红楼梦>藤花榭刊本系统及其书坊主探考》，篇幅亦压缩至15000字。本次授权发表，恢复文题和节标题，文字亦略有增加。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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