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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提出来,并加以系统的规划和建设，是我国学科体系建设进程中的大事，也是当前学术、学科与话语三大体系建设在具体行动上的深入展开。在当前中国崛起，与世界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和思考的条件下，开展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学术研究必须紧扣时代主题而有针对性，三大体系建设落到实处而有实效性。学科体系建设是一项大规模的文化活动，积淀、凝聚现实的需要和民族的智慧，在总结既有经验与方法的基础上，创建多学科交叉的学术学科体系，无疑会推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跃进。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科；基本内涵；应用理论；体系构建 区域国别研究在我国兴起与发展，是近年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崭新现象，成为当前学术繁荣景象之一角，反映了学术研究与飞速发展的世界形势保持了同步。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引进、吸收与发展，我国的学术、学科与话语体系建设已经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应用理论、研究方法、分析视角与构建模式都在酝酿着新的巨大变革，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区域国别学已经远远超出单一的学科范畴。有学者指出：“新形势和新目标要求我们准确把握国际形势，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精准制定国际战略，有力推进对外工作。这些都要求我国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做深刻、全面的研究，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是时代需要。”也有学者强调：“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极大地推进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从而为全球治理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中国区域国别学科这个艰巨课题的适时提出与建设，全方位地反映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崭新动向与迈进趋势，在中国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把区域与国别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提出来加以规划和建设，是我国学科学术发展进程中的大事。在社会急剧发展的时代，学科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增加的，需要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不然就很难适应社会急剧发展的大转变过程。建立新学科，首先必须明确内涵。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明确的内涵、体系与边界，不能事无巨细，没有自己的边界。区域国别研究在我国尚处于初创阶段，带有全局性、方向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弄清楚，研究的对象、重点、方法、视角、体系等需要进一步明确。因此，我们主张从学科体系建设的高度来探讨这些问题，把过于笼统、过于模糊的研究转向比较清晰具体的研究，关注历史上与现实中国家间、地区间和民族间重大的政治、经济、外交、非传统安全甚至战争与和平，以及国家间交流交往在推动文明进步与社会重大变革方面，突出国际交往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既涵盖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又涵盖西方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周边地区（包括海洋边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欧美等西方发达地区这三大板块，应该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关注重点。”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具有深厚的国际国内背景，现在已经具备了开展这一艰巨课题研究的主客观条件。从中国的自身发展而言，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更需要了解中国，关注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去。如果离开了这个具体条件，一切研究都成为无源之水。古代先贤已经告诫我们：“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一个正在崛起的、深深嵌入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对世界和地区的了解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国家发展需要有益理论支持的具体表现。应该指出，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还只是初步的，或者说是准区域国别研究，很不成体系，真正与国际同行对话交流的成果还不多，与国外相比处于严重的不对称、不平衡状态。区域国别研究不同于国际关系研究，也有别于外交学和近年兴起的周边学，而是有着自己特定的研究路径、方法、关注的对象与重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推进整体研究。学术学科发展离不开对“虚理”的探讨，“虚理”不足是制约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明确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内涵，我觉得有必要探讨一下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定性与定位。本来区域国别学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也往往因人而理解不同，现在需要给它定位、定性，做出科学的解释。有的使用“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概念，有的使用“国际与区域研究”、“区域与国别研究”、“国际区域学”和“地域学”等概念。使用的概念不同，涉及的核心内容、重点领域也会不同的。区域研究是指以区域为单位，以跨学科的分析视野进行的综合性、整体性和连续性的研究，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接近客观事实，做出主动而准确的反应。今天的国际环境、结构、运作方式已经不同于以前，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增加，不确定因素在增多，竞争加剧，大国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因此，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要求研究者必须在视野、理论、分析与概括模式方面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区域国别学不仅仅是学术学理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学科建设、人材培养、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既然是学科建立建设，就必须把学科定性、定位弄清楚。这些都是区域国别研究应予重点考虑的。我的看法是：“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理论思维，既要继承学术传统，又要不断地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因为任何一项学术活动都不是凭空发展出来的，都有自己的历史传承性，反映时代要求。” 第二，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我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刚刚起步，许多问题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反映出我国学者自觉参与社会重大变革的使命与担当。在这种形势下，旧有的理论、叙述方法、分析模式以及世界观等已经显得不合时宜，特别是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东方国家整体崛起，重要性在上升，西方国家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正如日本历史学家羽田正所说：“100多年前西欧描绘的巨幅画作的图案已经过时了，图案本身必须得到更新。如果以此为目标，就应该允许个体研究者充分利用其他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绘制出新的图案。此外，研究者们也可以共同构思新的图案。”这段话反映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与演进趋势，映现出人类历史百年来的沧桑巨变。正因为如此，我国学者在努力寻找中国的表达方式，立足我国历史脉络下的知识体系和文人话语，理解普通百姓的观念和心理习惯。 要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必须明确和解决核心问题。所有的研究必须围绕着核心问题来展开，真正体现“学”的价值和“科”的重要性。学理探讨及其对现实问题的描述与回应，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力求精准、精确与精致，力戒形式化、空心化现象。我们对区域国别研究核心问题的理解，是建立在对其本质特征根本性理解基础之上的，有必要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区域国别研究在国内日益受到重视，各高校与研究机构参与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给方兴未艾的区域研究注入了活力。我在谈到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时持这样的观点：“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对既有的研究成果作出系统的概括、提炼与升华，把相关的问题讨论清楚，落到实处，最终建立更加严谨、系统和科学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它立足于东方的历史实践，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做出的主动探索和理论构建，是对人类历史经验与精神遗产的继承与超越，开辟出了一条新的治史途径，揭示了一种新的史学境界。”近年来，国内学者们根据形势需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积极寻找加快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的路子。我认为，目前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这几个大的方面。 一是重点领域与主攻方向。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生的动态演进过程。区域研究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国别研究基础上，不能成为两张皮。在战略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和理论层面综合考虑，取得最大的综合利益。我们确立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目的就是在理论上完成学科体系构建，在实践上打破近代以来西方世界惯行的“势力范围”理论和旧有的“圈地”陋轨，树立以合作共赢为理念的国际关系新范式，建立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二是以多学科知识促进区域国别研究融合发展和创新发展。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是建立在区域研究基础上的，遵循了区域类研究的一般规律，其视角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取得了不小成就。即便是国别研究也不能忽视世界的视角，否则，就容易一叶障目，看不到研究的对象在国际时空中的准确位置，以及复杂的背景关系。区域与国别之间所表达的，是国际与地区的、国际关系与地区问题的维度，是经验研究与内外、整体的视角关联，同时也是全球化、跨国化与地区化的视角维度。 三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结合问题。区域国别学研究之所以有意义，受到重视，引起国内外学者研究，就在于它研究历史、关注现实，把现实问题研究置于坚实的历史基础之上。在研究过程中，有许多过去没有涉及的问题现在都已经提上日程，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加多元甚至有所突破。在区域化和全球化同时发展的时代，单纯的历史研究或单纯的现实研究都存在明显的弊端，很难驾驭庞大而复杂的国际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需要长时段、连续性和整体性研究，推动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把历史、现实与未来联系起来研究是一个好方法，因为现实中的许多问题都有它的历史根源，特别是殖民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东西方冷战时代造成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许多问题在今天仍是交错地出现。重新审视历史上留下的诸多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追本溯源，不亦乐乎？ 四是总结既有成果，吸收百家之长，在做大做强上下功夫。对于以前研究中提出的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应予吸收和系统阐发，一些研究已经触及到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理、学术史、学科构建等问题，尽管不是很成熟，但是作为前人成果有必要做出认真梳理总结，特别是研究的视角、重点、应用理论、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值得重视。区域国别学研究者们虽然在概念与重点等方面上存在分歧，但总体上是有利于学术向前推进的。学术研究重在积累和继承，尤其在创建新的学科体系时及时总结既有成果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加强区域性、全球性与多边性重大问题研究。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重大问题的出现都不是以单个的问题出现的，往往是一果多因。区域国别学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有自己特定的关注与使命。正因为如此，它所肩负的任务较之其他学科更加繁重。在当今全球化与庞大的生产力面前，全球化已经形成一个世界性体系，各种因素相互关联制约，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随心所欲地处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可以这样说，研究和解决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是迄今为止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都是由于人类的活动引起的，也只有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解决。在重大国际问题研究上，加强区域性、全球性问题研究，远比琐碎的、断裂性、分散性研究更有意义。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加强中外关系中的重大区域性问题研究，从关心人类命运的角度来关注中外交流下的东方社会变迁都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自从最近500年以来，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是“合”的趋势，加强区域研究，符合东方哲学思想和宇宙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区域性、全球性问题突出，今天关注这个问题有它的必然性，不值得大惊小怪。区域与国别、区域与全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关注它们的内在逻辑是最好的研究方法。“从它的内涵来说，国别与区域研究应该是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的全面了解，这个'全面了解’的范围是特别广泛的，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要尽可能地积累与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有关的、全面的知识。这也是国别与区域研究要去完成的基本任务。”区域研究和全球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互补充，互为犄角，入江昭强调：“应当注意的是，'地区研究’并不等同于世界历史和全球人类的历史，……唯有全球性的、跨国性的视角才能把这些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从狭隘的概念中拯救出来。”把研究的视野从单一的国别问题研究扩大到区域活动关联的各个方面，从简单的叙事定性扩大到对规律的阐释与把握，可以越过单一学科狭窄的樊篱，拓展出一个崭新的领域。 第四，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的关系。在构建东方外交史、东亚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我们已经做过一些探讨，始终强调学科体系的重要性，也是关注最多的问题。学术研究和学科体系构建并不是一回事。现在应该把区域国别研究上升到学科体系建设的高度做通盘考虑，做出顶层设计。一事一议或一字一考地研究虽然也是重要的，但不能构成学科体系建设，无法推进学科的整体发展。我的看法是：“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科学，除了要在科学性、功能、结构与基本理论上进行学理探讨外，还要在学科体系上下功夫，解决好体系问题。无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没有解决好体系问题的著作大有其在。……好的著作必然是体系完整严谨，各个内容与结构之间有密切的逻辑联系，没有内在联系的内容不能构成严谨的体系。这不仅是个体力活，更是一个技术活和艺术活。”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把它作为一个学科来加以筹划的，故而强调它的完整性和严谨性，在学科建立与发展中创建学科体系。构建区域国别学研究体系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也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尽管如此，也必须有人来做。人类在当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形势下，不但面临着对未来的选择，而且有能力作出这种选择。 为什么要构建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体系呢？首先应该说它是时代发展的重大需求，是当前中国国际地位发生的巨变向我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提出的艰巨课题，现在需要回答这些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路径。崛起于今天国内的区域研究是全新国际环境中的学术自觉，是极有现实观照的精神文化创造，是范式引进与本土再造融合的产物。其次是区域研究的地理范围与板块对我国的重要性，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欧洲、非洲、北美、拉美、澳洲等。在彻底解构西方中心论之前，应该首先严肃对待跨国性的研究主题。新的区域研究与以前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对其整体性、连续性和综合性研究，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的结合与贯通，在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关注的重点等方面已经具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更多的时代风貌。这是以前既有研究不曾有过的崭新现象。关注重点、研究手段、材料取得与世界观等方面也具有了更多的时代特色。学科体系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的长久安定与稳定，建立新型的安全观、利益观、秩序观和交往观，以发展的、联系的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确立新形势下的战略思维与世界眼光，更好地推动本学科的成长与发展。 国际问题研究需要理论概括、总结与抽象，没有理论作为指导的研究必然陷于材料的堆积与一盘散沙，失去本身的应有价值。理论在社会变革中往往起先导作用。因此，学科理论的应用与创新极为重要。我在谈到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时，写道：“不把体系、应用理论和学科定位等重大的原则问题讨论清楚，学科的进展就会受到限制，制约学科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跃进，成为本学科发展的'瓶颈’。我们已经注意到，学科体系建设离不开具体的理论探讨，特别是围绕体系确立而进行的精致、精细和精准的构建活动。我们今天对中外关系史的理解远未到位，甚至可能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学术一直强调致用，忽视对'虚理’的探讨，故而导致理论创新不足。理论不足必然困扰学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卑陋幼稚在所难免。”区域国别研究也存在这一问题。构建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学术的总结、继承、发展和顶层设计，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需要讨论清楚。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术传统是重实证，轻理论，多感悟，少逻辑。历史上有许多成功的外交案例，却缺少理论上的系统阐释与总结，或者说只有微言大义的思想，而缺乏系统的理论阐发。这恐怕是学术发展的“瓶颈”。一旦基础理论取得重大突破，我国的学术学科建设就会有更大的发展。只有把重大理论问题讨论清楚了，方能推进学科不断向前迈进，走向更高的层次。 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相比，我国的区域研究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不仅起步晚，参与的机构、人数、投入和关心较少，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也存在认识上的不足。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曾经指出：“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就已经明显落后于现实世界的变化。……可尽管如此，历史学家却对这些新变化反映迟钝。”在当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种新的理论或研究范式的出现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预示着旧的理论结构已经发生绽裂，即将诞生新鲜而有活力的理论表达形式。战后70余年来，人类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空前变革，在重新塑造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在战后世界各地竞相发展中东亚发展最为突出，有人把东亚崛起看作是20世纪最后20年里最具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走在前面，正如入江昭所说：“经济学家似乎是第一批注意到60年代以后凸显出来的经济全球化这类新的发展变化，并对此加以总结的学者。……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快开始研究相关题目。经济变化和技术创新将世界各地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拉近，这点让学者们着迷不已。”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科发展显得落后，“历史学家算是变革潮流中的落伍者”。 不仅入江昭看到历史学落后于当前世界形势发展的状况，日本经济史家中村哲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说：“东亚经济在急速发展，变化又激烈。研究工作要付出很大努力来追赶其变化。因此，要加强对现实变化的研究，有时会出现研究的变化大于现实变动以上的倾向。……在历史学的现状方面也存在问题。历史学是按国别进行研究的，把东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的研究较少，研究人员对自己专门研究国家以外的国家不大关心，一般也缺乏知识。由于历史研究人员对现状不大关心，所以现状的研究和历史研究的联系有时较弱。”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日本已经走在了亚洲各国前面，不仅提出了许多东亚区域合作的有益思想、计划与倡议，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区域史有许多建设性的构建，区域经济史、外交史和经济合作的著作至今仍有积极意义与价值，构成自成一体、缜密开阔的东亚区域研究的知识体系。区域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国际问题研究，也有别于就事论事的专题研究，强调区域和全球的视角，返观老问题，研究新问题，在区域性整体把握上实现多领域的融合与贯通，真正形成致用之学。他们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指向明确，使用“区域”概念是为了明确地表明指的是“地球的某个部分”。从体系构建来说，国外相对成熟的经验值得借鉴和思考，在思考与借鉴中完成历史性超越是完全可能的。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区域研究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西方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美国在此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20世纪50—60年代区域研究出现了繁荣，70—80年代出现了衰落甚至危机，90年代是调整与过渡，到本世纪之交出现了振兴，自世纪之交至今是新区域研究阶段。全新的研究方法、视野与史观的出现，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新的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世界图像。东方一些目光敏锐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分散性的、断裂性的研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要了，必须放宽历史的视界，更新旧观念，采用新方法，尝试新理论，回应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日本历史学家羽田正提出了如何超越国别史的局限重建全球史与新世界史问题，指出：“传统的世界史解释和叙述，是将世界史理解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时间纵向发展中形成的历史的集合，而这样的解释和叙述方式几十年来未发生变化。笔者并非觉得纵向的历史不重要。……让我们试将'世界史’当作一件编织品，那么时序是'经线’，而笔者的三个提案则是'纬线’。相对已经积累到相当程度的经线而言，在其中编入纬线是需要极慎重对待之事。但是为了完成牢固且美观的编织品，应当在修补经线漏洞的同时，用心强化纬线。随着纬线被顺畅地编入，世界史想必会呈现出美丽的新图案。”他在另一部著作中关于区域研究重要性的强调对于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我们来说，“世界”这个框架的重要性在增强，国际恐怖主义、全球化企业、世界经济不景气、地球变暖等诸多问题出现，已经超过了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与地区界限，以世界为单位来讨论和解决问题十分重要。羽田正考察世界发生的变化，看到传统国别史在研究上的局限，历史解释与叙述方式上的滞后，发出建设新世界史的呼吁，力倡全球研究并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 相对于国别研究，区域研究已经显示出它的作用与功能。重视区域研究并非忽视国别研究，而是把国别研究放置区域框架里上下探索，左右考察，视其为车子的两轮，相互支持，缺一不可。有学者强调辩证地看待区域与局部的关系，即当把一个区域与另一个或多个区域视为构成一个更大整体（例如国家）的局部时，这个区域就不是一个整体，而是更大的整体中的局部，每个局部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并列的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相互构成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观点对于看待今天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很有启发意义。他们看到东亚区域的复杂性，这些复杂性构成东亚多样性的统一，是由政治圈、文化圈、亚洲交易圈、市场圈、语言圈、宗教圈和生活圈等多种圈域构成的概念。我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区域国别研究，学者们一直在探索，提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要强调共同体意识，从全球视角看区域问题，也要从区域实证来解释全球现象，使区域叙事融入统一而有机的全球化进程。这些探索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思想，包括利益观、和平观、发展观和安全观等。只有把区域与国别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实现研究的立体化，取得全维度、跨领域的效果。社会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整体就是部分之和，否定它是不科学的。所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说的就是部分与部分相互发生关系，结果会产生出某些新特性的情况。” 长期以来，我国的区域研究基本上是以国别研究为主，综合性区域研究相对较少，或者说是把区域研究作为依附性的点缀，只是在最近三四十年稍有好转。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费解。它与学科本身发展越分越细有关，也与研究者整体思路与全球史观的缺乏有关，更与现实的多种条件制约有关。区域国别学科在今天的发展也是如此，面临着来自现实的巨大挑战，现实需要从细化到综合的跨越。从古代的综合到近代的分化，从近代的分化再到今天的大综合与大分野，是学科本身发展升进的必然过程，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历史不是简单的记载记述，更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个螺旋式升进的复杂过程，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与作用。 我国的区域研究已经起步，虽然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但发展很快，出现一些可喜的成果。作为前人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认真的总结与继承。学术是在不断地总结、继承前人甚至质疑和批判中向前发展的，没有总结、继承与积累就没有学术发展。对于如何开展区域国别学研究，研究者们已经专门就应用理论、学科体系、发展主线、国别思维与区域视角等重大问题展开过讨论，在研究的实践中深深触及到了这些问题，明确了研究方向。区域国别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需要从总体上进行构建，做出顶层设计，特别是在基本理论上做些探索。最近十几年来，我们对东方外交史、东亚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应用理论问题是有所考虑的，也积累出一些经验，形成明确的认识。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成功经验与思想，这些思想经过剖光磨垢之后完全可以应用于今天的治世治史实践。如古代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和平共处”、“四海之内皆兄弟”思想，以及近年我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利益分享，风险共担”、“亲、诚、惠、容”等等，都可以成为今天区域国别学研究的理论指导。这些思想之所以仍有积极意义与不朽价值，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有时代内涵，不同于历史上的“中国中心主义”，也不是西方所说的中国要恢复历史上的宗主国地位，而是在总结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与国际关系中有价值成份的基础上，破除西方长期主导的“霸权稳定论”和强权政治逻辑，创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与时代特征的区域国别学新理论，彰显中国的大国责任与使命担当，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在创建区域国别学研究的理论上，我国是有传统优势的，积累相当多的历史经验，可以提炼出我们的理论。现在的问题是要解决中国成为世界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后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问题，或者说提出中国方案、参与世界变革的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历史上既有的处理与周边各国关系的理论，结合时代发展要求斟酌损益，创新的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主导国际关系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显得陈旧过时，不能为今天的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有益的方向性的指导。任何一个重大的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可能在过度依赖外来理论的条件下产生，必然依托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时代发展相响应。因此，汲取、提炼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是一项艰辛的摄取工作。 创建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工作，涉及对中国既有理论的吸收与改造，对世界近年国际关系合理内核的借鉴与超越，以博采异域、吞吐百家的宽阔胸怀对待人类一切有益的思想。 创建区域国别研究理论事关中国的学术、学科与话语体系建设，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理论空缺的地方正是需要理论、产生理论和创新理论的地方。创建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理论，必须坚持公正的、多元受益的利益观、发展观和安全观。我们倡导国际协作与双赢，各国在获得自身利益时一定要考虑别国利益，最大限度地分享合作成果，在发展中实现共同繁荣。殖民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损人利己、单方面攫取利益的做法已经不得人心，留下的“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不变的利益”的利益观是赤裸裸的极端利己主义，践踏了人类最基本的公正、公理与信义，应予彻底否定。国际关系不能仅仅为了利益，也有道义与责任，应把国家关系引向文明与法制的轨道上来。无论是全球视角还是区域视角，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其观点与方法得到一定阐述，以至今天它还成为一个有影响的研究方法。大历史观倡导者们主张：“大历史是对整个过去的跨学科研究……大历史在所有可能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研究过去。通过这样做，大历史把很多不同学术学科里讲述的故事联合成为一个连贯的叙事，所有这些都是研究过去。”我们思考构建的区域国别学科新理论，已经彻底超越西方的“势力范围”理论和地缘政治经济旧理论，体现了大变革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新特征。 在建设区域国别学学科方面，我国已经有了明确的布局，2021年把“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纳入国家学位授予目录（征求意见稿），此举对于我国的科学、学术和话语体系建设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在国家整体发展中发展起来的，与社会发展程度与需要程度息息相关。我国的区域国别学科的创建正是当前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适应了中国崛起的大趋势，有其历史必然性。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区域国别学学科有无必要性的问题，而是抓住时机建立学科体系，向更高目标推进。国家对此学科的设立已经指明了方向，学科体系构建与人材培养都要朝着这个方向走。 我国具有研究外国的悠久传统，正史当中一般都有“外国传”，如第一部正史《史记》有“大宛列传”、“ 朝鲜列传”，《汉书》有“西域传”，《后汉书》有“西域传”、“东夷列传”，至于后来的正史记载就更多了。“大宛”、“西域”的范围很广，包括中亚和西亚地区，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的区域史著作了。欧洲人对区域问题的关注更早。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有“东方”和“西方”的观念，他的《历史》描写了东西方的复杂关系，可以说是当时希腊人视野中的世界史，一部东西方的“列国志”。一个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从国际条件而言，处理好国际关系，从国外取得发展的资源无疑是很重要的方面。我国重视国际交往力的作用，尤其在促进国际合作、地区发展上的重大作用。一个成熟而健康发展的大国离不开对世界深入细致了解和研究，更离不开从国外获取发展的资源。任何一个国家在国外都是有自己利益的，这个利益既要去维护，更要大胆地去争取。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很少谈论海外利益，或者不敢谈这个问题。现在中国已经完全融入世界体系。“新的世界发展形势，特别是西方发展的停滞不前、非西方的强大声音和非西方的发展经验等，使得区域研究在新时代下赋予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根本不同的新动力与新内涵。”全球化与区域化构成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深深影响国家关系、民族关系和人们的认知，促使我们不断地认识一个更为复杂的现实世界。 把分散的国别研究整合成具有内在联系的区域研究，从世界各国的整体关联中寻求发展的路径，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进步，更是历史观的进步。19世纪以来，欧洲的一些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们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社会是不断地进步的，是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的演进过程，这个思想成为支配当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思潮。马克思、恩格斯为创建共产主义理论，时刻关注当时欧洲自然科学取得的每一项重大进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可以说，近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著名论断，其实都是社会进步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与国际分工的产物。在工业革命发生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世界一直处于加速发展的趋势。地区性多边组织的出现，多种国际行为体的作用，交通工具与通讯手段不断进步推动人类活动空前扩大，只有建立新的分析视野，改变旧的赖以参照的坐标系，才能看清自己和他人在世界格局中的准确位置。正如日本历史学家羽田正所说，更新对既有的世界史理解，不应该仅仅将世界理解为世界各部分过去历史的总和，而是有必要将过去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理解这个整个世界具有怎样的特征。经济史家川胜平太在《锁国与资本主义》中从资本海外扩张的角度探讨资本主义与海外市场的关系，甚至提出“亚洲的近代是从海洋开始的”观点。说到底，就是要建立新时代的区域性和全球性思维。 人类的区域史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人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相对分裂分散的区域里生存发展的，为了生存的需要，不断地克服来自自然的、社会的和技术上的种种限制进行文明的交流与构建。人类历史是一部相互交流的历史，通过不同文明、制度与发展水平之间的交往，彼此相互依赖与共生，推动世界整体进步。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国内对区域问题的研究是非常不够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特殊的国际环境限制了区域研究。只是在两种对峙的格局瓦解后，东西方两大体系、两个平行市场的对立已经不复存在，更高意义上的世界整体历史已经形成，才有条件进行真正的区域国别研究。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改变着我们的观念与思维，促使我们由习惯性的传统思维转向前瞻性思维，一事一考的孤立性思维转向整体性思维。区域研究是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必然考虑的问题，时代的重大需求在催生着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建立区域国别学科必须有中国人的视角。有人指出：“这是一个流动的、无法固定化的视角，因而具有很强的变化形态。透过东亚视角，我们可以观察的不是某些固定的意象，而是这些意象在历史沿革过程中的流动状态。恰恰在这样的流动状态中，可以发现我们自身主体形成的某些关键环节，讨论其可能变革的方式。” 国家已经确立区域国别学为一级学科，现在的问题是紧紧围绕学科体系构建进行工作，构建完整严谨的理论体系。“学科要发展，研究是基础。没有研究的学科是不存在的，没有创新性成果的学科也是很难立住脚的。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建设，从严格意义上说才刚刚起步，还没有成功的案例可循”。区域国别研究对于我国学界虽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它涉及的广阔内容却是常新的，话语体系建设有很大的挑战性，理论构建上有一定的难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在创造着新的东方历史，在以前没有起步的地方起步。从其整体特性而言，以学科体系建设和文化复兴为己任的区域国别研究在内涵与风貌上显然与以前的国际问题研究判然有别，以更高的层次出现在中国学科发展史上，即将诞生新鲜活动与巨大时代感召力的理论体系。自从国家提出建立区域国别一级学科后，国内学界已经进行了热烈讨论，大体涉及这些内容。 第一，研究的框架、视角与目标。我国学者从学科体系构建出发，探讨它的概念、体系与机理，强调它的继承、传衍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服务国家需要，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为己任，是和平之学，服务人类之学，给世界带来福泽的智慧之学。”今天的区域国别研究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使命、研究方法和特定的体系，反映学科自身螺旋式升进的演进规律和图景，突出了区域特点与时代特征。在以前的研究中，各国对区域研究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欧洲国家一般称为“东方学”。既有理论东方学，也有实践东方学。这个概念过于笼统，无所不包，内容极为广泛，既包含了学科、科学意义上的东方研究，也包含了关于东方的一系列理论学说与思想观念，既是作为一门学问的东方学，也是一种作为思想形态的东方观。日本具有研究区域问题的传统。进入明治时代以后，随着对外扩张的加快，日本对周边国家产生极大兴趣，出现了“东洋史”，范围包括中国、朝鲜、蒙古和一些中亚地区。近年较多地使用了全球史的概念与分析模式，突破了一国史的框架，以欧亚大陆和南北美洲、东亚及海洋亚洲为广域单位进行了考察。不论使用全球史概念还是地域史概念，他们始终关注了历史上的诸文明与地域世界的兴衰，近世亚洲帝国与欧洲海洋帝国，以及欧洲对新大陆的扩张等。这些概念与分析模式其实质都是围绕着区域问题展开的，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给人以诸多启发。面对西方的研究成果，我们必须根据时代进行取舍，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 第二，人材培养与体系建设。人材培养是支撑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单纯的理论研究是很难推进学科发展的。学科发展培养人材是关键，必须有稳定而专业的学术队伍。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是志同道合、学有专攻的研究群体。中国的学科队伍的蔚然形成得益于中国学术传统的继承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学术人材的培养。如果离开了这个根基，一切研究就无从谈起。区域国别学研究队伍与其他学科队伍不同，强调的是国际视野与团队合作，不仅要有良好的外国语言基础，熟悉国际事务，还要以开阔的视野观察和思考问题，在理论分析与概括方面有独创之处。传统方法的坚持，东西方法的结合，精品意识的建立，主体作用的发挥，学术环境的宽松，这些条件聚合使研究者们有了用武之地。 第三，突破单一学科研究国际问题的狭窄范围，更多地强调了整体性、综合性和实用性研究。如果把今天的区域国别学与其他学科相比较的话，它不同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和其他分门别类的研究，要求通观和通变的能力，在专的基础上达到通，对本区域的问题有全面了解，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文化、教育、外交、技术、人口与资源等，要尽可能地积累与某一国家和地区有关的全面的知识。这既是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也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这说明这一崭新学科面临的任务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时代，从思想观念、问题意识到研究方法与书写，都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变过程。区域国别学研究不同于任何时代的专题研究，人们在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中走向了更高的层次。 第四，从纵向思维扩大到横向思维，从顺向思维扩大到逆向思维。对世界上出现的许多重大问题仅仅以纵向思维来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横向思维和逆向思维方法，看到诸种因素间的联系与制约，一经一纬构成复杂的问题群。复杂的国际问题需要多种思维方法。日本历史学家羽田正不满于纵向研究，他说：“迄今为止，横向的纬线很难被意识到。原因之一，是人们显而易见地更关注纵向的国别史研究，以及基于国别史研究的国民史，他们不会特意将目光转向历史的纬线。另外，即使关注作为方法的纬线，个体研究人员也很难把握用多种语言记述的历史资料。”他对问题的分析，使我们更能清楚地意识到横向联系的重要性，破除和超越传统的思维，克服既有研究中的种种弊端，才能真正把区域国别学科建设落到实处。 把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来建设任重道远，现在还不能说学科已经建立起来了，体系构建完成了。在指导思想与实际行动上，必须从世界整体关联出发，以宽阔的视野观察世界，顺势而为，在研究对象、分析模式、理论构建与重点方向上有针对性地、创造性地工作，完成学科体系构建工作。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广博与专深兼顾，理论与现实融通，本身具有的多学科优势有利于推进学科建设。近年来学者们触及到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对象、学科定位、范畴及原理等，清晰地勾画出本学科的基本轮廓。这些探索都是有利于推进学科整体建设的。 区域国别学研究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是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形成的，开始进入全面建设与推进阶段，凝聚了中国人的胆识与魄力，无疑拓展了学术学科发展的路径。经过近几年的探索，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对这些成果进行认真的总结与升华，把不完善的地方加以完善，变成推动中国学科发展的现实动力。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区域国别学科立足现实，服务现实，从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需求中取得本身发展的动力，从域外研究中撷采有益的经验，意义是重大的。我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责任重大，法国思想家昂利·圣西门说过：“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找到最好的社会组织体系，……把它完善到可能完善到的地步，而当它已经达到完善的最高阶段的时候，就把它推翻，然后利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各自的专业方面收集的材料，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体系。”区域国别学学科的提出与建立，是中国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现实意义极强，社会功能与作用突出，镕多学科于一体，远比任何其他学科更具有服务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关怀，真正拓展了中国学术学科发展的路径，称得是真正意义上的致用之学。就此而言，区域国别学聚合多学科的优势，为中国学科学术发展敲响了晨鼓。 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史。以今天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历史性巨变，以及学术长期积累即将诞生新的理论表达形式而言，建立健全有中国鲜明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方向也已经明确，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对既有的成果进行认真而细致的梳理、总结与升华，联合国内外同行专家在学科体系建设上下功夫，构建既符合中国实际需求，又符合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学科体系。前贤有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现在需要全球视野与胸怀，全方位地谋求中国发展与安全。在体系构建时，不妨先寻找相对规范的切入点，重点发力，按照学科体系构建的要求，探索中国语境下的研究模式，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学科本身科学性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学科发展方向与前景问题。区域国别学是多学科与方法的应用，涉及历史学、经济学、民族学、文化学、国际关系和外交学诸多方面，成果显然是集大成的。构建新学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区域国别学科内涵庞大，其本身就是多学科高度聚合聚能的产物，所涵养的磅礴之力非传统学科可比，必然构成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庞大而完备的知识体系。 对以上问题的初步探讨，可以看作是对区域国别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设想，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尽管提出的问题不是很全面，也不一定很准确，但是作为学术探讨是极为重要的，富有价值的。没有理论上的探讨，就不会有行动上的实践。因此，区域国别学涉及的若干问题自然会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热情关注的对象，积极推进这一学科建设。学科的提出不等于学科体系建设的完成，今天的学科建设必须从重新认识过去开始。中国崛起有利于建设区域国别学学科。“它带着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心来书写历史，关注当今社会的重大需求与学术前沿，强调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东方与西方的互动，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关注历史上那些有价值、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也就是从对现实的关怀中来研究历史，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建立中国人的学术话语体系。”过去的研究一般都是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的，各说各的道理，但又不是很全面，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新的区域国别学克服了诸多弊端形成聚合性优势，已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 我国的区域国别学学科要做大做强，建立自己完整独立的学科体系，除了坚持自己的学术传统、确立精品意识与民族特色外，还要适当吸收近年国外不可忽视的成果。毕竟国外的研究比我们早，成果较多，相对成熟，值得参考借鉴。我们的态度是博采异域、吞吐百家，以汇通古今东西的胸怀吸收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从对区域性、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关注中寻找学术学科发展生长点，拓宽学术学科发展的路径，完成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历史性超越。我的看法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学理论都不能对东方国家崛起与未来发展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解释东方历史和构建东方外交史的话语权的任务只能由东方人自己来完成，要发挥东方学者在大变革时代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中华民族即将伟大复兴的时候，推进区域国别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功在千秋的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活动，必将推进我国学科学术纵深发展。这种大规模的精神文化建设活动只有在国家复兴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也只有在国家复兴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 原载于： 《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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