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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非常复杂。如果再加上汉字本身的意义以及其延伸和假借意义的演变过程，则构成一个极其复杂且内涵丰富的汉字文化体系，这正是书法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复杂的汉字文化体系而言，一方面由于甲骨文、金文，尤其是战国及秦汉简牍墨迹的大量出土，使我们由此获得了比两汉以来任何时期都丰富的汉字演变史料，从而使我们对古文字体系的产生和演变、古文字体系向今文字体系的演变等，都能够梳理出一个较为详实可信的脉络；另一方面，古文字学家依据这些文字资料对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中一些字的注释也提出了质疑，进而给予新的阐释。或许是《说文》对后世影响太大的原因，以至于其后的一些文献资料皆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现在看来，有些内容确实有必要予以重新斟酌和推敲。 书法是书写汉字形成的艺术和文化现象，这就决定了书法文化传统也是复杂和博大精深的。我们倡导根植传统，问题是面对书法的载体——复杂的汉字文化体系，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如何去选择和使用？哪些字在什么情况下能用？在什么情况下不能用？比如说“鍾”和“鐘”，按照现行的汉字规范（具体参阅《新华字典》），“鍾”和“鐘”是不可以混用的。但是，书法史上确实存在着“鍾”“鐘”混用的现象，以至于当代一些书法作品在对“鍾”和“鐘”的使用上往往被贬斥为“鍾”“鐘”不分。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尴尬。因此，很有必要依据现有书法文献资料，考察“鍾”和“鐘”的本义及其延伸意义，以及它们在书法史上的发展演化脉络，进而给出合乎理据的结论。 一、在古文字体系中“鍾”“鐘”不分 “鍾”和“鐘”这两个字在甲骨文中没有出现。从现有的书法文献资料来看，应该最早出现在西周金文中，本义都作钟鼓的“钟”。从字形表义层面上来看，两个字都从“金”，区别是一个“重”声，一个“童”声。按照《说文》来讲，“鍾”是职容切，“鐘”是职茸切，发音一样，所以“鍾”“鐘”应该是音义相同形体不同的两个字才对，它们互为异体。但《说文》却区别成词义不同的两个字了。先看一下作为西周打击乐器——“乐钟”上铭文的“钟”字。 《金文书法集萃》中收录了很多西周“乐钟”上面的铭文。铭文内容上的“钟”有的作“鐘”，有的作“鍾”。此列举以下两例：井叔采钟上面的“钟”字就作“鐘”（图1），而兮仲钟上面的“钟”字则作“鍾”（图2）。同样，在《三代彝器铭文》中收录的“乐钟”铭文，也是有的作“鐘”，有的作“鍾”。例如收录的西周中晚期的楚公钟，上面的“钟”字作“鍾”（图3），而比楚公钟稍早一些的厘伯钟上面的“钟”字则作“鐘”（图4）。以上几个“乐钟”上面的“钟”字，实际上都是钟鼎的“钟”，但有的作“鍾”，有的作“鐘”。再看一下著名的西周金文大克鼎，就有“易女史小……鼓钟”的内容，这里的“钟”就作“鐘”（图5）。 西周盛行钟鼎，所以“钟”字在钟鼎铭文中使用的频率非常高。现在看来，“鍾”和“鐘”的本义在西周钟鼎铭文中是没有区分的，都作“钟鼎”的“钟”。至春秋晚期，郘黧钟上“乍（作）为余钟”的“钟”作“鍾”（图6）。战国楚简上有“大钟贞（鼎）”的内容，其中“钟”作“鐘”（图7）。由此看来，到春秋战国时期，“鍾”和“鐘”的本义依然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北大藏西汉简书中，有记载“锺子期操觞其旁，飞鸟闻之……”的内容。从内容来看，当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人锺子期。 史料记载：“伯牙善鼓琴，锺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锺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锺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锺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 这是一个赞颂知音的感人典故。因其感人，所以被广为传颂，多个先秦文献典籍中都有内容相近的收录。这里要说明的是，北大藏西汉简中的锺子期的“鍾”并不是我们现在作为姓氏被规范的“鍾”，而是“鐘”（图8）。这是书法文献资料中，有关“钟”字在姓氏方面的使用证据（下文对此再加以论述）。据此可以说，起码截至西汉时期，“鍾”和“鐘”不但在本义上可以通用，而且在姓氏的使用是也是没有严格区分的。 二、《说文》对“鍾”“鐘”的词义区分缺少书法文献的支撑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许慎的《说文》对“鍾”和“鐘”的注释。《说文》中“鍾”和“鐘”两个字都有收录： 鍾：酒器也，从金重声，职容切。 鐘：乐钟也，从金童声，古者垂作钟，职茸切。 《说文》的“鍾”“鐘”读音一样，但是把“鍾”“鐘”的词义作了明确区分。要知道词义不同就不是互为异体字了。而且，前文引用的所有书法文献资料，都是“鍾”“鐘”音义相同的互为异体字，所以它们通常可以相互借用的。那么，许慎《说文》把“鍾”“鐘”词义给明确区分的依据是什么呢？遗憾的是，我暂时没有从所掌握的书法文献资料中找到确切的依据。倒是书法以外的文献资料中有不少零散的关于“鍾”“鐘”的内容，譬如《诗经·关雎》中有“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之句，这是乐钟之“钟”；战国时期的《国语·周语》有“泽，水之钟也”，这是聚积之意，可以理解为“钟”作为容器聚积酒的引申意义。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鍾”和“鐘”在秦汉以前确实有酒器和乐钟两种词义，并且还引申为聚积之义。但由于这些文献资料缺乏关于“鍾”“鐘”区别的具体叙述，还是不能说明“鍾”就是酒器，“鐘”就是乐器，所以也就不能作为《说文》“鍾”“鐘”区别的依据。这也难怪清代的徐灏提出质疑： 许以“鍾”为酒器，“鐘”为乐器，判然各异，但此二字古相通用……窃谓酒鍾之名既仿乎乐鐘，而嘉量之度亦出于律吕，然则“鍾”与“鐘”实本一字，因后世用之各有所专，遂歧而二之，引申为鍾聚之称。 基于现有的书法文献资料，在其他历史文献资料也不能支持《说文》“鍾”“鐘”之别的情况下，我对徐灏的“鍾”“鐘”实本一字表示认同。《说文》的作者许慎是一位大经学家，其编撰《说文》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校注古文经学典籍。按说，这么宏大的文字学著述，加上校注出来的古文经学典籍，肯定在当时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也一定会在其后的文字使用上有所体现。但是，比《说文》稍晚的、颂扬孔子的重要碑刻《礼器碑》，其正文中“钟磬瑟鼓”的“钟”（图9），恰恰写的就是《说文》酒器的“鍾”。类似的例子很多，此不一一例举。 三、《说文》以后的“鍾”“鐘”通用现象依然存在 或许受《说文》“鍾”“鐘”区别的影响，其后的“鍾”“鐘”词义开始逐渐有所区别，并且各自被赋予了一些新的引申含义，比如由“钟聚”引申的集聚、专一等，但通用现象依然存在。唐代褚遂良书写的著名的《雁塔圣教序》，其中“晨钟夕梵，交二音于鹫峰”的“钟”（图10），按《说文》当写为乐钟的“鐘”，但写的却是《说文》酒器的“鍾”。还有北魏《元倪墓志》铭文中有“国灵钟美，开英帝族”（图11）。这里的“钟”显然不是乐钟的“钟”，但写的就是《说文》乐钟的“鐘”。再举一例，北魏《元怿墓志》铭文中有“生而雅有奇表，文皇特所钟爱”（图12）。元怿是北魏孝文皇帝第四子，从墓志铭文来看，元怿因“生而雅有奇表”，且“幼而聪悟，慧性自然”，所以“文皇特所钟爱”。但这里“钟爱”的“钟”也是写成《说文》乐钟的“鐘”了。这说明《说文》以后的“鍾”“鐘”词义并没有因《说文》影响而明确区别。清代的文字学典籍《康熙字典》也收录了“鍾”“鐘”两个字，在注释“鐘”时，就“按，《周》《礼》皆作鍾，古字通用”；注释“鍾”时，在确认“鍾”酒器的词义的同时，也不忘记说明一下“古二字通用”，实际上就等于承认“鍾”“鐘”通用的历史事实。 当代的《汉语大字典》也收录了“鍾”“鐘”两个字，还引经据典地列举了一些古代文献作为引证。其中在“鍾”的下面，收录的词条多达15项，现简要收录如下：1.一种器皿，常用以盛酒或茶；2.量词，古容量单位；3.古乐器……《诗》鍾鼓，也亦作鐘，古二字通用；4.集聚；5.专一，专注；6.当；7.天所赋予；8.寄托；9.畚，草器名；10.古代染鸟羽的人；11.古南诏少数民族对弟弟的称呼；12.古代妻称夫之兄；13.古地名；14.山名；15.姓。 在“鐘”的下面，收录的词条有六项：1.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2.专指佛寺悬挂的钟；3.计时器；4.指时间、钟点；5.古容量单位；6.姓。也作“鍾”。 捋一下《汉语大字典》的“鍾”“鐘”词义：1.在古乐器方面可以通用；2.在姓氏方面可以通用；3.在古容量单位方面可以通用。但由于秦始皇统一度量，古容量废止，由此使这一词义成为历史概念；4.由酒器引申的集聚、专一、专注等归属“鍾”；5.由乐钟引申的计时器、时间等归属“鐘”。 与《汉语大字典》不同的是，《新华字典》是把“鍾”和“鐘”作为“钟”的繁体字收录的。“钟”的下面收录的词条共6项，明确了第一、三、六项适用繁体字“鐘”；第四、五项适用繁体字“鍾”。6项词条如下： 1.金属制成的响器，中空，敲时发声：警钟 2.计时的器具：座钟|闹钟。 3.指钟点，时间：两点钟|三个钟头。 4.杯子。 5.集中，专一：钟情。 6.姓。 不难看出，《康熙字典》承认“鍾”“鐘”古时通用，《汉语大字典》部分承认“鍾”“鐘”古时通用，到了《新华字典》则是“鍾”“鐘”不通用。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由承认→部分承认→不承认的一个递进过程。就收录内容来看，《汉语大字典》承袭了《康熙字典》的很多内容。 《说文》和《新华字典》是文字史上两次把“鍾”和“鐘”词义给予明确区分的文字典籍。前面说过，《说文》把“鍾”“鐘”词义明确区分缺乏书法文献资料的支撑。我们知道，书法文献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简帛等，是目前能够证伪《说文》谬误的第一手书法文献资料。至于书法以外的其他先秦文献资料，主要是依靠传抄作为流传的手段。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散失严重，等传到许慎手里，还能够保存多少原本的真实性？另外，商周至秦汉的文字和书法史，经历了一个由产生到发展和演变、以及隶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漫长而复杂，不仅使汉字形体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汉字的词义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许慎《说文》的编著，依靠的仅仅是当时能够看到的小篆，所以存在谬误也是必然的。 至于《新华字典》对“鍾”“鐘”词义的明确区别。我要说的是，汉字是共时区别的符号系统。《新华字典》把“鍾”“鐘”词义明确区别，是出于汉字符号共时区别的需要。但这种明确区别，无法兼顾汉字在历史中的词义存在。《新华字典》是具有官方和权威性质的。那么，书法作品在对“鍾”和“鐘”的使用上是遵循书法传统的使用范例？还是遵循《新华字典》的使用规范？需要注意的是，在《新华字典》里“锺”不是一个繁体字，而是姓氏“鍾”的简化字，在此不展开论述。 四、当代书法创作的文字使用立场 综上所述，“鍾”和“鐘”在《说文》以前不但本义上通用，而且在姓氏的使用上也是没有严格区分的。许慎《说文》“鍾”和“鐘”的明确区别，主要依据是他能看到的文献资料。加上许慎并不了解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依靠的仅仅是当时能够看到的小篆，所以从我们目前掌握的书法文献资料来看，《说文》对很多字的注释都不靠谱。 文字史上，对表音和表义相同的汉字，大致有两种处理方式，要么赋予别的引申词义继续使用，要么被淘汰。“鍾”“鐘”二字本义相通，就是因为引申的词义逐渐发生了变化，于是它们都保留了下来。相比，运动的“动”就没有那么幸运。从现有书法文献资料来看，“动”出现的比“钟”晚一些，但是造字原理和“鍾”“鐘”如出一辙，也是音义相同的两个字，一个从力，童声（见《峄山碑》图13）；一个从力，重声（见《西狭颂》图14）。遗憾的是，由于这两个“动”字音义相同，没有必要都保留，于是后来就把从力、童声的“动”字给淘汰了。《说文》所收录的就一个从力、重声的“動”。类似的例子还有“种”字，此不再赘述，感兴趣的书友可以查阅资料。  跟“鬼”字一样，北大简“钟”字的声旁，很可能是这种趋势下“重”和“童”的合并写法。当然，此结论还需要更多的书法文献的支撑。不过，这种并笔式的合并写法，是古文字发展、尤其是隶变过程中的常用手法，也能够从侧面支持“重”“童”合并的合理性。而合并的内因，就是“鍾”“鐘”古时二字通用。 前面说过，书法是书写汉字形成的艺术和文化现象。而汉字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而且，汉字文化体系基本由传统书法范本和文字学典籍两部分构成，这也是书法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书法创作的文字使用，应该严谨而慎重地依托传统书法范本和文字学典籍。当书法传统范本和文字学典籍在文字的词义上有出入的时候，首先应该尊重和采纳传统书法范本，在此基础上看是否能够在文字学典籍中寻找出合理的使用理据。前面的论述，就是参照了传统书法范本和文字学典籍两部分，并且也大致理清了“鍾”“鐘”在书法史上的发展演化脉络，或可作书法创作时“鍾”“鐘”之使用参考。 倘若不能够寻找出合理使用依据的情况下，使用传统书法范本既有的文字范例，当是不错的选择。这样做将不至于出现较大的谬误和争议。若继续深究，似乎超出了书法创作的范畴，只能将问题请教于古文字研究专家或者相关文献研究专家了。我认为，这应该就是当代书法创作的文字使用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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