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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明意味着一种整体性或基础性的世界图景和存在秩序，以及据此建立的关于“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生命论述与原则。人类所处的世界，按照“大爆炸理论”（big bang），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无边无际，既无中心，也谈不上意义——对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来说，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这或许就是宗教产生的原因。爱弥儿·涂尔干说：“科学是片段的、不完整的；它虽然在不断进步，却很缓慢，而且永无止境；可是生活却等不及了。因此，注定要用来维持人类的生存和行动的理论总是要超出科学，过早地完成。” “人类据以描画世界及其自身的最初的表现体系起源于宗教。”米尔恰·伊利亚德进一步提出神圣空间概念加以阐发：“非神圣空间没有结构性和一致性，只是混沌一团”，“它（神圣空间）为未来的所有发展向度揭示了一个基本点，确立了一个中轴线”。“正是神圣的这种自我表征才从本体论的层面上建构了这个世界”，“只有显圣物才揭示了一个绝对的基点，标明了一个中心”。具体而言，“创造和宇宙律法这两个概念密不可分；天是宇宙秩序的原型。”伊利亚德从本体论层面的世界建构之所成，可以叫作“世界图景”，而埃里克·沃格林将这一宗教学洞见运用于生活世界的理解和分析，以某一文明之神圣存在为根据而形成的人生目标及路径规划，就是所谓存在秩序了。 如果可以把“神”或“天”的发现与建构理解为人性最深层之心理、情感与精神需要的反映、表达与满足，那么从思辨的角度将宗教视为文明的核心、灵魂的本质和历史的内容，也就顺理成章。事实上，从雅典时期开始，人们就相信，“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沃格林指出：“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最小的认知单位并不是个人、国家、社会或语言共同体等等，而是文明。”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文明论，首先意味着对文明体的意识，即在承认人类普遍性的前提下，强调每一文明体的内在系统性和外在边界性。这不仅是一种尊重他者的修养，也是一种明晓事理的智慧；其次，这意味着一种历史的视角或眼光，因为文明总是与具体民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在历史中形成、扩散并呈现为一种生活样态。如果说文明的内核是一个世界秩序图景，一种生存秩序模板，而这又主要是由宗教所阐述提供，那么文明论研究必然意味着一种宗教视角的研究。在堪称文明论研究范式回归的标志性文章——《文明的冲突》中，塞缪尔·亨廷顿就用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教文明描述当代世界的构成板块及其矛盾关系，对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进行预测。“文明冲突论”为什么是在冷战后提出并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冷战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本质上是个体叙事与阶级叙事之间的对立，二者都属于普遍主义的现代性思维；冷战既是其发展的巅峰，也是其衰落的起点。意识形态的政治油彩剥落后，文明的边界与问题重新浮现，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几乎是一夜之间又重新成为理解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之世界态势的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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