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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八月，红二十五军离开皖西去鄂东北，九月在接到中央指示后又离开鄂豫皖。为了保存党的革命种子，恢复扩大苏区、省委决定以红二十五军撤离时留下来的一部分战士(一个连队、一部分伤员、一支生产队)为主，组合一支游击部队。 一九三四年阴历除夕，正式成立了红二十八军，统率五个营(一二三营、特务营、手枪团)总共人数还不到一千五百人。刚成立的红二十八军装备极差，套筒子、水连珠、汉阳造、鸟枪、土枪啥都有，子弹极少，每人只几发，有的没有枪，只捧着两颗土制的手榴弹。 战士大都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一部分是十四五岁的小鬼，矮矮的个子连背一支长枪都叫累，排在一起真像儿童团，可别看他们小，他们都是胸怀大志、革命坚决，他们中十之八九，家毁了，亲人被杀了，他们有着一颗共同的坚定的心一复仇，消灭反动派。 这支萌芽状态的革命武装立刻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在我们成立的第二天就选调国民党鄂豫“剿共”主力三十二师盯住我们。三十二师可真不愧为“剿共”主力，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编制有十三个团(三个旅，每旅三团，游击团、炮兵团、特务团、补充团)。从他们接受任务第一天起就紧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追剿”我们，近则相距五六里，远则十几里，一路上浩浩荡荡风头十足。 我们差不多天天与他们接火，每天都有几次小敲小打，“亏本仗”他们也不管，只是一股劲地撵，从罗田、舒城、太湖，一直把我们追到官庄。 在太阳山，三十二师企图配合十一路军几个团把我们来个“一举歼灭”，幸亏我们发觉早，未使敌人得逞。于是敌人继续增兵追击，他们猖狂地提出了“共军到哪里，三十二师也到哪里，直到共军全部消灭”的口号。 三个多月的打打走走，倒让敌人打出了威风，看样子不给他三分颜色，敌人是不会老实的。而我们这里，由于敌人缠住不放，的确出现了严重情况，再这样下去，非给拖垮不可，战士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意见：“只应付，不攻击，那叫什么打游击”，“打一阵、退一阵，这样下去有个什么收场!”有的干脆提出：“痛痛快快打'一仗，拼了也好。” 他们说法不一，但却都反映了一个意愿：战士们有与敌人摆开来打一打、“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强烈的求战情绪。军的领导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们明白：要摆脱三十二师十三个团的追击，要让这支处于萌芽的武装力量在皖西生存扎根，光靠两条腿是不行的，只有采取更积极的行动，狠狠地打击敌人，打好第一仗一关键性的一仗，打去三十二师的威风，打起战士的情绪，打起群众的影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于是决定性的一仗就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在皖西山区桃岭开始了。 桃岭，位于岳西附近，是连马蹄形的崇山，马家畈是这里的主峰，高六百多米，陡直、险峭、山上长满苍郁的松树，树很厚，足够隐蔽，山下横躺着一条蜿蜒曲折的来板河，河前一大片田畈，约有十来里，要上高山，必须越过田畈，过河，顺着通往高山的一条仅一米多宽的山路迂回而上。记得那时候老百姓还没有开始插秧，我们从潜山来到这里，天是个大好的晴天，云也很少。 中午，我们带着疲惫越过田畈后爬上山岭。几天的连续追击，把敌人累“熊”了，一到来板河对岸，就站下不动，照例敌人站下这是我们最好的休息时间，上了山的我们，躺下的躺下，造饭的造饭，我正坐在一群战士旁边，他们都在忙着挑水泡，其中一个干脆站起来用脚狠狠地在地上一蹬。 “小伙子，斗气了?”我看到他那副狠劲又心疼又好笑。他听完我的话没有吱声，过了一刻，他横拖着刀，走近我：“营长，咱们光跑、跑、跑，到底跑到什么时候不跑，依我看干脆一”他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干脆，干脆什么，'投降’?” 我有意跟他开玩笑。“不，干脆拼了!”他说完正经地站在我的前面。“不行，同志，打仗不能硬拼。”我正想说下去，突然，通信员跑来告诉我，说是师政委叫我开会。 我赶到那里，干部们都已经来了，小师政委(我们的师政委方永乐，那年只有十八岁，战斗勇敢，平易近人，由于年纪轻，大家亲昵地称他小师政委)正拿着望远镜往山下照，照了一阵，停一下，又像盘算什么，我们几个营干(当时我是特务营营长)互相望望，大家口上不说，心中却都知道，这一照必有名堂。 果然，小师政委开口了。他放下望远镜，用左手划了一个半圈，向大家道：“你们看到了吧?这是一个好地方。” 我们领会他的意思，互相看看，然后又顺着他的手指往山下远眺：山下一片沉默，黄黄的田畈给郁郁葱葱的山林紧紧包着，来板河迎着太阳闪着白光，河那岸，累了的敌人正在休息。 “老规矩，敌人又是先来一个团。”小师政委说完回过头来，然后严肃地问大家，“怎么样，打不打?”师政委的话道出了红二十八军全体战士的心中话，三个月来一直盼着的日子来到了。 没待师政委再问下去，大家齐声回答：“打，打它个稀里哗啦!”“对，要打!”他又停了一下，左手下意识地拨弄着望远镜。“同志们，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跑，你看，我们的战士脚底上大泡加小泡，一揉破全像蜂窝。 我们的弹药也不多了，好几天没有正式吃上一顿饭，睡好一次觉，再跑，大家都要有意见，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打，把三十二师打回去，让敌人知道我们土生土长的二十八军是不好惹的，让他们也尝尝我们的土枪，土手榴弹!” “同志们，是铁是钢看这一回，要活，要革命看这一次!”小师政委使劲地挥起手臂：“记着，为着苏区的人民，为着红二十八军的生存打好这一仗!” 他越说越激动，喉咙都有些沙哑了，站在他面前的干部谁也没有说话，大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打，打垮三十二师! “同志们，我们方才与军政委商量过了，就在这里摆开来和三十二师干一仗，我们来个前堵后击，你们看哪个营来堵?”他说完朝着大家看看。 “师政委，该轮到我们!”我听他一说完就抢着回答。“你们，特务营?”显然小师政委感到突然，说正经的，我们特务营在全军不算主力，而这个堵的任务不用说，是需要最“棒”最“硬”的部队。 “师政委，我说这任务给我们，你也知道我们特务营三个月来一直是后卫，战士们意见可大了!”我直率地说出我的心里话。 小师政委没有很快回答，他看看我，又看看别人，别的营的干部也向他请求着这个光荣的任务。他反剪着手低着头走了两步．然后挥起左手：“行吧，给你们，钢是炼出来的!老林，任务决定给你们，可一定得打好!”“是!就剩我一个，我也会想法顶住!” 我听到任务真的交给我们，心中可真高兴。“来，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小师政委挥挥手，于是我们所有站着的人都围拢来。 我们一起研究了这里的地形，都认为：这是个绝好的地形，把敌人引上山来，一米宽的山路上敌人无法展开大部队的兵力，然后来它个前堵后击，敌人无可奈何，这样正好给他一个下马威! 各个营都领受了具体任务，自然，我更明白，我们的任务是绝对光荣的。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毅力与敌人纠缠，争取时间诱敌深入。 临走师政委又嘱咐我：老林，必须坚守岳口，主力在山腰不打响决不能离开岳口! 我回到战士中间，当我把这个消息向他们宣布时，战士们个个精神百倍，说也奇怪，方才在闹脚痛的，现在好了，有的人干脆从身上撕下一块布来包脚，方才少睡，少吃的，现在也不响了。 他们一个个从地上爬起来，擦枪膛，磨枪头，准备好好干一番。有人说，这真是个大喜事，一个喜是我们真与三十二师干上了，大家有盼头，还有一个则是我们营捞到了堵击的好任务。 我走到方才讲“干脆”的那个战士面前，只见他拿着一柄大刀咧开嘴光笑。“笑什么?”我有意问他。 他看见我问他，还是笑，停了一会儿，装个鬼脸，嘴一努，两只手握着大刀做个砍的姿势：“营长，你还不知道，喏，早就想干了!”我正想再与他说几句鼓励的话，我的眼前又走来一排小鬼。 “小鬼，你们在于什么?”我说着摸着他们中一个的头，然后又顺手端过那支被截去了一段的长枪(那些小鬼因背枪走路太累，故把枪柄截去了一段)，我举起枪挥了一下：“怎么样，听说敌人家伙挺好，你们怕不?” 他们听完我的话也是笑，其中一个走近我，拿起截去了柄的枪，指着枪诙谐地说：“营长，一样，子弹从铁管子里钻出去，照样能死人。不信，我打一下试给你看。”引得在场的人都一阵大笑。 我看到他们真有说不出的感情，那么小的年纪，折磨了三个月还那么倔强，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他们? 趁敌人还未上山，我检查了担任正面阻击的二连阵地一岳口，二连的战士正在二连长的指挥下做着战前准备工作，二连长是个高个子，身子长得挺魁梧，打仗一点也不含糊，他是个老同志，我们一起战斗很久了，这样的任务交给他，谁都会放心。 他看见我去，指指正在砍松枝的战士说：“营长，有他们，岳口你放心!”我满意地笑笑，回过头来，两个战士正在搬石头，我知道这是为了应付万一，我却有意问他们：“捡石头干什么?”他们两个一听我问，回过头来调皮地眨眨眼睛笑笑，其中一个神秘地放低嗓音说：“营长，这叫弥补子弹不足。” 我们紧张地在准备，敌人却在紧张地吃饭，我们准备完了，敌人也差不多吃饱休息好了。我站在左侧的小坡上远看敌人，只见敌人摇摇摆摆又出发了，敌人真像阔少爷，头戴青天白日帽，腰缠阔大刀(敌人当时每人配有一柄大刀)，手提一杆枪，摇摇又摆摆。 大约饭吃饱了，走路特别慢，好容易一里，二里，灰色的人流越过来板河从黄色的田畈上慢慢伸延。 走近了，敌人到了山脚下，因循旧规还是一路纵队，现在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背枪的，扛炮的，骑马的，大概敌人自认为三个月来“剿共”顺利，胆子挺大，上山前，尽管见到浓密的松林，也免了侦察。我心中暗自想着：“饱死鬼，算你们今天倒霉。” 我又抬头看崇山右侧，不知主力绕过山背，现在到了哪里，他们的任务也是艰巨的，要在这松树密布、陡峭险要的山林里开出一条路来，通过那么多的部队，也不是容易的事。 敌人近了，更近了，前面几个家伙的说话声我们都听清楚了，有个家伙不知为什么高兴事，嘴里还在哼着调儿，但是在二连阵地前沿还是一片沉寂。因为为了节省子弹，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自然，这对敌人来说增加了若干分钟的愉快。 我那时没有手表，但凭平日推算时间的经验，估计出不了一个半小时，敌人先头部队进入了我们预先划定的射击圈，突然，二连阵地上甩响了第一颗手榴弹，随着响声，几个敌人倒了下去。前面的一倒，后面的也慌了，一下子前面整整一截缩了回去。 但是敌人并不示弱，因为几个月来的经验告诉他们：我们是打一阵退一阵。敌人真又回来了，在后面指挥官指手画脚的指挥下，敌人又荷枪爬了上来，但是还没有冲上岳口独立小屋，就被我们的战士揍了回去。 不出我们所料，果然我们这样一打，敌人就认为我们的主力在山上。我看到山腰问路上那个穿草绿马裤骑着马的家伙(从他站的位置看是个营长)突然骑马奔了回去，在一群马边停住了，不用说，骑在马上那个胖胖的准是团长。 他们一起端起望远镜往山上照，又指指画画地说什么，然后那位营长跑回原地，押着一群灰狗又冲了上来，那营长真怕死，老躲在后面，没有靠近我们就老远打枪，也没有一个准，真是胡闹。我对着旁边站着的一连长熊同柏同志说：“要是我是他们团长，真给他们一人记一个过。” 敌人灰蒙蒙的一片，喊着叫着张牙舞爪地向二连阵地冲来，突然，二连阵地上又响起一阵枪声，我听见二连长大声喊打，一群战士猛地冲了出来，激烈地与敌人交手，这时一连阵地上也打响了。 敌人也算使劲，一股劲往上蛮冲，但我们的战士哪个肯放松一步，拼了差不多十来分钟，敌人又缩了回去。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冲锋，随着次数的增加，敌人的兵力也在增加，这回他们真发觉我们和他们认真打了。 那个穿草绿马裤的官儿，已经跳下了马，提着小枪在人群中乱窜，活像一条哈巴狗，看来他想组织更多的兵力来对付我们，可是这一着我们早给他算过了：这一条唯一的一米多宽的山路最多能摆多少兵力是有数的，敌人真是有劲使不上，后续部队只能塞在后面，进不得退不得，而我们虽只两个连正面阻击(三连守后侧作为预备队)，但居高临下，看来敌人悲惨的命运是注定的了。 敌人第三次冲锋又失败了，突然敌人猛烈地发射迫击炮弹，炮弹打在土上溅起阵阵烟尘，我站的地方也落下了几颗，我从望远镜里向外探望，二连右角给轰哑了，一群敌人正向岳口小屋处拥来。“ 岳口离小屋只一二百米，小屋一失，岳口危险!”我忽地想起了眼前的危急，我顾不得敌人的子弹，提起驳壳枪向二连阵地蹿了过去，一边跑一边喊着：“二连长，守住岳口，不能让敌人过来!” 敌人继续冲杀着，现在二连到了危急的时刻：阵地上战士枪膛里的子弹差不多都完了，连手榴弹也只剩几颗了，大家都抽出了佩着的大刀，有的手里还握着粗大的树枝。 敌人没有很快放枪，大概他们也已发觉我们没有子弹了。“同志们，决不能丢岳口，是英雄，站起来!”没待敌人冲近，我们又冲了出去，我们甩响了最后一批手榴弹!打响了最后一排子弹，一场紧张的白刃战开始了。 我们把闪亮的大刀挥向敌人，我们的脚踢着敌人可耻的头颅，血染红了白亮的刀刃，血飞溅在战士的衣襟，杀啊，拼啊，敌人一批批倒下，可敌人也顽强，一批倒下，一批又拥上，后面的踩着前面跌倒的。 我看到一个小鬼双手正卡着敌人的脖子，他们扭在一起，一个战士很快地举起枪托狠狠地砸死了敌人，一场生死的肉搏战，我们终究胜利了，我们已经击败了敌人四次冲锋。 太阳已经偏西了，我们的阻击战已经打了约摸两个小时，按照预定的步骤，主力应该在山腰间打响了，可我望望正北方向，还不见动静，眼看敌人又要组织第五次冲锋，我心里像用烙铁烫着。 “营长，你看!”我正在想着，突然一个战士叫我，我朝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不好了，敌人往左侧松林绕过来了，两个匪徒正在离我二十米左右的小山包上架机枪。 我一看不好，连忙提起驳壳枪，扣动扳机想用最后一发子弹打死那个架枪的家伙，怎知扣了不见枪响，原来我仅有的三发子弹都已经打完了，我正想举起大刀带人扑过去，忽地看见山包左侧蹿出一个人来。 “那不是二排长吗!”我不禁高兴起来，只见他双手举着一块大石头，飞快地奔向山包，好险啊，敌人突然发现了他，但幸好他眼疾手快一个箭步蹿了过去，他对准那个蹲着安枪架的匪徒狠狠一砸，只听到“啊!”一声，一个匪徒滚了下去，另一个家伙拿着机枪就跑。 “坚持最后几分钟，同志们!”我被二排长的行为所感动，激动地呼着口号。我举起手中的大刀，冲向敌群，我们就用大刀、石头树枝对付再一次冲上来的敌人。 敌人一次比一次猛地冲击着，三连也投入了紧张的战斗，眼看阵地危急，“守住岳口!”阵地上战士互相鼓励着。 正当这紧要的关头，突然前边山腰里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手榴弹爆炸声。我朝着前面一看，果然我们的主力已抄到敌人后面打开了。“主力打开了!”我兴奋地叫了起来，我觉得越打越有劲了，不知哪里来的力量，我忽地带领战士们杀了出去，敌人溃退了，他们打了半天方才明白中了我们的计。 他们慌忙撤退，正在冲的也缩了回去。可已经迟了，山谷里响起了震天的杀声，敌人在烟尘滚滚中乱作一团，很快地被我们包围了。 按照计划我们收到了应有的礼物，我们消灭了整连整营的敌人，缴获了我们最需要的弹药、武器、粮食。黄昏，我们在山上宿营，吃着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罐头、干粮。 第二天，敌人主力一到又向山上进攻了。这次他可接受了教训，“老实”多了，冲上山前先用炮着着实实地轰了一阵，炮轰后又派小部队试探，直到万无-一失才敢探头探脑地攻上来，可那时我们早已吃饱饭，睡好觉，离开桃岭几十里了。 从那以后，敌人的确“乖”多了，改变了一股劲猛撵我们的办法，而是见风使舵，我们停，他也停，我们走他也半睁半闭着眼地跟着跑，而它在我们战士心目中“威信”也更“高”了，同志们提起三十二师，都会竖起两个指头问：“是不是在桃岭吃圆子的那个'主力’?” 连苏区群众情绪也高了，桃岭战斗后不到一个星期，皖西苏区群众也悄悄传开了，说是：红军主力回来了，在桃岭消灭了三十二师一个团。 林维先（1912—1985）：别名林新。安徽金寨人。1912年出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政治委员，82师师长，28军副团长。参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三年游击战争。 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协助高敬亭将红28军和鄂豫边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任参谋长。参加指挥蒋家河口战斗。后任第4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教导总队9队队长、1大队队长兼军部特务营营长，新四军第3支队参谋长兼挺进团团长。 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7师19旅参谋长，19旅挺进团团长，沿江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中共沿江地委书记，新四军第7师副参谋长兼19旅旅长，第7师兼皖江军区副参谋长。参加皖西泊湖战斗、1943年春季皖中反“扫荡”、周家大山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7师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副司令员，后备兵团司令员，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浙江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82年9月被选为中纪委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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