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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头条』宋伟光专栏 ① |从乌东到吕德艺术思想形成的路径和社会根源

 雕塑头条武主编 2023-02-23 发布于北京

从乌东到吕德艺术思想形成的路径和社会根源

——兼及从新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转型

法国雕塑家让·安托万·乌东(Jean-Antoine Houdon, 1741-1828)和弗朗索瓦·吕德(Francois Rude,1784-1855)处在同一个时代,但美术史上却将乌东的雕塑艺术风格归属于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而将吕德的雕塑艺术风格归属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乌东与吕德的生活时间虽然相差只有三十年左右,似乎没有太多的时间上的跨度,但从时代变革和艺术思潮上审视,两者之间却具有相当大的思想跨度。

·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产生的社会原因
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导致了这个时代形成普遍怀疑和求证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是导致社会变化和变革的内因。新古典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从社会政治背景来讲,为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争取人类理想的实现,需要在精神层面树立起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就锁定在古希腊、古罗马英雄身上。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了借用古代艺术形式和古代英雄主义题材的新古典主义。而浪漫主义则是法国大革命催生的产物。从思想层面上讲,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激发了个性解放,反映在艺术上则强调以理想取代现实。因而,狂放、独立、自由,成为浪漫主义的核心。
但是,艺术思想和风格的形成,往往不是孤立的,凭空而来的。思想与思想,风格与风格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确定因素和流动的变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所以,对于艺术家风格的判断,就不能硬性地将其设定或局限在某中类别之类的学术范畴之中,如归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拉斐尔,就带有明显的风格主义的特点,还有丢勒、伦勃朗也是如此。

二·乌东的雕塑与时代
1·巴洛克艺术与新古典主义
乌东生活在路易十五(1710-1774)时期。18世纪开始,艺术的中心由意大利转向法国,这一时期法国雕塑家的发展与洛可可艺术分不开。因为路易十五在位期间,艺术开始走向迎合人们对细腻雅致生活的追求和感官享受的需求。因而,艺术精神由雄壮转变为悦适,由理想转化为世俗。乌东的时代,正是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还有浪漫主义盛行或抬头的时代,这个时代思维开始多样、思想开始多元。
乌东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是在17、18世纪巴洛克艺术时代的大背景下所产生的,其中还带有洛可可艺术的影响。在此,要涉及到有关巴洛克艺术的一些问题。
巴洛克艺术连接着几个时代,牵动着几个时代的审美取向。对巴洛克艺术的评价,不能仅限于“追求华丽”“繁缛”“浮华”等片面的认识当中。它的出现,其实是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科学规则和古典精神的逆反。而在形式上则是对古典主义艺术追求视觉均衡性的打破。巴洛克艺术强调运动性、旋律感,在视觉艺术上追求不规则的深度空间,创造再现空间的视觉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风格主义给予的影响,或者说是对风格主义的转移。考察一下呈现这种艺术形态的缘由,就会看到,17世纪以来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被人们普遍接受,哥白尼对于天体物理的革命性创举及其之后的物理学与天文学的进步,打破了人自以为是宇宙中心的认知。加之政治与经济的危机、战争与瘟疫的发生,使得人们认识到自身并非造物主。因而,人们这种心态的改变,体现在艺术方面则是:寻求将理想引向天国的愉快,释放无尽的幻想。对于巴洛克艺术而言,知识的进步可能是产生内心世界不安的根源,也是由于这种不安,引发了一种新的平衡心理世界的艺术方式,这是巴洛克艺术的初衷。之后则转化为对甜美事物的热爱,这是古典主义与资产阶级理性之间的融合。
乌东的艺术带有巴洛克时代的影子,他当时所处的法国社会文化环境,正是启蒙主义运动时期。在这种人文背景下,乌东的艺术更加趋向社会现实,趋向一种具有启蒙主义理念的对人性的思考和对于心灵世界的刻画。因此,乌东对艺术的认识与表现就具有了新古典主义的思想因素。

2·乌东的新古典主义雕塑
乌东是在西方美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雕塑家之一,堪称18世纪下半叶法国的雕塑巨匠。他出生于凡尔赛,15岁进入巴黎美术学院学习,他的老师彼加尔(Jean Baptist Pigalle,1714-1785)是路易十五时代最后的一位雕塑大师。1764-1768年乌东到罗马深造,20岁便获得罗马奖。他的雕塑作品《人体解剖像》《圣施洗约翰》《睡神》等体现出他追求理想化古典主义的特征。
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初,乌东的雕塑艺术呈现了他前所未有的劲势。其重要作品,均完成于18世纪的最后30年。乌东的肖像雕塑,就其内容和题材,大致可分以下几类:①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人士;②政界人物及宫廷人物;③亲属等。乌东有非同寻常的挖掘人的精神世界的艺术表现力。他的雕塑《伯爵纪念碑》,(图1)可以使人真正感受到这一点。这是件为伯爵所做的大理石纪念碑性质的高浮雕,表现了伯爵的家人在安放伯爵骨灰时的情景。左首的女人仰望天空,但目光却毫无方向,显现出绝望无助的神情,这是对伯爵妹妹悲哀神情的深度刻画。在墓碑的右边,有一年长的妇人,躬身围拥着一个小女孩做祈祷,在整个富有悲剧氛围的叙事表现中,这个小女孩显得非常可怜,稚嫩的小脸流露出对亲人近乎懵懂的情感。这一组人物表现的是伯爵遗孀和女儿那种深情的哀伤。这件浮雕的构图有一种沉稳的视觉感受,均衡中富有变化,显现出新古典主义艺术的视觉特征。像这种以情节性描述来制作墓地雕塑的例子较为鲜见。此作,对人物的精神世界刻画入微,能使人感受到宁静的气息里充溢着人生苦短的悲哀。

 
乌东(Jean-Antoine Houdon, 1741-1828)
《伯爵纪念碑》
1781年,大理石, 176 ×226×50厘米
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藏

乌东的经典作品,大部分是肖像雕塑。在18世纪70年代后,他便主要从事肖像创作,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能力是他在意大利留学期间打下的基础。乌东使石像具有精神生命,如对伏尔泰的塑造便很具有代表性。他雕塑的伏尔泰不止一件,伏尔泰是乌东一个长期关注的对象。这件1782年创作的《伏尔泰坐像》,(图2)被誉为美术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之一。这件坐像中伏尔泰戴着法国路易时代的假发。坐像刻画出了伏尔泰特有的五官表情,他的眼神充满敏锐与狡黠,微微的斜视仿佛在打探着对方。他的嘴角稍稍下撇,流露出嘲讽的微笑。更有意思的是伏尔泰这只鹰钩鼻,仿佛这位思想家正在以他灵敏的嗅觉挑剔着这个世界。


乌东(Jean-Antoine Houdon, 1741-1828)
《伏尔泰坐像》
1782年,大理石, 高119.3厘米
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乌东创作的一系列名人肖像,其生动传神的刻画与塑造,体现了他在启蒙主义美学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创造力。除了杰作《伏尔泰》像之外,他还创作了《莫里哀》《富林克林》《华盛顿》《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米拉波》等立像和胸像。其中,《让-雅克·卢梭半身像》(图3)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称颂的佳作。乌东特别注重对卢梭外形与神情之间关系的把握,方腮和粗短的脖子、宽厚的双肩暗示卢梭来自平民阶层,与伏尔泰带有贵族气的刻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反差。但同为启蒙主义思想家,两者又有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都具有敏锐惠黠的眼神。这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怀疑与批判精神的写照。


乌东(Jean-Antoine Houdon, 1741-1828)
《让-雅克·卢梭半身像》
1779年,大理石,47.5 x 44.5厘米
巴黎高等美术学院藏

将医用人体解剖用于艺用美术造型训练,在18世纪的美术专业教学中已广泛采用。此次展览中的一件乌东的剖视图雕塑便是人体结构的科学图解。体现出的是:自17世纪以来科学的进步在艺术中的反映,因为求证精神是这个时代的思想特征。

3·考古发现是强化新古典主义产生的另一原因
上文从社会政治背景中谈到了新古典主义产生的原因,但导致这种艺术形态的出现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18世纪的考古活动。
自15世纪以来,欧洲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英国、法国)逐渐形成了收藏古希腊、古罗马艺术品的风气。而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所承载的古代信息也激发了艺术家追寻古典世界的热情,可以说出土文物对人文主义思想与古典文化的结合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至17世纪晚期,古典世界的艺术、文学和历史成为绅士受教育必须的基础。到了18世纪下半叶,远游与收藏成为时尚。在这个时期,庞贝城的重见天日对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人们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所呈现出的古典世界的形象,是人文主义者对其的歪曲和误读,庞贝的发现使得人们试图从现实生活里解脱出来,追寻古典世界的美好。

4·新古典主义的审美法则
18世纪的考古发现导致美术考古的诞生,也诱发废墟美学的产生,促使18世纪后期美学思想的形成。寻求古人的本真,就须放弃传统风格在理论和表现形式上的规则,这是一种对消失的古典精神或者说人本主义精神的追寻。新古典主义对传统事物的反证,也反映出这种思想的多重心理。
德国美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n Winckelmann,1717-1768)根据这些现实和经验建立了新古典主义的美学理论。新古典主义艺术家所选择的风格和题材似乎还是着眼于古代的法式,但其作品的意义却不是复古和仿古,而是籍古开今,指喻当下。新古典主义刻画人物具有自然主义倾向,且唯理至臻,以理性克制情绪,排除主观介入,因而更能客观地把握对象,冷静地观察和表现事物。新古典主义的形式法则显现出变化中的统一,强调表现的完整性,追求庄严简洁的高雅气质。乌东的雕塑艺术尤其能体现出这一点。

二·吕德的雕塑与时代
1·浪漫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
乌东与吕德所秉持的审美观之间连接着那个时代。吕德就曾以乌东的雕塑《奈伊将军》为范本,创作了同名雕像。这一点,也从侧面反映出审美表现之间相互借鉴之情况。
美术史认为吕德的艺术属于浪漫主义,然而,浪漫主义思想也与当时的其他思潮有着关联,特别是受启蒙主义思想的启迪。可以认为启蒙主义思想是浪漫主义的思想基础,但浪漫主义的另一面又变化为对于启蒙运动的反思。启蒙主义思想家推导问题秉持确实性推理,而浪漫主义则强调直觉和想象力。 浪漫主义虽说是一种艺术思潮,但其自身的审美态度、表现方法和情感投射,堪称是一种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情感链条。
19世纪上半叶,新古典主义雕塑式微,浪漫主义文艺开始出现。但 “浪漫”这个“主义”却很久远,追溯起来中世纪的骑士传奇与浪漫主义有着渊源关系。浪漫主义雕塑的中心在法国,于19世纪20至40年代发展至高峰。

2·吕德的浪漫主义雕塑
吕德是一位锻冶作坊主的儿子。作为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雕塑家,其艺术热情来源于两点,一是他在家乡提乔美术学校学习雕刻;一是他一边学习一边也在锻冶房里劳作。这两点也是形成吕德强健的艺术功底的先决条件。说起来,欧洲许多著名雕塑家的出身都有相似之处,如17世纪的法国雕塑家彼埃尔·普热出身于石匠家庭,早年做过学徒。路易十五时代的大雕塑家彼加尔的父亲是一位细木工师,还有18世纪的大雕塑家法尔科内出生于木匠家庭。如果上溯到文艺复兴、中世纪等历史时期,这种情况更是显著。这大概因为雕塑家首先是与手艺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体力劳动分不开的。

吕德(Francois Rude,1784-1855)
《注意力和恐惧交织在一起》
1812年,大理石,66 x 39 x 31厘米
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藏

1807年吕德来到巴黎,受教于当时巴黎著名雕刻家皮埃尔·卡特里埃。他的肖像雕塑《注意力与恐惧交织在一起》(图4)创作于1812年,并获得当年“情绪表达竞赛”大奖。这一年他28岁。同年,他还获得了去罗马的奖学金。此作属于吕德的早期作品,从肖像的表象来看,这是在刻画一个人的表情,但如果将其置于当时社会大背景中考察,这件作品所呈现出的专注与焦虑相互纠缠的神态,似乎正是法国大革命时代人们心态的普遍反映。一方面高度注视着社会的变革;一方面则是变革所带来的希望和需要面对的现实。双向因素构成了作品的双向表情。

吕德(Francois Rude,1784-1855)
拿波里少年渔夫》
1833年,大理石,82 x88 x48厘米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藏

吕德的雕塑手法有明显的意大利传统。从1830—1831年创作并在沙龙中展出的大理石雕塑《拿波里少年渔夫》中便可看出(图5)。作品中的曲线美来自生活,因而真实生动,这件雕塑似乎是吕德迈向浪漫主义的序曲。

 
巴黎凯旋门高浮雕《马赛曲》局部


 巴黎凯旋门高浮雕《马赛曲》局部

令吕德名垂千古的作品是巴黎凯旋门上的高浮雕《马赛曲》。(图6-7)走近吕德的《马赛曲》,只觉得墙体之上所雕刻的这些人物交纵呼应,破墙而出。在这几组群像构图当中,你会发现一个永恒的动作,这就是自由女神奋臂呐喊,持剑直指的动态定格。女神的动作支配着整个构图,她成为整个浮雕作品的中心。
《马赛曲》塑造的人物并不多,连女神加在一起共有6位。自古希腊以来表现神话和宗教的雕塑、绘画不计其数,但大多是表现神降临人间或人神共体等内容。与吕德同时代的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图8)也出现女神的形象。两相比较就会发现,《马赛曲》所塑造的女神是神的形象,而《自由引导人民》中的女神则是以人的形象与姿态出现在民众之中,这种象征性与现实性结合一起,表现出人们反对波旁王朝的浪漫主义思想。

 
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
1830年,布面油画,260 cm × 325 cm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藏

据美术史载,高浮雕《马赛曲》原本是吕德受命以拿破仑从埃及凯旋为主题所创作的一组浮雕。最初设计了四个草图:《出发》、《归还》、《保卫国土》与《和平》。但终无实现,只做了《出发》。其他三组由另外的雕塑家完成。由于风格不统一,不适合这种纪念性建筑要求的视觉统一性,因而,吕德愤然以《马赛曲》取代了其他方案。这是一座歌颂法国革命的纪念碑,艺术家把一座石头墙,幻变成了视觉史诗。
吕德的《马赛曲》将女神与志愿兵同构一起,来表达士兵在神的引导和庇佑下勇往直前的气势。这一点是符合浪漫主义精神的。说道此,须追问一个问题,古希腊以来表现人神共处,神祗降临的内容,不是理想吗?应当讲这确实是对理想的表达。然而,古希腊以来人神共处之内容虽带有理想的成分,但其艺术之目的是属于信仰、宗教范畴的,它的任何象征意义都是笼罩在宗教精神之中的。而19世纪的浪漫主义则是把现实题材赋予了与理性相对立的理想,因之,两者的区别即在于此。虽然浪漫的情结在人类文明之始就已经显现,如原始歌谣、舞蹈、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中充满了神秘、想象、神灵等气息,但作为一种思潮和主义,则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兴起的。
此外,吕德重要的作品还有《拿破仑像》《圣女贞德像》《赫柏和裘比特的鹰》《爱神的胜利》等。

3·浪漫主义的审美法则
吕德的雕塑从其表象而言,似乎还是沿袭着古典主义的塑造方法,但其思想内涵却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意味。与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浪漫主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浪漫主义艺术表现事物,侧重于主观意志,强调对事物的直觉感受而非理性的经验分析,注重的是以理想引导现实。因此,在表现客观事物上侧重从内心世界的感知出发,表现方法上一般采用象征、寓意、想象、夸张之手法。
从浪漫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的艺术规律中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认识:一个时代的叛逆往往具有引领和形成下一个时代主流的可能。当主流形成之后,又开始走向衰亡。浪漫主义的出现正是新古典主义日趋衰微的时候,这种文艺思想在欧洲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体现领域。在德国它多表现在诗和音乐方面,在英国它较集中地表现在小说方面;在法国则更多地体现在绘画和雕塑艺术方面。

·18世纪美学思想是乌东到吕德艺术思想形成的根源
西方的思想进程一直以来都表现在寻求无可置疑的确然性上面,特别是17世纪之后的自然哲学,反映出哲学思辨与科学思维的相互关联。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发展,促进了在哲学认识论方面的思考。17、18世纪,哲学上出现了两股思想,一是理性主义,一是经验主义。与哲学相似地,美学由对自然的关照转向对人自身感觉经验或者是感受力的考察,由对“理性”普遍能力的认识转移到对情感心理的关注上。也就是说,人们关心的不再是什么样的事物是美的,而是追问它为什么是美的;人何以能产生美感;美的根源与性质是什么。这些认识论反映在艺术思想中,则出现了18世纪唯心主义的重其主观,带有辨证思维的美学思想。康德(德文:Immanuel Kant,1724年—1804)的《判断力批判》就是这个时代哲学思想的高峰。他的观点与之前的休谟相类。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提出,批评家唯有摆脱影响判断的偏见,才能决定品味的标准:
美并非事物自身之特质,而是只存在于静观事物者心中。各个心智,各见不同的美。一人以为畸形,另一个人可能感觉到美;各人各有见地,不应管制其他人之见。寻找真实的美,或真实的畸形,徒劳一如寻找真正的甘或真正的苦。根据器官之性,同一事物可能既甘且苦:语云'为品位争论,绝无结果’,此说甚当,将此理引申于心智以及身体品位,非常自然,而且必要。常识经常与哲学,尤其怀疑论哲学,彼此冲突,但至少这一点所见相同
这个观点与康德也很接近。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主张审美经验的基础在于从心智的静观中获得,是一种没有利害关系的快感。审美判断不涉及观念,也不涉及概念。“凭借完全无厉害观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对某一对象或其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
康德把审美从认识领域中划归于情感领域。审美只是对象形式的关系,美只在形式之中,是主观合目的性的形式。他清楚地把审美限定在情感领域,因而把美学从认识论的范围之内排除,而划归为情感认识范围。
康德美的自律说,强调的审美独立性和艺术的纯粹形式的思想,影响了之后的以独立的审美意志来对抗传统艺术方式的现当代艺术,而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在当时已经不同程度地显露出消解或对抗既定模式的内在能量。
18世纪美学思想是乌东到吕德艺术思想形成的路径和根源。因为,哲学思想和美学理论是对世界观和艺术现象的总结、认识和方向。所以,从理论的角度来审视一种艺术发生,对厘清问题会起到明晰洞察之效。

·两种主义之比较
在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交织着巴洛克、启蒙主义等思想。期间几者相互作用,存在着冲突和调和。但其冲突的一面均反映在对理想的追寻这个共同点上。一方面是新古典主义所执着的古典理想;一方面是浪漫主义所坚持的对理想的畅想。同样的问题却呈现出两类不同的视境,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均不同程度地受启于启蒙主义思想,具体一点说,启蒙主义思想家之一的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其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等,显现出的那种具有人本主义倾向和人民主权思想,是对当时社会的质问和反叛,这种质问带来的呼应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卢梭的启蒙主义思想反映在艺术上则是对古典主义法则的消解,而浪漫主义正是这种消解中的催化剂。
新古典主义是以探讨“理想美”为宗旨,浪漫主义是以抒发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为根本。新古典主义是具有理性逻辑的,相比较,浪漫主义则是常常会得出逻辑无法得出的结果。从美术的视觉角度而言,在当时,这是一种新的视觉经验。当形成潮流时,那么它的非理性思想又似乎在自身形成的路径中遵循着业已完成的法则。

·乌东与吕德雕塑艺术之关系
其实,无论是乌东还是吕德,从其艺术表象而言,似乎都难以机械地用美术学的概念来对号入座。因为,直到20世纪抽象艺术出现之前,西方美术在表现物象的形态方面一直秉持着写实的古典主义造型传统。乌东和吕德的雕塑方式都在这个系统当中。美术史上对于艺术家风格的划分原则,主要是依据作品所呈现出的精神趋向和其艺术观的社会思想根源,以此作为划分某种主义或风格的根据。
乌东和吕德是同一时空中的两种不同艺术派别,两者的不同是与其社会背景和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认为他们的雕塑艺术是两个不同时代精神的产物。
从乌东到吕德,实际上就是从古典主义到巴洛克;从新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思想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者各自秉持着自己的思想取向,呈现出各自的立场,这些立场和观点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折射和社会思潮的体现。
从乌东到吕德,是现实与理性、规则与反规则相互纠缠的历史过程,两者风格不同,但其间却有共通之处。乌东的雕塑艺术既有古典主义的风度,又具备浪漫主义的色彩;同样,吕德的雕塑艺术既有浪漫主义的激情,又具有新古典主义的法度。如上文所指出的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正是古典主义、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甚至还有现实主义并存的历史时期,其间相互影响是在所难免的。
从乌东到吕德这段雕塑史,既是个人的艺术风格史也是美术史,更是社会史。之所以选取以乌东和吕德两位18-19世纪具有代表性的雕塑家和这一段雕塑史作为探讨的话题,目的在于研究美术史从微观切入,会收到彻观发微的功效,以利于进一步地了解和把握西方艺术史的上下文关系,和更多地了解由此涉及到的背后的故事。


作者介绍

宋伟光

艺术史论家,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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