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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之类的典章制度著作何以出现？ 杜佑的《通典》的新内容、新知识和新体例体现在哪里？ 除了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梳理和阐释，在“题外话”中，作者更以比较的视野，以欧洲历史来思考中国现实，思考“礼治”与“法治”的关系以及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 文 ｜ 张国刚 （《读书》2023年2期新刊） 二〇二二年是《通典》作者、唐代著名典志史专家杜佑（七三五至八一二）逝世一千二百一十周年。我曾经在二〇二〇年第一期《历史研究》上刊发过一篇《唐宋经世史学的新高度》的文章，提到“通”字的时代意义，其中《通典》《通鉴》最具代表性。杜佑，字君卿，唐朝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来源：bing.com）可是，《资治通鉴》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宋元之际的学者马端临在肯定《资治通鉴》贯通古今的同时，又指出了其缺失：“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文献通考·自序》）尽管马端临体察司马温公的难处，但是他依然认为，历朝的兴亡原因未必相似，但对典志的因革损益，必须融会贯通，原始要终。总之，治国理政需要《通典》这样的书。此其一。三代文明，孔子最推崇周礼。周制尚德礼（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秦制尚政刑（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其折中形态就是汉朝的“霸王道杂之”，以及之前的过渡时期“黄老之术”。因此，汉之前的历史是周制与秦制的较量与折冲，至汉武帝而定型。此后，迄于唐宋，则是在佛教入华的助推下，儒家思想走向礼制化、理学化，尤其是从“礼经”向“五礼”（依《通典》是吉、嘉、军、宾、凶）框架转变中的礼制化。五礼制度自汉朝唱始，西晋定制，南朝萧梁成型，唐《开元礼》集大成，从而为杜佑《通典》的《礼典》（前六十五卷沿革，后三十五卷撮要开元礼）提供了编纂基础。汉唐间历史的分分合合，也需要一部“通典”勾连起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联系。此其二。第三点与典志书本身发展历程有关。《通典》的基础来自刘秩的《政典》，影响《政典》的则是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成书的《唐六典》。《唐六典》，全称《大唐六典》，唐玄宗时期官修，是我国现有的最早一部行政法典（来源：bing.com）《唐六典》不仅对唐代制度详尽地分类记录，而且很重视所列职官制度的古今源流。每一职官从机构到名称，都用附注小字的方式，追溯黄帝以来的发展渊源。虽立足当下，却力求一个“通”字。我推测，正是《唐六典》这种编纂方式影响了刘秩编纂《政典》，从而进一步影响到《通典》的编纂；而《通典》则直接启发了郑樵《通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典制体历史著作。如果再进一步追溯的话，唐朝初年史学求“通”的风气已经展开。唐太宗时期《晋书》的“志”和《隋书》的“志”（完稿在唐高宗初年），都是贯通数朝的典制史作品，而且互相对接，叙述了东汉至唐以前的典制沿革。总之，时代的需要、制度史的发展以及史学著作本身的发展，为《通典》之类的典章制度著作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二百卷篇幅的《通典》，《礼典》一百卷；中华书局《通典》标点本五千五百多页，《礼典》超过两千六百页，约占一半体量。这都显示出“礼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得到高度重视，是唐宋社会以“礼”入“法”进程的重大表现；也是时人解决和协调对《礼记》经、传认识之矛盾的重大成就。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开门见山的评论就是强调“礼”对于国家秩序的意义，正是这种时代氛围的反映。四库提要“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条说：杜佑《通典》虽然比“两唐书”礼志详赡，但“其讨论古今，斟酌损益，首末完具，粲然勒一代典制者，终不及原书之赅洽”。肯定还是《开元礼》原原本本的记录要更好。《大唐开元礼》，唐玄宗时期官修的礼仪著作（来源：bing.com）
历来论及史部类例源流，都说典志体如《通典》是由纪传体“志”（《史记》是“书”）发展而来，是“志”的专书化。二十四史中的“选举志”“兵志”为《新唐书》所首创，但是，《新唐书》的这两种志都来自《通典》，是杜佑的首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政书《通典》影响了二十四史“志”的编纂，而不是相反。其他七“典”，都是杜佑秉承前人的体例而加以贯通改造的。《通典·兵典》疏于具体制度（主要引李靖兵法），《新唐书·兵志》也有这个毛病。《通典·选举典》于贡举源流与唐人制度记载颇详，这在《新唐书·百官志》中也有表现。《通典》的资料穷搜载籍，自不待言。但是，杜佑也力求补充新知，比如《经行记》。杜佑族侄杜环怛逻斯之役（七五一）被俘后在西亚、北非生活了十余年，七六二年搭乘商船回国，写下了《经行记》。这一年二十七岁的杜佑在淮南幕府任职，距离他完成《通典》上呈（八〇一）还有将近四十年，应该属于搜集资料时期。杜佑同时代还有三个人与西亚知识有关。贞元元年（七八五）出使黑衣大食的宦官杨良瑶（七三六至八〇六），其墓志前几年被发现，因而为人所知（参见拙著《文明的边疆》）。还有《皇华四达记》的撰者、宰相贾耽（七三〇至八〇五）。另一个就是上面说的《经行记》作者杜环。杨良瑶比杜佑年轻一岁，比贾耽晚死一年，他们三人都活到了七十多岁。假如七五一年杜环被俘时的年龄在二十岁左右，即成丁之际，那么，他应该出生在七三〇年前后，与族叔杜佑以及德宗朝重臣贾耽、杨良瑶属于同一代人。换言之，贾耽、杨良瑶通过同僚杜佑分享杜环的海外经验，可能性非常之大。《经行记》被收入《通典》卷一九二、卷一九三《边防典》中。杜佑曾在西亚蕃客云集的广州担任岭南节度使，德宗贞元年间（七八五至八〇四）曾任宰相之职。杜环的游历、杨良瑶的出使（影响贾耽完全可能）以及他们的见闻成为杜佑认识西亚地区的资料来源。杨良瑶，唐代外交官，贞元元年（785）受命出使黑衣大食（西亚一代），是中国第一位航海抵达地中海沿岸的外交使节（来源：bing.com）
杜佑编纂《通典》的目的是“将施有政”（《进通典表》）。他认为六经中的“父子君臣之要道”等固然重要，但是“率多记言，罕存法制”。他要致力于将礼乐刑政等“法制”文献加以疏通编纂，“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议论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把各项制度的古今演变及有关利弊得失的议论，汇编于一书，弥补前人缺少贯通性“法制”史著作的空白，以“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通典》的内容安排，依次是《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九个门类。把“食货”（经济问题）排在头等位置，秉承了《尚书·洪范》“八政”把“食”“货”置于前列的传统。总之，新内容、新知识、新体例，就是杜佑《通典》的主要贡献。杜佑生活的时代是八世纪后半叶到九世纪早期。此时，欧洲的政治拼图正在形成过程之中；东邻日本与韩国刚刚从唐朝学会如何拼写本民族文字。东亚姑且不论，我们看欧洲。在西欧，杜佑比号称“欧洲之父”的查理大帝（七四二至八一四）年长几岁，二人属于同时代人。查理大帝活了七十二岁，杜佑活了七十七岁，都属于古稀人物。查理大帝死后，他的子孙瓜分了帝国，分裂为西法兰克、东法兰克和中法兰克三个王国，它们是今日欧盟三个主要经济体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雏形。在影响世界的一百位人物中，查理大帝排第十二，中国的秦始皇排第二。查理大帝（法语：Charlemagne），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帝国建设者（来源：wikimedia.org）在东欧，杜佑死后半个世纪，北欧来的“瓦良格”人留里克才开始建立基辅罗斯。真正与中国有可比性的西方国家，是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就是前举杜环《经行记》中的拂菻国，又叫大秦。杜环《经行记》对拜占庭帝国的记载有一百数十字，内容比较具体：“拂菻国在苫国（叙利亚）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多淫巧，善织络。或有俘在诸国，守死不改乡风。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大秦》）与唐太宗同时代的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帝之一，略次于查士丁尼一世。希拉克略倒霉的是，他虽然打败了萨珊波斯人的进攻，却因为两败俱伤，为阿拉伯人的崛起提供了机会。经过百年奋斗，阿拉伯人建立了倭马亚王朝，中国史书上称之为白衣大食。七五〇年白衣大食为阿巴斯王朝即黑衣大食所灭，杜环《经行记》称大食为“亚俱罗”（库法）。杜环已经注意到了阿拉伯人的扩张兼并：“今吞灭四五十国，皆为所役属，多分其兵镇守，其境尽于西海焉。”（《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大食》）八世纪后半叶开始，黑衣大食处于巅峰时期，加上拜占庭帝国因为破坏圣像运动带来的内部纷争与皇权不稳，东罗马帝国陷入低谷。只是在九世纪，黑衣大食内乱，而拜占庭帝国则因马其顿王朝的建立而开始了一个新的兴盛时期。杜佑生活时代的东罗马帝国，正处于从低谷走向繁盛的时期。拜占庭帝国对于欧洲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编纂了罗马法。查士丁尼一世在六世纪开其端。东罗马法律教学以《查士丁尼法学阶梯》为基础。七四〇年（约杜佑三岁的时候），《民法大全》出版了简要本，而且去掉以往切割肢体之类酷刑。九世纪末又编纂了一部六十卷的修订版的帝国法典。这个时期与杜佑生活并编纂《通典》的时代相距并不远。也就是说在唐朝人热衷编纂礼典的时候，罗马人在编纂法典。弗拉维斯·希拉克略（拉丁语：Flavius Heraclius），拜占庭帝国希拉克略王朝第一任皇帝（来源：wikimedia.org）罗马的法典与唐朝的礼典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体系。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想重点是两个方面。首先是“礼”与“法”的区别。礼是行为规范，法也是行为规范。但是，后者侧重权利和义务，物权法是其重要核心；前者侧重秩序与尊严，尊卑有序是其要旨。其次是“制”与“治”的区别。制者，典章制度，所谓盛世修典，灿然完备，属于文化盛事；治者，治理规则，涉及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规范。我们今天将“法制社会”改成“法治社会”，就是一种进步。随着历史的推移，东罗马帝国的统治核心区逐渐远离西欧，今日的土耳其、巴尔干半岛、西亚地区，是其主要统治区域。东罗马帝国的制度与文化也与西欧渐行渐远。十世纪中叶（北宋初）东罗马编纂了一本叫作《典仪论》的大书，是拜占庭皇帝 —“生于紫室者”（“生于紫室者”，意思是正统皇嗣。紫室，是皇后所居之处，以房间涂上珍贵的紫色而得名）君士坦丁七世时期编纂的，该书序言很可能也出自这位皇帝之手。《典仪论》的内容涉及礼仪规范，特别是在君士坦丁城内举行的很多宗教游行的规定。参加者除了皇帝以外，还有数十乃至数百名世俗和宗教领袖，甚至官员们的家人。《典仪论》详细规定了皇帝路经的地点，列举了不同节日的不同着装要求，臣民们不同的欢呼词（有的口号需要用已经消失数百年的拉丁语），以及仪式后宴会上餐桌的摆放位置，等等，可谓繁文缛节。君士坦丁七世很重视这些细节，在《典仪论》的前言中，皇帝明确说，拜占庭帝国丢弃了罗马帝国的仪式传统，结果使国家“毫无美感”，而他的目标就是重拾传统，让仪式成为“平整干净的镜子，映照出帝国的荣光”，并让皇帝“以秩序和尊严来驾驭权力”。看，“秩序与尊严”，就是礼仪活动要达到的目的（克里斯·威克姆：《罗马帝国的遗产》）。
君士坦丁七世·弗拉维乌斯（Porphyrogennetos），拜占庭帝国马其顿王朝的第四位皇帝，因博学多闻又著作丰富，被誉为“哲学家的君王“（来源：wikimedia.org） 我们发现，随着东罗马帝国的“东方化”，典礼越来越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准则。“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就是其父母（利奥六世与佐伊皇后）为了证明其高贵血统而创立的称谓。紫色需要用名贵的石材制作，仅能从埃及进口，历来是宫廷专用色彩。这种用某种颜色或者质料象征某种垄断性身份的礼仪，也愈益“东方化”。在《典仪论》大行其道的公元十世纪，一位拜占庭公主嫁给了莫斯科大公，就是大名鼎鼎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一一七六至一二一二），他选择东正教作为斯拉夫人的国教，就是看中了拜占庭帝国庄严隆重的典礼仪式。蒙古人的金帐汗国征服斯拉夫人之后，蒙古人血统和遗产也主要由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莫斯科大公国继承。后来（一四五三）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人消灭的时候，逃到罗马的拜占庭皇室成员索菲亚公主嫁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东正教的教廷中心也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莫斯科，所以莫斯科号称第三罗马（君士坦丁堡号称第二罗马）。俄罗斯人不仅都喜欢取弗拉基米尔这个名字（如列宁、普京），而且俄罗斯国徽上也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形象。为什么俄罗斯人看起来像西方，却又总是带着东方的行事方式？是不是因为规范权力的罗马法典，逐渐让位于定尊卑秩序的礼典呢？伊凡三世·瓦西里耶维奇（Иван III Васильевич）（来源：wikimedia.org）如果说，以上所言只是历史的观察的话，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那么，从价值层面而言，有三点思考：第一，“礼治”与“法治”是东西方治理侧重点的差异，各有特定的历史意义。第二，在东方文明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势必要从礼治走向法治。第三，东方国家比如中国的现代化，理应会将礼治传统融化在法治实践中，而这也许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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