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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姆逊问答录 我们已经进入“后风格时代” 近三十年来，杰姆逊以其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不断地创造着，一本本著作在全世界学术界流传。北京之行，人们最关心的是最近他在做些什么呢？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北大批评理论中心、《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杰姆逊与中国当代批评理论”学术研讨会上，杰姆逊与来自全国各高校及研究所的研究者进行了对话。一坐下来，他首先谈了最近所做的工作。他的新著《再现资本》已经着手翻译成中文并即将出版，资本问题、时间问题、情感或情绪问题等等都是他当前所研究的对象。或许我们从一件小事中可以窥见他饱满的学术热情。在研讨完会餐时，大家发现少了杰姆逊的身影，原来，这位走路都要小心地拄着拐杖的老先生要去看他热爱的北京带有后现代特征的建筑，鸟巢、水立方、央视大楼等等，这也是他研究的对象。也许不久以后，这些建筑会触发他新的思考，出现在他的下一本著作中。 以下文字是演讲结束后杰姆逊与他的弟子、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旭东的对话及回答现场观众提问，以及在北大中文系研讨会上与众学者的座谈（依笔记整理摘发，未经杰姆逊教授审阅）。问答现场由张旭东教授即时翻译。 问：把一种文化风格和一个历史阶段联系起来，本身是不是目的？提供一种历史性的叙事上的说明，或是阶段化的说明，比如早期工业社会对应现实主义，帝国主义阶段对应现代主义，媒体景观社会对应后现代主义，这样的阶段化会带来什么更深入的内容或者有价值的东西？ 杰姆逊：我们谈风格的时候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说。风格有两种，第一种是个人艺术家自己的手法、风格特色，第二种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有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是把不同的历史时代几乎像艺术作品一样作为一个整体来消费，这是一种审美式的、美学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还是有用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讲授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我也同意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风格特色，比如早期现代派特别强调审美的严肃性，审美不是一种快乐，而是一种责任；早期后现代主义的审美开始提供快乐，被现代派同行认为是花里胡哨，无严肃内容。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风格的盛衰交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风格的后现代主义已经终结了。所以我提出从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性的转换。 我是在一个特殊意味上用风格这个词的。作为个人特色的风格是确定的，有明确的规范和价值内容。早期古典主义要求规范，否定个性，在老的等级制崩溃后，个人风格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有奥地利学者曾说，艺术家要生产自己的灵魂。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人主义作为市民市场的消费品，自然强调风格，风格也呈现出多种多样。而后现代主义中，个人被取消掉，风格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进入了大工业时代，也进入了后个人主义，这也是一个“后风格时代”，作品没有个性，没有风格，此时的所谓风格也已经不是风格的本义了。这样说并不是指责艺术家没有个性，而是描述一个历史范式的转换。在这样的时代中，艺术市场还是要强调不同的东西，强调特色，但是我们仔细看艺术家的笔触，就会发现只是奇异性的不同，而不是之前的风格的不同了。 问：时间性剥夺了个人和过去的亲密关系，简化为一个个点，您是如何看待的？ 杰姆逊：人和过去的亲密性不是自我生产的，而是自我与空间共同生产出来的，比如说在一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这个房间没有了，亲密性也将无处可寻。空间界定了我们的过去，而不再是自我。 问：奇异性概念是否比之前的“后现代的文化逻辑”更进一步？ 杰姆逊：奇异性美学并不是对以前关于后现代主义论述的修正，它们都是有效的，奇异性只是将其明晰化。 问：在当今后现代主义的美国，像历史这种概念往往被看成是文化的创造物，还有什么能不被简化为一个个现象吗？ 杰姆逊：把历史说成一个个事实，我们还要归结为虚构，这依旧是对事实的经营、叙述或者编织。历史是不同叙事的斗争，是阐述的斗争，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接受相对，而是要强调理论的出发点不应是经验论的、对事实不加反思的。事实是观念的原材料，是内容，而内容以什么形式呈现，也正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切入点。 问：英国作家曾说未来资本主义会被取代，您怎样看待？ 杰姆逊：在马克思的描述中，斗争的阶级要么一起毁灭，要么带来一个新的社会。我认为现在的斗争非常激烈，至于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我们不知道。无产阶级的境遇实际上依旧很悲惨，美国百分之一的人口控制着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财富，这种状况不可能持续，必然会带来变革。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完成，不过是商品化的实现，农民阶级被消灭，机器不断取代劳工。商人资本家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创造，而是为了赚钱，是生意的逻辑。这也是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在新境遇中如果不作为是没有前途的。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简介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 生于1934年，当代美国乃至当代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文化批评家和政治理论家，为数不多的在跨学科、跨地域范围里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风云人物。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他为中国学界开启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研究之门。 杰姆逊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1961年出版《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1971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1972年出版《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后两部著作和其1981年出版的《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被称为他的“马克思主义三部曲”。其中《政治无意识》真正确立了杰姆逊之作为杰姆逊的独特的、卓越的理论形象，使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降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最富活力、最多产也最系统的实践者，成为伊格尔顿所说的“无可争议的美国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英语世界文学批评领域的领衔人物之一”。同时也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杰姆逊介入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并于1990年汇成划时代的著作《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此外还出版有《可见的签名》（1990）、《地缘政治的美学》（1992）、《时间的种子》（1994）、《文化转向》（1998）等。作为阐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杰姆逊既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也不是单纯的后现代主义的反对者，而是“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家与病理诊断师，他以辩证的方式把握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从中看到的是“灾难与进步的统一体”。 进入21世纪之后，杰姆逊重新转入对于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论述，于2002年出版了《单一的现代性》，2007年出版了论文集《现代主义文选》。富有意味的是，在他出版《单一的现代性》的当年，他第二次访问中国，在华东师范大学作了题为“现代性的幽灵”的演讲，再次激起中国学术界的讨论。 近年，杰姆逊仍然孜孜不倦地著述，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探索，尤其是开展了对于辩证法的研究。他于2009年出版了《辩证法的效用》，2010年出版了《黑格尔的变奏》，2011年出版了《重述〈资本论〉：对第一卷的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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