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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 笔 君 子 温度◆品味◆性灵◆觉知 
疫情之下的女性成长与自我救赎 □ 远 牵 毛姆是一位因擅长刻画复杂人性而享誉世界的作家。1920年他曾来中国， 并于1925年写成小说《面纱》。这部小说以中国疫区为背景，人物所处的疫情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背景，如果将《面纱》作为疫情环境下某一个体人物的生存样本来解读，我们会发现这里有作家为身处疫情困境中的人们所提供的一条自我救赎之路。《面纱》讲的是一个女性的情感觉醒历程。小说开篇引用了诗人雪莱的诗句：“别揭开这五彩面纱，芸芸众生都管它叫生活。”在生活的面纱之下，有人甘于被遮蔽，有人选择揭开，本书的主要人物凯蒂则属于后者。在揭开面纱、发现真相的过程中，她通过克服自我的局限，逐步完成了女性情感与精神上的独立，并在觉醒后的艰难蜕变中重新安顿了自我，从这个角度上可以将《面纱》看作是一本独立女性的觉醒与成长之书。《面纱》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浪漫活泼的少女凯蒂为沉稳务实的青年才俊沃尔特所吸引，两人步入婚姻后，凯蒂却因为情感需求的不满足而发展出了一段婚外恋情。为化解婚姻矛盾，凯蒂不得不以随行夫人的身份随同沃尔特来到霍乱瘟疫区“湄潭府”，两人试图以投身艰苦的疫区事务来冲淡婚姻危机。但意外的是，抱定了赴死之心的凯蒂毫发无伤，身为细菌学专家的沃尔特却因感染病毒死去。经历了生死洗礼的凯蒂重新开始审视生活后，她发现了面纱之下充满缺憾的生活真相，最终回到英国与父亲和解，并与女儿同往巴哈马群岛生活。小说《面纱》中，正是疫情促成了凯蒂的自我觉醒，成为她揭开生活面纱的一个转折性归因。沃尔特对于凯蒂，不论是处于丈夫对妻子的情分，还是男人对女人报复，或是医者对疫区居民的无私援助，毛姆借用沃尔特这个人物在尝试用一个困境置换另一个困境，以空间上的转换来转移现实矛盾，以此重新激发生活中的新动力，来应对现实中的固有问题；沃尔特通过以身殉职这样的医者大爱来化解家事纠葛，最终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也直接激促了凯蒂的内心觉醒。而凯蒂继续的是一条更为复杂漫长的女性情感与精神的自新之路。当凯蒂回到香港，在看清曾经所爱之人的真实面目后，却依然没有勇气绝然离开，这个过程中她无疑也看到了自己的脆弱不堪，但她并没有陷于自责，她是抱着愧疚之心在与自我的审视中重新适应生活的，唯有良知促使她与过去的自我决裂，直到彻底走向人格独立。她用谅解别人 (包括沃尔特可能的报复心理以及原生家庭中父母的自私态度) 的方式与自己和解，揭开了面纱的凯蒂勇敢地学会了用女性的坚强迎接生活，用大爱为自己的良知设防。这种具有人格力量的温柔之爱是凯蒂以前从未有过的特质，这种温柔的力量坚定而强大，——揭开生活的面纱之后，凯蒂尚有余力真诚地应对生活。这种真诚是良知下的善行，它如一层温柔的面纱，成为凯蒂精神品格的一部分，这是生活给凯蒂的新赋能，也成为凯蒂面对今后生活的一层新“面纱”。就像杜拉斯说的那样，“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面纱》中的凯蒂在疫情生死场的淬炼下，实现了人格的升华，也触发了一个浪漫女性对爱的领悟与新知。《面纱》与毛姆笔下其它小说不同的是，它是先有了故事情节后有的人物情感走向，毛姆自己也说过沃尔特与凯蒂这两个疫情背景下的主要人物与故事框架之间并无直接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凯蒂的自新之路对于现代人，尤其是对现代女性的精神情感独立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痛”与“歌”如隔在世界与“我”之间的两层面纱，人们的取舍不尽相同。在今天，疫情作为人们面临的头号困境，每个人在自处与他处中都面临着焦虑、挣扎、乃至崩溃的可能发生。《面纱》中的沃尔特以无惧的献身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形象由"小我"而高大；而凯蒂如普通的大多数人一样，疫情中依旧有可能用觉醒后的新我来缓解自我困境，进而达成与所有现实世界的和解。“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依然热爱生活”，罗曼·罗兰这句话适用于沃尔特，同样也适用于凯蒂。疫情之下，许多隐在的问题急遽浮出水面，人们要摆脱疫情下的囚徒困境，解决内心恐慌，完成自我救赎，乃至自我实现一个人成长中的英雄主义梦想，这些因素在疫情时代的多重叠加，都有可能让我们面对新的生活拐点同未来动向，也成为疫情导引下人们必须一一试的未解之谜。疫情作为当下人们生活的现实背景，它在化解一些矛盾的同时，也促发了一些新矛盾，每个人的生活都可能因疫情而产生一些变形动作，变形中的生活又与我们隔着层层新的面纱，它们正有待揭开。疫情将去，重读《面纱》后观照当下，毋论毛姆当年对疫情的涉笔是否有意为之，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触发自己诸多的现实之思。 ▇   本文见载于2022年6月《廊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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