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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坑、九道湾胡同听起来让人充满想象。八宝坑并无八宝，胡同里的老人说原来就是个大土坑，说是有人在坑里捡到过宝贝，但究竟是什么宝贝说不清。九道湾可不止九个弯道，共有西巷、北巷、南巷、东巷和中巷五条小胡同，加起来曲曲折折十九道弯，您要不是老住户，非转迷瞪了不可。 向东来到新太仓胡同，原来是明代仓廒的中间部分。这条400多米长的南北向胡同，北口通到东直门内簋街、立有一座两柱单楼牌坊；南端在东四十四条与横街相联，胡同里有北京胡同文化酒店、四合院云居酒店。 新太仓胡同的西边是八宝坑、九道湾；东侧并排着有新太仓一巷、二巷，清代时该地叫褡裢坑，还有罗车胡同，清代称罗刹坑。看起来，在明代建造新太仓时，一个个仓廒会像地窖一样向下挖，以保持一定的储藏温度，拆除后就形成一些大坑。后来将大坑填平成为民居和胡同。
再向东是大菊胡同、小菊胡同。大菊胡同在乾隆时称瓦嚓胡同，专为官府、寺庙提供建筑用瓦，由东直门进货到此批发零售；光绪时称瓦叉胡同，直到民国。1965年才称为大菊胡同。 而小菊胡同可是打明代起就有了，当时叫局子胡同；乾隆时称椿树胡同，光绪时改叫小局胡同，民国时又改了个雅称小菊胡同。也就是说，先有了妹妹“小菊”的名字，后有了姐姐“大菊”的称呼。 大菊胡同的东口北侧有一处院落，门楼上刻有“戬榖”二字，显得挺惹眼，看落款是“己卯春分、听蝉书”。在给您介绍东四六条崇礼宅邸时，曾说到在院子的影壁上刻有此二字。“戬榖”为福禄之意，出自《诗经.小雅》，一般用在院内影壁上，很少刻在临街的大门上。 这是一座随墙门，看上去不像大户人家，估计是民国年间（己卯为1939年）这位雅号“听蝉”的读书人期望家境好转、福禄降临而挥笔写下的，不过直接写在门楼上，也透露出这位老兄的迫切心情。 胡同的中部、与北沟沿交汇的地方，搭有一座“菊香亭”，为打扫胡同的环卫工人提供一处遮风挡雨、歇脚喝水的地方，让人暖心。
过去，由东直门北小街经南小街直到东便门有一条排水沟，水流由北向南流入位于今天北京火车站一带的泡子河。当年那一片儿类似于湿地，古观象台、东便门的城墙门楼倒映在水面，芦苇丛丛、水鸟群飞。清末因建设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填平水面。北沟沿胡同位于这条排水沟的边上而得名。 胡同的23号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梁启超的故居。这是一座有着西式砖门的院落，坐西朝东。我们第一次到访时非常不巧，院落里有新冠病人的密切接触者，为安全起见暂时封闭。第二次再去探访已如平常。
走进院里，迎面一字座山影壁仅剩一半，上面还可看出曾经刷过“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另一半贴着白瓷砖，估计前面曾被改建为房屋，后来拆除了。比较独特的是，壁脊上竞还立有一面雕花砖墙，这种设计在其它地方不曾见到，猜想可能是为遮挡背后南房的屋脊。 进院门向右、影壁的北侧，是一座垂花门，已显破旧，但箱形雕花门墩还在。在院落里透过各种私建的小房，尚能看出原有格局和高大的房屋。院落分东、西两路，均为三进，有房屋百余间。东院为住宅区，西院以花园、客房为主，院落与房屋之间均有游廊相联。
早先，凡在大门外立有照壁的都是大户人家，因为照壁虽在街对面，但与院门形成一个类似小广场的空间，也是提醒来往人员不宜在此喧哗。23号院门对面有一字照壁，照壁的旁边写着“梁启超书斋”，不知道是不是拜访梁启超的人太多；还是他要闭门读书写作？在住处的街对面特辟有书斋也算是“饮冰室”主人的个性了。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梁启超把自己的书房取名“饮冰室”、自己的文集叫做《饮冰室文集》。在他生活的年代，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梁启超救国救民的信念执着不变，用这句话显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自己的满腔热血都不能被浇灭。 “饮冰”一词源自《庄子.人间世》，是庄子借孔子之口阐述人间的处世之道。其中说道：“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意思是说我早上受命于君主，但为完成使命而内心焦灼，晚上要喝冰水。南北朝时文学家鲍照曾写道“饮冰肃事，怀火毕命”；宋代王安石也有这样的诗句“官事真伤锦，君恩更饮冰”。都表达了身怀受命、诚惶诚恐又不畏艰难之心。
梁启超17岁中举，后师从康有为，走上了改良维新之路。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与22岁的梁启超集结1300多名进京赶考的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是为著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是中国汉代专门负责臣民上书和征召的官署；也因汉代用公家车马接送应试之人，后泛指入京应试的举子。“公车上书”出自《史记.东方朔传》：“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 清末的“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虽然清政府并未接受上书的主张，但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变法图强的思想唤醒了越来越多的民众，也才有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这一期间，梁启超成长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直到民国元年（1912）才回到国内。 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梁启超主要住在宣武门外粉房琉璃街的新会会馆，因其为广东新会人。所以，北沟沿胡同的居所应该是民国以后才有的。梁启超先是在1913-1914年袁世凯执政期间担任了几个月的司法总长，以后因反对复辟帝制而讨袁；1917年在段祺瑞执政府里担任财政总长，仍然是仅有几个月的时间即随段祺瑞的下台而辞职。从此，梁启超不再从政，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文化教育和著书立说。 他一生勤奋、热血难凉，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除了在政治、思想上的探索之外，在哲学、史学、文学、佛学、法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总著述达到1400多万字，有人计算在其工作之年平均每年写作达39万字。 梁启超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他的《少年中国说》以强烈的进取精神激发人们；“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又使多少人热血激荡、为国尽忠。
梁启超曾提出：“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我们在故居的院落里看到一位外国小伙子出屋锁门，到院门外骑上自行车消失在胡同深处，他应该是租住在这里。 中国的发展、北京的文化吸引来不少外国人，文明的交融与互补正在深化。如果梁启超在天有知，看到当年他竭力想唤醒的中国已然走上奋发图强的康庄大道，看到这位外国小伙子住在他的故居里感受着中华文明，心里何尝不感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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