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中期指自辽圣宗（耶律隆绪）初期经兴宗（耶律宗真）至道宗（耶律洪基）中期，即统和元年（983）至咸雍十年（1074），约九十年。基于辽代前期的积淀与发展，加之圣宗、兴宗、道宗三代对封建制变的进一步完善，契丹族已经彻底脱离原有的游牧状态，逐渐走向半农半牧和大规模的城镇定居生活。此时期是辽国国力最为强盛的一个时期。
本时期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为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宋、辽之间签订的『澶渊之盟』。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礼尚往来，通使殷勤。该盟约的签订，结束了两国之间长期的征战状态。『圣、兴、道三主以来，天诱其衷，革心慕义，贪婪岁币，顾惜盟好，销烽寝柝，号称无事，南北民不知兵……』边境和平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对于宋、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起到积极作用。至道宗即位初期，国库充盈，粮、钱有余，『虽未有贯朽不可较之积，亦可谓富矣！』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变家为国』之后，辽代统治者在崇尚武功的同时，更加重视文治教化的作用。辽太祖、太宗推行『尊孔崇儒』的教育思想与措施，其后世宗、穆宗、景宗，无不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他们坚定不移地推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治国安邦思想。至圣宗时，契丹社会完成了封建化进程，辽朝达到了鼎盛时代。辽圣宗则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一位君主，『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非常崇拜白居易，曾云：『乐天诗集是吾师。』其即位后，汲取汉族封建统治的经验，开始采用唐制『开科取士』。道宗是辽代皇帝中文化修养最高的一位，长于赋诗，传有《清宁集》，惜已早佚。陆游《老学庵笔记》保存了他的《菊花诗》：『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尤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可见其诗不俗。更擅长书法，《燕京大昊天寺传菩萨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记：『道宗清宁五年，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第为寺，土百顷。道宗施五万贯缗以助，敕宣政殿学士王行己领役。既成，诏以「大昊天寺」为额。额与碑皆道宗御书。』
在上述背景下，辽代中期书法有了长足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风气刚劲为特色的辽代书法。
一、风气刚劲的书法审美取向
纵观书法史，书法风格总是随着历史的推进而不断发生变化。以肥、瘦为例，在最为兴盛的唐楷时代，经历了早、中、晚三期不同的演变历程。初唐四家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其代表作品无不偏于瘦劲。如果说欧阳询与虞世南，瘦劲之中尚含骨肉之美，而褚遂良与薛稷楷书笔画之细，骨多肉少，一如今天的硬笔书法。至盛唐、中唐时期，由于唐玄宗崇尚丰腴书风等原因，初唐时期拘谨、内敛的书风，逐渐被丰腴、外拓所代替，字体的形态与风格也变得肥厚起来。此时最有代表性的书家，便是开一代风气的颜真卿。丰厚开阔的颜体，至今被当做庙堂之气的代表作。而李北海、苏灵芝、徐浩等唐中期书家，代表作品无不具有肥厚正大的盛唐气象。及至唐代晚期，书风又是一变，力求刚劲瘦健成为时尚。此时期的代表书家柳公权，骨力遒劲，结体严谨，与颜体相比，可谓『书贵瘦硬』。这种瘦劲刚健之风，跨越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及辽代初期，一直延续到辽代中期。
契丹的民族性格，因地处朔北，历经几百年塞北秋风、大漠孤烟的洗礼，逐渐以骁勇彪悍、豪迈粗犷而著称。其文学艺术也受此影响，带有明显的风气刚劲、质朴刚健的风格特征。《辽史·文学传》载：『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但其风气刚劲，三面邻敌，岁时以搜狝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然二百年之业，非数君子为之综理，则后世恶所考述哉。』不仅辽代文学如此，辽代书法也由早期崇尚北伧侨野之风，逐渐转变为中期的刚劲之气。
二、欧体一枝独秀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唐朝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其楷书笔力险绝，结体峭峻，人称为『欧体』，代表作《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等，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欧体的主要特征是，点画继承北碑的方严之势，以方切为主，干净利落，骨力洞达。结体以向背为主，多呈纵势，矩矱森严。历代书论对其风格多有品评：
正因欧字楷书『森森然若武库矛戟』『刚劲不挠』『险劲瘦硬，崛起峭成』『瘦硬清寒』等特点，符合骁勇彪悍、豪迈粗犷的契丹人的审美，才在辽代中期的百年内，除了延续辽代早期北朝一路风格外，欧体楷书大兴。无论皇家的哀册，还是普通百姓的墓志，抑或佛家兴建的经幢，大都用欧字楷书。唐代其他名家如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等，鲜见踪迹。七十年间欧字一枝独秀的局面，历史上其他朝代绝无仅有。
与欧阳询楷书相比，辽代的欧字在用笔上更加细瘦，且笔画粗细趋于一致，即便是原本丰腴的捺、勾等笔画，也被细化。虽然具备了欧字的间架形态，但却有寒俭之气，但见棱棱露骨，而乏停蓄之态。正如宋人陈景元尝与蔡卞论欧阳询曰『世皆知其体方，而莫知其匀圆』。欧字用笔健俊，点画圆润秀逸，被辽人以刚劲简朴代替了。
传世碑刻来看，辽中期刚劲书风的典型代表为圣宗耶律隆绪及其两位太后的哀册。太平十一年（1031）《圣宗耶律隆绪哀册》，解放前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西王坟沟。册盖中部篆书『文武大孝宣皇帝哀册』三行九字。册石略呈方形，边长一百八十二厘米。册文阴刻，正书。三十五行，满行三十六字，凡一千一百二十五字。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碑文书法行列严整，笔画遒劲，字体重心右倾，颇得欧体风范。皇帝哀册的书手，于欧体用功甚勤，功力扎实，无论用笔结体，都酷似欧字，只是笔画略显细软，不如欧字的险绝洞达。清宁三年（1057）《圣宗钦爱皇后哀册》与大康七年（1081）《圣宗仁德皇后哀册》，与《圣宗耶律隆绪哀册》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圣宗仁德皇后哀册》体势已经掺入宽博之势，气质上稍逊一筹。
图一《韩匡嗣墓志》（局部）统和三年（985)
辽中期刚劲书风的另一代表为统和三年（985）《韩匡嗣墓志》（图一），一九九四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苏木的白音罕山韩氏家族墓地中，现藏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马得臣撰。志盖盝顶，上篆刻四行，行四字，为『故尚父秦王赠尚书令昌黎韩公墓志铭』。志石方形，边长一百二十二厘米，志文楷书，凡一千五百五十一字。楷书自欧阳率更来，布白匀停，工整细腻，只是笔画细瘦，如硬笔所写，筋骨外露，少蕴藉之意。与《韩匡嗣墓志》同地出土的，还有统和三年（985）《韩德昌墓志》、统和十一年（993）《韩匡嗣妻秦国太夫人墓志铭》、统和十五年（997）《韩德威墓志》和统和二十八年（1010）《耶律隆祐墓志》等多方墓志，跨度有二十六年之久，碑文却是清一色的欧体楷书，训练有素，楷法端详。同地出土的太平七年（1027）《耶律遂正墓志》、重熙六年（1037）《耶律遂忠墓志》，笔画瘦劲，结字佶屈，虽然没有严格遵照欧体的法度规范，但明显带有欧字的特征。
图二《萧阐墓志》（志盖）咸雍八年（1072)
咸雍八年（1072）《萧阐墓志》，一九九三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埋王沟，现藏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董庠撰，志盖盝顶，中部楷书『大辽国萧府君墓志铭』三行九字（图二）。志石长一百零七厘米，宽九十七厘米，厚十六厘米。志文楷书，三十三行，每行十六至三十七字不等，凡一百二十九字。志盖楷书与志文为同一人所书，胎息欧字，笔画劲细。
上述石刻或出土于上京道，或出土于中京道。出土于西京道（今山西大同）的统和二十年（1002）《李璲父墓志》（图三），也是欧体写就。辽五京道中，欧体楷书石刻最多的当属南京道。太平五年（1025）《广济寺碑》，碑在河北宝坻广济寺内。宋璋撰，庞可昇书。碑额楷书『敕赐广济之寺』，两行六字，与太平十一年（1031）《圣宗皇帝哀册》风格相似，如出一人之手。此外，统和十三年（995）《韩佚墓志铭》、统和十八年（1000）《李翊等建陀罗尼经幢记》、统和二十八年（1010）《许延密建陀罗尼经幢》、开泰九年（1020）《澄赞舍利塔铭》、太平二年（1022）《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太平四年（1024）《张琪墓志》、重熙二年（1033）《道德经碑》、重熙三年（1034）《秦王萧孝穆发愿纪事碑》、重熙五年（1036）《张嗣甫墓志》、重熙十四年（1045）《王泽妻李氏墓志并盖》、清宁四年（1058）《四大部成就碑记》、咸雍四年（1068）《清水院藏经记》等等，皆为欧体楷书写成。辽中期所刻云居寺石经，大多受欧体影响，如重熙年间（1032—1055）《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重熙十一年（1042）至清宁二年（1056）所刻《大宝积经》等，明显带有刚劲特点。
图三《李璲父墓志》统和二十年（1002)
图四 辽庆州塔出土墨书《佛说摩利支天经》
辽代中期的墨书书迹，传世极少，《佛说摩利支天经》为其代表，也是欧体楷书写成。
墨书《佛说摩利支天经》（图四）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内，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庆州白塔建于重熙十六年（1047）至重熙十八年（1049）间，该墨书应该书于此前。红木封装，高五点二厘米，宽二点九厘米，厚一点九厘米。纸本，每页四行，每行约八字，共写十四页。(12)这件蝇头小楷，取法欧阳率更，用笔锐利，字形普遍右上倾，凡是转折处皆提笔再起，切成方笔。末行的『一』字收笔处作夸张顿笔，与版刻楷书非常接近，可以看出作者有着深厚的书法功力。
三、北碑一路风格的延续发展
辽代早期北碑一路风格的楷书，在中期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笔画趋于瘦硬，风格刚劲。传世辽中期石刻作品，除去刀刻剥蚀原因，几乎无一件笔画肥腴的作品。代表作品有以下几件：
重熙十年（1041）《北大王墓志》，一九五七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坤都镇乌苏伊肯嘎查，现存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志盖上圆下方，略呈圭形。中高九十四厘米，侧高七十厘米，宽六十一厘米。正面中间篆刻『北大王墓志』一行五字。背面刻汉字二十一行，凡五百一十字。志盖与志石形状不同，志石长方形，高九十六厘米，宽六十二厘米，上刻契丹大字。
志盖背面所刻正书，绝不雷同于唐楷名家，为辽代乃至整个书法史上风格独具者。从书法发展史来看，静态书体如篆、隶、楷等书体，篆书笔画粗细一致、结体匀称，隶书更趋统一，至唐楷则法度完备，排列森严。宋季之后，无不以仿唐楷为能事，以至于明清『台阁体』『仿宋字』『馆阁体』相继出现，状如算子，呆滞僵板，了无生气。在唐楷笼罩下的辽代楷书，大多以步武欧、柳、颜三家为能事。而《北大王墓志》楷书，却一反常态，面貌新异。从笔画看，虽不脱辽代楷书粗细一致的特征，但在结体上却因字异形，别具匠心，古意盎然；章法上，则珠玉错落，如繁星满天。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评《爨宝子碑》『朴厚古茂，奇态百出』，借来一喻该楷书，亦是恰当。
开泰二年（1013）《净光舍利塔经幢记》（图五）。幢石通高一百零九厘米，幢分五节，底座为八角形，分二层。幢身各面刻文计二十五行，正书竖刻，前题『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真言』和『法舍利真言』，后为题名、题记。现藏首都博物馆。书丹者李玄锡，圣宗（983—1031）时顺州（今北京顺义）勾官。楷书体势较扁，朴拙高古，有钟元常意韵，也是难得的辽碑精品。
重熙七年（1038）《晋国夫人墓志》，一九四九年出土于辽宁省阜新县腰衙门村东北平顶山，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方形，志盖楷书『故晋国夫人墓志铭』两行八字。志文楷书，三十行，满行三十字。志文笔画锐利而丰厚，结字谨严而端庄。笔力遒劲，中宫内收，尤其是方锐的捺画，全然是北朝样式，但志盖楷书却是典型的辽代中期书风，骨多于筋，虺瘦欹竦，瘦劲寒俭。同类情况还有咸雍八年（1072）《耶律仁先墓志》（辽博藏），志盖楷书风格与《晋国夫人墓志》相近。统和四年（986）《耶律延宁墓志》（辽博藏），辽宁省朝阳县西五家子乡柏树沟村西北柏木山出土。上为契丹文，下为汉文。二者在用笔、刀法上有一定的相似性，笔画方严，结体奇崛，似北魏儿女造像题记。
辽宁省朝阳、阜新及其周边地区，辽代属于中京道所辖。该地区出土的辽代中期墓志，几乎不见有法度森严的楷书，大都是粗头乱服、写刻不工者，如乾亨三年（981）《张正嵩墓志》、统和二十七年（1009）《陈万墓志》、太平六年（1026）《宋匡世墓志》、圣宗太平六年（1026）《李绍俞墓志》、重熙六年（1037）《韩橁墓志》、重熙七年（1038）《张思忠墓志》等等，无不如此。
图五《净光舍利塔经幢记》（局部）开泰二年（1013)
此外，辽代西京道云州（山西大同）出土的开泰五年（1016）《刘延贞庄账》、开泰五年（1016）《刘重绍地莂》，也可能出自下层文人之手，法度不够严谨，镌刻粗糙，却也成就了朴素自然之美。辽南京道，虽然大多碑刻受到欧体的影响，但也有放浪不羁者，如统和二十四年（1006）《王邻墓志》（河北平泉出土）、统和二十六年（1008）《王说墓志》（河北平泉出土）等。
综上所述，辽代中期书法，从现存石刻文字来看，较为流行的书体为欧体，其次为延续辽初北碑一路风格。前者明显受中原地区影响，而后者则带有原生状态的质朴恣意。二者在风格特征上有着明显的一致性：笔画瘦硬，结体内敛，字势险劲刻厉，寒俭有余而浑厚不足，这正是契丹本土文化对中原传统经典作品重新解读的产物。从地域上看，欧体楷书占据了辽代的大部分地区，数量最多。北碑一路风格楷书，主要集中在辽中京道与东京道交接处的今辽宁朝阳、阜新等地，上京道、南京道、西京道数量相对较少。
太平十一年（1031）《圣宗耶律隆绪哀册》
清宁三年（1057）《圣宗钦爱皇后哀册》
大康七年（1081）《圣宗仁德皇后哀册》
统和三年（985）《韩德昌墓志》
统和十一年（993）《韩匡嗣妻秦国太夫人墓志铭》
清宁四年（1058）《四大部成就碑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