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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底，蒋介石下了第三次“会剿”井冈山的死命令，何键、鲁涤平、朱培德等军阀便携起手来，咬牙切齿朝井冈山扑来。 1929年元旦，湘赣“剿共”总指挥部在江西萍乡宣告成立：何键任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  随后，他们集结18个团的兵力，分路向井冈山步步紧逼，局势空前严重，“打上山去、活捉朱毛”的喊声侧耳可闻！ 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在于依托大山，建立起井冈山根据地，落地生根。如今，蒋介石要来“争”这座山，不让红军在此“生根”，毛泽东自然是不愿轻易放手的。  但是，目前井冈山面临的困难增加了许多：首先是粮食困难。以前红四军的食粮，都要从山下征购，然后再一担一担挑上山，“朱德的扁担”，便是这运粮过程中的一个动人故事。 第二是经济困难。当时红四军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未解决，无盐吃，每天三分钱的伙食也难解决。彭德怀一下子带来800多人，经济给养越发紧张了。 第三是军事目标更大了。面对3万余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的“会剿”，不能不考虑如何应敌的问题。 毛泽东决定将问题搬到会议上，让大家讨论。 1929年1月4日，在宁冈县柏露村的一座大房子里，与会者接连四天展开讨论，毛泽东称它为“诸葛亮会”，史称“柏露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前敌委员会、中共湘赣边界党和团的特委、中共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中共湘赣边界各县县委以及部队团以上下部共60多人。 号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这一步选择将关系到井冈山根据地的生死存亡。 各种不同的设想和意见，表述着各自不同的理由出席会议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他们担心山上的损失。 如果红军退出井冈山，敌人攻上山来，山上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群众都会遭受严重摧残。 这部分人主张：凭借井冈山有利地形，全力据险死守，就地退敌；穿着单衣、草鞋的红军将领，认为山上的经济给养如此困难，如继续守在山上，势必影响部队的军事行动，加之进攻的敌军强大，难以再在山上维持。 这部分人主张全部转移下山，还有部分人认为以上两种方案均不妥，但又拿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正当几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井冈山要守，但不能死守，我们必须以一部分兵力守山，坚持内线防御，集中力量向外围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以求在外线作战中牵制敌人，以调动和分散敌人围困井冈山的兵力。 内外结合，“围魏救赵”，既可以缓解部队的经济困难，又可以打破敌人的“会剿”。 毛泽东的见解毕竟高人一筹，与会者均认为这个办法好。 既然主力红军要向外突围，往哪里突围最好呢？与会者又争论了起来：有的主张去湘鄂赣边，有的主张去湘南，有的主张去赣南。 毛泽东再次拿出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张：突围到赣南去，有以下较好的条件：一、赣南地域大，且多山。南有粵赣交界的九连山作依托，东有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作屏障，红军回旋余地大；二、赣南物产丰富，可以为部队提供充足的给养；三、赣南距大城市较远，且无国民党强敌驻守。 于是，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在目前时局之下，湘赣'会剿’的环境之中，只是消极地抱定边界政权还不够，须要建立一个积极的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进攻。  因此，军中的党，地方的党都要积极起来，打破犹豫不决与避免斗争的不正确的观念，团结内部领导群众，一致动员向敌人采取有利的攻势，打破脆弱的敌人，使（之）无法'会剿’井冈山。 为要达到上述目的，所以决定四军大部出发赣南，五军（四军之三十团）守山，移动目标，转攻敌人之后，使敌人穷于应付，不能实现其两省'会剿’之计划，企图围魏救赵，影响边界，以解井冈山之围。 这个计划，对于“突围”的和“守山”的都是异常艰难的。“突围的”必须在军事上能够迅速取得胜利，在短期内迫使“会剿”井冈山之敌回守其后方，要不，兵力单薄的“留守”红军怎能抵得住占绝对优势的湘、赣敌军的进攻呢？ “留守的”处境则更加危险，因而在接受守山的红五军内产生激烈的争论。后来彭德怀这样谈及：“红四军前委根据当时情况正确地决定，将红五军部分留守井冈山，并编入红四军，我为副军长，坚守井冈山根据地。” “我和(滕)代远同志为了照顾全局，使红四军摆脱当时面临的困境，自愿的承担红四军军委给予的任务，并且准备必要的牺牲，因而坚决的执行了红四军军委的决定。” 这是一次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的艰难抉择。以后的事实说明，彭德怀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30岁的他，当时差一点战死在井冈山上，在危急关头他的英勇顽强，也正说明了他顾全大局的博大胸怀。 彭德怀接受了任务，毛泽东决定留下三十二团守山；同时，留下了熟悉井冈山情况且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张子清担任红五军参谋长。  留下陈毅安、陈伯钧任红五军参谋；留何长工任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红三十二团党代表。毛泽东还抽空对红军医院、五大哨口和粮食仓库进行了检查…… 毛泽东心事重重。他知道，眼前熟悉的一切都有可能失去。因此，当毛泽东就要和井冈山上的老表们告别时，讲了一段很有趣的话。 他说：“乡亲们，红四军主力虽然要离开你们了，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党组织还在，彭军长的红五军和王佐同志的三十二团还在，他们和你们一道坚守井冈山，牵制敌人。这次敌人进攻的规模很大，大家要作好准备，山棚要搭起来，打得贏就打，打不赢就钻山；敌人来得少就消灭他，来得多就躲起来。这山是我们的，进进出出很方便。井冈山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有和敌人作斗争的经验，只要我们团结斗争，敌人终归是要失败的。” 另外，毛泽东在和守山的红军部队领导话别时说：“万一守山不住，可以转移到包围圈外，同红四军主力会合。” 这时的毛泽东，显然做好了两种准备。他们尤其担心，在敌我力量悬殊如此大的情况下，“围魏救赵”能否实现。井冈山，毕竟是他亲手开创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他怎么舍得轻易让它丢失呢。 当初，毛泽东被蒋介石“逼上梁山”，如今，又被蒋介石逼着下山。从引兵上山到率军下山，毛泽东心中自有道理：中国革命必须走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1月14日，黎明时分，天阴沉沉的，大团大团的乌云，把天空压得很低很低。整座山林一片漆黑。 就在这个时候，一支队伍悄悄地向南出发了。这是一条只有当地猎户和药农才知道的山道，队伍只能成一路纵队前进。 3600多人像游龙一般在山间忽隐忽现，起伏盘旋。攀峭壁的时候便搭人梯，下悬崖的时候便用绳索。 而有的路就嵌在峭壁上，战土们便一个拉着一个，一步一步挪动，以免不小心滑下看不到底的深渊…… 在这支“长龙”中，有一个年龄最小，身高还没有汉阳造步枪长的红小鬼。这个“红小鬼”叫王喜娃，才13岁，毛泽东称他是“捡来的”。 那天，毛泽东到莲花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搞社会调查，半路上遇见一个衣着褛褴的小男孩，背着一捆又大又重的柴禾往回走。 毛泽东见了走上前去，与他攀谈起来，交谈中得知小男孩苦难的遭遇：父亲让恶霸打死了，母亲改嫁了，家中只有他和70多岁的老奶奶…… 毛泽东跟着小男孩走进他家，看到的是极度的穷困，老奶奶流着泪跟毛泽东讲起一家几代的悲惨遭遇。 要告辞了，毛泽东从口袋里摸出几个银元，并从勤务兵肩上解下干粮袋交给老奶奶。 突然，老奶奶拉着她的孙子跪在了毛泽东跟前，哀求道：“你是个好人，我老婆子求你将我这根独苗带在身边……”  毛泽东惊呆了，要将老奶奶扶起，可老奶奶执意不起。忙乱中毛泽东点了点头…… 就这样，这个原名叫苦娃的孩子来到了四军特务连。后来，毛泽东将他的名字改为喜娃，留在身边做警卫、通信工作，并抽空教他学文化，给他慈父般的关照，每个月让他给奶奶捎回去一些粮食。 四军主力下山前，毛泽东执意要喜娃留下照顾奶奶，可喜娃不肯，老奶奶更是不答应。无奈，毛泽东写了一张条子：“喜娃随我有紧要任务，较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山，其奶奶衣食之事请予关照。” 可惜，喜娃在大余突围时迷了路，在寻找部队的途中又遇江西军阀刘士毅，为毛泽东仅做了三个月勤务兵的喜娃惨遭刘士毅枪杀，此是后话。 突围红军行走了一天，第二天傍晚，队伍艰难地行至大汾。这里是敌人对井冈山布下包围圈的边缘。村子里驻有一个营。 夜幕降临后，队伍悄悄地顺山路而下，包围了大汾。突然，村前村后枪声四起，已经钻进被窝里取暖的国民党官兵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便乖乖成了俘虏。 此时，毛泽东让战土们将俘虏集中起来，大声向他们宣读红四军党部颁布的《共产党宣言》和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四言布告》，末了，向他们宣告：“红军此次要打到金汉鼎的老巢去。”接着把俘虏放了，让他们通风报信。  敌军很快就得知了消息。“会剿’代理总指挥何键眼看红军主力跳出了他精心策划的包围圈，于心不甘，急忙从五路人马中，抽出第一路李文彬部和第五部刘土毅部。前往遂川的大汾、左安等地进行堵击，并尾追红军。 这样，大部分“会剿”之敌仍在围攻井冈山并不撤离，“围魏救赵”没有完全奏效。 红四军主力的实力仍远不及尾追的李、刘两部。为摆脱强敌跟追，四军官兵顶着刺骨的寒风，以每日平均45公里以上的急行车速度前进。18日进占崇义县城。尔后经铅厂攻克大余县城。 此时，李文彬部队和刘士毅部队从遂川尾追至大余，双方在大余展开激战。红四军因仓猝应战失利。 突围时，打得好艰难，独立营营长张渭中弹牺牲，跟随毛泽东左右的“红小鬼”王喜娃不知去向，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 匆忙中大家将奄奄一息的何挺颖放在马背上，行进中何挺颖从马背上滚落下来，竟被马活活踩死……  何挺颖出生于陕西省南郑县一个秀才之家。1925年，20岁的何挺颖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并于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9月，他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任连党代表，“三湾改编”后任营党代表。 何挺颖是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坚定支持者。在井冈山，何挺颖领导指挥了那次富有传奇色彩的黄洋界保卫战，在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中曾屡立战功。 年仅24岁的何挺颖牺牲，使毛泽东痛失一员骁将。 大余一仗打败，原计划就被打乱了。回山之路已被李文彬、刘土毅部堵死，红四军主力只能向南。 沿途都是人迹罕至的大山，正值数九隆冬，山顶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雪花夹着凉水，使穿着单薄且已湿漉漉的战土们簌簌发抖，个个嘴辱发紫。 几千双硬梆梆的腿，不停歇地把满路的冰凌踩成泥泞，又把泥泞踩成水洼。 不少战士草鞋已穿烂，有的还赤着脚，冻裂的脚板没有知觉地迈动着，血水从裂口中渗出，一点一滴，一缕一道，染着白茫茫的雪地。 而敌人就像是饥饿的群狼，贪婪地嗅着血腥，轮番向前追赶。这是一次异常艰难困苦的出征。 红四军主力进入赣南后，确实吃了不少苦头。那里的群众不了解红军是干什么的，不太愿意给红军带路，有时偶尔找到一个愿带路的，又把路给带错了。 在大余找了个带路的，只知往大路走，结果走到敌靖卫团驻地，遭敌突袭；进入广东南雄，因带错路闯入敌营，红军又遭夹击。 为摆脱追兵并避免和敌人正面接战，只得专挑山岭小道行走。红军太疲劳了，然而却没有拖垮。在这么艰难的时刻，毛泽东的“支部建在连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再是官兵一致，毛泽东、朱德、陈毅与战士一起行军，一起宿食，一起战斗，夜间还要开会，白天行军要做政治鼓动工作，这些都给指战员们以极大的鼓舞。  同时，这3000余人都是毛泽东的“精锐”，二十八团原是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三十一团原是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这些从炮火中冲出来战士对眼前的困难毫不畏惧。 毛泽东率军边走边观察地形：2月9日，正是大年三十，红军进入瑞金境内。敌刘士毅部1000多人一直尾追在后，只差一天路程。 这支奉命苦苦追赶红军的队伍，免不了满肚子的无奈和苦水，而眼前山峦起伏，正是打伏击战的好地方，毛泽东决定利用出现的天时地利，给追敌一个伏击。 大余一仗没打好，这一仗千万别马虎。在大柏地村的王屋祠堂，毛泽东召开干部会议，进行一番认真细致的研究和部署。 毛泽东看好了麻子坳那条狭谷，那是尾追之敌的必经大道，毛泽东将3个营安排在大道东面山上，再将3个营安排在大道西面山上，再让特务营和独立营去引诱敌军。 大年初——2月10日下午3时，特务营和独立营与尾追之敌交上了火，他们且战且走，将刘士毅部队渐渐引入红军的埋伏圈内。 我军立即发起冲锋，两军展开激烈的战斗，由于红军数量少、弹药缺，两军从10日下午3时鏖战至11日正午。 红军官兵在弹尽粮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搏战，终将刘土毅部完全击溃，俘敌800余人，缴枪800余支。敌团长肖致平、钟桓被活捉。 这是红军进军赣南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给倍受磨难的四军官兵以莫大的鼓舞，陈毅称这次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 至此，红四军转危为安，先后在赣南、闽西打开了局面，随着中央苏区的成立，红军迅速发展壮大，革命形势一片光明。这一切，与毛泽东的杰出领导是分不开的。 黄克诚曾说过：在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更有功，那是在对历史开玩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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