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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欧 | “意见”何以形成

 置身于宁静 2023-02-27 发布于浙江

意见

本文选自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第二哲学宣言》

[法] 阿兰·巴迪欧 著

蓝江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意见很难被挑战,即便这是自柏拉图以降的所有哲学的任务。首先,难道这不是自由的直接内容,尤其在我们的国家来说——我想说的是,在所有“民主”议会制国家中都是这样——这难道不是一种意见自由吗?其次,难道这不是投票和纵容,如果有可能,还是购买选票的另一个名称吗,亦即它只是在名义上代表这公共意见?还有,民意测验难道不是构成了那种奇特的句法:“法国人这样来思考……”吗?这至少具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法国人”的意义不太确定,它并不能构成一种主体形式,也完全不能“思考”什么东西。第二,我们假定法国人构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我们必须来计算票数,最后实际上得出一个数字,并将其作为结果:“按照最后得出的数字,在消除了一些由于这些愚蠢问题直接导致的偏见之后,有多少百分比的法国人持有这样的意见,而另有百分之多少法国人持反对意见,而还有百分之多少的法国人完全没有意见。”然而,这是意见拜物教的第三个理由,不同于那种“赞成—反对一弃权”的三合一的态度,采取了一种晦暗的有问题的反动形式,即主流的态度都认为公共意见的决策必须为公共行为提供导向。以一个著名的民主人士为例,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①这个左翼社会党的总理,也是密特朗每天数落和咒骂的对象。他有一个杰出的政治口号,而这个口号一直被其后继者津津乐道。“法国不能接纳世界上所有的穷困之人”是其典型之一,正因为这个,使得那些针对外籍工人的流氓式的法律得以通过。这个口号之所以在这里吸引我们,不仅仅是其使用了铁腕式的语言,而是提出了法国和他的领导人的另一个禁令:“我们不要同选票搏斗”。对于柏拉图的哲学王来说,他们遭受了这么多的正义和真实的困扰!如果不遵从公众意见的权威性,就不可能拥有一个“好政府”——用通俗的伦理黑话来说——公共意见,就是天理(Opiner, c'est régner)。

米歇尔·罗卡尔

基本上,历史上所有关于意见及其意见自由,投票和其权威性都可以这样来说,即在政治的物质性中(但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地方,思想都似乎是必要的),除非那里完全没有原则,就没有必要提出一个原则。民主派非常乐意提出坚持这样的原则,仿佛如果这些原则是绝对的,就会沦为与极权主义为伍。他会记得对你在精神上的落后报以温文尔雅的嘲笑:“只有傻瓜才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他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列出证据,世界变了,这个理由足以批驳那些被设定出来的永恒不变的原则:一个原则被宣布出来之后立刻就过时了!他得出结论,这就是为何只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弹性管理”的机会主义原则,另一个是捍卫自由,让其不受那些乱七八糟原则困扰的司法仲裁原则。企业主的自由明显具有优先性:“创业”或者在众多银行中选择一家,这代表着实践上的灵活性。但随后立刻在司法仲裁方面,每一个人都拥有保留自己任何意见的权利,除非这个权利否定了其他人的不同意见的权利。所有这些不过是管理和法律的事情:一切其他东西都在自由问题上都只是流于形式。

混蛋,恶棍!哲学家们咒骂道,他们已经被公众态度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太难以置信了!让我们更深入地看看这个问题。于是,哲学家向民主派问道:“如果没有原则,我们何以确定那些不同意见与真实的东西是相关的呢?或者,我们通过何种方式,来获得一种关键性的某物,让我们不再像当今如同死寂一般的潮流所运行带来的结果一样呢?那么你们那没有原则的法律如何从中获得权威呢?为什么你们的弹性管理是能让诸多力量的和谐运作的东西吗?用个套话来说:'你们的本体论是什么?’”

对此,民主派的回答是,首先,存在一些拥有意见的个体,他们也有权利拥有意见,其次,他们也有权利拥有共同体和文化及其习俗。法律规定了个人和共同体的关系,而灵活的弹性管理确保的是为了个体更大的利益而推动的共同体的发展。而后者确保了一种灵活的和谐关系,随着前者的增长,也有利于维系和谐的发展,并维持一种可持续的发展。

哲学家们面对强劲的可持续发展的潮流,他们只能认可,所有的争论都无济于事,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实在无法去共享这样的观点。正如柏拉图首先提出来的那样,哲学的公理并不是那些“民主派”的公理,他们只是一种怀疑论式的公理,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这种意见自由的趋向,甚至包括彻底改变它的自由导致了这个结果。

可以说,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同民主派的观点,即只有个体和共同体可以说是存在的。没有上帝,没有天使,没有大写的历史精神,没有种族,没有摩西十诫……好的。个体的多样性和诸多复杂的文化都可以当其成为实存时这样来处理。是的,今天的哲学家和民主派(或者说,怀疑论者,他们实际上是同一类人)可以共享的观点是这样一个唯物主义的假设,这个假设可以这样来概括:“只有身体和语言”(il n'y a que des corps et des langages)。这个原理被民主唯物主义者和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大肆宣扬着。主流的意识形态已经决定了它不会遭到哲学家的反对,因为哲学家已经认可了这个让他们高兴不起来的观点:哲学家本人也被民主唯物主义所控制着。从广义上来说,只存在民主唯物主义的公理所陈述的存在:身体与语言。

不过,从更广义上来说,只有在极度详尽的层面上才存在例外。这等于是存在“某物”——让我们保持对那一刻的模糊感——它既不能等同于个体的独特性,也不能等同于文化的构造。这样的“某物”在这个意义上立刻变得具有普遍性:它拥有某种价值(这也是一种抵抗),即它只有在不同于这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文化,另一类个体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这些另一个世界、文化、个体参与到这个某物的出现和发展之中,尽管那陌生的身体和语言构成了其物质性。简言之,这种样态的“某物”的作用在一种超世界的方式中,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种完全由身体和语言构成的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在一个世界上被创造出来,在实在层面(actuellement)上,它对于另一个世界是真实的;而在潜在层面上(virtuallement),它对于所有的世界都是真实的。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附属的可能性(因为它无法简单地从它所匹配的世界的物质根源中递推出来),即它对于一切世界都是可能的。

当然,这样一个“某物”在物质上是由身体和语言组成的。简而言之,它是一个既定的个体在既定的文化中创造出来的。但是,其创造过程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在它可以在不同的个体和象征情景中进行理解和应用,这些情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极其巨大。

这种“某物”可以是这样:艺术(如萧维洞穴壁画②、瓦格纳的歌剧③、紫式部的小说③、多根墓里的面具、巴厘岛的舞蹈、印度的诗歌……)、科学(古希腊几何学、阿拉伯代数学、伽利略的物理学、达尔文的进化论……)、政治(古希腊民主的创制、路德时期德国的农民运动、法国大革命、苏联共产主义、中国文革……),还有爱的秩序(任何地方,无数的爱)。还存在其他的某物,或者其他某物的类型吗?或许还有。如果存在其他的某物的话,我对之一无所知,但对此我会很乐意,让我们相信它们的实存吧④。

由于采用了科学、艺术、政治和爱四种形式,这些“某物”获得了一种超世界的普遍性价值,于是,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真理(vérités)。有个观点,非常难以理解,我将在本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即这个观点是,像身体和语言的实存一样,真理实存着(des vérités existent)。于是,哲学家给主流的民主唯物主义情景引入了一个例外⑥。

事实上,真理并不构成民主唯物主义的一个对立面,而是它的一个例外。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关于哲学的格言,这个格言在民主唯物主义的仪式那里,既是内部的,也是外部的(或者用拉康的话来说,将其推至“极限之处”[extime]),这个格言可以这样来说:

除了真理存在之外,

只存在身体和语言。

(Il n'y a que des corps et des langages,sinon qu'il y a des vérités)

很明显,这些细微的变化改变了意见的状态。只要身体和语言在同一个世界中都可以得到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既定的语言之中阐述身体和语言所可能讲述出来的意见。这样,真理绝不可以被还原为意见,因为它是一个超世界的价值,这样并不是在同一个世界中,而是某种可以接受的(通常也是可以设想的)悬搁了其特殊性的世界中,唯有如此,真理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或者这样来说也是一样,一旦从真理的观点来看,那么世界的统一性就得到了确定。

所有东西的关键在于,尽管真理是在特殊的世界中并通过这个世界的物质(身体和语言)创造出来的,真理在原则上也并不属于这个特殊的世界,因此,从真理的角度来看,那些从不同侧面具有差异性的诸多可能世界都是“一样”的。

马克思问到,在我们的工业社会中,当我们看到宙斯的闪电击中一个国家之后的那种苍凉的景象时,我们何以对古希腊的神话如此动容。他的回答(古希腊世界代表着我们的孩提时代,那里有着某种东西吸引着我们本身的童心)如此羸弱,而根本没有触及实质。我们还可以说,这样的古老故事非常德国化。事实上,这个问题没有问好。我们不能从不同世界的差异出发(古代世界VS工业世界),并随后将之设定为它们共有的一个问题(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相反,我们需要从真理开始,让真理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开始就为我们听过洞见,即这两个世界,在现实性上完全可以看成是一个世界。

真理,也只有真理能将世界统一起来。真理以某种方式穿透了身体和语言的不同构成形式,那些不同的形式在刹那间被融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真理在现有的诸多意见粉墨登场的世界中,可以突然导致一场大范围的变迁(changement d'échelle)。那个从平庸的琐见所看到的那个大写的一(UN),在世界的融合过程中,获得了一个超级的巨大统一体。

与那些民主派不同,哲学家提出将那种被排斥的例外的真理提升起来,看成从思想角度上的大范围变迁。意见是有限的,其自由通常只能围绕着这个世界的法则反复地上下摇摆。唯有真理,才能敞开这个世界,走向那个超世界(sur-monde)的大写的一,那个超世界是一个即将来临的世界(monde-à-venir),在大写真理的外衣下,它业已登上了舞台。

这等于是说,如果意见的民主标准在其限度内是自由的,那么真理的思想和哲学的标准则在一个毫无限制的领域中是完全平等的。因为,面对真理和面对定理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自由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被排斥在外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无论谁将自己放置在这种关系中就是自由的,尽管这个自由是一种全新的自由,它是在全部世界层面上的自由,而不是某一个世界中的自由。

与那些公众民主派的意见不同,正是这个原因,才存在诸多真正的原则。随后我将指出一些这样的原则,因为这些原则的设定与某些特殊的真理有关,它们不能从形式化的观点上来得出。如存在数学原则、音乐原则、情欲原则、革命原则……不过,哲学规制了这些原则的原则:为了便于思考,我们采用的出发点是那些严格限定的例外的真理,而不是意见自由。

在这个意义上,工人的原则是,在这里,思想是一种劳动,而不是自我表现。过程、生产、限制和纪律都是其所寻求的东西,而不是对一个世界所提出的任何东西都事不关已似的全部接受。

哲学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工人:他们探寻,呈现真理,并将真理同他们的时代联接起来,他们要重新赋予那些业已被遗忘的人以生命来废除那些庸俗之见,他们就是将这些分裂的世界焊接起来的焊接工。

注释

① 米歇尔·罗卡尔,法国社会党政治家。前法国总理(1988一1991)。主张重新对准法国社会主义透过清晰的接受市场经济,更分散和减少国家控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北欧社会民主主义。——中译注

②1994年12月,法国人萧维(Chavet)在法国阿德什地区的洞穴的石壁上发现了人类几万年前留下的壁画。萧维壁画的发现,让人类艺术史向前挺进了一万多年。——中译注

③瓦格纳(Wagner, Wilhelm Richard),德国作曲家、剧作家、指挥家、哲学家。在德国音乐界,自贝多芬后,没有一个作曲家像瓦格纳那样具有宏伟的气魄和巨大的改革精神,他顽强地制订并实施自己的目标与计划,改革歌剧、倡导乐剧,从而奠定了在音乐史上的地位。——中译注

④紫式部,又称紫珠,是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女性作家和歌作家,《源氏物语》的作者。——中译注

⑤我在《存在与事件》中提出的四种“类性程序”(procedures g énérique)的说法,即政治、爱、艺术、科学,并不能从理性上递推得出它们是能够宣称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人类生产的唯—形式。但其他主张,如工作,宗教,法律等,在我看来,都不能令人满意。对这四种基本类型更详尽的研究包含在我的《前提》(Conditions,Paris,le Seuil,1992)—书中。还有另三本书讨论了这个问题,即《临时性本体论导论》(Court traité,d'ontologie transitoire, Paris, le Seuil, 1998)、《元政治学概述》(Abrégé de métapolitique, Paris, le Seuil, 1998)和《非美学手册》(Petit manuel d'inesthétique, Paris, le Seuil, 1998)。

⑥参看《临时性本体论导论》的最后一章,因为,在那里,我很清楚地指明了表象理论和逻辑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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