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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欧 | 唯物主义的黑羊

 置身于宁静 2023-02-27 发布于浙江

唯物主义的黑羊

作者:[法]巴迪欧

蓝江,译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五辑)》

阿兰·巴迪欧(1937年-)

中译注:黑羊(Le mouton noir)源于十八世纪西欧的一个故事,意思说的是在一群白羊中的一只黑羊特别显眼,在现代欧洲语言中,黑羊也用来指玷污和损害整体名誉的害群之马。

01

有一个问题折磨着我们,折磨着难忘的和停留在短暂记忆中的左翼;有一个问题,认识起来极其困难,我们将这个晦涩的问题在更晦涩的层面上带入到产业工人阶级及其僵硬的历史中,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政治的主体?”它能是唯物主义者吗?它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像普利策希望的那样,在自我压抑的过程中,为辩证唯物主义加上一个适宜的“心理学”,这非常重要吗?我说过多次,不是。如果仅仅在普通的层次上,将马克思主义完全当作是由阶级和国家、历史和政治构成的,而为了其他概念的炒作,在个人的怀疑维度以及炽热的性爱或爱情方面留下巨大的空白是不对的。

设想一下,在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上有一些缺口,它的一些力量应该拓展到的范围——即有这样一种心理学,我们通过一些有着教养的作为喉舌的鹰犬,以梦想以站在苏联一边为荣。这没有带来任何东西,也永远不会带来任何东西。

更激进的是,我们的问题看起来并不是在概念范围中。我们问的是:“什么造就了一个主体?”以及传统中主要的结构性方面,如阶级运动和党,这些问题被更生硬地调和在一起。

此外,传统并不缺乏对这个问题的涵括。或许准确地说是涵括地太多。这是一个对立的差异,一方面是“自在阶级”(classe en soi),即仅仅作为工人集体而存在,另一方面是“自为阶级”(classe pour soi),即在其革命目标中进行主体性建构。

我们仍然需要了解,黑格尔的解决方式是否明晰。

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景象是,在全部历史进程中,政治的组织化现象依赖于主体性。这些都十分重要。

这个问题在150年的历史长河中,关于谁是历史的主角(actuer)喋喋不休的争吵中得到了回应。是阶级吗?是造反的大众吗?是国家吗?是领袖吗?谁作为主体创造了历史?谁是动词“创造”的主语?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触及了宗教:“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p1031

毛泽东(1893-1976年)

在这里,人民具有了一个超验性主体地位。

当然,列宁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性运动的一个伟大的阶段。在列宁那里,作为实践主体的组织理论统治着阶级分析。

在马克思那里,更确切地说,有一种自我理论,一种对意识想象的批判。阶级立场被解释为意识形态工具,其非常近似于对在自我的理想化的解释中想象性功能的呼唤,在这种解释中,主体构建了它自己的整体(Tout)。

还有一个问题,即对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的讨论的复苏。赫鲁晓夫的“人性崇拜”召唤了斯大林的幻想,也预言了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当林彪试图借助他的“天才理论”试图将毛泽东抬到无产阶级上帝的毫无生气的天堂中之后,便在温都尔汗的坠机了。

赫鲁晓夫(1894-1971年)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遗产具有完全不同的本质。

无论如何,我拒斥了那种将主体看作是单纯的中心,当成起点,当作经验的建构的企图。主体理论否定了所有阐释的明晰性。即时性(l’immédiateté)同自我显现(présence-à-soi)都是唯心主义的性质,其唯一目的就是终结辩证的分裂。

让我们集中来看看真实的辩证法,主体过程在本质上触及了二分(scission)。主体无论是在真实中,还是在自我中,所有自我的和解都不能在自我和解的情形中得到对自身的克服。在这一点上,拉康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02

在这个1977年的冬天,我们把什么延续下去?对历史的失望,独特性的唯美论(l’esthétisme),特殊历史结构的价值趣味,以及对国家的宏大图式(它挑战、界定着我们的命运)的信念,西方的理性(马克思主义是这种西方理性的现代产物)在这一界定中得到把握。媒体报道了古拉格和越南溺亡者的新闻,以及波尔布特(Pol Pot)和苏联舰队的消息,我们最终对这些令人生厌的马克思主义彻底失望。

这些趋向隐藏在背后的伦理学在权利的道德(保卫个体的生命,防止国家的致命的空想对个人生命的侵凌)和不太邪恶的政治(保卫西方的议会制,防止东方的集权制的侵袭)之间存在着分裂。共产主义被判定为罪不可恕,因为它将大众政治学凌驾在人道主义的和司法的仲裁之上。为了反对意识形态的暴力,有人诉诸于僵硬的制度规则,为的是在他们的孤立的意识周围筑立起高高的壁垒。

激进社会主义者阿兰已经说过:“市民反抗权力。”这种法国式的端庄如今回溯到由反马克思主义关键角色进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抨击那里:即由左翼的叛徒,毛主义的忏悔者进行的抨击,就像五十年代的“斯大林主义”知识分子一样,他们贩卖的是没有人再会回到红色的过去。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8-1953年)

我们将教育移交到那些厌倦了斗争的人们手中,对所有那些曾经与工人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人来说,在脱离了工人之后,他们重新回到了先前的知识分子的位置,你们将会期望,国家的功能会在事情的狭小范围中继续思考二十年才能得到实现。对于任何人来说,没有人会假装为任何其他人说话。

这是通向最糟糕情况的然而却是最确定无疑的道路。一旦我们放弃了普遍性之后,我们获得的是普遍的恐怖。

面对这种庸俗的挑战,我们看到在不同的人群中的两种不同态度:自我保护或者自我挑战。

“保卫”马克思和政治最终只会陷入闭耳塞听。你们真的相信如果我们能够保卫我们自己的胜利果实,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会大声尖叫着宣告他们的崩溃吗?我认为,所有新生事物的空位(vide),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忏悔和重新联盟,以及人权和瑞士式的宁谧生活的宣传出现,都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羸弱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

是的,我们毫不讳言地承认,马克思主义处在危机中,马克思主义被摧毁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冲动和创造性二分沦为历史烟尘,在民族解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从危机和充满战争威胁的时代所承袭下来的东西是思想和行动的碎片化,狭隘化,它们只能在废墟和遗迹的迷宫中进行理解。我们所谓的“毛主义”与其说是最终的结果,不如说是一个使命,一个历史性导向。它是后列宁主义时代里要进行思考和实践的问题。当历史仍然在最黑暗的旗帜下继续言说时,我们要去衡量古人,去照亮被破坏的一切,去在缺乏独立性的情境中重构政治。

在今天,仅仅保卫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去保卫一种羸弱。我们必须去践行(faire)马克思主义。

我向你们提出的这个矛盾的陈述的根源何在:尽管我们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很明显首先认为是辩证法,但事实上是唯物主义才使得我们必须重铸精神力量的变革武器。

如果任由我们向这条路径前行就会同意,像在斗争岁月中一样,我们会提出只有运动才是一切,它将其自身一分为二,而反马克思主义者们需要返回到神学式的权利和法律那里,我们停留在墙的背面,无法看到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时代。

的确,诸如格鲁克斯曼(Glucksman)之类的瞄准黑格尔和历史理性进行微弱的攻击并不是偶然。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辩证法。

像中国古代足智多谋的兵法家一样,我们允许对手们的粗鲁的挑衅,他们这些挑衅将他们那些污言秽语变成了向风车冲去的骑士。

《共产党宣言》手稿的一页,头两行为马克思夫人燕妮的手迹

我们需要唯物主义,它包含了我们对之一无所知的需要,而马克思主义经常牵出它的引线:主体理论。

这个原创性的文本题为《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如果这不是一个新的主体,那么这些共产党人是谁?我们的革命导师说道: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其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p285

共产党人,他们是在历史的运动中的政治主体。

这里就是我们必须重新开始的地方。

03

唯物主义问题并不简单。正像其展现出来的那样,它至少比辩证法问题简单。

马克思主义通常指出,从古希腊开始,矛盾就界定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这是知识分子战斗的基本原则: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了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3]p224

这种结构的不变性根源何在?按照这个不变的结构,哲学似乎成为A优先于B,或B优先于A的简单争论的舞台。

在真实中,说明这一点的是统治阶级恒定地倾向于宣称思想优先于存在(自然)。所有这些相当令人惊奇,不是吗?恩格斯在这一点上,始终没有解释清楚。

让我们给出这种唯心主义两个强制的临时性动机。

统治阶级是地位,以及其地位的强制性功能的守护者。其目标在于,通过暴力或者隐秘的方式,试图通过中断的阻隔作用来确保重复性再生产,并禁止政治性主体的出现。

这个规则意味着阻断中断(interrompre l’interruption)

在国家政治之中,这叫做“恢复秩序”。秩序是被重建之物,而对原先被建构的东西保持了沉默。如同主体被否定一样,秩序宣布其在第二的位置上君临天下。

这种保守的姿态要求其法律被命名为不可分割之物:它只能被废除,但不能被分割。通过消除不稳定因素来颠覆针对它的阴谋,国家的字典中充斥着废除法律的字眼,但没有一个词可以用来命名其分裂。

法律的不可分割性让其被排斥在真实之外。在理论上来连接这种被排斥的例外(exception),等于是将规则作为绝对先在性(l’antériorité),事实上,这种绝对先在性只能在回溯中通过某种扭曲的形式来定义,在这种回溯性的扭曲形式中,其一致性与新生的一致性完全没有关联。

在哲学上,这种先在性被打造为唯心主义。有必要以绝对性为根基来建立这种重复性序列的地位。

唯心主义在名义上以这样的方式君临人间。柏拉图设定了其主旨(topos),成为其奠基者。

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

唯心主义必然成为主宰,成为承载着保守使命的语言。

另一方面,的确直到今天,所有的统治阶级从其自身利益考虑,让劳动的社会分工继续延续下去。

抛开阶级冲突不论,我们发现,有一种千年不变的结构,即三个“巨大差异”——城乡差异、工业和农业的差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异——这些东西破坏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

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是具体的。正是由于在最顽固的社会分化的特殊情况下,它将政治问题看作是从某一种角度来靠近真实的方式。需要在人民暴力中,从消化三个巨大差异的层面上来命名达到这个阶段的尺度(学生参与生产过程,城市停止增长,人民公社的小型工业化,工人技术的革新等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第一次可以被命名为共产主义革命的革命。

不管怎样,它并没有成功守护好它的名字。如果是这样,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失败了?

对于那些阶级来说,共产主义是一个幽灵,因而巩固社会内部的区分就显得十分重要。虽然其形式多种多样,而且其延伸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尺度,但它让所有的脑力劳动者垄断性地“优先于”体力劳动者。

我们将会看到,唯心主义同社会原则是兼容的。在最后的分析中,它将自然隶从于概念,犹如生产线上的工人从属于工程师,或者如同作为“活动的工具”(outil animé)从属于它的数学家主人。

不要认为这种论断的粗俗是通往真理的障碍。

在哲学手册中,你会发现,在大写的人(Homère)的专门词条中,形容词“粗俗”往往同名词“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太妙了!这是在最厚重的社会等级制中,对那种思辨永恒性的卑污的、粗暴的秘密解读。

但何以如此呢?

在那一刻,有着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唯物主义(反抗的是教士-封建主的社会结构),和十九世纪无产阶级的革命唯物主义(反抗的是皈依了唯灵论的金融资本的寡头)。

这样,同样是由于旧时代的保守主义的疯狂攻击才让人们轻易忘却了处于政治生命茁壮成长期的意气风发的唯物主义。也同样是这些人,他们所豢养的牧师和学者终结了对非洲的好父亲般的资助,相反将钱分给了那些住着豪华别墅,开着黑色大奔的“苏联人道主义”中央委员会的人。

04

唯物主义,如果还没有变成一条死狗,就会在概念中展现其力量的兴起。它是一种攻击性的哲学。由于其毁灭性的目标和单纯的勇气,它的光辉在象征秩序的裂缝中照亮到更远的地方,并指明它位于其秩序之外。

唯物主义是其目标的内在分裂。那些对唯物主义的论战式嘲弄并不是不正确的。对其内部的弥合修补永远不会平静下来。

唯物主义通常是精致心灵的所感到的恶心之物(dégoûte)。

唯物主义史发现在其对手那里,它按照某种原则划分成几个时代。其所创造出来的体系不过是在其愤怒的潜在的发作中进行打击和毁灭,但其目标仅仅是哲学的。它通常给予那些毫无耐心的摧毁行动以一种野蛮的色彩。

我们时代出现的第一个唯物主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诞生于十八世纪——其存在仅仅涉及到宗教,它提出用暴力以及极其不一致的方式来立即消除它(有着比伏尔泰的《奥尔良少女》更庸俗的寓言,那些乡村教士在僧袍之下用韵文讲述着一些肮脏的限制级故事)。

《奥尔良少女》插图

尽管唯物主义涉及精确性的科学世界,可以像牛顿的机械力学那样进行计算,但其尽可能向着唯一的方向组织起来:“压倒丑恶。”(Écrasons l’Infâme)

然而,这个进攻性的主体化时代并没有生产出稳固性。从法国大革命起,我就发现,反基督的临时性联盟,城市平民之间的联合被赫伯尔派(Hébert)的断头台所打破,然而伟大的唯心主义唯灵论的再生意味着一个普遍的协定成为可能。通过国家确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俗主义在某些时候是反教会的,但从来就不是唯物主义。

让这成为相反事实的证据吧,亦即唯物主义组织了攻击,而不是接管;进行了起义,而不是镇压。

法国大革命

资产阶级,沦为现代性的守护者,他们必须遵守三个条件,一旦旧制度被颠覆,新的路途被开辟出来,就要遵守这个世界性法则:

1. 包容少部分唯物主义,这些唯物主义适应于对生产力提升的理性化,这种理性化得到了科学的授权;

2. 重构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可以在劳动分工的等级制中体力劳动从属于脑力劳动的规则之外创造出一种象征和规则;

3. 在哲学中维持一种司法和道德秩序,这种秩序命名了地位的规则,并分配了再生产的秩序。

所有这些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关心的大写的人,而不再是上帝。意识成为经验的焦点,主体成为了真理的保障,道德成为了超时间的形式:这种康德主义的一般形式在很大范围内延续到了今天。

唯物主义的第二种形象是对人道主义的攻击,尤其是反对那些大学里带有康德主义倾向的平凡的老师们。

他们的手伸得很远,就是他们那超验的手全部伸进了新政治的领域,正像在他们对手的列宁主义那里被命名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样。

在第二种唯物主义的背景下,在这场战斗中,资产阶级不再是斗争的承载者,而是在黑格尔的立场来反对康德的过程中败下阵来。

在这个过程中,问问你们自己,是否所有的唯物主义都不是旧的唯心主义的僵化形态?

如果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不是从笛卡尔那里来的的话,那又是从何处得到了这种极其庸俗的形式呢?列宁用黑格尔的内在性来反对超验性。我们不同意阿尔都塞的“没有主体的过程”,从而求助于拉康。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1918-1990年)

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宣布它自身处于唯心主义的分裂中。唯心主义的主体性的主流正是引入其分裂的东西。

第二种唯物主义,在反宗教之后,将成为历史,因为其任务不再是取消上帝,而是去取消大写的人。自然——这个我们曾用来反对高贵和奇迹的东西——不再可靠。接管其位置的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阶级地位转向了分裂的人类,每一个词都可以简单作为经验或真理的中心。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名字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小名中,第二种唯物主义发展成一种一般性,而第一种唯物主义维护的是其临时的不稳定性以及其分裂的存在。

然而,在今天,我没有看到“反人道主义”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显著标志。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降,普遍地认为我们必须对大写的人进行处理,这就是福柯、拉康以及阿尔都塞所做的事情。

雅克·拉康(1901年-1981年)

难道这自动地意味着我们在这些存在的孤儿中,给予唯物主义的是那种毫无魅力可言的真理的庇护吗?绝对不是!所有那个时代的反人道主义者坚持认为在名义上,在最后的话语分析中,有一种建构性的功能。

经验是语言的后果,正是从语言之中,大写的人获得了其并不存在的权力。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所有我们最优秀思想家的公理。

存在三种唯物主义,同样的原因,也存在三种唯心主义:即宗教唯心主义,人道主义唯心主义,以及——作为历史的僵局(cul-de-sac)的后果,帝国主义为凋萎的现代性投去最后一丝光芒——语言学唯心主义。

“语言学”要求自己“结构作为一种生产性认识,是元语言(lalangue)中的语言。”[4]p16

语言=结构,这是一个建构性陈述,我们不能把这种陈述同所谓的语言学,或者更恰当的——按拉康的说法——“语言科学”(linguisterie)的科学原则的陈述混同起来。

即便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语言学唯心主义宣称在所有方面它都围绕一个问题而展开:即世界即话语,这个论点在当代哲学中应该被重新洗礼(rebaptisé)为:“观念语言科学”(idéalinguisterie)。

阿兰·巴迪欧

在今天,正是观念语言科学成为了唯物主义去战斗的主要动因。

正因为如此,激进的唯物主义的本质发生了一个哥白尼式的翻转,强调主体理论的地位,在以往的唯物主义看来,主体理论只具有妨害作用。

最糟糕的是,当观念唯心主义化约为一种描绘一个时代的绝对精神和实践过程的广泛而弥散的结构的描述时,它就排斥了所有的主体。这个被我称作为固定论(fixiste)问题,在福柯那里,文献中的居维叶(Cuvier)[1]通过对书本上的骨头天才般的考察,从而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古生物的世纪([1] 中译注:居维叶,法国博物学家与动物学家。他对许多现存动物与化石进行比较,建立了比较解剖学与古生物学。他建立了灭绝的概念,首先将化石标本定义为与现生物种具有相等分类学地位的“已灭绝物种”。并提出了灾变论,解释地貌形成原因。同时也反对早期的演化思想)。

米歇尔·福柯(1926-1984年)

在其最狭义的方面,观念语言科学所容忍的主体只是一个简单的中心,一个半透明的焦点,一个超验的配置。这是一个去中心的主体问题,一个被驯服的主体,在其消逝的过程中,它将自己展现为对欲望可能的回报。

这样,这种主体离我们最近,毕竟,这是由于将主体标示出来的效果是适当的。

从一个阶级角度来认识政治性主体,阶级也严格地与自身的距离联系在一起,而这个距离是由根本矛盾的形式来刻画的。工人阶级永远不能消除这个导致其存在的位于社会直接性(immédiateté sociale)和其政治规划之间二分。这样的政治性主体——最终被严格限定在地位的捍卫者(tenant-lieu)的行为中,限定在被晦涩和多样的灵魂的党和身体塑造之中——我们不会说它建构了历史,甚至不能说它创造了历史。

当我们提出它的欲望(共产主义)对于法则(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是相辅相成的,这里展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天份,而党成为这种互惠性的神秘的主体支撑。

其在学说上的近似性让我们不能消解以往唯物主义的庸俗。我们说并想到正是——庸俗的——唯心主义提出语言先于世界而存在。真的!但其反命题(世界先于语言),由于某种风险,它是极其孱弱的。

在现代唯心主义中,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大写的人作为存在的组织者。排斥了主体效果的语言的建构性功能,将进行颠覆的唯物主义操作者缴了械——这种颠覆也就是马克思说将黑格尔头足倒置的那种颠覆。

黑格尔及其著作手迹

通过“唯物主义”的颠覆,从真实到主体意味着现代辩证批判的不足,其将两个术语分开——即主体和真实——这样,有了第三个术语,即象征或话语,它成为一个节点,而毋须因此成为一个中心。

我们既不同意对之进行简单地倒置,也不同意继续坚持这种使得观念语言科学的主体作为一个链条效果形成的二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发现我们自己正走在一条解构-重构程序的危险的道路上。

为了穿透对手的防线,需要一个作为破城重锤的公羊(bélier),它那神圣的头颅成为我们的主体象征。

一个概念的黑羊——即唯物主义关注于主体理论——对于我们最紧迫的政治需要来说,是同等重要的,其在党的问题上画出了一个平衡的清单,无疑这证明了某些东西。

但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4] Jacques Lacan, Télévision, Paris: Seuil, 1974, p. 16.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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