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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洲马克思主义；非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20世纪是一个社会主义频频胜利、资本主义不断萎缩的世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所向披靡的世纪。在民族解放潮流的荡涤中，非洲马克思主义与其它国家马克思主义一样轰轰烈烈，社会主义实践红红火火。 非洲究竟有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是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密切相关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多样化的，作为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实践中与各国本土实际相结合得到丰富和发展，它是我们认识和分析社会现实、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论科学。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中的成功典范。由此看来，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有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有非洲马克思主义和拉美马克思主义，等等。 一、“非洲马克思主义”的样式20世纪初，非洲在反殖民浪潮的激荡下，形成了一波声势浩大的泛非主义运动，一大批非洲进步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到探索非洲之命运的行列。非洲究竟向何处去？为了寻找非洲发展道路，经过泛非主义浪潮的洗涤，部分非洲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进而将其本土化。 首先，泛非主义运动推动了非洲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 泛非主义是20世纪非洲的黑人精神，它起源于1900年前后奴隶贸易过程中产生的反殖民斗争。塞内加尔共和国前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泛非主义是所有在非洲本土以及移居在世界各地黑人的愿望，他们通过黑非洲文明的属性在文化上得到体现，竭尽全力投入到黑人几个世纪抵抗奴隶制和殖民化的运动中去，这种愿望在非洲合众国的形式下形成了大陆的政治统一。” 其次，从非洲马克思主义发展来看，存在着左、中、右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左翼非洲马克思主义，包括布莱登、杜鲍伊斯、恩克鲁玛、帕德莫尔、塞古·杜尔、卡布拉尔、法农、尼雷尔、罗德尼等人。利比里亚的布莱登最早接受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后来桑戈尔于1946年9月在一次会议上的演讲中宣称“我以非洲社会主义代表议员的身份讲话” 第二类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可以称为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这些人包括桑戈尔（塞内加尔）、卡翁达（赞比亚）、穆加贝尔（刚果）等人。他们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法国等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主张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走向民主社会的形式，是体现公平、公正、正义的形式，国家政府领导人的普选体现出这种民主政治，多党制比之一党制更能反映民主的心声。他们秉持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观点，把社会主义演绎成结合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想本质的形式。 第三类非洲马克思主义则是右翼马克思主义，包括埃及的纳赛尔、突尼斯的布尔吉巴等人的思想。他们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埃及的纳赛尔著有《革命哲学》一书，在其前期，表现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革命、土地改革、公平分配，但其后期则逐步表现出其阿拉伯社会主义性质，在实践中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声称其社会主义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主张用伊斯兰教作为其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源。甚至诸如利比亚的卡扎菲、埃及的穆巴拉克等人认为，非洲宗教文化中原本就存在着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的观点，因此，社会主义实践应当与非洲本土的宗教文化相结合，以此建成一个他们所认为能够真正超越阶级专政、适合于非洲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制度。 泛非主义经过50年的发展，终于在“二战”期间与马克思主义相碰撞，多数泛非主义战士一时都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塞内加尔共和国前总统瓦德虽然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时期非洲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居主导地位。他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杜波依斯博士的思想激进，他在去世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乔治·帕德莫尔曾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但后来他又放弃了他的立场。恩克鲁玛可能受到他朋友帕德莫尔的影响，以民族主义为出发点，一开始就选择了社会主义，后来终于接触马克思主义论点，重新回到了泛非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轨道上来。” 直到上世纪70年代，非洲马克思主义达到巅峰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了23个。正是在此基础上，“塞古·特拉奥雷编制了一张非洲马克思政党的图表。”他著有一书，题为《面对马克思主义的非洲知识分子》，于1983年在巴黎出版。此外，帕德莫尔著有《共产主义与黑人民族主义》《泛非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非洲独立后的斗争》等著作，阐述了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切都肯定了非洲马克思主义的存在。 二、“非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一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非洲进步知识分子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非洲的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实践，特别是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充分证明了非洲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历史。另一方面，非洲社会主义实验的相继受挫也说明了，如果不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那么在实践上就必然会招致失败。因此，了解非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对理解现代非洲发展之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非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重建非洲历史和非洲黑人的主体创造性，是当年非洲独立解放领导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在殖民时代，西方学者总是把非洲文明粉饰成西方文明的产物，他们认为非洲没有历史，甚至埃及文明也是白人文明的一部分。然而，在泛非主义遭遇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时，这种偏见逐步被纠正。杜波伊斯、恩克鲁玛和卡布拉尔等人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出发，论证了非洲生产方式决定着非洲人的历史，“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杜波伊斯在《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 N.Y.1935.)一书中强调，美国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也是建基于7000万黑人奴隶（被活着贩卖到美洲的黑人约1000万，在抓捕中死亡和运输过程中死亡的黑人约6000万）和美洲土著尸体之上的，没有黑人奴隶，就没有当今美国。非洲黑人的被奴役，是非洲黑人种族不团结的结果。塞内加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和布基纳法索历史学家约瑟夫·基·泽尔博（Joseph Ki-Zerbo），科学地改观了非洲历史的结构，并在思想上丰富了我们对非洲历史的理解。迪奥普著有《非洲文明的起源》（The African Origin of Civilization:Myth or Reality）一书，该书最初于1955年在索邦大学作为博士论文发表，他依据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欧几里德等人的著作收集的经验证据，有力地论证了埃及文明属于非洲文明。在希腊文明时代，不言而喻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埃及文明是一个非洲文明。在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资产阶级时代，没有埃及文明，希腊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由于种族主义和现代形式的殖民主义的出场，非洲天才人物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被否定。迪奥普在撰写本书时，有力地重申了非洲天才人物对人类历史的贡献。这是马克思主义对种族主义资产阶级遗留问题的批判与修正。恩克鲁玛的著作《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等著作，不仅宣告了非洲历史的一个新阶段，而且还表明了泛非主义和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才是非洲发展之路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使得新殖民主义制度严格意义上无法得以充分发挥。” 第二，非洲马克思主义是非洲人民反帝、反殖民斗争的主要手段。非洲经历了西方帝国主义者三百年的殖民统治，在这三百年中，反殖民主义是非洲社会发展的中心议题。从泛非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以来，反殖民斗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遍布整个非洲大陆。例如卡布拉尔，他是一个非洲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影响着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群岛。他在《理论武器》讲演中说道：“对我们来说，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唯一的呼声，就是拿起武器去战斗。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这也是我们将继续做的，直到我们非洲家园的所有外国统治被完全清除为止。” 卡布拉尔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世界。辩证地分析了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各种相互竞争的社会力量，运用马克思主义动员群众作为变革社会的杠杆。他认为，对于非洲来说，阶级关系并非那么清晰，非洲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工业文明，也不存在强大的工人阶级，非洲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阶级斗争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非洲那里几乎不可能，因此，必须充分动员非洲被压迫的民众，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使命，营造非洲革命的意识形态，让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说：“我们深信，任何不以了解这一基本现实为基础的国家或社会革命都有被判失败的严重危险。” 在《理论武器》讲演中，卡布拉尔明确阐述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不可分割性，他告诉与会者:“在我们当前的历史形势下———必须消灭利用一切手段永久统治我们各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巩固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社会主义———独立国家只有两条可以选择的道路，要么回到帝国主义统治（新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非洲马克思主义在本土化进程中存在着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非洲经历了三百年殖民史，部族社会是非洲反殖民运动之前的基本存在形态。彼时非洲各国阶级矛盾十分复杂，既存在着帝国主义与非洲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买办阶级与工人阶级、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部族内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部族内部分配的公平性，使人感觉到部族内部不存在着阶级压迫，毋须进行阶级斗争。同时，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过程中，并非所有的民族都需要进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是在反殖民洪流的激荡下，一部分殖民宗主国无力应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斗争而放弃了殖民统治，承认其独立。这就使一部分非洲领导人形成了非洲不存在大规模阶级斗争的错误观念。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深入，部分反殖民运动遭到了帝国主义的扼杀与阻挠，甚至导致一部分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解放的失败。这种形势逼迫非洲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反殖民主义和社会革命运动中，认清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是革命的对象，谁是中立者。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形成关于非洲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例如卡布拉尔和恩克鲁玛都曾否认非洲存在阶级斗争，但到了独立运动遭受挫折之后，又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奉行社会革命理论。 以恩克鲁玛为例，在经历了加纳军事政变之后，借居于几内亚（法属）的恩克鲁玛便着手对非洲阶级斗争的研究。在《非洲的阶级斗争》一书中，恩克鲁玛不仅完成了对非洲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之谬论的科学批判，详细地分析了当时非洲社会的各阶级的关系和矛盾，而且在书中对非洲阶级斗争和阶级格局进行了具体分析，阐扬科学社会主义在非洲的可能性。恩克鲁玛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学说的科学性和普遍性，以及实现马克思主义在非洲革命中科学出场的合法性与必然性。 首先，恩克鲁玛认为，非洲所取得的这样一种“政治独立”的所谓“胜利”，并没有完成非洲革命的最终使命，充其量只是协助“资产阶级”升级了自己在非洲进行统治的全新手段，即用“新殖民主义”代替了“旧的殖民主义”。而造成如此结果之原因，正是在于非洲各国的独立运动和整个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还只是一种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远大革命目标的旧式民主革命运动，即是说，非洲的革命者还未能够自觉地意识到非洲的阶级格局的真实存在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 其次，恩克鲁玛认为，过去的革命运动和斗争方式早已无法应对“资产阶级”和“新殖民主义”在非洲进行殖民统治形式上的新变化。因此，当务之急，在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相关的“阶级斗争”学说，完成对非洲社会现实阶级格局的科学分析和揭示，使全体非洲人民看清辨明“非洲革命”中的敌我关系问题。在他看来，这也正是进行彻底的“非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一步。恩克鲁玛强调，非洲革命的前途只有当其作为整个非洲大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时，才表明其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之上。而要实现这一艰巨的社会革命目标，其首要的任务就在于唤醒非洲人民的普遍“阶级意识”，认清非洲真实的阶级结构，以实现对解放非洲的力量的有效统合，即非洲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联合”。否则，非洲革命只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徒劳地奔波于没有革命未来的非洲“政变”之间，此消彼长、处处碰壁，而终不得其要领。 再次，恩克鲁玛深刻地认识到了非洲阶级格局繁杂和阶级间力量悬殊的严峻现实。在恩克鲁玛看来，非洲的阶级格局有着这样几个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特点。一方面，非洲的阶级力量对比悬殊，面对非洲落后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基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实力差距巨大；另一方面，非洲各阶级内部的等级极为繁杂，“民族资产阶级”从一个不完全的“代理人”统治角色，逐渐转变成为成熟的“非洲本土资产阶级”。而与此同时，“非洲的本土资产阶级”又是背靠和代表整个西方“资产阶级”在非洲的根本利益，并以此来建构起他们对于非洲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最后，作为解放的革命力量的“非洲无产阶级”也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在国内，由于“资产阶级”在非洲的现实统治，“无产阶级”队伍发展很不充分，革命力量松散而弱小，且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内部还存在着鱼龙混杂的问题；在国际上，尽管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洲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援和支持，但从总体上看，整个国际的“资产阶级”对于非洲国家和人民的统治和剥削，以及对于非洲“无产阶级”的压迫和限制却是日益残酷而严峻。因此，唯有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对非洲的整体社会阶级格局进行一次彻底的、科学和具体的剖析，从而唤醒非洲人民和非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理清非洲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即以反对整体“资产阶级”（非洲“资产阶级”在此之中是作为整体中一个有机部分），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对非洲的殖民统治；在依靠本国“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力量联合的基础上，借由“非洲先锋党”的革命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领导，并自觉地把非洲工农阶级斗争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实现非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恩克鲁玛看来，非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非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不仅意味着非洲真正的完全的统一，也代表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整个人类解放的最终胜利。在此，恩克鲁玛不仅赋予了“非洲革命”以“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更是赋予了“非洲社会主义革命”以世界性的意义。 第四，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仅仅是少数非洲知识分子的行为，而缺乏类似中国“五四”运动前后那种广泛的民众学习、宣传、教育的启蒙运动。最早在非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非洲独立前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追随泛非主义，寻找非洲的出路，另一方面又受西方思想的教育，在政治观点上更愿意接受西方式的政治意识。因此，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则更愿意接受其社会主义思想，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性理解。 早期非洲知识分子诸如布莱登和杜鲍伊斯乃至恩克鲁玛、桑戈尔等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都没有经历大规模的宣传与教育。由于非洲的贫穷落后，知识分子数量占比极低，一般都出身于非洲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例如教员、牧师、医生、邮局职工、新闻工作者和殖民地雇员等，身受资本主义压迫，具有强烈的民族感和爱国心，期盼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国家。另外，直到20世纪60年代，工人阶级的数量约1400万人，只占非洲当时总人口5%左右。 对于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恩图拉·马西莱拉（Ntongela Masilela）曾作了这样的评论：“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以下历史对比：前者是失败的产物，而后者是胜利的产物；前者主要涉及哲学领域，而后者则聚焦政治辩证法；前者是理论和实践的分离，而后者则是理论和实践深刻完善的表现；前者理论化了美学，而后者理论化了一个新的历史领域。在许多方面，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主旨的延续，而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三、非洲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之得失正如同马西莱拉所说的，非洲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中国一样，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与苏联、中国不同的是，非洲存在着三类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其指导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是相异的、多样化的。非洲社会主义的实践虽然短暂，但也应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唐大盾等人所著的《非洲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实践》一书中，分析和描述了20世纪非洲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形态。但归结起来，非洲社会主义大概可以有四种类型：以加纳、坦桑尼亚等国为代表的“非洲村社社会主义”，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刚果、贝宁等国家为代表的非洲“科学社会主义”，以莫桑比克、肯尼亚等国为代表的非洲“民主社会主义”，以埃及、阿尔及利亚等为代表的“阿拉伯社会主义”。 首先，在非洲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非洲社会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曾描绘了非洲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引领着非洲社会发展走向，开创了社会发展的新时代，结束了三百年来西方帝国主义者对非洲大陆的殖民统治与奴役，使非洲获得了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主义谱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实践是多样性的、本土化的，它为人类社会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榜样。早期非洲马克思主义者恩克鲁玛、卡布拉尔、桑戈尔、尼雷尔等人选择了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分析非洲实际问题，选择非洲发展道路，甚至桑戈尔在非洲首次提出了“非洲社会主义”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意味着非洲社会主义是与当地情况相结合、与泛非主义相结合的。“非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具有时代性概念的提出，其“基本理论观点是社会主义源自本土，社会主义是非洲唯一的发展道路，而且非洲具备超越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和能力。” 由于20世纪末期，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尤其自苏东剧变以来，非洲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宣布放弃社会主义，无论是“乌贾马”运动、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一夜之间几乎消失殆尽。多数非洲国家在政治上开始积极拥抱西方民主制和多党制，经济上也开始向市场体系倾斜。然而，多党制与一党制、新自由主义经济与计划经济，两者都无法证明谁更适合于非洲的发展。在非洲转向经济自由的30余年中，是否为非洲带来了真正的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现实的状况是非洲依旧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屡遭西方资本的剥削与侵蚀。各国政府不同程度的腐败与执政治理能力的低下，包括宗教、种族与阶级矛盾相交织、内战频发与政局动荡，教育、医疗落后等等严峻的现实社会问题，从根本上仍然制约着今天非洲大陆的发展。尽管，非洲曾出现过诸如恩克鲁玛、尼雷尔、法农和卡布拉尔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非洲已经寥寥无几。 那么，一个亟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回答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实践之失败究竟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非洲国家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存在误解，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与方法论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是一个典范性人物，我们可以从列宁那里得到如何理解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列宁凭借马克思的辩证法深入俄国实际，分析了俄国国情，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结论，建成了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第二，多数非洲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阶级斗争理论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主要形式。非洲独立前的知识分子群体主要由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开办的教会学校培养以及出国留学者所构成，这些知识分子所学知识基本上来源于西方国家的科学知识、价值观和宗教意识，经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使他们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当他们认识非洲国家的现实时，却以这些西方知识为指导，他们看到了非洲原始部落存在的状况，但却忽视了阶级分析。例如，卡布拉尔在1966年哈瓦那讲演中就认为，阶级斗争理论不适用于非洲，只有生产力才是推动非洲社会发展的动力。当然，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走向独立，例如尼雷尔，桑戈尔等，事实确实如此，部分国家的独立是在民族解放潮流中自然过渡的，他们没有通过剧烈的阶级对抗，而是通过殖民主义者的和平认同。但正是因为这种和平过渡，使得非洲国家难以摆脱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依附。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 第三，非洲国家领导人未能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以致在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无法实现人民的期望。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民的历史。共产党人应当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动员群众发动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注重客观事实，注重群众和阶级，而不是注重个别人物等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上述实际情况的特点必然赞成当前策略的特点。” 第四，非洲国家领导人没有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以致在社会发展道路上导致了形式主义的错误。非洲独立后，先后有23个国家宣告走社会主义道路，桑戈尔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了“非洲社会主义”的概念，宣称社会主义是非洲唯一的发展之路。之后，形成了非洲村社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流派，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之所以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剧变后一夜间宣告破产，一方面是由于非洲领导人大部分都是在欧美国家留学并接受西方政治思想的，另一方面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是密切相关的。列宁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 同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况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取得胜利。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必须分阶段进行，在每一阶段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指导，科学地确定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分别制定适合于这些阶段的方针政策、战略策略，领导全体国民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实现这些目标和任务而奋斗。因此，在我们看来，当代的非洲马克思主义者和致力于社会主义愿景的人民政党必须实现泛非主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结合，团结全非洲人民，带领非洲人民进行勤奋劳动和艰苦奋斗，始终坚持为满足非洲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不懈努力。 注释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2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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