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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社会情势中的国家 作者：巴迪欧 蓝江，译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五辑）》
阿兰·巴迪欧（1937年-） 中译注：巴迪欧十分喜欢用état的双关意义来表达情势中的结构概念，在一般情况下，作为一种再现的情势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思考和理解的状态，巴迪欧将这种状态叫做情势状态（état de la situation），情势状态与情势（situation）不同，前者在主体的命名之下已经变得可读，后者则是一种未被结构化的显现，它不可读，亦不可见。情势状态确定了情势计数为一（compte-pour-un）的原则，从而使得情势的任何项（terme）都可以在这种原则下得到再现（réprésention），对巴迪欧来说，这与国家的秩序化立法是一致的，国家也是用一种计数为一的原则使得自身秩序化和合法化。可以参看Alain Badiou, L’ être et événement, Paris: seuil, 1988, p. 119. 在翻译的时候，一般来说大写的État翻译成“国家”，特定的词组，如état de la situation翻译成“情势状态”，其他的état鉴于情况，分部译作“状态”，或者“国家/状态”。 在沉思8中，我说过每一个结构化的表现在情势状态（état de la situation）的命名（nommée）下都有一个元结构（métastructure）的存在。为了深化这一问题，我援引了一个经验论；每一种有效显现的多元性（multiplicité）都必须在隶从于结构或计数（compte）的重复生产（réduplication）之下揭示自身。我这里可以给出一个重复生产的例子，即历史社会情势（situation historico-sociale）（我将在沉思11和12中来处理自然的问题）。除了对情势概念的检验之外，这个举例的沉思也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查显现存在（l’ être-présenté）范畴的机会，这些范畴有正常性（la normalité），独特性（la singularité）和赘生物（l’ excroissance）。 的确，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巨大贡献是其对国家（État）的理解在本质上不是从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的，以及其存在的辩证法并非主体的多的权威性。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 在他那里，这并非一个新观念。亚里士多德已经强调过，那些阻止可思考的结构（与概念的平衡相一致）变成现实的，以及让政治成为一个奇特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病理性（暴君制、寡头制、民主制）通常比正常性（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更占优势——的限定规则最终是贫富的存在。此外，亚里士多德曾怀疑，在这个存在之前，作为纯粹思想的政治性（le politique）会陷入最终和真正的绝境，亚里士多德并不知道它是如何被遮蔽的，他对政治性是否是完全“自然的”产生怀疑，因为他最渴望的是中产阶级的拓展——在理性上，拓展为普遍性。这样，亚里士多德清晰地认识到真实的国家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比同其自身的断裂（dé-liaison）、其自身中对立之间的联系更少，此外，最终政治（la politique）与政治性（le politique）哲学论述不相适应，因为国家在其自身的具体目标中对自身的界定，与其说它是从公民的地位平衡来进行的，不如说是从庞大的大众角度来界定的——这个团体通常结成党派——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其流变上，都是由穷人和富人构成的。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 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直接建立了国家同其因数（sous-multiple）的关系，而不是同其情势的项（terme）的关系。它提出国家确立的计数为一（compte-pour-un）在其起源上并不是由于个体的多，而是由于个体的阶级的多。即便我们抛弃了阶级这个词汇，国家的形式观念，即作为历史社会情势的状态，在本质上处理的是子集（sous-ensembles），而不是个体。这个观念必须这样理解：国家的本质并不必须认识个体，也就是说当在具体的例子中，不得不去认识个体时，通常是按照计数原则来进行的，这种计数原则不关心个体本身的样子。甚至除了那些最极端自由散漫、不规则和愚蠢至极的部分外，国家施加在这样或者这样的个体之上的强制划分（coercition），只能通过强制性共同“利益”来空泛地（nullement）指示出国家的定义，这些共同“利益”承载的是这样的个体，或者是一般性个体。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必须让粗俗的马克思主义知道这个观念，即“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我对此提出的解释是，国家只能通过一个将情势之中的诸多派别（parties）当作一（faire-un）的法则来践行其统治，此外，国家的职能是让所有的在某个情势中的多的合成的合成（compositions de compositions de multiples）都得到一一授予资格（qualifier），也就是说，在情势考虑它自己的项的情况下，借助一种“已经”结构化的历史表达来确保其一般的连贯性。
国家仅仅是每一种历史社会情势的必然的元结构，也就是说，其法则保障了那里只有一，但并不是在社会的即时性（l’immédiat）上——这总是由非国家结构来提供——而是在它的子集的集合上。当我们说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时，马克思主义设定的就是这种一的效果。如果这个公式被假定为国家是阶级统治所“拥有”的工具，它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要让它具有某种意义，就国家的效果（在历史社会表达的复杂的派系中导致结果上的一）而言，它总是一个结构，就是说，必须要有一种计算法则，并产生一致的结果（une uniformité de l’effet）。至少，这种由“统治阶级”设定的一致性，在表达的语义学上是贴切的。 马克思主义的陈述还有另一个益处，如果其只能在其纯形式中，即在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的姿态中进行理解，那么这表明国家通常再现（re- présente）了已经显现（présenté）的东西。这同样表明对统治阶级的定义并不是从国家来定义的，而是从经济和社会来定义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资产阶级的表达不是国家的偏见，评判资产阶级的标准是对生产方式的占有、所有制体制、资本积累等等。
说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有一个好处就是表明了国家是对已经在历史和社会中显现的东西的再现。这种再现明显与作为结构性再现的政府的性质无关。这指出国家在将历史社会表达的子集和派别归为一时，以及按照其法则对它们进行一一确认资格时，国家通常是由情势显现的项的再现来定义的——按照其所属的多之多（multiples de multiples），因此是按照它们属于在情势中所包含（inclus）的东西。当然，马克思主义的陈述太过有限，其不能理解（情势）状态的国家。但其走在正确方向上，它知道国家操作的对诸多派别计数为一的特殊形式，这通常是其采用的再现的表达，因此，国家成为了历史社会情势的结构，其确保了来自于一切的一。 我们非常清楚，为什么国家同历史社会的表达绝对地联系在一起，但又与之相分离。 国家仅仅同那些一已经建立的派别，即多之多已被情势的结构计数为一的表达相关。从这一点而言，国家与在表达运行中的社会历史相关。国家仅仅只能再现，不能产生一种零值的多（nul multiple）——零值项（nul terme）——在情势中没有其元素。这正是国家的行政和管理功能所要做的，这个功能在其精心的一致性上，以及附加在其上的特殊的限制上，通过情势状态的存在，比划分功能有着更多结构性和持久性。一方面，由于社会的派别超越了其项值，因为包含在一个历史情势中的子集不能简化为属于其子集的因数，国家必然——作为计数的操作者，并保障着一的普遍性——是一个分离的机器。如同其它所有情势状态一样，历史社会情势的国家从属于过剩点定理（见沉思7）。其处理的东西，即情势的子集的巨大的、无限的网络，迫使国家不等同于原初结构，其设定了表达的连贯性，也就是即时性的社会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资本主义国家既与资本相分离，又与一般性结构效果相分离。当然，通过计数、管理、以及子集秩序化，国家再现了已经被社会的“资本主义”本质结构化了的项。然而，作为一个操作者，国家是清楚的。分离界定了划分性功能，因为后者关系到遵循“处处闪现”（vient d’ailleurs）规则的项的瞬间结构。这种划分是这样的原则，即它形成了这样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可以在对部分的计数中对一进行保障。例如，如果国家处置一个个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个体都会被作为“它自身”，也就是作为在情势的结构化瞬间已经接受了一的多来被计数为一。个体被看作一个子集，也就是说——引入一个数学概念（参考沉思5），也是一个本体论概念——作为它自身的单元素集（singleton）。不像安托瓦尼·多贝索（Antoine Dombasle），无限的多的恰当的名字，而是如同{安托瓦尼·多贝索}，由名字形成的一（mise-en-un）建构起来的独一性（unicité）的惰性图像（figure indifférente）。
比如说，“投票”的不是某个主体，而毋宁是其国家按照其自己的一再现出来的分立的结构的派别，这就是说，某人只是集合的一个元素，而不是一个作为即时性的多的“某人”。个体总是心甘情愿，或者不心甘情愿地隶从于一个元素划分，从属于构成了其它所有界限，包括被处死的界限的限制。划分的强制性并不是在于属于（appartient）社会的某人的存在上，而是作为包含在社会之中的某人。在根本上，国家对属于并不关心，但它始终关心它所包含的内容。所有连续性子集都是被国家立即计数或者考虑的，无论如何，它是再现之物（matière à réprésention）。与其表面上所宣称的相反，很明显最终当其成为人民的生活琐事，也就是说成为他们所接受的一之下的多，国家就不会再受关注。这即是其最终的和不可避免的分裂深度。 然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线索暴露了自己的致命的含混性。当然，恩格斯和列宁都概括地界定了国家的分离性；还有，他们展现了——他们是对的——这个划分是对这种分离的重复。最终，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的本质是它的官僚制和军队机制，亦即，倘若从即时性情势和它的项值的角度来考察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对社会即时性的结构的溢出（excès），其特征是怪异的赘生物。
列宁（1870-1924年）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赘生物”这个概念。在前面的沉思中，我已经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与一的效果的情势统一性相关的类型（都既考虑了属于，也考虑了包含）：正常性（既显现也再现）；独特性（显现但不再现）；赘生物（再现但不显现）。很明显，剩下的只有空（vide）了，因为它既不显现也不再现。 恩格斯非常清楚地在国家官僚制和军队机制中标示出赘生物的标志。毫无疑问，情势的这个部分是再现而不是显现。这是因为它们自身要进行再现的操作。非常准确！古典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矛盾也体现在这一点上：因为只有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才会存在赘生物，想一下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赘生物。为了最后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程序提出革命性的毁灭，因而也提出了再现的结局和单一显现的普遍性。 这个矛盾的源自何处？在这里我们要记得，对于恩格斯来说，国家的分离并不直接源于阶级（作为派别）的简单存在；毋宁是源于他们之间利益的斗争本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 在许多重要的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斗争——实际上，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在两个阶级之间，正是他们生产了历史表达的连贯性。为了这个目的，如果对武器的垄断以及结构化暴力没有从其国家机器的形式中分离出来，那将会是永久的内战状态。 我们必须非常小心翼翼地来引介经典陈述，因为他们包含一个极深刻的观念，即国家不是建立在用以表达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用以禁止的社会断裂的基础上。或者，更准确的说，国家的分离与其说是表达连贯性的后果，不如说是源于不连贯的危险。这个观念回到了霍布斯那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必然需要一个绝对的超验权威），它在下面的形式中基本上是正确的：如果在一个（历史的或非历史的）情势中，非得通过元结构来计算派别，这是由于它溢出了其项值，无法用原初计算来计数，需要为空的确定性设定一个潜在位置。这样，的确国家的分离追求了一种统一性，它超越了属于情势国家的项值的一的效果，来达到包含着诸多要素的稳固的主性（maîtrise），为了不至于发生意外，空是可定位的——在计数与被计数之间的鸿沟——让连续性无法穿越的这种不连贯性。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 当空的标志浮现时，也就是说，在一般意义上讲，即一种不连贯性或者暴动的出现，国家是无能为力的，国家禁止“三个人以上的聚会”，就是说他们明显地宣布他们不能容忍这些“派别”之一，这样就声明了国家的功能是在数字上的包含，为的是维持其所属于的连贯性。 然而，恩格斯所说的并不准确：粗略地讲，对于恩格斯来说，用我在沉思8里面的术语，资产阶级是一个常值项（un terme normal）（它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显现，又被国家所再现），无产阶级是一个单值项（un terme singulier）（它显现但不再现），国家机器是一个赘生物。国家最终的根基在与单值项和常值项微细了一种他们之间对立的分裂，或者断裂的国家/状态。国家的赘生物因此是这样一个结果，即参照的不是不可显现之物，而是表达中的差异。然后，在对这些差异的修正的基础上，我们能够期望国家逐渐消失。这足矣让单值变成普遍的，这也叫做阶级的终结，其意味着派别的终结，因而任何对溢出的控制的必要性也丧失殆尽了。
《利维坦》的法律图像 我们注意到，从这个观点中，共产主义将会在最终个体的无限制的体制上变成现实。 实际上，古典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描述在形式上是正确的，但出问题的是他的一般辩证法。一个情势状态的两个主要参数，即空的不可显现的漂浮性（l’imprésentable errance du vide），以及包含对属于的溢出的不可修复性(l’excès irremediable de l’inclusion sur l’appartenance)，都被恩格斯当作是在其中进行计数的表达的特殊性。空被简单地还原成为非再现模式；对部分的分别计数被还原成资产阶级利益的非普遍性，或者在常值和单值之间的表达性分裂；最终，他讲计数为一的机制还原为一种赘生物，因为他并没有理解他所处置的溢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就是存在的定理。
这些问题的结果是政治在这里只能被定义为对国家的攻击，无论这种攻击是采用何种模式，无论是和平还是暴力。对于这样一种攻击来说，通过争论赘生物是不可容忍的，来推动单值对常值的多的反抗就足够了。不过，如果政府，甚至国家机器的物质实体可以被颠覆和摧毁，即便在政治上非常有利于这样做的环境中，我们都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这样的国家，也就是在部分（派别）的多之上重新恢复一的国家/状态，不可能被简单地攻击和摧毁。十月革命之后不到五年，列宁去世之前仍然对国家仍然卑劣地持存着感到失望。对于更冷静也更富冒险精神的毛泽东来说，人们二十五年掌权和十年极度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宣布，没有什么发生大的改变。
毛泽东（1893-1976年） 这是因为，即便是政治变革，我指的是正义的激进路线，国家始终与之如影随形，它不能以任何方式让后者来引导，因为国家准确来说是非政治的，它不可能发生改变，众所周知，在这样一种改变中几乎没有什么战略价值。 国家的起源并不是斗争，因为我们不能想象空的辩证法和溢出变成一种斗争。毫无疑问，政治本身必须起源于同国家/状态的相同的地方，即在那种辩证法之中。但这当然不是为了 抓住国家，也不是为了重复国家的效果。相反，政治将自身的存在建基于它能够建立其空与溢出的能力之上，这与国家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唯有通过这个差异，才可以将政治从国家主义的再生的一（l’un de la reassuranceétatique）中抽离出来。
与站在国家之墙下的战士不同，坚韧的政治斗士守护着事件引发的空，因为它同事件格斗（参见沉思17），在其中国家看不到自己的主性。政治斗士们，只要一个闪光的刹那，去聆听那不可显现的点，于是也忠实于其恰当的名字，最后，他们将被赋予——或者听到，我们不能决定——位置的非位置，即空。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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