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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别动辄就拿“女性普遍比男性优秀”说事

 昵称60624765 2023-02-28 发布于广东
婚育问题依然是多数人的头等大事

在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上,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正经历着人口和家庭的双重变迁,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具体的数据是,2020年,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62人,较2010年减少了0.48人,也就是说,十年间,两个家庭户将近减少1人。对此官方的解释是,家庭观念变化带来的延迟婚育、不婚不育,成为我国生育水平下行的最主要因素。

另外,全国适龄人口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0世纪80年代的22岁持续上升至2020年的26.3岁,初育年龄推迟到27.2岁。显而易见,女性初婚初育的年龄都往后推了好几年,只是推后不只是推后,也暗含着女性婚育意愿持续走低。

因为官方的调研数据显示,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可能有人会强调,生育需求可能受疫情影响,也就是疫情给多数人带来的直接不便和造成的收入下滑,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但是,当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和“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时,只能说比起生育观念的影响,疫情的影响微乎其微。

与此同时,女性现有子女数由2019年的1.63下降到2022年的1.19。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因为2015年才6.1%,可短短5年,到了2020年就接近10%了。实际上,国家统计局在“年鉴2022”中就已经提到“人口负增长”和“初婚创新低”的问题。

但也只是基于笼统数据进行了趋势性图解,而对于“女性终身无孩率”的问题并没有直接指出,也没有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所以当时很多人给出很多评价和解释,也自然是浮于表面的。最典型的就是“压力大”的论调,认为这是“人口负增长”和“初婚创新低”的主要原因。

只是我们会发现,“压力大”只能解释“人口负增长”和“初婚创新低”中“想生”、“想结”却“生不起”和“结不起”的情况,而对于“生得起”和“结得起”也就是“不生”、“不结”的情况,其实是解释不了的。因为它完全忽视了观念的作用,仅仅只强调了经济的作用。

近20年初婚人数趋势

当然,基于婚育是大多数人的“必选项”来讲,在默认都“想生”、“想结”的情况下,强调“压力大”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个压力大并非简单的指“生不起”和“结不起”,而是更强调“生后”、“结后”的质量问题。就此而言,到最后自然还是归结到观念上来了,也就是人们不再只是为眼前的“能生”、“能结”考虑,更多是考虑之后的问题。

这里面的基本逻辑是,个人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一旦提高水准则如同上瘾,而难以解除欲望,简言之,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之所以这样强调,并不是说提高物质生活水准不好,而是正因为好,人们在做出生活格局的调整时就更谨慎了。

放到婚育上理解就是,无论男女都不希望婚育把自己和未来的生活埋葬。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单身不香吗?”和“丁克不香吗?”的潮流性反问。毫不夸张地讲,这种“个人先于社会”的信念,不仅否定了“传宗接代”(生殖延续)的传统认知,也否定了婚育对于社会建构的积极一面。

由此再去审视“压力大”的论调,显然会觉得不够严谨,甚至有些想当然。同样对于“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的问题也是如此,不能动辄就拿“女性普遍比男性优秀”说事。因为所谓的A女配B男、B女配C男的印象,更多是叙事的问题,而非是普遍现象。

并且人们的普遍强调也只是“基于学历”,但就这个维度上也依然是不够客观的。要知道,仅就专科、本科阶段来讲,一般的院校里确实有种“女生多于男生”的既视感,但是放到“211系”、“985系”院校中看,男生就比女生多了,而且再看博士、硕士的比例,就更明显了。

掰扯这个问题,倒不是想绝对的论证“男性女性谁更优秀”,而是想说就算谁更优秀,回到婚姻的结合上,也只是个单一因素,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对于婚姻的考量来讲,牵涉到情感、学历、工作、家庭等等诸多因素,不是说谁比谁在单一的因素上强势,谁好像在婚姻结合的选择上就更主导。

换句话说,“女性普遍比男性优秀”只是勉强解释了学历高低现象,而回到婚姻配对、生育决策上,如果还用这个逻辑解释和揶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除了会引发两性讨论在立场上的口水之争,并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低生育率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就比如日本、新加坡等国从上世纪就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但2020年生育水平还分别处于1.3、1.1的极低水平。如此之下,如果生育保障水平暂时不能大幅提升,那么也只能把婚育观念的引导作为当务之急了。

因为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21年的调查数据,35岁以下女性只有不到70%的人认为“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对此官方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要充分发挥新型婚育文化的引领作用,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落实年休假制度,逐步调整缩短工作时间,推行弹性工作制,给家庭生活和休闲旅游更多支持。大力发展家政、养老、托幼托育产业,不断为家庭建设赋能增效。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持续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这里面有很多话是比较套化的,但是其中有几点方向还是可圈可点,就比如“休假制度,逐步调整缩短工作时间,推行弹性工作制,给家庭生活和休闲旅游更多支持。大力发展家政、养老、托幼托育产业,不断为家庭建设赋能增效。”

也就是说,只有先解决了实质性问题,或是实质性问题跟观念问题同时解决,才可能让更多人基于自由决策下,往“想生”、“想结”上走。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观念往往受现实左右,也就是能让他(她)们看到婚育对人生的加持,才能让他(她)他们有“想生”,“想接”的意愿。

当然我们这里强调的是社会建构层面的考量,而回到自身的选择上,任何时候,意愿本身都不应该被强力绑架。由此再去看家庭层面的“催婚”和“催生”,显然关于婚育观念的冲突,也应该被看到、被疏通,当然更重要的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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