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铜鼓是我国南方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它在“蛮”疆的远古时期就已盛行。 海南岛铜鼓的发掘是北部湾铜鼓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上来看，海南岛位于该地区的中部，也是南中国海地区中国文化的咽喉要道。 中国的铜鼓是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湘西、湖南省、广西、海南等地。从铸造、使用、流传地区来划分的，可以将其划分为滇系铜鼓和粤系铜鼓，共八种风格。  根据一九八零年全国12个省、市、区的铜鼓普查，各地文博机构、科研机构共收藏铜鼓1460余件，但尚未涵盖河南，辽宁，吉林，安徽，福建，山东，江西，陕西，台湾。 中国铜鼓的现存数量，其实已经远远不止这些，而且，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份也陆续有新的铜鼓被发掘出来，新发掘铜鼓的地方包括海南岛建国后的陵水，文昌，儋州，昌江等地。 海南是南方铜鼓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海南的铜鼓数量相对邻近的广东和广西来说，虽然铜鼓的绝对数量不多，但是它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如海口，文昌，万宁，陵水，澄迈，东方，儋州，临等地。  这些珍贵的铜鼓乐器，不但是海南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物证”，同时也是研究华南少数民族铜鼓文化、东南亚地区铜鼓分布、人口迁移、民族流变、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 历史上海南岛铜鼓的发现情况虽然时代变迁，但曾经使用过它的人，在他们居住的地方，都会有它的痕迹。根据古籍记载，琼州地区早在明代永乐时期就已有关于铜鼓的记载。 海南各类地方志记载的铜鼓约有十余件，它们大多分布在琼山，昌江，东方，文昌，定安，万宁，海南岛周围的沿海地区。 另外，在文昌、屯昌和万宁等地，也出现了以铜鼓为代表的地名，这些地名都与铜鼓的出土有一定的联系。南宋中叶《舆地纪胜》记载： 
《琼州府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琼台志·山川》中记载，儋县马蝗山“相传有一支军队驻扎在这里，每挖出一件铜鼓、一件钟。” 从“俗传”中的记载可以看出，海南岛自宋朝起就已经出土了铜鼓，并且被视为“稀罕”物品，由此可以看出，“风行”铜鼓在海南的历史，应当十分悠久。 虽然文献记载不能作为考古学的实证资料，但是它也能为我们提供大量的历史资料。  从历代地方志对海南铜鼓的描述来看，主要有：线纹、龟纹、太阳纹、乳钉纹、水纹、回纹、弦纹等；从立体的角度来看，主要有蛙、蛙（幼蛙）、狮等； 通过对铜鼓的记载和对铜鼓的形制的研究，可以推测出海南地区主要是北方的铜鼓，这与海南近几年发现的铜鼓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现在试着列举一些例子，并进行分析。 1.多辉溪铜鼓. 《道光·琼州府志·金石》记载：
根据这一段文字的大小，可以看出，这面鼓的形状很大，鼓面很宽，直径171.6厘米，鼓高100厘米，鼓的中央有一个凸起的太阳纹，而青蛙则是一只小型的蝌蚪，与北流型的铜鼓非常吻合。  根据海南岛近几年发掘的铜鼓资料，海南地区的“北流式”也是最普遍的一种。 2.府学宫铜鼓. 《咸丰·琼山县志》中记载了一件藏在府学宫中的铜鼓：
 这是《张志》中所说的。鼓面直径91厘米，高47厘米，鼓面有八圈，鼓身也是三根琴弦，分成二十一圈，上面布满了花纹，花纹精致，虽然扁平，没有青蛙，但个头很大，很有可能是北流的。 3.天宁寺铜鼓. 海南地区的历史文献中，曾出现过一种有铭文的铜鼓，这一点在《中国古代铜鼓》中被归类为“麻江式”。 据《道光·琼州府志》记载，原琼州府城的天宁寺有一面铜鼓，上面写着：“李福通，大明成化十二年，广州府番禺县的一位客人。” 《民国琼山县·志卷十四·金石志》中记载，天宁寺的铜鼓上写着：
此鼓有明显的铸造年代，因此无须断代，属后期麻江类型，而铸此鼓者，亦可确认为广东番禺李福通。   4.莫氏祠堂的铜鼓. 在我国古代青铜鼓族中，曾有过将铜鼓划分为“雌雄”的情况，但很少有文献中有明确的例子。 《宣统·定安县志·卷十杂志》中有一对男女铜鼓：一男一女，高八寸，高一尺四寸，一面倒，一掌拍在上面。腰部稍有束带，肚脐微微凸出。 两侧各有一对耳朵，因年代久远而磨损，母耳朵少了一只。全身都是连结的线条和水蛇纹、回字纹，或用篆书，或小圆圈或星形，多生铜绿苔。  东厢莫氏祖上是宋人，元袭职为土兵。莫氏祖庙的铜鼓，是祖上流传下来的一种古老的乐器。这两个鼓的大小和形状都是一样的，应该是同一时期的，应该是莫氏的祖先们在军队中使用的。 5.临高四狮铜鼓. 民国年间，王国宪在《琼崖志·金石志》中记载：
此鼓直径六尺，形制庞大，雕工精细。兽形为走狮，铜鼓上饰有狮子，似乎是少见的。铜鼓立面的兽形形象多见于蛙、龟、鸟、牛、羊、象、虎等，反映了铜鼓民族的信仰和生活。  我国并没有狮子，狮子的形象是从西亚传入我国的，所以“千百年前”的狮子图案很有可能是老虎的错误。装饰有虎纹的铜鼓很少见，均来自于粤式铜鼓的北方和灵山。 根据海南岛各时期对铜鼓的记录，可以看出，在我国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主要是“粤式”，这与近几年在岛上发现的铜鼓的状况是一致的。 麻江铜鼓是粤式铜鼓中较晚出现的一种，它在广东也有分布。这些铜鼓是历代流传下来的，大多存放在寺院祠堂，所以容易被汉人学者所发掘，并以文字记载，但是至今没有任何关于这种铜鼓的实物资料。 然而，这些“贵为重器”的大型乐器却没能逃过百年风霜，掩盖了历史的痕迹，从而使得我们对古铜鼓的研究失去了延续。 尤其是海南岛上真正使用青铜鼓的先民，由于他们没有书写的文字，单凭文献资料很难了解他们的文化，而在资料上，他们更多地依赖于最近出土的青铜鼓。 存世铜鼓的发现和出土情况与已有文献记载的铜鼓比较，现存的铜鼓是较为可靠的资料，不但能为我们提供有关铜鼓的形制、纹样、装饰、构造、出土地点和埋葬方法等资料，而且还能反映古代青铜冶炼、铸造、乐器制作、调音设计的特殊技术。 到现在为止，在海南，陵水，昌江，儋州，文昌，临等地，已经发掘出了20多个古代的铜鼓。从类型上来看，主要为北流型、灵山型、石寨山型，以北流型为主。 从出土位置来看，铜鼓主要是在海南岛沿海一带，从琼北部向东西两边扩展，最南端不超过陵水和西线东部的两个城市。 另外，海南的一些铜鼓因为各种原因流离了海岛，已知的有广东吴川县在海南乐东农庄购买了一块北流式铜鼓。 台湾大学考古学、人类学系，昌江峻灵王庙铜鼓；日本东京国家博物馆中的海南北流式铜鼓也有文献记载，是海南铜鼓文化的一种宝贵的实物资料。 海南现存的铜鼓数量不多，因此十分宝贵，现将所知资料公诸于众。 昌江十里田铜鼓.此鼓为清代昌感县（昌江县）出土，原为海口市博物馆藏物，目前已移交海南省博物馆。 此鼓高56公分，表面直径100公分，底部直径101公分。鼓面突出，边缘向下弯曲，形成垂檐状，胸壁向下倾斜，最大直径向下，胸部和腰部的收缩速度较慢，以浅的凹陷为胸、腰部的界限，腰部的弯曲是反向的，腰部和腿之间有一条凸起的凸起，向外移动。 铜鼓上铸有四个竖立的幼蛙，3个竖立，1个竖直。铜鼓装饰古朴，鼓身中央有八芒日纹，三弦分圈。在海南省现存的最大的一面，是一个典型的北流式铜鼓。 昌江军营铜鼓此鼓于1979年出土于昌江县十月田镇南岭新村，位于南罗河岸，故俗称“营寨”，现收藏于海南省民族博物馆。 根据当地居民的说法，海南解放前，军营一带曾经发掘出2块铜鼓，但有一块已经遗失。 此鼓直径94公分，高55公分，壁厚0.5公分，鼓身上铸有八角，共有九个角，均饰有雷纹，鼓的表面比鼓的大，鼓上有一对圆形的盘形耳朵。 四个青蛙在鼓面的边缘，三个是顺时针的，一个是反向的。鼓腰分3个部分，由3条铉纹构成的环状、网状花纹，腰间有四只耳朵，造型简单、庄重，是典型的北流式铜鼓。 陵水英州铜鼓.1978年，陵水县陵水县发现了一件文物，现藏于陵水县博物馆，现为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鼓的表面已经发生了扭曲，有57公分的直径，22公分的残高，只剩下胸腹和腰部。 鼓面比鼓身要大得多，中间有一个六芒星，三环被分成七圈，中间有一条直线，从中间的太阳纹开始，一直延伸到整个鼓面。 三蛙顺时针方向，一蛙反向。两侧有两对缠丝纹环耳，一对已经损坏。 这面鼓的形状很简单，胸膛笔直，腰身弯曲，四只青蛙呈四足蹲坐，僵硬而笨拙，鼓身两边都是圆形的盘丝状花纹，这是北流铜鼓的典型特点。 临高拥武铜鼓临高县博厚镇拥武村出土的一面铜鼓，后来被发配到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一种灵山式的鼓面，鼓的表面比较薄，鼓的直径60公分，鼓身已经破损，只有29公分高。鼓上有八个光圈，每一个光圈都有十三个光圈，光圈上有四个圆圈，中间有鸟纹和花纹，看起来很是漂亮。 鼓胸腰间的肌肉逐渐萎缩，以一槽为胸，腰部为界。左右各有一对耳根宽，中间窄的桥形耳廓，六只三脚成熟的青蛙，中间有一对大而小的青蛙，这是一种很好的配合。 儋州泊潮铜鼓儋州泊潮铜鼓是在儋州光村镇泊潮新村于1999年进行的，现收藏于海南省博物馆。 鼓面直径44.5公分，有裂缝，鼓身缺得很厉害，只剩6.5公分。从现存鼓面部位来看，其体形较小，扁平无蛙形，其上有十芒日纹，纹间嵌有角形花纹。 太阳纹外侧有不同宽度和宽度的环圈，由二弦分成八圈，由主晕分成两个小圈，每个小圈由栉纹、环纹组成。 两组之间的主晕比较宽，有四只鹭鸟同时出现，这种栩栩如生的鹭鸟图案多见于石寨山铜鼓，也就是黑格尔 I型铜鼓，广泛分布于云南和广西。 儋州光村铜鼓此鼓与泊潮铜鼓出地相同，均属石寨山类型，现收藏于儋州市博物馆。 光村镇是儋州市北部，毗邻临高县，光村镇泊潮新村于1999年1月发现的一面铜鼓。 鼓面直径46公分，残高17公分，破坏程度比较严重。鼓面四到七圈之间有局部缺损，体形较小，扁平，没有蛙形。 鼓面和鼓身都有两个弦分晕，光环层层叠叠，装饰精致。鼓的表面有八个圆圈，中间有一个十芒的小圆圈，圆圈中间有一个角。二到四环的顺序是雷纹、环纹和栉纹。 第五圈为主要光环，有四个展翅的白鹭，顺时针方向。六、七、八晕分别是：栉纹、环纹、鼓面的纹饰，对仗整齐，气势雄浑。 此鼓胸腰部分残存，胴体凸起，也有精致的环纹、栉纹等装饰。从总体上来看，它属于石寨山类型。 文昌珠潭铜鼓.文昌市罗豆镇珠潭村的一位村民，于2000年12月21日在海南省文昌市发掘，是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口市博物馆发掘的。 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铜鼓，鼓的边缘有四只青蛙，鼓的中心是八个太阳，七晕，中间有一个回线，身体微微隆起，上面有一对圆形的耳朵，腰带上有一条菱形的花纹，脚上有一个缺口。鼓面直径76.5公分，残高44公分。考古学家对该鼓类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陵水新村镇的铜鼓.
其中一面是陵水县新村出土的，它的面径57厘米，残高15厘米，四只青蛙顺时针排列。三个音圈，每一个音圈都有六个光圈，光圈中央有六个光圈，光圈上布满了阴纹和云纹，鼓身上有两个音符，中施斜格子。 陵水北高铜鼓.1982年春天，在陵水县英洲公社鹅仔大队北高村，一位农民在耕作中发现了一座“灵山”式的铜鼓。 出土时鼓足朝天，鼓身已经破损，目前被陵水县博物馆收藏。鼓面直径46.1公分，鼓身仅剩22公分。 此鼓造型古朴，工艺粗糙。鼓面比鼓身大，中心有六个光圈，呈放射状。一圈一圈，中间用一只鸟的图案装饰。鼓身仅剩的一块，胸、腰都很分明，没有任何花纹。 胸与腰之间有四只扁平的耳朵，每一对都很相似。 陵水岭门铜鼓.中国古铜鼓研究会所著《中国古代铜鼓》一书，现已不知所踪。 《中国古代铜鼓》记载，陵水县岭门农场1977年出土的鼓面和鼓体残片，其面径55公分。四只青蛙沿着逆时针方向旋转，三弦分界。 鼓上有七个光圈，中间有六个光圈，光圈上有一道道闪电。鼓体碎片均用半圆形填充线纹装饰，属于北流类型的铜鼓。 陵水福湾铜鼓.根据广东省博物馆张维《广东地区新发现和出土的铜鼓》一文，陵水县英洲公社福湾村的农民于1983年8月27日在后海滩的一座高沙丘上挖掘一块铜鼓。 这是一种灵山形状的鼓，直径28公分，鼓的中心有一个太阳图案，它的形状像是一个圆形的凸起，上面有八个尖锐的光圈，光圈很短，很粗。 从内到外，第一到第五圈是三个音圈，光圈的纹路模糊不清，第二圈和第四圈有同心圆圈，第三圈和第五圈有鹭鸟图案。六、七圈为二弦分晕，皆以水波为装饰。鼓面六和七晕间有6只立体蛙，按顺时针方向等距离排列。 鼓面比鼓身大，高32公分，分胸、腰、足三个部分，胸和腰间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腰间有一条弧形的弧形，腰间有一条弯曲的肋骨，脚上有一条褶皱。 胸前和腰际附近，各有四只扁平的耳朵，上面绣着节状的花纹，每一对都很相似，分成两组。鼓面上有三弦分晕，一共十一圈，每圈都有云雷纹和水纹。 鼓面及鼓脚均有破损，每件重19千克。目前，这面大鼓的收藏地点还不得而知。 海南岛虽然有大量的铜矿，但在古史上却没有任何关于铜矿的记载，也没有关于铜矿的冶炼和铸造业。直到赵慎畛的《榆巢杂识》中记载：
《德宗光绪实录》中记载：
从海南昌江可以看出，直到晚清，石碌铜矿才开始大规模的开发，而且主要是通过海口港口出岛冶炼的铜矿。以前黎人检采铜矿，只卖作颜料，或用来做日常生活用具。 因此，不论从年代或铸造技术上，铜鼓显都不是本岛出产的，而是“舶来品”，由岛内内陆引进。 虽然《琼州府志》记载了天宁寺铜鼓是大明成化十二年“广州番禺客李福通所铸”，但这并不能证明它是在海南地区制作的。 海南铜鼓的历史渊源，是过去海南铜鼓材料匮乏的主要原因。 比如，以往的学者们都认为，灵山型铜鼓的地理位置，不会向东跨越云开山脉，也不会越出雷州。 但实际上，在海南的临高和陵水都发现了灵山铜鼓。尤其是以往一般认为海南是“粤系铜鼓”的主要产地，儋州出土的两件石寨山型铜鼓是“滇系铜鼓”的代表，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海南古时的铜鼓文化。 石寨山型（黑格尔 I型）是早期铜鼓的典型类型，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广西和越南，北部湾地区。 海南儋州，地处北部湾的最前沿，在本区发现了两座石寨山铜鼓，这两座铜鼓是海南岛铜鼓文化的时代，由以前的传统观念，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海南在此期间没有受到北方汉人的影响，因此，可以确定他们是海南黎族的祖先。从已知的实物资料来看，海南已发现的铜鼓主要为石寨山型、北流型、灵山型，其中以北流型为主。 北流式铜鼓（黑格尔 II）的铸造时间为西汉和唐朝，灵山型青铜鼓的铸造时间较晚，唐代青铜鼓的下限也较早，因此可以推测海南铜鼓文化从汉到唐的鼎盛时期。 海南铜鼓分布自琼北环海沿岛屿向东，东面为琼山，文昌，琼海，陵水，西面为临高，儋州，昌江，东方，中南部山区，三亚，都未发现铜鼓。 海岛附近的沿海一带，曾是黎族祖先的聚居地，宋朝大学者苏东坡贬居儋州，与黎人混居在一起，他写下了一首“铜鼓葫芦，唱此间送别”。 结语由于各种原因和人民的压迫，黎族人被迫向五指山深处迁移，沿海地区也逐渐被汉人或“汉化的黎人”所占据。 但这时，在我国南方的铜鼓文化已经日渐衰落，新“迁入”的外来人口也不会再用铜鼓了，所以每次挖到这种器物，都会十分惊叹，这一“稀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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