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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写信、约见面，打探名人的私生活和丑闻，18世纪的法国人追起星来和现代人一样疯狂。本文详述了法国历史学家安托内·里勒蒂所研究的“追星文化”，挖掘当时名人现象的产生机制，重新审视哈贝马斯提出的“启蒙时代的公共空间是一种批判与理性的讨论空间”的观点，呈现出公众非理性的一面，为我们理解启蒙时代、现代民主的起源以及它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名人”的诞生 文 ｜ 汤晓燕 （《读书》2023年2期新刊） 里勒蒂详细回溯了关于名人诞生的谱系学。他首先引出了现代名人现象的第一位人物——伏尔泰。当年老的伏尔泰回到巴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民众热情，人们甚至在剧院里即兴为他举行了加冕月桂花环的仪式。伏尔泰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当时的《文人共和国秘史》中，描绘他起床场景的版画到处在售卖。一方面伏尔泰在生前已经享有原本应该在去世之后才拥有的崇拜与荣誉，这是名人效应的显著特征之一。另一方面，当时的公众对于他的狂热中隐含着某种让人不安的元素。他们对伏尔泰的私人生活充满了好奇，以至于伏尔泰本人对此愤怒异常，觉得自己仿佛一个“应该在展示架上的怪物”。他所获得的关注与当时的一名喜剧演员获得的成功如出一辙。名人伏尔泰所遭遇到的一切，正是此后其他所有名人将要面对的矛盾境遇，伏尔泰的故事就像是一个正在徐徐拉开帷幕的名人世代的序曲。
随后，里勒蒂把目光投射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十八世纪巴黎和伦敦的戏剧界所发生的特殊现象。出色的演员在这个时期开始成为历史上第一批明星，他们获得了异乎寻常的高收入，受到热烈追捧。他们的声望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也使他们的私生活成为公众好奇心的猎物。不论是英国的妮尔·格温、凯蒂·克莱夫、西顿斯，还是来自意大利的法里内利和杜坦奇，抑或是法国的弗朗索瓦·塔玛，他们无不都是因为出色的演艺水平而广受欢迎，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遇到了名声带来的副作用，从在大街上被人认出到被公众与媒体无休止地讨论私生活乃至丑闻的方方面面。 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热烈地给这些演艺界名人写信，抒发自己的情感或者表露出与后者见面的渴望。譬如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时期的著名演员塔玛收到的大量信件至今保留在法兰西剧院的档案室里。而写信或者是造访恰好是公众与名人之间建立平等的情感联系的途径。这就触及了名人现象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十八世纪人们对于个体情感需求的渴望，“名人能帮助他们自我定义和定位”。名人现象的出现还有其他多种要素。其中，以十八世纪报刊业崛起为标志的“第一次媒体革命”扮演了重要的推动力。期刊报纸的出现引发了“大众传媒将文本和图像传播给其数不可估量的公众，成为社会交往的普遍方式”。名人的个人形象可通过肖像画、版画、小雕像等方式大为流行。报刊媒体也热衷于报道名人的私生活以满足公众窥探的好奇心，“名人的生活，他们的脸孔和事迹成了公众消费的一种商品”。这一时期的新式传记相比以往传记的赞美伟大人物，更加注重人物“私生活的真实性和趣味性”，作者往往声称非常了解主人公，或者掌握着他人所不知的秘密素材。传记的主人公也不再是王公贵族，作家、演员甚至出名的罪犯，都可能成为一部畅销传记的主人公。名人或真或假的故事不仅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而且后者的追捧更引发了十八世纪的名人商业文化，无数的期刊、肖像画家、雕塑家、剧院老板、传记作者都从中获利。
法里内利（Farinelli），原名卡洛尔·玛利亚·布罗斯基（Carlo Maria Broschi），十八世纪意大利著名阉伶 （图源：wikipedia.org） 当然，十八世纪名人现象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最重要的一点是，“名气不再是同行评判的结果，比如文学圈子内部；也不再是作家和大贵族之间选择性关系的结果，比如宫廷资助。大多数情况下，它取决于'突如其来的公众’或过分追求新奇的爱好”。此时，评价的主体由“广泛的匿名公众群体”来担任了，“公众不再仅仅是阴谋诡计的被动接收器，也是名声制造过程中新的集体行动者”。这个集体此前从未存在过，他们因喜爱同一个公众人物而分享着相同的情感，他们因为相同的好奇心而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参与进了同一场“造星运动”，并且在“共享共同的新闻时感受自己作为公众一分子的存在”。 而与此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公众的“评价标准却变化不定、模糊不清，缺乏保障”，这就带来了名声的双重性。它一方面使出名的人享受到被新的评价主体关注的各种益处，比如可以摆脱以往文人或演员需要在保护人的庇护之下生活与开展职业生涯的尴尬处境；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关注也潜藏着某种危险性，因为公众的兴趣往往不局限在作品本身，他们常常越过作品，转而对作者本人充满了好奇，“公众不但混淆了作品和作者，而且还让后者沦为好奇的对象”。 里勒蒂以卢梭为案例，具体分析了当公众摇身成为评价体系的主体之际，给深陷其中的公众人物带来的深远影响。《新爱洛伊丝》的成功激起了公众对卢梭个人的爱慕，并且“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卢梭在很多方面表现为自我推销的广告典范”，他在巴黎文学界的孤独与不合群，反为他赢得了公众的同情，因为“卢梭打破传统的赞助形式和旧制度下作家的生活方式……他向公众和自己展示了不同于精英阶层的独特一面……这保证了卢梭自己的真实性”。同时卢梭本人又饱受名气带来的困扰，以至于他粗暴地拒绝不少来拜访他的人。对于这一明显的矛盾，里勒蒂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十六世纪以来，被上流社会接纳的方式，就是遵从他们的评价体系，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从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卢梭却企图通过展示自己的奇特性，甚至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蔑视来同样获得这个社会对他的尊重”。里勒蒂把两者分别定义为社会性认可和情感认可，他指出，卢梭希望用人与人之间的共鸣或者共情来取代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评价关系。然而，虽然卢梭成功地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可他并不能确定人们关注与喜爱的究竟是真实的自己还是那个顶着让-雅克·卢梭名字的公众形象。就像卢梭自己所言：“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幻想来构思我的形象，毫不惧怕正版前来戳穿谎言。”他陷入深深的孤独之中，觉得周围的人都试图迫害他。  接下来里勒蒂把目光转向名气对当时政治人物的影响。他说：“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君主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公众批评，这种批评舆论促成了一个新的原则：民意舆论。”从路易十五的丑闻到路易十六的王后安托瓦内特所遭遇的舆论危机，无不是法国民意舆论占据公共空间的体现。同时，政治人物也意识到可以“通过个人权力吸引并控制他人的种种问题，并以此名义获取民众的支持”。例如大革命时期的米拉波便是当时最出色的演讲者，他借助演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安托瓦内特还是米拉波，他们最初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都是积极正面的形象。在一七七五年的法国民众心目中，安托瓦内特是美丽善良的王太子妃，她的纯真使她与奢华糜烂的路易十五的情妇杜白丽夫人格格不入。米拉波则曾经担任国民议会的议长，在他去世之后，入葬先贤祠。但是，他俩的政治形象却都以不堪的结局告终，前者成为邪恶王后的化身，后者因其与宫廷的联系被发现而很快被唾弃。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形象由盛而衰，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起伏。  在此作者触及了他此书真正要考察的核心内容，从文化领域转移到了政治领域，他开始涉及公众名声这一在十八世纪新出现的事物所引发的政治转型。通过描述华盛顿与拿破仑等当时著名的政治领袖拥有名声的过程，考察“名气机制在十八世纪的文化世界萌发之后开始深入到政治游戏中的政治合法性转型”。因为，名气背后实则是“民意舆论”，当名气的作用在对某个人物的公众形象形成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时候，这意味着“人民或公众在其间成了全新的合法准则”，或者说，“人气”这个新的政治概念，成为民主政体中政治化身的新标准。然而，从作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当政治选择权为民众所掌握的时候（至少在表面上），实际上需要注意下述三点。首先，民众要从公众人物呈现出来的形象中去判断其背后的真实意图与能力，那么民众是否拥有这样的理性与能力？联系前面关于十八世纪民众投射在演员身上的迷恋狂热的叙述，作者显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其次，“人气”这个词并不能取代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超凡魅力”的概念，在这里作者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对“人气”的实质做了更清晰的界定：“超凡魅力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一个严肃的、高度政治性的对象。人气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不是权威，而是一种名声，它也并非魅力四射，而是转瞬即逝的依恋。在政治领域和文化世界，甚至是在娱乐界的夹缝之间，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价值观，更是一种脆弱的权力。它可以支持当权者，但是并不能保证顺从。”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气的短暂或者说公众喜恶的转变之快，洞悉这一玄机的政治人物往往有意无意地试图去操控人气的产生过程。例如华盛顿竭力使自己的公众形象保持着沉默谦逊，并且谨慎地不让自己的私人领域暴露在公众面前。而拿破仑的故事则正如斯达尔夫人所言，“拿破仑的形象满足了公众的好奇心，但他对权力有无止境的欲望，他会尽一切可能利用他的名气”。通过上述三个相互影响的要素，名气机制逐渐改变着政治权力的运作方式，这一改变至今影响着西方的政治舞台。
拿破仑一世 里勒蒂是法国研究启蒙时代的大家罗什的学生，他于二〇一五年出版了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的《沙龙世界》。该著作另辟蹊径，绕开传统文学史的角度，从上流社会社交机制的路径对沙龙这一重要时代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研究，获得国际学界的广泛好评。在里勒蒂看来，沙龙是当时法国文化界逐渐摆脱以文艺复兴以来宫廷为代表的官方权威，建立起另一套由贵族与文人共同执掌的文化评价机制的具体场所与载体，因而在当时的文化界乃至政治领域中都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沙龙）社交是十八世纪社会、文化和政治机制的核心”。而《公众形象》一书毫无疑问是对十八世纪法国文化评价机制（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声望机制”）嬗变这一话题的接续。 当“声望机制”的话语权从宫廷转到沙龙之际，虽然评价体系开始由沙龙中的主人与宾客来主导，其权威相对宫廷而言发生了“弥散化”，不过这一社会成分斑斓复杂的群体整体而言依旧属于社会精英阶层，并且沙龙女主人或者大贵族等提供金钱资助的人在其中掌握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也是卢梭试图通过自己抄曲谱来维生从而竭力摆脱的沙龙机制。这种从沙龙土壤中培育出的“声望机制”因沙龙本身更多停留在文化层面，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政治人物身上。但是，当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到文化界的“造星运动”中时，该机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核心要义在于掌握该机制决定权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君主及其统治下的宫廷或者听命于他的“法兰西学院”，也不再是那些出身于上流社会的贵族女性和饱读诗书的文学之士组成的沙龙小团体，而是那些对公众人物具有好奇心的大众。这些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不一，或许相互之间毫无相似之处，唯一的共同点便是对同一个公众人物产生浓烈兴趣。里勒蒂的研究便是关注“声望机制”如何在新的权威主导之下演变与发展。
在史学领域，关于声望的研究并非热门领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了关于大众文化与传媒的研究，有关声望的议题虽为其中之一，但关注者寥寥。延续至八十年代，与此相关的研究依旧更多集中在大众文化及其消费者方向。不过，随着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崛起，人们开始注意到“名人文化”的重要性，开始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结构学等角度出发阐释这一现象。但直至该时期，有关“声望”的讨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或者传媒领域。从时间维度来看，集中在二十世纪之后的当代现象，把“声望”或者说“名人效应”仅仅视为一个当代才出现的现象。这种局限性的视野很有可能是社会学学者始终无法清晰界定究竟何为“声望”“名望”以及“名气”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们显然绝非只是当代的产物。西蒙 ·摩根（Simon Morgan）就曾指出，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者而言，“更果断地超越二十世纪视野的限制是一项重要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将名人的那些实际上具有更长谱系的特征误认为是当代独一无二的现象，这将使人们有可能形成关于名人应该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的不同方面联系起来的各种概念”。 里勒蒂的这部著作显然弥补了上述缺陷，他为这一研究议题引入了历史的维度，把时间线一直向前延伸至十八世纪。他通过对当时出版的报纸杂志、名人传记、回忆录以及重要人物收到的各类来信等多种资料的详细分析，清晰且系统地还原了十八世纪英国、法国等国演艺界、文化界乃至政治舞台上的著名人物“出名”的具体过程、追捧他们的公众的行为与心态，剧场老板或者各行各业的商人们如何推波助澜，以及这些人物在此过程中的种种际遇。通过把“名人现象”放置在十八世纪的历史背景之中考察，把这一现象的出现和现代社会的诞生这段历史以令人信服的逻辑勾连起来。 与此同时，由于将“名人”的“公众形象”还原到其诞生的历史环境之中，那么公共领域的诞生不可避免地与这一话题产生交集。里勒蒂在此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认为，推动着“公众形象”这一特定历史产物发展壮大的恰是那些对窥探名人私生活甚至与其产生情感连接具有强烈需求的十八世纪的公众。而由这些公众主导的“名人效应”事实上从未成功摆脱当时的精英阶层对其反复无常、随波逐流乃至粗俗浅薄的评价，这便与哈贝马斯提出的有关理性的“公共领域”产生了矛盾。据此，里勒蒂从分析历史上的“公众形象”这一角度出发，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提出了质疑。如果说哈贝马斯从当时的咖啡馆、报刊等视角提出了公众具有理性，那么，里勒蒂则从他们对“名人”狂热的好奇心以及反复无常的态度中发现了他们非理性的一面。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国重要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之一，提出了著名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对话及有力的批判（图源：wikipedia.org） 再进一步，里勒蒂发现，公众对某一“公众人物”产生兴趣，还会引发更深远的群体心态变化。他相信，当时公众的集体意识是在“当下的感觉”中锻造出来的；关注与同时代人相同的事件、拥有相同的好奇心的意识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凝聚力，这是“名人现象”的核心动因。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公众的态度能对当时著名人物的“公众形象”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民众的态度在公共领域如此举足轻重，这无疑与现代民主的起源产生了微妙的关联。 当然，里勒蒂对名人现象进行历史研究并非历史领域的唯一特例，这与名人研究近年来整体发生“历史学转向”有关。汤姆·莫尔（Tom Mole）、弗雷德·英格利斯（Fred Inglis）、乔治·米诺伊斯（Georges Minois）、斯特拉·蒂亚德（Stella Tillyard）等学者近年来也都涉猎于此。对于历史学者来说，他们不仅拓展了名人研究的历史维度，也对历史研究中的某些学说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例如，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对名人身份的“双重性”与“国王的两个身体”这一政治理论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细致分析，他认为，“国王的两个身体”学说从中世纪诞生以来，到了近现代并未消亡，因为名人现象的出现便是这一学说的“调换和转变”，即，将已取得成就的名人的两个身体分开，一个是生物学的，另一个是媒介的。罗杰克借鉴勒卡尔·施密特等人的政治思想，研究了名人在议会民主中的作用。与他观点具有某种相似性的是布赖恩·考恩（Brian Cowan），后者认为君主制和圣人的前现代历史也应当被纳入名人研究的范畴，“如果每个时代都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名人文化，那么现代早期的名人是圣人、烈士和君主，而不是主宰更晚近名人世界的音乐家和演员”。他认为这有助于理解十八世纪何以最终形成公众名声及其影响力。
【德】 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著，徐震宇译《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图源：douban.com) 总之，《公众形象》是名人研究历史转向趋势中的杰出作品，它既继承了社会学、传媒学的研究成果，也大大拓展了十八世纪启蒙研究的议题范畴。就像里勒蒂在关于此书的访谈中所说的：“远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本书明确框架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我而言，我试图做的是承认并确定与一个或多个公众的出现相关的重大转变，同时批判性地质疑许多历史学家从哈贝马斯那里借来的公共领域的定义。在我看来，它过于理性主义，过于将公共领域作为批判性讨论的空间和交流日益普遍的观点的场所。事实上，还必须将公共领域视为一个可以分享情感的空间，能够涵盖文学、艺术，但也包括奇观、娱乐和媒体流动。在像哈贝马斯这样的规范方法的背景下，这种情感维度被低估了。” （《公众形象：名人的诞生（一七五〇至一八五〇）》，［法］安托万·里勒蒂著，宋玉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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