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星名对照与考证

flyingeagle54 2023-03-01 发布于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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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一颗恒星，中国和西方的命名是不同的，为了使它们能都对应起来，四百年来一直有人在探索。

中西星名对照之发端

利马窦（1552～1610年），意大利人，传教士。他是向中国介绍西方宗教与学术思想的奠基人，在其去世前几个月，即1610年初才完成的《中国札记》中写到：“他们（中国）的星数比我们天文学家的计算整整多400个，因为他们把很多并非经常可以看到的弱星也包括在内”。到西学东渐开始时，西方“著于星图和星表的星只有1022颗”，而我国传统星官的总星数为1464颗。利马窦曾将西方的星图、星表载列之星融于中国星官名之中，不仅制成天球仪赠送给中国的权贵，还专门给天球仪配套编撰了认星歌《经天该》，一直流传至今。可惜的是，利玛窦载有中国星名的天球仪现已无处可觅。实际上，这就是恒星中西星名对照的起始，利玛窦可谓是中西星名对照的鼻祖。他当时这样做，是为了接近官员，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可也开始将中国的恒星图表引入西方现代天文学的范畴之中。由于中国图表中的恒星比西方图表中的恒星多了400多颗，两者又互有增缺，参差不齐，难以一一对应，因而许多星象已脱离了中国传统星官体系。此外，利玛窦还增加了一些南天的星座，并且用了西方星座名的汉译名。自此以后，中国的恒星图表就突破了中国传统星官体系，逐步迈向现代天文学体系。

图1 《崇祯历书》中的《见界总星图》

明代末年，在徐光启亲自督率下，由中西人士组成的历局进行了大规模的恒星观测，由此绘成的《见界总星图》共绘有1462颗恒星 (图1)。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罕见的恒星观测成果。在清代，中国的恒星组合和星数又有巨大的变化。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成书的《仪象考成续编》，是清朝由中国人独立考测、编算的第一部星表，共收3240颗星。这部星表提供了年代可靠的新测坐标值，是至今仍在沿用的恒星中文名称的主要依据。明清的恒星观测，虽说是传教士以西方恒星图表为参考文献进行的，可能是那时传教士由于避嫌（清朝的康熙历狱，令传教士心惊胆颤），致使后人没有找到当时中西对照恒星图表蓝本的遗存。正是这样，中外的天文学精英人士对中西星名的对照进行了艰辛探索。

中西星名对照的探索与成就

清朝梅文鼎（1633～1721年）的三弟梅文鼏（1642～1716年），曾考订中西恒星名数，著《中西经星同异考》一卷。我国语言学者赵元任（1892年～1982年）于1917年作《中西星名图考》，载《科学》杂志第三卷第三期，且有单行本发行。常福元与诸同事于1919年至1920年编算了一册《中西对照恒星录》，相当精谨，1920年刊印发行。中国近代著名天文学家朱文鑫（1883 年～1939年），昆山市锦溪镇人。他于20世纪二十年代绘制了《中西对照星图》（图2）。他还撰著了《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商务印书馆于1927年出版发行。天文学家高鲁（1877～1947年）撰《星象统笺》，依荷兰汉学家施古德所著《星辰考原》载列中西星名对照表。

图2 朱文鑫《中西对照星图》，采自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增订本。

一些传教士和外国汉学家对中西星名的对照也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闵明我（1639～1712年），意大利人，传教士。其于康熙二十四年继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他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发表了一册《方星图》，共九幅，收1876 颗星，依南怀仁《灵台仪象志》所列星表而绘制。卫方济（F.Noёl，比利时人，1651～1729年），传教士，其率先编制过一份《中西对照恒星表》，依《灵台仪象志》、闵明我的《方星图》等文献编制而成。

图3 （法）小德金《中国星图》中的“中西星名对照表”，采自潘鼐《中国古天文图录》。

小德金（C.L.J.de Guignes le fils，法国人，1759～1845年），法国外交官，汉学家，著名汉学家德金之子。他修改了卫方济的中西对照恒星表，并参酌闵明我的《方星图》等图表，于1781年刊行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中西星名对照表和两幅中西对照星图，名曰《中国星图》（图3）。伦敦的英国天文学会会员里夫斯（J.Reeves)在中国广东时，编制了一份《中国恒星表》（中西对照星名表，1819年英文版），收入《莫里逊中文字典》中，作为附录（图4）。

图4 （英）里夫斯《中国恒星表》，《莫里逊中文字典》中的附录。采自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增订本。

英国的威廉斯（J.Williams）曾在伦敦任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助理秘书，编纂有《中国的彗星观测》一书，另有多幅插图，刊行于1871年。书中有二十八宿宿名、距星及距度表，中英对照的三垣二十八宿星图11幅（图5）。荷兰汉学家施古德（G.Schlegel，1840～1903年）于1875 年著《星辰考原》。在这900多页的鸿篇巨著中，他考证了中国史书中759个星座和星名。根据徐发《天元历理全书》中的星图等中国古代典籍做了恒星星名的中西对照。《星辰考原》一书附有1700个中国星名与星座名及异名，并都给出了西星名。该书还另附一套中西星名对应的七幅星图。此书的中国星象更接近“我国的传统”，因而其在国内外素负盛名。

图5 （英）威廉斯《中国的彗星观测》，采自潘鼐《中国古天文图录》。

国内外这些专家学者关于中西星名对照的佳作，各具开拓性的特点，虽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可没有全面地反映出当时的天象，因而很难做出完全一致的结论。

北京天文馆的伊世同先生，从事星图工作多年，从1958年就依《仪象考成续编》着手《中西对照恒星图表》的编制。他“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劳动，进行了长期大量的考校、计算、研究和编绘，并有所发现”。1978年，时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的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院士，在为此套图表写的序言中说：“本书的出版对于我国历代星象的探讨，对于中西星名对照和考定，对流星、彗星、变星、新星的史料研究都有参考价值”。他还说，清代以后我国也出版过一些类似图书，“或者有表无图不便对照，或者是星图过于简略不够应用，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本书的出版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特别是星图部分，更填充了国内外在这方面的长期空白，是一项可喜的成就”。这套图表于198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星图分册为6 开的彩色精装本，22页，精致漂亮，十分适用；星表分册为16开本，193页，内容有恒星总纪、中西对照星表、索引和编后记等内容。这套图表，现在已成为我们查核中西对照恒星星名的文献了。

图6 伊世同先生绘制的中西对照天文图

在1962年出版的《古代汉语》（王力主编）所附的《天文图》即是伊世同先生绘制的中西对照星图。1980年他又给《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绘制了一套彩色的中西对照星图，1984年他又主编了《全天星图·2000.0》（中西对照星图），他还给其他的书刊绘制过中西对照星图。

伊世同先生所绘制的几套中西对照星图多为依据清代《仪象考成》和《仪象考成续编》星表而绘（图6），对此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清代所发表的星图、星表，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传统星象的实际，其中有补充、有修正、也有歪曲；但由于时代距我们较近，早已成为当代星名的主要依据，习传沿用，影响面广，虽然明知其中有些问题，但却不是可以轻易修改的。如果仅就星名符号来讲，也没有必要去修订，它可以成为探索历代星象的基础，只要注意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就可以了”。

认证历代史料中的恒星存在诸多难关

以上所述的关于恒星中西星名对照的研究，只是针对西学东渐以后进行恒星观测、核算、制表、绘图所取得的成果，即针对明末清初的《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灵台仪象志》、《仪象考成》和《仪象考成续编》中的星表、星图进行的中西星名对照的研究，并未涉及明朝以前历代的恒星中西星名的对照。可是我国历代天象观测的记录给现代天文学的研究中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史实和佐证，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这在天体演化学和射电天文学的研究上都具有极其重要意义。这就要确定历代文献记载的当时日食、月食、掩星、新星、彗星、流星雨等天象出现在星空中的具体位置，那么对于西学东渐以前历代的中国传统星官体系中恒星的中西对照星名应该怎样去掌握呢？

既然伊世同先生依《仪象考成续编》等文献编制的《中西对照恒星图表》“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传统星象的实际”，我们就不能完全依据《中西对照恒星图表》来认证历代史料中的恒星，只不过“它可以成为探索历代星象的基础，只要注意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就可以了”。

表1 在古代典籍中“天尊”星官名的历史嬗变表

可是其中存在哪些问题呢？在中国古代，认星是由老师手传身受，各学派之间会产生差异。再则，随着时代的变迁，个别星官名称、星官中的星数、星官间的相对位置都会有历史嬗变的。如中台北一星在《天文大象赋》中称“太尊”，而在其以前称为“天尊”（见表1）；北斗魁第一星西的“三公”，宋朝以后改称为“三师”；外厨南一星“天纪”，宋朝以后改写为“天记”等等。

关于星官的星数也是有历史嬗变的，如在唐朝的《开元占经》中尾宿增“神宫”一星，而“文昌”由7星减1星，为6星等等。

关于星官间的相对位置的历史嬗变，“钩星”与“造父”间最为明显（见表2）。

表2 在古代典籍中钩星位置的历史嬗变表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钩星的位置几乎围绕造父转了一圈（在清朝的文献中，钩星在造父东北）。我们都知道，造父星官的位置，即造父星官所对应的恒星历代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可见钩星位置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这样，钩星的对应恒星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也就是说钩星星官中每一颗星都有诸多的对应恒星。具体是哪颗？这就要依据历代史料的年代进行具体认证了。

这里只举了几个明显的例子，实际上还有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探索。说到恒星的中西星名的对照，不禁让我们想起著名的中国天文学史学者潘鼐先生。

图7 潘鼐《近南极星座图》，采自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增订本。

潘鼐先生为中国古代恒星中西星名对照的研究牺牲了一生的业余时间，他以几近失明的视力，呕心沥血，坚持到九十多岁的高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对《石氏星经》中的星表、《三家星经》的定纪、《步天歌》的校定、宋代两套星表、《新仪象法要》中的星图、元代《郭守敬恒星图表》及清代《仪象考成》中的星表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撰著且增订了《中国恒星观测史》一书。除了对上述星表都进行了归算并列出中西对应恒星外，还绘出复原的宋代《皇佑星官图》和指教后学者绘出复原的元代《郭守敬星官图》载入书中。在星图中对宋、元星表有数据之星同时标出中星名和西星名，以利于对照应用。潘鼐先生对中国古代恒星中西星名对照的研究，不仅全面，而且相当严谨。他对中国古代恒星中西星名对照的探索，承前启后，硕果累累，功不可没。

在我们使用古代史料而需要进行恒星的中西星名对照时，我们就要具体地了解这些内容，我们就会因时而论地选取恒星的中西对应星，而不会简单地用现代的中国星名表来选取对应的恒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史料应有的价值。齐锐和万昊宜两位先生合著的《漫步中国星空》一书中的中西对照星图，即是以宋代周琮星表给出的位置坐标绘出的，用此图我们可以查对宋代史料所记当时各种天象出现在星空中的具体位置。对于其他年代的史料所展现的天象，最好找同年代的中西对照图表来认证恒星，而宋代的中西对照星图只能作参考。

祖国的先贤给我们留下不少珍贵的古星图，各图绘载的壮丽的神州星境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绚丽多彩与古代恒星观测的成就，反映了我国古代科学文明的水平，很值得我们研究、欣赏和收藏。（完）

责任编辑张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