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年冬天，朱元璋发布《谕中原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军二十五万，北伐中原，与元朝最终决战。元帝国已经被内部倾轧和各地起义军搅得千疮百孔了，早已不是生机勃勃的明帝国的对手。徐达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北方中国，元顺帝逃出大都，逃奔上都。明朝收复了长城以南的全部土地，幽云十六州已经沦入胡族四百年了，终于重新收入汉家版图。割据福建的陈友定，两广的何真，在汤和与廖永忠水军攻击下降伏。上述这些地区的平定，总体都是比较顺利的，新建立的明帝国，其最大的对手，还是退居大草原的蒙古，史称“北元”。朱元璋当然不希望北元再次成为中原大患，于是展开了五次北伐之战。总体上北伐之战取得了重大战果，在连续打击之下，北元“弭绝边患，自是不敢进边牧马者十余年。”只是在第二次北伐的岭北之战，徐达的主力中路军中了扩廓帖木儿的计谋。扩廓帖木儿先佯装败退，引诱徐达追击，然后伏兵四出，大败明军。徐达一生无败绩，可惜最后一战遭遇滑铁卢，也使徐达错失了进入中华历史名将第一梯队的资格。所以对这个开国皇帝来说，一方面派遣良将继续完成统一大业，另一方面就要重点考虑朝廷的建构以及政治模式的选择。之后三十年的治国时期，朱元璋也展现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水平，打造了“洪武之治”。历代开国时的常规动作，如休养生息，减免赋税，发行货币，鼓励农耕，完善法治，整顿吏治，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但朱元璋对于治理国家的思考，显然不仅仅是“萧规曹随”，他希望充分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重新构建一个万世太平的大一统帝国。心中存了这个理想，首先朱元璋是一个极其勤政的皇帝，在历代开国皇帝中，都是首屈一指的。他自己在遗诏中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这绝非给自己脸上贴金，而是一个工作狂皇帝的真实写照。在勤政这方面，历史上唯一可以与朱元璋匹敌的，应该是清朝的雍正皇帝。但雍正只在位了十四年，比起三十一年的劳模，还是逊色一筹，更何况雍正还不用自己打天下。但别说三十年的劳模，就算子子孙孙都是劳模，也不可能靠皇帝一个人就把国家治理好。历史演进到明代，生产力没有大幅度提升的前提下，封建王朝的盛衰密码，大概率也能看清楚了。我们之前说过，这与总生产能力，人口数量，以及财富分配这三个要素有关，跟谁当皇帝关系不大。所以洪武之治虽然展现出蒸蒸日上，但与任何之前的王朝，开国时期的景况也是重合的。如果不在朝廷根本建构上另辟蹊径，还是沿用之前的官僚体系，那结局也不可能有什么变化。朱元璋倒是无法理解到经济史观这个层面，毕竟他也没读过黄仁宇，但他也一定思考过之前的王朝为什么终究会衰败。
在朱元璋的视角来看，只有皇帝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而庞大的官僚体系，都是代理人。那么代理人的道德，就一定是靠不住的，他们骨子里都是贪官污吏。所以如果想长治久安，那么必须把权力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决不能旁落。从官制上讲，他取消了宰相制，取消了三省制，建立六部制，六部直接向皇帝汇报。
从军制上说，废除了之前枢密院之类的最高军事机构，建立五军都督府，并且和兵部形成互相牵制。在地方上，取消了每个省单一的政府首长，建立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三司，将各地方的行政权、司法权、军事权，分别归入三司管辖。当然还有不少更细致的政治举措，比如让儿子们出镇边塞，称“十三塞王”，带兵拱卫中原，维护老朱家长治久安。当然还有朱元璋炮制的郭桓案、空印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等大案。这些林林总总的举措，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就是极度强化皇权，削弱官僚集团，强调中央集权。朱元璋另一个努力方向，就是将国家经济模式，调整为一种保守的经济模式。无论是卫所制度，还是财税制度，还是针对基层的户籍黄册制度，这些政策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重农抑商。之前无论是唐代的开放包容，还是宋代、元代的商品贸易大发展，其实都让人联想到即将席卷世界的近代化浪潮。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宋元时期中国已经开始产生一些资本主义的萌芽。朱元璋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酝酿大航海时代的前期，但他所采取的经济策略，恰恰是与近代化背道而驰的。我们很难去评价朱元璋的政治策略，到底对中国的历史走向带来何种影响，争议也确实很大。只能说他确实缔造了中央集权趋于顶峰的第三帝国，但同时也让中国错过了近代化浪潮。朱元璋是一个从最底层走到最高层的特例，“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他那种人生跨度，想要完整的理解这位人杰，总是盲人摸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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