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如若清谈是学场。

《世说新语》著：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此文又是支、许、谢、王这几许人，没能出新意，而是再次清谈，虽然这次并未事先约定清谈的主题，只是偶尔聚会在王濛家，随即倡议清论《庄子》。同样不新鲜的，还有短文描述名士们清谈的言辞，“叙致精丽，才藻奇拔”、“才峰秀逸”等，一如既往地不知道他们详论的经过，如何往来反复。一笔带过，“作七百许语”，“作万余语”。

诸位即便没看得厌烦，我也写得腻味。

换一个角度，不谈他们之间清谈如何雅致，今天说说清论玄理的知识构架，需要看哪些书，读哪些经典才会有所收获，赢得声名。如同说话，不一定意味着会演讲。读书也未必就会清谈。读什么书有讲究？如果只读四书五经，那就如同乘错车，到不了一个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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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风流行，庄学渐起。老庄学派在朝廷达官，民间学人倍受推崇。上至皇帝，下到门人都以谈玄论理为尚，甚至择人取官也发生在清谈中间。

清谈为什么选择了老庄，而不是儒学？有其偶然更有其必然。偶然便是何晏、王弼们的这一批人的“正始之音”所创立，及司马昱等一批皇帝的推波助浪。由是，蔚然成风。谢氏家族本是儒学之家，世代习儒。谢鲲，谢安之叔父，引玄入儒，才逐渐融入当时主流，遂家族崛起。

必然是因为老子所处的春秋季世，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以及魏晋都是战争不断，兵戈不休的混乱时期。政权频繁更迭，别说达官贵人，甚至连皇帝自身都是朝不保夕。如何避祸全身，并寻找一片精神的寄放之所便是士人们追求的。老庄推崇清静虚己，体性抱神，遁世山林，隐于世外，崇尚无为。这思想正迎合了乱世中的这些士人们。

另外，清谈与老庄学术的特点不无关系。《老子》、《庄子》不仅文字优美，骈联韵致。庄子更是汪洋恣肆，天马行空，其深邃的哲理性思考，引人入胜，不禁让人赞叹其杰出的天才。他们思想中的那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观；天地万物相生相克，相互联系互相矛盾的认识论；自然入素，返璞归真的美学观等较之儒学更具思辨性，艺术特色，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儒家思想一起构筑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雄伟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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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的《渔父》，《庄子》中的一篇，写孔子与渔父对话，渔父劝诫孔子弃绝仁义礼乐，返朴归真。庄子的后学们在《渔父》中描写渔父一派逍遥自适，仙风道骨的相貌，孔子却是一副恭恭敬敬，甚至有些浅陋卑下的形象。尽管这本是道儒相斥之叙，但不影响后世道儒学派的殊途同归，毕竟“无为无所不为”不现实，所以老庄的后学们就提倡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

从《渔父》篇看，不仅要娴熟庄学，亦要知晓儒学，否则又如何贬儒扬道，又怎能在清谈中侃侃而谈，机锋犀利？虽说庄子假借渔父之口批评孔子的仁义礼乐之说，其背后又何尝不是饱读其书籍，思考其学说长短，才能如此。所以各家学说都要涉敛，兼蓄并用，并深精老庄，广学释道，方可在清谈中胜地争锋。

如若清谈是学场，我们又可从中学到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