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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完了《一战小人物口述史》。 本书的作者彼得·哈特，是英国一战口述史专家，从1981年起任职于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自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他“抢救性”地采访了英国最后一批一战老兵，并将采访录音保存在了博物馆。随着最后几位老兵的先后去世，这些录音作为一战前线声音的唯一来源的价值变成越来越大。 彼得的一战史研究就围绕着这些弥足珍贵的录音展开。
这本书有两点吸引了我。 一是“小人物”。 有句话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有争议的，但这一句应该不太会有争议：历史是由大人物书写的。 就我们读过的史书来说，特别是记述大时代、大事件、大场面的历史，我们是很难看到普通人的身影，听到普通人的声音的——他们只是“沉默的大多数”。把身影和声音留在历史中的，无疑都是“大人物”。 近期还在阅读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也是反映一战的历史，主人公T·E·劳伦斯，一开始倒的确也是小人物，但该书出版时，他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人物了，该书本身只是对他充满传奇一生的回顾。 而在《一战小人物口述史》里成为主角的那些人，却从头至尾都是“小人物”，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们不会看到听到他们的名字，甚至掩上了书页，我们就忘掉了他们的名字。 而事实上，真正在“一战”现场面对“泥泞和鲜血，死亡和毁灭，勇气和牺牲，无望和绝望”的，正是无数个悄无声息的他们——“小人物”。
二是“口述”。 毫无疑问，口述所包含的情感、情绪的因素使我们阅读时能产生较一般意义上的史实书写更真切的“现场感”，会有温度和氛围感。 但也正因为情感、情绪的因素，口述史是否能真正反映一战现场，恐怕又是存疑的。也就是说，在“真切”和“真实”之间，是有明显差距的。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
那么口述史的价值在哪里呢？ 也许有很多，而我最看重的，是“人性价值”：
至于那些受采访的老兵们反映的战场情形以及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是否真实还原了现场，那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们的情感和情绪的变化是有“现场感”的。
起初是乐观和骄傲。 我在书中看到，英国参加“一战”，与其他国家一样，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人们之所以想要到军队里去，是因为“爱德华时代的英国，社会环境相对比较恶劣，军队仍然为那些不幸的个人境遇和世俗工作所困的年轻人提供了一条出路”。 而那些“太年轻而没有任何实际生活经验的男人”，则受到“沙文主义的漫画和书籍”的影响，“透过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的棱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不可侵犯的英雄，他们不会遇到任何危险”。一个名叫“吉姆·戴维斯”的老兵回忆说：
在这样的氛围中，“主流的情绪是对自己、朋友和领土地位的骄傲，尽管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签下了自己的生死契”。 一个叫做詹姆斯·斯内汉姆的小伙子，当时只有16岁，他只是因为几个和他一块在乡村足球队踢球的年轻人要入伍而跟着参军了。
然后是震惊和恐怖。 当真实的战役发生，人们就发现，战争并非浪漫主义的。 一等兵乔·阿姆斯特朗记得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
他还记得另一件悲惨的事：
然后是复仇和牺牲。 战争意味着流血，意味着伤亡。这个阶段的人们，仍然是有“激情”的。如老兵厄尼·罗兹，自己的哥哥被德国人杀死了，他这样想：
维克多·波尔希尔是个本不想参军的人，但是他还参加登记了，原因是：
接下来是无望和麻木。 当战争一年一年地持续，当报纸上的死亡名单越拉越长，“这种公众同情开始消退。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不要希望自己或者亲人能确保从战场上平安归来。对年轻人来说，对抗的办法就是酒精的麻醉和肉体的诱惑。 厄尼·罗兹说到，一个家伙跟当地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女孩儿约会了，这令他们嫉妒，但“没过多久他就病了”，“他被带走了，再也没有回到我们身边”。他说：
当他们离开家乡，离开祖国，他们不会再幻想着回来过圣诞，很清楚自己可能再也不会回来看望家人了。 信号员吉姆·克劳说，将离开祖国的那天晚上，他们高唱一首名为《故乡》的歌，里面有“也许岁月悠长，也许是一辈子的时光”： 我们船上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多少人能够再度看到他们的故乡？ 相信我们都能听出悲怆。
书上所写当然远不止这些，战争的残酷强烈地冲击读者的内心，人们被剥夺了尊严、剥夺了生命，但这还不是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
牺牲了多少小人物、他们都叫什么名字，似乎都已不重要，都在真相面前失去了重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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