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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生于小职员家庭，在他14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开始分居，这使得一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因此萧伯纳在都柏林美以美教会中学毕业后，便放弃了学业而四处奔波。 为了谋求生计，萧伯纳曾在地产公司做过学徒，也从事过抄写员、会计和新闻工作等，这些经历让萧伯纳全面接触了各个社会阶层，使其对真实的社会状况有了深入的了解，而这些见闻和体验也为萧伯纳后期的剧本创作和后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思路和素材。 萧伯纳在28岁时，受到亨利·乔治演讲的启发，开始关注社会经济问题，同时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同年参加费边社并担任组织者，发表了批判资本主义的长篇小说《业余社会主义者》。 次年，萧伯纳开始投身于剧本的创作。 他第一部着手创作的剧本是《鳏夫的房产》，但起初是由他提供结构思路，而与评论家威廉·阿彻合作完成，而在威廉·阿彻选择放弃后，萧伯纳开始尝试自己单独完成这部剧作，于7年之后（1892年），这部作品问世，这也开启了萧伯纳的剧本创作之路。 此后，萧伯纳在1893年创作了关于妇女问题的剧本《荡子》（又译为《好逑者》），次年发表了他的第一个戏剧集《不愉快的戏剧集》，包括《鳏夫的房产》、《荡子》和《华伦夫人的职业》，同年还发表了《武器与人》。 他在1896年创作了关于资产阶级家庭瓦解问题的《难以预料》，同年他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此后他虽然改变了些许生活习惯，但依然坚持着戏剧的创作，完成了《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巴巴拉少校》、《皮革多利翁》（又译为《卖花女》）、《伤心之家》、《圣女贞德》等传诵至今的作品。 后来，萧伯纳陆续发表剧作《康蒂坦》和《魔鬼的门徒》，并分别收录在第二个戏剧集《愉快的戏剧集》（包括《康蒂坦》、《武器与人》、《风云人物》和《难以预料》）和第三戏剧集《为清教徒写的三剧本集》（包括《魔鬼的门徒》、《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和《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这些作品批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另外作为社会活动家，萧伯纳也积极地与其他国家进行政治和文学交流。 1931年，萧伯纳访问苏联，回国后高度赞扬苏联人民的卓越成就，并于第二年完成剧本《真相毕露》。 1933年，他访问了中国，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优秀作家会面，回国后创作了小说《黑女求神记》。 萧伯纳通过两次访问，与高尔基和鲁迅结下诚挚的友谊。 1950年，萧伯纳病逝，享年94岁，他的墓志铭只有幽默欢脱的一句“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 萧伯纳宣言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生都为了社会主义运动做贡献。 而由于他的思想受到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及尼采的影响，他并不支持暴力革命，他认为应当使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萧伯纳作为现实主义剧作家，他在作品中批判理想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塑造积极的变革社会、提升文明程度的人物形象，例如《鳏夫的房产》中的萨托利阿斯，《华伦夫人的职业》中的薇薇，以及《康蒂妲》中的马克本，他们作为现实主义者都敢于面对真实的社会，具有批判性思想和实践精神。 萧伯纳受到易卜生的影响，反对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认为戏剧不应该是迎合观众消遣需求的“糖果”，而应该成为反映社会问题的武器。 他反对以浪漫主义或者尖锐血腥作为结局的传统悲剧，也反对利用各种巧合和误会增加戏剧情节的“佳构剧”，他认为戏剧应当取材于真实的社会生活，通过显性的反映社会问题来引起观众的深思与反省。 他的戏剧形式成就了当时英国的“新戏剧”潮流，改变了当时英国戏剧一蹶不振的状态，文学界普遍认为，萧伯纳从戏剧的发展和文学思想的展现上，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最重要的剧作家。 他敢于讽刺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丑恶 -- 虚伪和罪恶，也敢于揭露社会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不合理现象，他善于通过机智幽默的对话和尖锐讽刺的思想突出作品的批判思想。
相对的，萧伯纳在剧作中体现了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和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利用人物群像的展示对比，表达对弱势群体善良、质朴、勤劳的认可与赞美。 例如，在《鳏夫的房产》中，萧伯纳塑造了医生、商人、房产中介、股票经理人等各种阶级代表的群体形象，前半部分歌颂了青年医生屈兰奇的正直善良，而后半部分通过对屈兰奇为了利益而放弃正直的行为的批评来揭露资产主义各个阶级丑恶的嘴脸。 萧伯纳的语言幽默而有趣，同时极具讽刺意味，尽管大部分台词以大段大段的形式出现，但由于其语言并不是“学术派”，而是来源于生活，因此并不拗口，反而显得更加得体。 同时，他的戏剧语言也是精妙的，通过一系列生动的象征与比喻，表达着社会生活的深刻道理，耐人寻味。 正如《伤心之家》中，尽管船长是一个疯疯癫癫的老人形象，但是他曾说“我们家里的人在我们跟前的时候，我们老得琢磨他们的好处，否则我们就没法跟他们在一块呆下去了。 可是他们不在我们跟前的时候，我们就得净琢磨他们的坏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得到安慰，不再去想念他们了”。
萧伯纳的《华伦夫人的职业》曾在国内登上舞台剧，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在当时传统思维的干涉下无法接受这部戏剧，直到如今，这部剧才得到其相应的评价，但是依然存在着伴随好评的质疑声。 这部剧的主线是围绕着华伦夫人的职业在华伦夫人和她女儿之间展开的冲突。 华伦夫人的女儿薇薇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当时社会，是为数不多的新知识女性，她独立正直，大学毕业后在伦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但是薇薇只知道母亲非常有钱，但是却由于很少与母亲见面而并不了解母亲的具体职业。 某天华伦夫人突然携好友来看望薇薇，也就是在这期间，薇薇发现母亲竟然是靠开妓院赚钱的，她出于不满与母亲发生争执，由此华伦夫人不得不说出自己的身世处境。 当薇薇明白母亲的被逼无奈之后，选择原谅了母亲。 而后，比薇薇大25岁的克罗夫男爵向薇薇求婚，并告诉她华伦夫人在有如此多财富的情况下依然做妓院生意。 薇薇愤怒的拒绝了他，他也在报复心的驱使下，告诉薇薇，正与她情投意合的富兰克是她同父的姐弟。 最终，薇薇由于无法原谅母亲继续从事妓院生意以及无法趋同的价值取向，而选择离开母亲，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继续生活。
萧伯纳通过对华伦夫人和克罗夫男爵的描写，揭露了资产阶级将其财富建立在对下层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之上的丑恶嘴脸，但又通过华伦夫人对薇薇袒露身世的对话来表达对底层人民困苦生活的同情，然而一开始被逼良为娼的华伦夫人最终沦陷于资本社会，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分子。 由此，反衬出正面角色薇薇的独立与正直，她代表着新知识女性，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虚伪，也通过薇薇这一角色来表达希望观众们也可以逐渐站起来成为新文明人类来与黑暗的资本主义作斗争。 第一次读完这部作品时，并不是很能理解薇薇，尽管她作为新知识女性的代表是独立的、正直的，然而她对母亲的冷酷使我不禁一抖。 一位母亲从社会最底层逐渐积累财富，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重蹈覆辙努力挣钱使女儿脱离原有阶级，而最终换来的却是女儿的辞别，我想华伦夫人内心应该也是极其痛苦的吧。 而读完第二遍之后，才更加清晰的了解薇薇之所以离开母亲，并不是因为她为了脱离阶级的一系列作为，而是由于在有足够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她依然做着不堪的勾当。 这使得华伦夫人已经不再是那个被逼良为娼的弱女子，而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同化了的崇尚奢靡和富贵的“上等人”，而薇薇离开的并不是单纯的她的母亲，而是一种类似沼泽一样可以使人沦陷的黑暗资本。
然而这部作品，单看前一半，涌上心头的更多是对于华伦夫人的同情和理解。 在当时那个社会时期，女性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同时由于没有文化和技能，大多只可以做廉价劳动力，而在贫穷与家庭开销需要的逼迫下，很多女性开始从事“妓女”这一职业。 而且当时如果男性没有足够的收入是不可以结婚的，大部分男性结婚都是在26岁以上，因此市场对于“妓女”这一职业也具有很高的需求。 在那一时期，社会不仅仅会逼良为娼，也会“逼迫”年轻男子成为小偷，曾有言“小而轻巧的手指能够让男孩子扒取有钱人的财富，年轻女孩的处女诱惑能从好色之徒那里取得大笔的赏钱”。 因此，萧伯纳塑造的华伦夫人正是当时社会茫茫受害者之一，如果我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毫无疑问会唾弃那个为了挣钱而做不正当生意的女人，然而当我们站在华伦夫人的立场上，又能想到什么更好的方法么，她只是希望有足够的钱进而使她的女儿不再走她的老路了而已。 如果偏偏要追溯一个罪魁祸首，那应该是那个残酷而黑暗的社会！
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体现在薇薇与克罗夫男爵的对话冲突中，克罗夫男爵展现了当时那一时期的社会观点，那便是女人接受教育、完善自己都是为了取悦男人，女人的社会任务是成为贤妻良母，而在生活上应当依赖于男人。 这一点也在华伦夫人的言论中有所体现，华伦夫人培养女儿，让女儿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不是希望她可以靠着自己的才能和双手过上好的生活，而是期待女儿可以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官爵。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的现代社会，曾经在一些视频平台上流行着一句话“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这一句看似以女性为中心的话，又怎不是期待女性成为取悦男人的“物件”呢？ 正如老一辈嘴里所谓的“学得好不如嫁得好”，而这些话大多是女性用来教育自己的女儿。 有时不禁反思，到底是这个社会男女不平等还是女人自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呢？ 男女的平等不是“男人干活，女人吃喝”，而是“男人女人一起干活和吃喝”。 当然，男女的平等不是让女人像男人一样活着，女人的温柔和妩媚和男人的健壮和坚韧都是好的，男女的平等是在保持各自的特点特征的前提下，相互理解，共担责任和义务，正如《致橡树》里所说的，“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圣女贞德》是萧伯纳以爱国主义法国青年贞德为主角创作的一部历史剧。 贞德（冉·达克）生活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是一个普通的法国牧羊姑娘。 在英国占领法国大部分疆土，法国正值灭亡之际，贞德怀揣着爱国热情，自称奉主之命拯救法国。 她冲破重重障碍，面见法国太子，并获得兵权。 战斗中，她身先士卒，并在奥尔良之围中取得胜利，在数月战斗中，她收回法国多处土地，并扶持太子加冕登基，成为查尔斯七世。 在屡战屡胜的情况下，贞德未能帮助法国攻克巴黎，其原因是贞德被控制法国政府的天主教俘虏，并将其卖给英国军队。 最终，英国人与主教联合，将其以“异端”和“巫术”之罪烧死于卢昂广场。 这一控诉于1451年被平反，但直到1920年贞德才被加封“圣女”的称号，现在法国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被定为纪念贞德的全国假日。 萧伯纳的这部作品基本还原了历史的原貌，在前三幕讲述了贞德的种种英勇记事，后三幕讲述了英法勾结陷害贞德并将其烧死，另外还有一幕尾声，讲述贞德的魂魄在查尔斯七世的梦中出现，并与各个角色相会，大家都承认贞德的功绩并愿意为贞德平反，但当贞德提出回归人间时，大家便纷纷找借口离去，将剧作推向高潮也将讽刺推向极致。 这部剧作中，主教科雄是社会虚伪的象征。 他虽身为主教，但他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权力的掌控者，他披着善良的伪装，借以主的名义捍卫自己的权力，而将贞德推向灭亡。 而沃里克则是社会粗暴残酷的象征，他只考虑贵族的利益，对于贞德的所作所为，他只考虑这是否会撼动他的地位，相比科雄，他显得并没有那么虚伪，他不曾假借什么理由，只是直接将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 而贞德，作为一个农村姑娘，当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候，考虑的全都是国家的兴旺，她不惧怕死亡和受伤，她只希望可以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她追求光明和自由。
可见，高尚是内心的具象化，而与社会地位无关，相反，邪恶也是。 这部剧的尾声是这部剧的点睛之笔，使这部剧不作为一部简单的历史剧呈现，而是蕴含着更深层次的讽刺。 贞德在被烧死之后二十五年得到了平反，但直到1920年才被冠以“圣女”之名，而这种种的发展逐渐将贞德“工具化”，正如作品中所说“贞德的死是一种政治需要”。 在启蒙运动兴起的理性时代，贞德成为了众矢之的，人们将所有的政治和宗教问题全部集中于这一少女身上，特别伏尔泰还在自己的作品《奥尔良少女》中将其描写为粗俗恶劣的角色，而奥尔良解围的纪念活动也于1793年被革命者取消。 而对于保皇党一派，贞德则成为他们的一面旗帜，用以抵制伏尔泰等人，直至拿破仑将贞德定义为团结国内力量的标志，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指向“贞德成为了政治工具”。 《圣女贞德》被定义为一部悲剧，但是在萧伯纳的笔下，这部悲剧显得没有那么沉重，而是轻松读完之后感到心中一丝丝隐约的绞痛。 这部剧于1923年在纽约首演，受到了热烈欢迎并连演78场，次年在伦敦首演连演24场，随后，曾在柏林、维也纳、巴黎等地演出并获得成功，曾作为优秀的历史剧而被拍成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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