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东方学》的文化启示意义(全文)

摘 要：爱德华・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首次全面而系统地对东方主义予以阐释、批判和观照，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在萨义德看来，东方主义不仅是一门学科研究、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霸权话语垄断，最终成为西方列强和文化霸权主义行动的理论借口。他通过《东方学》阐释了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东方及东方主义概念。他的理论洞见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文化启示意义。真正的东方文化，是东方民族创造的，必须由东方人来言说、来表达，我们应创立客观的真实的新东方主义。

关键词:萨义德；东方学；东方主义；文化特征；他者；美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萨义德（1935-2003），美籍巴勒斯坦人。早年在耶路撒冷和开罗的法文和英文学校接受教育，1954年赴美，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获博士学位。他通晓九种语言，虽然接受西方精英教育，却念念不忘东方文明，他还是巴解组织的盟友。萨义德身有阿拉伯血统却为基督教徙，身为巴勒斯坦人却持美国护照，他始终拿不定自己的母语是阿拉伯语还是英语，这一切都让他无论置身何处，均有格格不入之感，是个永远的局外人。20世纪70年代他潜心研究福柯，1978年出版了《东方学》，引起极大反响，是70年代末美国左倾文化批评的代表。

一

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首次全面而系统地对作为后殖民理论的一个主要批判对象和观照客体的东方主义予以批判和观照，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在萨义德看来，东方主义不仅是一门学科研究、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霸权话语垄断，最终成为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存在的理论借口。

在中国学界，“Orientalism”一词以往习惯上译为“东方主义”。在萨义德的阐述中，“Orientalism”有其三个方面（学术研究学科、思维方式、权力话语方式）的含义，“东方主义”是其三种含义之一，是从作为学术研究学科的“东方学”中引申出来的含义。王宇根翻译的《东方学》中的主题之一是试图揭示隐含在传统东方学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及其运行机制（“主义”），但其核心仍然是对作为一个学科的东方学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行基本的描述（“学”）。①由于汉语无法用一个词来囊括这三种含义，王宇根翻译的《东方学》中的译文只能采取变通的方式，即对三者不加区分，将“Orientalism”通译为“东方学”或“东方主义”，并且此书选择“东方学”作为“Orientalism”的译名。在论及这一概念时，学科意义上的“Orientalism”译为“东方学”，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的“Orientalism”译为“东方主义”。而此书在大部分论述都不局限于“东方学”，还包括许多文学内容以及政治家的言论和政策等，这都超出“东方学”研究范畴。作者对文化现象和政治现象的强烈关怀也使该书的论述远超过“作为一个学科的东方学”的范围。这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政治现象的东方主义”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政治现象的东方学”这种译法更接近原意。因此，“东方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更为广泛，可基本概括本书的全部内容。

东方主义具有三层基本含义：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简而言之就是西方关于东方的各种文化再现，是围绕欧洲中心论而产生的有关学术原则、思想方式和相关制度。萨义德有关东方主义的基本含义主要可归结为三个方面。赵一凡先生在《亨廷顿、萨伊德和东方主义》一文中曾对前两个方面作出精辟的概述。

其一，东方学是一种学科名称。最早的学术上的东方主义，也称东方学，那是一门学问，或者说是一个学科，是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和一系列学术机构的东方学。那些在某一学术领域（如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里从事关于东方的教学、写作和研究活动的人员就被称作是“东方学家”（Orientalist），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东方学”。这一含义现在已经逐步被“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所替代。东方学的兴起伴随着欧洲列强的扩张，西方人的对外扩张和海外殖民刺激了东方学的产生和发展。正如赵一凡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表面上东方学只涉及教学和研究，但其中渗透了殖民主义的观念，比如西方人习惯用近东、中东和远东的概念。

其二，东方学指一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或者叫思维方式的东方主义。这种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对于“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有关东西方差异之上的。许多西方文学家、哲学家以及政治理论家们都以这种东西方差异作为思想的基础去构建他们关于东方和东方文化的著作、理论。将“东方”与“西方”对立起来或对应起来看待，既有地理上的原因，也有西洋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原因。把东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进行看待，西方是看客，而东方是被观看者，西方是主体，东方是受体，观看者有着先天的优越感，进而形成一种认识论上的即成见解，也就是一种先入之见或谓“成见”：西优东劣。萨义德顺着西方文艺的发展脉络来解读剖析，将西方文学史上著名作家但丁、歌德、伏尔泰、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作品中有关东方的描述作为典型，其有关文学作品中在描述东方时，或隐或显地透露出西方人的优越感。东方主义还是一种权力话语方式。自18世纪末以来西方世界通过作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进尔形成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和处理东方事物。②在这一层意义上，东方主义被视为西方通过话语垄断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在研究社会政治、历史时的切入点不是经济基础、资本运作或社会制度，而是语言。如果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生产方式，那么福柯研究的则是信息交流方式。“福柯从语言入手，语言构成话语，能说出话语的那个人就有权威，这个权威还必须和权力结合在一起。”③福柯发现思想是能够变成制度的，每一套话后面都有一个机构在支持和操作，机构操作按照这些话语、这些思想或者无形的制度来执行。福柯把话语同权利、身份、机构等关联物结合起来考察，提供了对话语研究的新视角。④萨义德吸收了福柯这个理论，认为东方学原来是一些学者们书本里的知识和描述，是一门学问，慢慢它变成一种思维方式，最后又变成了机构和制度。这是东方主义最深邃最复杂的内容之一，是兼有政治、经济、文化性质的话语系统。萨义德认为，一种话语系统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知识系统和权力系统，有知识的地方必定有权力，有权力的地方必须要有知识。他的这一观点受到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影响，即福柯所说的话语系统，兼有政治、经济、文化压迫的功能。这种话语方式上的东方主义无处不在，又难以觉察。按照福柯的说法，这种话语制度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占领权威位置的话语就进入政府、机构、课堂，迅速形成话语垄断。

其三，东方学是西方现代政治和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东方学不仅与东方有关，而且与西方世界有关。萨义德认为，东方学不只是一个在文化、学术或研究机构中被动反映出来的政治学对象或领域，也不只是有关东方文本的庞杂的集合体，而是一种利益谋划。东方学“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⑤萨义德尖锐地指出了东方学和西方利益集团的关系，东方学不只是西方在对一个与自己显然不同的世界进行理解，而且是在某些情况下对东方进行“控制、操纵、甚至吞并”，反映的是西方利益集团的“愿望和意图”。所以萨义德认为，“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从政治的角度看现实的一种方式”，它扩大了西方与东方的差异，而在东西方交流中，由于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总是西方享有特权。东方学既是一种历史现象、思维方式，也是一个当代问题，一个物质现实。我们认为，东方学的第三层含义是特别重要的，揭示出东方学的政治本质和西方利益的特征。

东方主义大约经历了两百年才形成制度。其发展过程，学术界一般认为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英法阶段，从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法国两个老牌殖民帝国横行海上，大力扩张，称霸世界。第二个是美国阶段。二战之后，美国取代英法而迅速崛起，成为东方主义的思想武库和战略中心。这两个阶段在时间和地理上虽有不同，但其基本任务则相同，即萨义德所说的“运用一切方法对付东方”。这样，东方主义就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话语走向行为。东方主义先是针对东方发表见解，描述东方事项，教授东方学知识，然后到教授西方人如何去那里定居并且统治那块地方。这样，东方主义成为一种为了主宰、改变并统治东方而形成的西方行为方式，它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和话语系统，而且是一种国策和政治。或者说是一种扩张与殖民的工具。这就是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国家和欧洲文化不断控制东方，并且不断地从政治、社会、军事、意识形态、科学和艺术等方面征服东方的深层原因。

关于西方对东方的表述与想象，萨义德也进行了探讨。

在《东方学》这部著作中，萨义德用“东方主义”这一术语概括地表述了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之间的后殖民关系。在他的理论框架中的“东方”（Orient）和“西方”（Occident）不是一个空泛的地理方位概念，而是一种文化现象。萨义德认为，“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一个发明，它充满浪漫和异国情调，它由于具有极其漫长的思想、意象以及语汇等方面的历史渊源，而得以与“西方”相互依赖和相互反映。

萨义德《东方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例举大量西方文学文本并对其中描述的东方形象进行解读分析。他利用了种类繁多的书面文件，从议会辩论的记录、官方的报告，到宗主国总督的回忆录、学者的详尽无遗的巨著、旅行者的故事、小说和诗歌。而这些不同的文本表达的几乎是一个意思，即东方是一个较西方落后的形象，是一个相对于西方“自我”而存在的“他者”，它没有表述自己的能力，它需要西方人对其进行表述并赋予其身份和存在价值。《东方学》扉页上便引用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萨义德借用马克思的这句话，来说明第三世界在西方列强那里，完全不能代表自己，必须由西方人来加以表达，因为东方人没有表述和“再现”自己的能力。而被“再现”的东西，按照福柯的说法，要受意识形态支配，并不完全是什么真实的图像。萨义德通过剖析西方“再现”东方的实例，发现东方文明被西方人强行扭曲和误读。

西方人所熟知的只是自己“创造”的东方，对于西方来说，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而是一个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他者”，东方无法表述自己，而只能由西方来表述。东方的失语与西方的独语表明了东西方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早在雅典戏剧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女祭司》中，已表达出西方人这样的东方意识：“欧洲是强大的，有自我表述能力的；亚洲是战败的，遥远的。……是欧洲表述了东方……表述、激活并建构了自己熟悉的边界之外的另一个地域，如果没有这种表述、激活和建构，这一地域便会永远处于寂静和危险的状态。”⑥而英国政治家贝尔福曾表示：“埃及本身是否存在无关紧要，英国对埃及的知识就是埃及。”⑦由此可见，在西方人眼里，只有西方之东方学家才能阐释东方，因为东方根本无法阐述自己。

萨义德讲的东方主义是西方以其优越的姿态来想象和虚构相对劣势的东方和东方文化，对东方进行描述和建构。但被西方所表述的东方不是客观的东方，而是西方的想象。萨义德引用的这些西方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并不是自在的、客观的呈现，而是西方“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性建构，即按照自我的需求对他者所做的虚构，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就西方文人对东方形象的描述来看，东方始终是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作为“非我”和“他者”而出现的，在这种非我、他者、异己的意象中，包含着想象与虚构,传达的也是西方人的情感和欲望，体现的是西方人的价值观。

西方人在其诸多文本中描述的他者之东方，或者是落后愚昧的形象；或者是神秘而充满异国情调的远方。西方文人在描述东方时往往出于其优越感发出对异国情调的慨叹，透露出其东方主义心态。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一针见血地剖析了西方对东方的偏见和幻想：“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⑧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写道：“东方被观看，……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⑨西方人以一种西优东劣的思维结构来想象东方，西方人是理性的、贞洁的、“正常的”，而东方人是非理性的，堕落的，“不正常的”，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

萨义德曾举但丁等文学家为例，说明东方是如何被西方扭曲的。如但丁的诗歌对伊斯兰进行修正，在《神曲》中被打入九层地狱的第八层。夏多布里昂表述东方，在他的眼里，东方不过是一块斑驳破烂的画布，等待他去修复。

东方主义作为欧洲殖民计划和帝国主义侵略活动的理论工具，其关注重点始终不是东方，而是西方，其目的是以东西二元对立为架构来建立一套知识―话语―权力系统，将西方表现为：自我、中心、强大、阳刚、支配；而东方则相对为：他者、边缘、弱小、阴柔、服从，描绘这种不对称关系，以巩固西方的霸权地位。福柯认为，主体需要客体，主体不是去理解对方，而是为了验证自身。这一观点用在西方文学中对东方形象的负面塑造上具有说明性，西方的文明、发达需要东方的愚昧、贫弱来验证，西方人的种族优越需要东方人的阴险、狡诈、邪恶来衬托。东方始终是作为一个参照物、作为一个非我的他者而存在。这就是西方人将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本质规定和特征。

二

萨义德有关“东方”和“东方主义”的论述也存在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地理上、文化上和文学上，从而引发东方的学者对其进行质疑和再思考。

首先，最容易看到的是“东方主义”的地理学局限。这一方面受制于萨义德本人的出身背景和知识学力之局限。由于萨义德是在巴勒斯坦和埃及度过青年时代的东方人的后裔，他自然受到其生活背景的影响。萨义德本人也在《东方学》(即《东方主义》)的绪论中承认：“我的这一研究的个人情结大部分源于小时候在两个英国殖民地所获得的'东方人’意识。我在那两个殖民地(巴勒斯坦和埃及)和美国接受的所有教育都是西方式的，然而早期产生的这一意识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从许多方面来说我对东方学的研究都是试图为我身上留下的这些痕迹、为东方这一主体、为曾经在所有东方人的生活中起着强大支配作用的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是为什么对我来说伊斯兰的东方应该成为本书关注中心的原因。”⑩然而“东方”从地理上说来至少可以囊括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地区，但在萨义德的书中，东方的地理学界线仅仅划到近东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他所谓的东方基本上是伊斯兰、阿拉伯和北非，而东南亚地区未提及或被忽视。这当然是一种局限和遗憾，也说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不完整的东方学。

其次，“东方”或“东方主义”也有着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局限。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意义方面，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观念或“西方”文化实际上指的是基于西欧和北美诸国流行的资产阶级价值准则之上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而与此相悖的则被笼统地称为“东方”的观念。美国当代政治理论家亨廷顿危言耸听地说，对西方具有威胁的东方文化最重要的就是以阿拉伯世界为中心的穆斯林文化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萨义德却忽视了东方文化两大源头之一的儒家文化，对具有东方典型意义的中国文化未加论述，这可能是他的知识所限，也是其书一大遗憾和缺陷。

尽管萨义德的《东方学》有其局限，但它向读者呈现了一种事实，一种西方人对东方的态度。虽然只论及阿拉伯，但在东方主义中西方看东方的方式和心理是基本相同的。即使当西方观看远东时，那种优越感与看待阿拉伯不会有质的区别。因此，东方主义透出的是一种文化心理及文化优越感，以及向所有东方文化进攻的殖民野心。

当西方人用一种先入为主的傲慢态度来观看或想象东方文化，并把其放在他者与对立面时，便容易引起对他性文化的对抗和误解。而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明的弊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打击了欧洲人对西方文明的幻想时，不少西方文化人在对西方文化反思的同时，把目光转向东方的中国，希望从中国文化里面寻找拯救欧洲危机的药方，比如英国作家迪金森和英国哲学家罗素。迪金森认为西方社会的物质虽然充裕，但中国在道德上、伦理上则很优秀。她赞扬中国的文明与道德，认为进步可以带来物质的丰富，但不一定能带来道德的高尚，人类也不一定因物质富有就更加幸福。罗素在《中国问题》(1922年)一书中，对中国文化和道德及哲学进行多方面研究，认为中国文明不比西方差，有其自己的特点。迪金森描绘了一幅理想的中国图画，而罗素则将中国作为拯救西方文明的东方之光。当然西方作家和哲学家所塑造的东方形象终究是他们自身的对立面，仍然是作为与西方自我相对的“非我”、“他者”而出现，不可避免地体现着西方人的文化价值观。西方人用他们塑造的东方形象，来验证和对比他们自己的优越和高尚，西方只是将东方作为一面镜子，作为自己所想象和利用的他者，其目的是验证自身和扩展自身。

东方真的不能自己言说自己，表现自己吗？东方文化真的只能在被西方人表达才能存在吗？回答是否定的。无论是阿拉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还是中国的儒家道家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有强烈而独特的地域与民族特征。它们甚至在不知道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各自产生与发展，并列于世界文化之林，为世界史和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随着资本主义商品输出和海外掠夺的进程，西方列强开始在东方寻找资源和殖民地，西方人以其自身的目光和价值观来观看东方，言说东方，表达东方，在西方学界和西方社会逐渐建立起一种西方人炮制的东方主义。甚至狂妄宣称，东方只有在西方人的发现与表达中才能存在。但是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是带有偏见、以西方为主体、东方为他者的虚拟性、非客观的东方，这就是萨义德所著文所称的《东方非东方》，即西方人言说的东方，并非客观的真实的东方。东方主义渗透了西方人对自己文明的唯我独尊和对东方文化的不屑一顾的武断态度。这从反面告诉我们，东方文化必须由东方人自己言说，因为东方人在自己言说之中是主体地位，东方人过去的文化与文明，都是自己创造的，无论是哲学、神话、宗教、文学、艺术都是自己的表达，没有西方人的所谓“东方主义”来“发现”，东方文化依然茁壮成长。即是今天，西方之东方主义虽然提供了研究东方、言说东方的另一视角，有些确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和方法可以借鉴，但总体来说，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是在对东方扩张、掠夺、征服中产生和发展的，其明显的或潜在的都是为西方统治东方服务。真正的东方文化，是东方民族创造的，也必须由东方人来言说、来表达，我们应创立客观的真实的新东方主义，我们在言说东方、表达东方的过程中，不需要将西方作为“异己”、“他者”来衬托东方文明，我们只需要将东方文化的历史与现实和未来发展作出如实的表达。

东方原本是东方人的东方，东方按自身的逻辑发展，它的存在并不依赖于西方人怎么看。在对东方进行描述或估价时，只有立足于自身的东方视角，才能得出一个客观的、不带偏见的东方概念，而任何戴上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有色眼镜或以猎奇心态观察到的“东方”只能是被误解的东方或被误读的东方文化。当前，虽然已进人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新的时期，东西方文化的对峙和对立关系正在转变为一种新的对话和互动关系，但是这种文化的对峙和对立依然存在。萨义德批判西方学者的东方学研究立场与方法，目的是为东方文化自身寻找一种合法的自足存在，通过有关东方文化的自主性的研究与展现，来真正实现全球化中的文化多元化的目标。任何不同的文化都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每一种文化又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需要在不断地自我更新以及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来丰富完善自身。萨义德的东方学研究带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化启示。他的理论洞见对当前有关全球化语境下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讨论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在当今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重要时刻，东方文化应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以东方各国各自的文化品格参与到全球文化的共建中去。我们主张文化上的平等与共建，反对文化霸权主义。西方人之东方主义，也是一种文化霸权的折射。而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则是政治、军事、经济上的霸权主义的反映，从英法等国对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殖民掠夺，到当下美国和北约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的打击和轰炸，我们清楚地看到的是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的征服、入侵和打击，而没有东方国家反过来打击西方国家的例子。因此东方主义在文化上表现出的霸权主义是军事霸权的象征，东方世界要彻底摆脱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在经济、社会及军事上就必须自强，只有这样东方国家才能有效抵御西方列强在军事、经济上的打击，以及抵御西方列强在文化上的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

① ［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2007年，第3页。

② 同①，第4页。

③ 赵一凡《亨廷顿、萨伊德和东方主义》，《东方艺术》，1997年第5期。

④ ［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63页。

⑤ 同①，第16页。

⑥ 同①，第71页。

⑦ 同①，第40页。

⑧ 同①，第1页。

⑨ 同①，第135页。

⑩ 同①，第34-35页。

王宁《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爱德华・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剖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