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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题目陆续有所留意，近承白爱虎君赠中华书局新刊《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一书，亦有重要关涉，遂发意写出此题，特此致谢。
陈寅恪的手杖 其小序云：“十五年前客云南蒙自，得黄藤手杖一枝，友人刻铭其上曰：'陈君之策，以正衺夨。’因赋此诗，时癸巳仲冬也。”癸巳，是1953年；衺，意为斜；夨，原指倾头，引指倾侧。其诗云：“陈君有短策，日夕不可少。登床始释手，重把已天晓。晴和体差健，拄步庭园绕。岁久汗痕斑，染泪似湘筱。忆昔走滇南，黄虬助非小。时方遭国难，神瘁形愈槁。携持偶登临，聊复豁怀抱。摩挲劲节间，烦忧为一扫。无何目失明，更视若至宝。擿埴便冥行，幸免一边倒。残废十年身，崎岖万里道。长物皆弃捐，唯此尚完好。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羞比杖乡人，乡关愁浩渺。家中三女儿，谁得扶吾老。独倚一枝藤，茫茫任苍昊。”此诗借物咏己，意思并不难理解，“幸免一边倒”、“不作蒜头捣”云云，显然意在刺世，寄托了一己之独立精神。余英时先生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下句在最初印本《诗存》（一九八○年）中则作'幸免两边倒’。这显然是因为蒋天枢先生当初编印《诗存》时尚心存顾忌，改'一’为'两’。其所以有顾忌者，正因为'一边倒’是讥刺毛泽东的'一面倒’的。”（《陈寅恪的儒学实践》，《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台]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民国87年版，第321页）此说可从，“两边倒”本是不通的。关于此诗的文本，我过去已作讨论，兹不多作重复（详见《陈寅恪诗笺释》[增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下册第683－685页）。在此，不贤识小，只想专门再谈谈引出了此诗的手杖——作为物品的手杖。余英时一开始时曾说：“陈先生是否真有一枝云南黄藤杖，抑因读古人之作而逞驰其文学上的想像，在此都无关重要。总之，他用黄藤杖来比喻自己的'劲节’，则是毫无可疑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57页）后来陈寅恪二女小彭回忆，这根手杖是实际存在的（《书成自述》，《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汪荣祖更明确交代：“诗序所谓'友人刻铭’之友人，乃前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此杖现存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处。”（《史家陈寅恪传·后记》，［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3年版，第261页。按：此后记不见于汪著之前及之后的版本。另参朱浩熙《蒋天枢传》，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事实上，我们若留意陈先生晚年的照片即可见（见附录），他确是随时都拿着一根手杖，这，应该就是他诗里“日夕不可少”的那根“短策”，虽然“短策”看上去并不短。据陈诗小序，他的藤杖系“十五年前客云南蒙自”时得之，其背景是这样的：1937年抗战开始后，陈寅恪一家先是迁居长沙，因清华大学又决定迁往云南，陈家遂辗转南下香港，然后陈氏只身取道安南、海防到达蒙自暂居，时在1938年春夏。当时陈氏住在歌胪士洋行，与西南联大众多名流相与往还，颇有切磋之乐（参郑克晟《陈寅恪与郑天挺》，《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书》，中华书局2023年版）。郑天挺在其论文《发羌之地望与对音》之后有跋语：“二十七年六月，余草此文毕，就正于陈寅恪、罗莘田（按：罗常培）、陈雪屏、魏建功、姚从吾、邵心恒（按：邵循正）、邱大年（按：邱椿）诸公。此文原题曰《发羌释》，继改今名，遵莘田、雪屏之教也。余初以'失范延’与'帆延’为古今地名之异，心恒据伊兰语为正之；译文以d对t，从吾举佛陀为证；稿中硃笔皆莘田所改；其反切及声类所属，皆傅君懋勣所查。此文缮正后，寅恪又为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大集经·月藏菩萨分》文中误作《月藏经》）多处，此稿不能觅也。寅恪对此说深赞许。尤增余兴趣与努力，并识之。”末署“天挺在蒙自”（见俞国林点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上册第72－73页；参郑克晟《忆邵循正师与郑天挺先生》，《从未名湖到新开湖》。按：此跋不见于正式发表的论文）。由此跋，可以略知陈寅恪在蒙自时的“朋友圈”，而魏建功也正在其内。则魏氏为他铭刻手杖，当即在此期间。更有意思的是，同是在1938年，魏建功也为郑天挺铭刻过两根藤杖：一刻“指挥若定”，一刻“用之则行舍则藏”。这里面是有掌故的：郑氏自1933年任北大秘书长，战时更负师生南迁之责，故有“指挥若定”之铭；而此时他向蒋梦麟请辞行政职务，并得应允，故又有“用之则行舍则藏”之铭。除此之外，魏建功还用白藤给郑氏刻过两方印（见郑克晟《魏建功与郑天挺在北大时的友谊》，《从未名湖到新开湖》）。
魏建功给郑氏刻藤杖，正与陈氏同时，则陈氏藤杖铭刻的时地人问题，自可完全落实了。由此又可推测，魏建功的“私人订制”式服务，应非孤立之举，受惠者当不限于陈、郑二氏。关于陈氏黄藤手杖的“本事”，已如上述，但我还想补充相关的几点。明代高濂《遵生八笺》卷之八《起居安乐笺》“竹杖”条有云：“惟合竹为佳，有以之字竹、方竹、老竹鞭为之者，亦雅。近日以荆木如杖形者，原其上有双枝厚根处，雕为双芝，摩滑如玉，亦可人意。……外此用万岁藤、藜藿为杖，形虽奇怪，此为老衲行具，恐非山人家扶老也，姑置不取。”可知手杖的用材有种种讲究，而国人用手杖之常见，由此亦可见一斑。其二，使用手杖，不止是本土传统，也是舶来风尚，即民国时所谓“文明棍”是也。作为寅次郎的影迷，我看过一本寻访其电影拍摄地点的随笔，里面提及第二集中的场景：“旧制高中的高级知识份子在小津安二郎导演的电影里经常出现，佐分利信、中村伸郎、笠智众等人为其象征，也就是松竹电影里的十八绅士。《男人命真苦2》的东野英治郎传承了这脉络。杵着手杖在哲学之道散步的样子，令人联想到小津安二郎导演的《晚春》里，住在镰仓的大学教授笠智众和女儿原节子散步的一幕，他同样拿着手杖。现在已渐渐消失的手杖，在当时为知识份子爱用。”（《川本三郎的日本小镇纪行：日本国民电影〈男人命真苦〉之旅》，[台]新经典图文传播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161页）这让我意识到，在已消逝的二十世纪，日人之用手杖，应该是一种受了西洋风气影响的习惯，而中国人亦如是。陈寅恪在文化上偏于传统，但毕竟多年留学在外，在生活上也颇有西化之处，他之惯用手杖，不妨说正是具体而微的“中体西用”吧。这也有一个“旁证”。沈曾植有《杖铭》曰：“大隈昔赠游存，游存持寿寐叟。不知东触西蛮，毕竟谁家胜负。梦梦宰相，槐安□□，紫衣魔袖。杖打虚空，驴前马后。”（钱仲联编校《海日楼文集》卷四，广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22页）铭文中的“大隈”即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游存”即康有为。可见这支手杖，沈曾植得之康有为，康有为又得之大隈重信——而小津安二郎、山田洋次电影里的手杖，也正是大隈重信时代的遗风。余英时先已指出，唐代南诏所产的赤藤杖极有名，韩愈、张籍、白居易皆有诗咏之，白氏吟咏尤多（《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57页）。关于这一名物，可以补充一点史料。唐代负责调查南诏的樊绰有《云南志》一书，其卷七“云南管内物产”部分有云：“藤䕳生永昌、河赕。缘彼处无竹根，以藤渍，经数月，色光赤，彼土尚之。”又《太平御览》卷九五五引《云南纪》：“云南出藤，其色如朱，小者似为马策，大者可为柱杖。”这种赤藤，据说即鸡血藤（赵昌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272页）。而陈寅恪的藤杖作黄色，与此不同，是由于藤的品种有别，还是由于制作方法有别？这就有待博物之士考掘了。马连良去世后，其夫人将他生前用过的藤杖转送给吴晓铃。吴请王世襄烫刻铭文曰：“南诏藤兮楚兕角，栽（裁？）作杖兮何卓卓。温如玉兮长相握，思故人兮沉心曲。”（《铭杖记》，《吴晓铃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此藤杖也是来自云南的。其四，托物咏志，是中国诗的传统，具体到借手杖以咏志，也早有前例。由梁而西魏而北周的庾信，即有《竹杖赋》、《邛竹杖赋》，以寄寓其亡国辱身之哀（参清倪璠《庾子山集注》卷之一）。陈寅恪对庾信很是关注（有《读哀江南赋》、《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两文）而他的《咏黄藤手杖》，也可视为《竹杖赋》、《邛竹杖赋》之续。此外，近人郭则沄有诗《题仲光所赠孔林楷杖》：“坚贞惟楷狷者徒，落落与世殊荣枯。……”（《龙顾山房诗集》卷之七，民国戊辰刊本）王惕山有《竹杖铭》：“心虚节劲，直道而行。……”（《知希堂诗选》，云南教育学院印行，第86页）其投射自我人格的修辞，跟陈寅恪的《咏黄藤手杖》意蕴相通，当然也是同一文学传统的产物。最后，回到前引汪荣祖的一句话：“此杖现存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处。”——此消息得于1980年代前期，其来历作者未予说明，但相信应有依据。那么，陈寅恪长年相随的这支黄藤手杖，是不是还应该存于天壤之间呢？
附陈寅恪历年持手杖照片（皆据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
 1947
 1948
 1950
 1950
 1951
 1952
 1953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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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1960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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