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酒在中国历史中占据很高的位置，在物质匮乏的古代，从平民到贵族，每个阶层都离不开酒的消费。所以酒在文化上，不仅是人民表达真实情感的寄托，同时在物质上又牵扯着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古代政治中，也因此延伸出酒政这一领域，唐朝更是把这种政治现象，彻底融入中国经济体制之中，成就唐朝盛世的出现。
一、酒的存续和禁止，延伸第一代酒政作为中国经济作物之一，酒和粮食、盐铁几乎处于同等位置，而酒的历史也很漫长，几乎和中国历史的诞生是一同出现的，在中国最古老的夏商周三朝时，人们就已经学会酿酒的技术，当时擅长商纣王打造的“酒池肉林”，虽然体现了商纣王荒淫无道的一面，但同时也说明商朝时候的酿酒技术已经十分发达。
而酒政也几乎是酿酒技术出现的同时，一起进入了社会的视野中，所谓的酒政，就是指一切以酒为中心，涉及酿酒、卖酒和买酒等一系列程序而制定的国家政策，早期酒政也是如此。不过最早期的酒政涉及的内容比较简单，无非就是酒什么时候可以酿和可以买卖的问题，也就是榷酒和酒禁该在什么时候出现。
之所以会是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当时的酒绝对是奢侈品的存在，只有统治阶级的人才有资格能喝酒，因为酒在当时是用吃的粮食酿造而成。而夏商周时代的农业技术还十分落后，所以粮食不可随便乱用，自然酒作为最容易消耗粮食的存在，也一直处于存续和禁止之间，比如夏朝的大禹就提出了“绝旨酒”的政策，算得上中国最早推行的禁酒政策。
因此从夏朝开始，直到三国时代，历朝历代都有禁酒的政策颁布，比如《酒诰》就记载道：
直接将喝酒视为一种君主有违品德的行为。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战争频繁的需求，朝廷对粮食的需求比以更加重，所以商鞅变法中也把酒视为违禁品的存在，汉朝早期出于休养生息的国策需要，也一直遵循秦朝的这一法度，比如汉书记载：
可见饮酒在当时是士大夫等人也不能轻易做的行为。 然而时代是不断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农业技术的提升，粮食的增产带来另一个好处，就是酿酒的自由度大大增加，而汉武帝之后也发现酿酒中蕴藏的巨大利益，从一开始的盐铁酒专卖，到后来为酿酒者设置独立赋税，都标志中国的酒政，从酒的存禁，向酒税收取的阶段发展。
二、藩镇和外敌威胁，竟促使唐朝酒税的改革最早将酒作为国家财政来源看待的是汉武帝，当时酒如同现在的国企一样，实行朝廷统一买卖，利润大部分归入国家财政之中，比如《汉书 · 食货下》就记载道：“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可见当时酒在民间的一切收入，都是划归政府旗下。
国家管辖酒产品的政策，直到进入隋唐时代才开始消失，当时隋炀帝正式取消榷酒制，酒的经营和消费直接由民间人士自己负责，虽然唐初因为经济凋敝的缘故，唐高祖李渊曾一度恢复酒禁政策，但由于隋朝解除酒禁的政策早已执行多年，民间早已习惯，因此唐初的酒禁并没有形成什么有效的执行力，反而因为唐朝农业经济的快速恢复，让酿酒和卖酒在唐朝民间十分昌盛。 另外加上当时唐朝初期税收宽松，地方上只收取地税和人口税，并没有像汉武帝时代进行酒类专卖，也没有像南北朝那样对酒类经营征收税赋，使得唐朝民间酿酒的盈利几乎没有什么负担，这变相促进了唐朝酒业的兴盛，比如《开元遗事》记载了当时民间酒业的繁荣情景，里面写道：“当大路市酒、量酒多少饮之” 可见在唐朝不止酒店是最常见的店铺，并且喝酒也成为了民间人士的重要生活方式之一。
然而这放任式的酒业发展，仅仅只在唐朝处于盛世时期才出现，到了安史之乱结束之后，因战乱引发的唐朝对地方军政的控制降低，以及外敌威胁的加大，导致唐朝的财政无法只靠人头税和地税解决，中后期的唐朝政府不得不开创其他税源稳定收入，其能够带来巨额收入的酒类产品，就成为唐朝中后期征税的重要对象之一。 之后唐朝政府便经历恢复榷酒，到全面征收酒税的税负发展过程，虽然中晚唐的酒税、茶税的杂税，因为官员贪污和党争斗争严重的影响下被视为苛政。但在唐朝代宗到宪宗这一唐朝中期，酒税却是唐朝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体现，是唐朝中后期稳定统治，开创多次中兴之举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
为了更好地征收酒税，唐朝从唐代宗开始设置榷酒税，宋朝编写的《新唐书》记载道：“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这是唐朝最初的酒税征收方式，当时唐朝政府对民间的酿酒人称为酒户，一共划分为三等，并且每个月都要征收酒税，这为唐朝之后的酒税设立开了头，虽然税酒户的设立到了唐德宗年代遭到了废止，但这并不代表酒税就此消失，相反唐朝从唐德宗时代开始，酒税开始作为一种具体的征税形式而一直发展到现在。 三、为了征收酒税，唐德宗开始做了哪些改变唐朝酒税到了唐德宗时期，因为酿酒业的公私混营模式的存在而发生变化，当时唐朝为了更好管理官办和民办酒业，特地在户部内设置了两个部分，分别是“良酝署”和“度支属”，这代表了唐朝酒税走到了榷酒和征税两者并存的阶段。
两个官职之中，良酝署设置比较早，在隋朝时代就建立，直到后来宋朝也保留了这个官职，这部门的工作就是为了给朝廷王室提供御用酒类产品而存在的，属于当时四署之一，为酿酝署工作的酿酒人则被称为酒户。 而度支属则直接对应民间，是负责管理民间酒业的独立机构，也是向民间征收酒税的主要部门，《新唐书》中是这么描述度支属在征税中的作用的，称“度支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 可见当时度支属征收酒税带来的利益有多大，尽管酒税并非唐德宗才开始，但酒业人士从德宗开始税负压力增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德宗开创酒税全面开征的行为，也为后来宋明清等朝代规范酒税税额和多少提供了借鉴意义，当时唐朝的酒税是随着两税法的出现而开始，除了征收酒税，德宗在建中三年更是恢复榷酒令，重新将酒的经营收归国有。直到宪宗时代，又改为类似人头税的普及性酒税，恢复民间酿酒权力的同时，又向其征收地税那样的附加税，并保留朝廷榷酒的行为，这一系列的酒税措施，为元和中兴打下坚实的财政基础。 总结从不征酒税，到酒税开征，再到榷酒和征税并存，唐朝的酒税虽然是因为传统征税无力维持自身统治而建立，但酒税的出现，却也为后来酒业的规范化发展，以及国家财政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宋朝之后的朝代，也大多保留了榷酒、酒税的措施，并进一步完善，也是借鉴了唐朝酒税发展的教训和经验。 参考文献： 《新唐书》 《开元遗事》 《汉书 · 食货下》 《酒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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