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越调】小桃红——消遣中对酒的描述，也不知道是否属实，但是，酒，无疑被推崇成了“解忧必备良品”，尤其在大唐，诗词盛行，名人骚客都喜欢吟诗作对之余把酒言欢，不少诗词还都以酒为题；到了宋朝，武松的“八碗不过岗”更是衬托出当时社会浓郁的酒文化。可是到了清朝，酒的风靡却逐渐受到约束，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是制定了相关的禁酒制度，并被一直沿用。三代“明君”为何都单单和酒过不去呢？ 禁酒的背景其实，满清的禁酒制度从一开始就和救灾紧紧联系在一起。 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就成为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的口头谚语和治国之本，所以，每当遇到灾害之时，朝廷的第一件事就是“赈灾”，怎么赈？放粮、施粥！这每一条都和粮食有关，粮食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而且，粮食的短缺很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民心的不稳，从而导致民间起义的发生。李自成、白莲教、甚至后期的太平天国运动等，都是因为百姓食不果腹，最终酿成大祸，其根源还是——粮食  而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如果总是“贞观之治”时的繁荣昌盛、天下太平，那酿酒还真无所谓，但是，大清自建立开始，就征战不断；入关之后，为了统一全国连年用兵，镇起义、平三藩、收台湾、平叛葛尔丹，战火一直燃至康熙中期，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库空虚、粮食匮乏。在这样的前提下，一旦出现自然灾害，朝廷在赈灾时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了。为了维持粮食储备，朝廷也就不得不从大层面上对粮食进行“节流”，酿酒首当其冲，禁酒制度呼之欲出 清朝的禁酒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康熙、雍正时期是禁酒制度的最初阶段，到了乾隆朝日趋完善，晚清以后，随着财政体制的重大变革，因灾禁酒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初始阶段康熙、雍正时期，粮食的筹备和发放是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康熙帝看来，“酒乃无益之物，耗米甚多”（《清圣祖实录》），因此，每当遇到灾害严重、粮价上涨之时，即令受灾地区严禁烧锅（烧锅指的是生产酒的专业作坊）。康熙三十二年，畿辅地区因灾欠收，粮价奇高，而蒸造烧酒又多费米谷，康熙下令顺天、永平、保定、河间四府严禁蒸造烧酒。 康熙时期的禁酒条例相对松散，范围也只局限于受灾地区，康熙帝并未将禁酒的权利集中在朝廷，而是由交由各地督抚因地制宜、酌情处理，严格来说，这一时期根本就谈不上“禁酒”，采取的措施也只是权宜之计，在灾情缓解后，立即就又开放了；  雍正帝继位后，总体上传承了康熙帝的做法，对烧锅并不没有明令禁止，在将这种权利下放各地督抚的同时还强调“封疆大吏斟酌行之，不可强迫”（《皇清奏议》）。雍正十年，廷议禁烧锅，并下诸省讨论，陕西巡抚史贻直据实上奏：“丰年时，烧锅亦为百姓谋生手段，歉岁时可视民力盈虚，再行禁酒”（《清朝文献通考》），这个建议得到雍正帝的赞同。但是，当出现灾情时，雍正帝不但要求受灾地区禁止烧锅，连周边省份也不允许烧锅，为的就是能尽快筹备到粮食，救援灾区 虽然在康熙、雍正时期没有正式、而又规范的禁酒制度，但是，“遇灾禁锅”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被各地实施，这为以后的禁酒制度打下了基础 完善阶段乾隆朝是因灾禁酒制度的完善阶段。 乾隆初年，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因人口暴增而带来的民生问题，因此，乾隆帝在即位之初就开始大力推行禁酒制度。乾隆二年，乾隆帝从储备粮食、养民应急的角度出发，下令各地无论丰年歉年皆严禁烧锅。他认为，烧酒盛行的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北五省”，“烧锅一事，当永行禁止”（《清高宗实录》）  这份谕旨下达十天后，刑部尚书孙嘉淦上奏，从三个方面入手，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一，只禁烧酒并不利于民生； 二，“北五省”习种高粱，禁烧锅会让这些地区的高粱滞销，“贱而不卖”，增加百姓负担； 三，禁烧锅还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犯罪率增加。因为禁酒势必会抬高酒价，肯定会有人铤而走险，私下烧酒 孙嘉淦指出：“烧锅之禁，无益于盖藏，而有损于生计，止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年”（《皇朝经世文编》）。孙嘉淦的意思很明确，还是支持康熙、雍正帝时期的宗旨——因灾而禁、灾消即兴！乾隆帝让群臣将孙嘉淦的意见“详议具奏”，结果，各地督抚大都认同“歉岁宜禁”的方法，但是，对于丰年是否要禁，却存在着不小的争议 次年春，乾隆帝下旨督促各地厉行禁酒，孙嘉淦又上奏质疑，乾隆又让群臣讨论，这次，大多数人都开始支持禁酒。于是，乾隆开始将禁酒“制度化”，并制定了对踩曲兴贩者的处罚：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对于失察官员也要进行处理：每一案降一级留用，失察三案降三级，调用！这些都被写入《大清律例》 经过乾隆帝的大力推行，禁酒制度就成为救灾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虽然各地落实的程度不同，但是，发生灾情或歉收时，各地均能严格贯彻执行。比如乾隆三年，在歉收的直隶，总督李卫一年之内拿获烧锅踩曲364起，人犯1448名；继任总督孙嘉淦在低任后的一个月就拿获私烧运贩78起，人犯355人 没落阶段乾隆之后，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禁酒制度虽然被传承下来，但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嘉庆四年，因“吉林开烧锅之人与刨夫熟识”、“力能帮贴刨夫口粮”，“责成通融办理”（《清朝续文献通考》），这等于间接承认了烧锅的合法性 到了咸丰三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户部奏准弛烧锅之禁：
（记载于《畿辅通志》）  此次弛禁烧锅，意味着为限制粮食消费而存在了160年之久的禁酒制度被彻底废除，究其原因，固然有关心民生的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咸丰时期出现了财政危机（当时连乾隆爷时用纯金铸造的三口精美大钟都给熔了，财务困境可见一斑），这无非是一种缓解手段罢了。 咸丰十年，随着财政危机的不断加大，户部奏请将直隶烧锅税银“赴部交纳”，于是，酒税就应运而生，并且成为后满清时期的主要税收来源之一 变通阶段酒税制度的形成可以填补国库的空虚，但同时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不断冲击着因灾禁酒制度，而且在习惯了这项税收之后，不管歉年还是丰年，都很难再做到真正的“禁止”，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就是一个例子 光绪三年十二月，因旱灾奇重，当时御史胡聘之、直隶总督李鸿章都奏请顺直各属暂停烧锅，但是，户部却从“税收”的角度出发，加以反对，认为严禁烧锅会导致商民坐失生计，因此奏请自光绪四年之后，“但准歇业，不准再开，将烧锅不禁自少”。这个方法遭到不少大臣的反对，詹事府左庶子黄体芳再次奏请严禁烧锅，并指责户部驳斥“禁锅”的原因是烧锅领贴，为了领取每年的三万两饭银；他还指出，顺直各省因烧锅每年耗粮五六百万石，灾荒时应该以救急为先！当时灾情严重，黄体芳的建议得到批准，但是在旱情解除后，李鸿章就迅速奏请重新开烧。由此可见地方财政对酒税的依赖程度 同治末年，李鸿章对直隶的烧锅征税进行了一次改革，并实施了一个大胆的策略，那就是以“捐赈”代替“停烧”。当时直隶有烧锅户近千家，如果全部歇业，势必会坐失生计，所以他奏请免其停烧，按照规模大小，收取不同的“捐赈”银两，多者50金，少者20金。这被朝廷采纳，后来直隶发生水灾时，就是按照这个方法落实，每户收银10两，就是2万两。这些银两用于赈灾，而商户们则不必停烧  结语总之，清代的禁酒制度和救灾制度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禁酒制度就是救灾制度下的产物。因灾禁酒体现了清廷历代在粮食调控和抗灾救灾方面的灵活性，也从侧面反映出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等情况。 清朝禁酒制度的演变过程，完全是一个摸索过程，从禁止烧锅——因灾禁酒——以捐代禁，都是根据所处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前期由于国库充盈，分歧就集中在“禁酒”和“民生”上；到了满清后期，由于财政始终入不敷出，而酒税在财政中所占的比重又越来越大，所以，对待禁酒就变得非常慎重，考虑禁酒的同时也不得不把“财政”这一环节考虑进去。“以捐代禁”的出台与其说是缓解各种矛盾的最佳方法，倒不如说是财政窘迫下的无奈选择，因为后满清时代，腐败已将朝廷腐蚀的千疮百孔，除了多收税，别无他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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