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网络 往事并不如烟 作者：李涯 下周是姐下乡当知青四十周年纪念日，她希望我陪她回去，我满口答应，因为那里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那时还在上小学，一到暑假，就迫不及待赶到那里。 那里有我无法忘怀的小河，河水清澈见底，青青的水草在河底招摇，小鱼在其间穿梭嬉戏，跳进河里，小鱼会轻轻啄你身体。 我最喜欢去河里洗装过米饭的筲箕，夹在竹缝里的饭粒漂进水里，引得一大群鱼儿追逐，随意一舀，都会收获满满。 那里有我最爱的烧红薯。每天午睡后起床，我都会去灶里掏出一只红薯，撕开皮，里面色泽金黄，软糯香甜，吃后唇齿留香。 那里有许多我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吊牛草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县以下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土地和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 每个生产队都喂有牛，用于春耕生产。 喂牛在农村是相当好的工作，既不日晒雨淋，又比较轻松，且工分很高。我姐队里安排宋五爷（他拿十个工分，是男子的最高工分）负责。 宋五爷是军属，三个儿子当兵，二儿子还提了干，在队里算个人物，队长也忌惮他三分。 我姐身体瘦弱，但初中毕业， 有文化，正好弥补宋五爷不识字，不会记账的不足，队长便让我姐协助宋五爷吊牛草，每天满工作量得六个工分（妇女的最高工分），一个工分两分钱。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每年队长都会去我家家访，父母都好酒好肉招待，走时还送上一封冰糖之类的礼物。 吊就是称的意思，是当地的土语，但很生动形象，所以我还是沿用这种说法。 姐的工作地点在一排长长的土墙茅草房里，两头是牛栏，中间是吊牛草的地方。 一杆长而粗的秤悬于空中，由于成人的背篓很高大，可以装牛草上百斤，称的人提不起，高度也不够，所以用长绳系于梁上，称草时背篓就像吊在空中，所以称“吊牛草”。 由于我经常去那里玩，早学会了吊牛草和记账，又与宋五爷关系融洽，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便走马上任了。 那时刚好小学毕业，个子矮小，吊牛草时，必须站到高凳子上看秤。 队里几头牛每天要吃不少草，大人要参加队里的劳动，割草的任务便大多落到小孩身上。 在我的记忆里，每个小孩背上都有一个竹背篓，手里总握一把镰刀，满脸愁容。一背上背篓，他们就要为牛草发愁，因为附近已无草可割，要完成任务，需跋山涉水，走很远的路。 他们完全把课余的闲暇时光装进背篓，把暑期生活装进背篓，用镰刀收割他们的童年。 宋五爷脾气暴躁，待人苛刻，社员都很怵他。 有一次，他吊完狗蛋的牛草，倒草时，发现下面的草粘有些许泥土，他就一把将背篓扔出门外，扣去狗蛋很多重量，致使狗蛋回家挨了一顿暴打。 宋五爷喜欢午休，小伙伴们就爱在中午，趁我一个人在时来吊牛草。 我总是将秤砣往右边挪，尽量多给些重量，有时缺斤少两，我也满打满算。 有一天，几个小伙伴背着冒尖的牛草进来，却不见栓子身影，我问：“栓子呢？”，“他今天输掉了牛草，正在四处发疯地割草。” 我知道这种游戏，恐怕是他们唯一的乐趣。将一块砖或石头立于远处，然后扔出镰刀，击中者羸，输者抓一大把牛草给对方。 他们走后，我一直焦急地等待着栓子，怕他来晚了，被宋五爷刁难，更怕他完不成任务被父亲的棍棒伺候。 正在望眼欲穿之际，见他背着半篓草飞奔而来，满头大汗，表情凝重，结结巴巴地说：“今天只割到这么多。”，我没揭穿他，只是严肃地说：“今天给你记全，但以后要多交牛草补上。”，他不停地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好险，他前脚刚走，宋五爷后脚就到。 分猪肉 有一天刚起床，就看见小伙伴们奔走相告：“今天吃干饭喽！”，我知道他们过年过节才吃干饭，今天没什么节日啊。我叫住栓子问是怎么回事，原来今天队里要杀猪分肉，我便和栓子一起去看热闹。 猪圈前的坝子里已围了不少人。 只见杀猪师傅走进猪圈，拿着一把带柄的铁钩，慢慢靠近大肥猪，突然用力钩住猪的下巴，使劲往外拉，猪则嚎叫着拼命挣扎，负隅顽抗。 几个壮汉迅速上前帮忙，有的在前扯猪耳朵，有的在后推猪屁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猪拉到坝子里的石凳前，并抬上去侧卧着，几个壮汉死死按住肥猪，师傅猛地一刀捅进猪的喉咙，只见一股鲜血喷涌而出，倾入旁边的大铁盆中，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 不远处，一口大铁锅里的水翻腾着，“咕噜咕噜”地冒着热气。 等血滴尽，猪不再动弹，几个大嫂迅速用瓢舀起开水浇在猪身上，然后手脚麻利地去毛，不一会儿，猪雪白的酮体就呈现在我们眼前。 最后就是开膛破肚了，师傅真不愧是一把好手，手里的利刃在猪肚上游走着，熟练地将猪的内脏，从小肠、肚子、猪肝、肺等依次分离出来。又是一阵刀起刀落，猪的各个部分便被分好，一头猪就这么四分五裂，零零散散地摆放在了案板上。 分猪肉是队长的特权。猪肉重量根据每户的人数，肥瘦则由队长喜好。 凡分到肉的人家，无不欢天喜地回家，唯有栓子一家闷闷不乐。 栓子爹铁青着脸，他是个哑巴，满头白发，脸上沟壑纵横，牙和手指被叶子烟熏得焦黄，四十出头像六十多的老头。栓子妈有间歇性精神病，边走边用衣袖抹泪。栓子不停瞟着我手里的肥膘，满是艳羡。 我好奇地问姐：“栓子妈有肉吃， 为何还哭？”，姐叹了口气说：“他家分的肉太瘦，不解馋不说，炒的时候还要耗油。” 那时肉和油都是紧俏食品，城里都是每月按人定量供应，农村就更困难。 我记得我和小伙伴下河洗澡，两岸石壁有许多螃蟹洞，用铁丝弯成钩轻轻一掏，螃蟹就乖乖爬了出来。他们都把螃蟹送给我，因为家里没油。 我高兴地提回家，姐用少许油，煎得金黄焦脆，进口即碎，在我眼中就是世间极品的珍馐美馔。 晚上，姐给我做了一碗红烧肉，色泽诱人，香气扑鼻，我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般将其消灭，姐只尝了一块，就一直爱怜地看着我。 待我心满意足地放下碗，姐像变戏法似地端出一小碟红烧肉说：“你给小栓送去。” 我姐家的土墙裂开了缝，家里也是家徒四壁，与一般农民无异。可她怎么会有干饭吃，有油煎螃蟹？我有时会想。 后来才知道，那是姐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我走了后，她要吃半年的红薯和白水菜。 送公粮 我曾问过姐：“队里每年打那么多的粮食，为何社员常年都吃红薯稀饭，还吃不饱？”，姐忧伤地说：“每年都要上交很多公粮，用于支援城市建设。” 每次到公社交公粮，我都要跟着去。 送公粮没有杀猪有趣，而且单趟就是十多里路程，空手走个来回都累得要死，但公社街上有五分钱一碗的凉糕，那就是所有的目的与意义。 公粮有稻谷、高粱、大豆等，一大早趁太阳没出来，社员就挑着公粮出发，长长的队伍在田间小路上如龙蛇前行，煞是壮观。 我人小个矮，常常要小跑，才能跟上队伍。 幸好走到半途，他们要休息。一颗巨伞般的黄桷树下，就是大家的歇脚场所。 大人们纷纷拿出水壶牛饮，我独享一分钱一杯的凉水。 凉水摊占据阴凉的中心位置，摊主身旁放一木桶，里面就是加了少许糖精的凉开水，上面用白纱布遮掩。 前面摆一小桌，上面放几个玻璃杯，里面盛满凉水，上盖一方形玻璃片。 有的摊主为增加卖相，在水里加红或绿的色素，就更吸引顾客。 一杯凉水下肚，所有暑热都烟消云散了。 到了公社，姐把我领到凉糕摊前坐下，她就去粮站交公粮，回来再付钱。 只见摊主从盆里拿起一块方形凉糕，摊在手心，晶莹剔透，洁白如玉。 另一只手拿起薄竹片，将凉糕分成若干小块，然后放进一个小碗，再用小勺淋上红糖，红白相间，致命的诱惑。 凉糕是用井水泡着的，吃进去透心的凉，就像吃了人参果，浑身上下，无比的舒坦。 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吃，想等姐回来尝尝。可姐来时，我早吃得精光，还将碗里的糖汁也舔得一干二净。 回去时接近晌午，太阳毒辣地炙烤着大地，空气里没有一丝的风，石板路上冒着耀眼的热气，我很快就走不动了，姐刚缷下肩上的公粮，背上又加上我这个包袱。 我现在很憎恨我自己，可当时年少无知，怎么能体会姐的艰辛？ 其实，那时的成人何尝不是如此？生活的重担压得他们根本没换肩的机会！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四十年。 听姐说，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生活逐渐好转，现在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路通到了村里，多数家庭盖起了楼房，各种电器一应俱全，有的还买了轿车。 我想春风拂面，肯定已经吹散了儿时伙伴脸上的愁容，他们的后代已经从背篓镰刀里解放出来，不再为“吃干饭”而奔走相告。 我只是担心，那里的河水，是否还清澈见底，鱼虾成群？ 他们的儿孙在他乡打工还好吗？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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