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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的突然离去，给我的刺激也是很大的，我意识到，事情的真相既然已经挑明，这件曾使我常常忧虑的事情，肯定会来个急转弯。 她要么选择自己的事业，与我一刀两断；要么放弃自己的观点，服从于我。 然而，我知道，后者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从那以后，我们再没见过面，各自在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追求着不同的理想和目标。 不过，人毕竟是感情动物，相爱那么多年，一下子很难割断感情的维系，后来，我们还有过一段书信往来，只是在那国难当头、重任在身之际，儿女情长的事情，只好搁置一边。 那天，从江边回到警备司令部，我连夜开会，给组员们布置了第二天的行动计划，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措施。 会后，我自己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装，就坐下来给白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表示要在抗日战争中做出成绩来，希望她不要去延安，等着我回来。 潜伏任务是艰巨的，抗战开始后，在日本人居住区的中国人纷纷撤离，有钱人有的坐飞机跑到别处去了，有的搬进了英、法租界，穷苦百姓也有许多携儿带女离开那里。 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潜伏组才搬进日本人的居住区，不仅目标大，而且，很不容易长期潜伏下来。 潜伏组共14人，其中有由我介绍到上海特区工作的二哥沈默，还有我从情报组带来的三个亲信，其他组员都是从别处抽调来的。  上海虹口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便于掩护，我让家在上海的组员连家一起搬进虹口区，组里有一部电台，报务员叫裘声呼，30多岁，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跟我们一起搬进虹口区，我就让他住在我家里，其他组员都分散居住。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刺探日本人的军事情报，指示轰炸目标，做一点破坏暗杀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作确实没有多少成效。因为过去没有一点基础，很难打入敌人内部，只能在咖啡馆、酒吧间偷听一些日本浪人或汉奸的谈话，从中获得一点有用的情报。 其他方面，我们也采取过一些行动，但由于我们当时都很年轻，又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所以缺乏军事常识，经常出些差错。 有一次，我的一个组员发现离他家不远处，有一座戒备森严的仓库，他侦察得知，那是日本人的弹药库，便马上跑来向我汇报。 我立即把情况向上海特区做了汇报，并指示了仓库的方位，不久，我方大炮就轰击了这个弹药库。 我们远远地听见那里鞭炮般接连不断的爆炸声，高兴极了，我要那个组员去看看仓库爆炸后的情况，好再向特区汇报。 没承想，这个组员去后不久，就哭着跑了回来，他一进门就一把抓住我，号啕大哭，像发疯似的摇晃着我。 我强把他按在凳子上，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捶着自己的脑袋，绝望地喊道：“都死了，都死了！”“谁都死了？”我也着急地问。 他悲痛欲绝地撕扯着自己的衣服说：“我的老婆、孩子都死了！”听了这话，我才恍然大悟。 我丧气地一屁股坐在床边，拍着自己的脑门，难过地想，我们多蠢啊，事前怎么就没想到，炮轰弹药库时还会引起更大的爆炸，会把周围的住户都炸死呢？为什么就没想到事先让他一家人都撤离那里呢？ 炸了敌人的弹药库固然是好事，可是却把自己的人也赔进去了，这算怎么回事呢？ 此后，那个组员就得了神经病，上海特区区长周伟龙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给他发了一笔抚恤金，派人把他送回河南老家去了。 这件事发生后，我想，这笔血债应该记在日本人头上，经小组研究，我们决定在主要搜集情报的同时，再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来惩罚敌人。 征得特区同意，我们弄来了一些手榴弹和水雷，准备对敌人进行报复。 开始，我们买通了一个水鬼，让他去炸日军在上海的海军军舰，一天深夜，我和几个组员陪着他悄悄地潜伏到距日军军舰停泊港口一里多远的地方，那里没有日军把守。  侵入黄浦江的日本军舰 图片来自网络 水鬼下水后，我们伏在潮湿的草丛中等候消息，夜色染黑了天空和江水，水鬼一离开，我们便消失在一片无边的黑暗之中，四周除了一阵阵江水拍岸的声音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动静。 我们屏着气，紧紧地盯着远处港口的几盏灯光，希望听见轰隆一声巨响，看到远处的港口化为一片火海。 时间过得真慢，夜光表上的指针仿佛停止不动了似的。我们等了好久也没盼到那轰隆的巨响，却听到了港口那边传来的阵阵机枪声。 我知道事情不妙，那个水鬼肯定出事了，便连忙领着组员撤了回来，第二天一打听，才知道那个水鬼还没靠近日军军舰，就被他们用机枪射死了。 后来，我决定亲自行动，心想即使炸不了日军的军舰，炸死几个日本兵也是好的呀！ 我带着几个组员，选中了一幢左右都没有人居住的空楼房，在那里安上了许多炸弹，然后从楼上的窗口里，扔出一枚手榴弹，故意引诱日本人，我们几个则从房顶上蹿到另一幢空楼上观察动静。 手榴弹的爆炸声果然引来了一队日本兵，他们包围了那幢楼房，几个日本兵刚一踢开这幢楼房的大门，炸弹就轰的一声响了，当场就炸死了三个日本兵。 敌人对着门里一阵机枪扫射后，冲进去跑到楼上，我们的地雷又响了，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是得意，自以为进行了了不起的抗日活动。 由于人们抗日热情的不断高涨，袭击日本人的事件不断发生，虹口区的日本当局决定，对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进行大搜查，然后通通赶出去。 为了防止中国人继续进入，他们还在各路口堆上沙袋，设上岗哨。  日军在上海设立一个沙袋路障 图片来自网络 由于日本兵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驱赶，我们也没办法继续潜伏下去了，只好把枪都扔掉，把一些器械都藏起来。 当时，只有我带进去的那部小电台没舍得扔，因为电台等于是我们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离了它，我们在外面遇到什么情况都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了。 我就把电台藏在裘声呼最小孩子坐的小推车座位下，用孩子的尿布遮盖着。 通过岗哨时，日本兵把所有的包袱、箱子都打开查看，我们紧张得出了一身冷汗，生怕他们让把孩子抱起来检查。 此时，裘声呼因担心被日本人查出电台，会连累到妻子儿女，紧张得面色苍白，在收拾敌人检查过的箱子时手都直发抖。 我借提箱子的机会，在他脚上踩了一脚，趁他抬头之际又瞪了他一眼，然后帮他提起箱子走过了哨卡，这才没让敌人看出破绽。 此时，裘声呼的妻子还没通过哨卡，因为她不知道这个秘密，所以在后面平静地推着小车，嘴里还不住地哄着孩子。 大概日本兵见是个年轻的女人推着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以为不会藏什么违法的东西吧，他们居然没检查，就放她们过来了。 事后，我向戴笠做了汇报，被他狠狠地训了一顿：“你呀你呀！什么时候你才能学会谨慎呀？！日本人搜查得这么严，你还舍不得把电台扔掉，万一让他们查出来，你们还能活吗？真是个冒失鬼！” 戴笠当时在上海亲自指挥特区的工作，所以，对我们被赶出来并不觉得意外，他自己也知道，对日情报工作做得太晚了。 他对我们潜伏组没做出什么成绩，也没有表示不满，反而觉得我能把人全部带出来就算不错了，只是责备我不该把电台带出来，险些因小失大。 可是，上海特区新上任不久的区长周伟龙却与戴笠完全相反，他责备我没有设法继续潜伏，在他看来，我们没有干出惊人的成绩，反而像老百姓一样被赶了出来，真是给上海特区丢人。 他命令我率领组员再返回虹口区，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潜伏下去，我向他解释说：“各路口都堆上了沙袋，日军戒备森严，根本进不去啊！” 他说我怕死，还瞪着眼命令我说：“你从沙袋上爬，也得给我爬过去！” 此时，戴笠正好从门外进来，听见了周伟龙的话，就生气地责备他说：“你这不是让部下去白送死吗？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不懂得爱护他们怎么行呢？我看还是派他们到前线去，罗店、浏河不是还没有派去战地调查组吗？” 当时，我被他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想，只要是在戴笠手下工作，即使让我赴汤蹈火，也毫无怨言。 由于戴笠说了话，周伟龙也不便坚持己见，只好派我们作为战地调查组去了罗店、浏河。可是，从此他就对我产生了反感，后来，总想找机会整我。 浏河、罗店在上海市郊北面，王耀武率领一个师在那里抵抗，他是师长，李天霞为副师长。我们调查组的任务，主要是深入前线，了解部队对日作战情况、伤亡实数和阵地变动情况，同时还要监视部队，防止部队投降或是部队长官花天酒地、玩忽职守。 一般情况下，调查组是用电台每天向上海特区汇报情况的，可是，周伟龙经常让我亲自回到上海去向他汇报。 当时，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总是在白天狂轰滥炸，乘汽车目标大，骑马又不便于隐避行动，每次接到回上海的命令，我都只好骑自行车往回赶，好几次，在往返途中都险些挨了炮弹，有时，炮弹从我头顶上呼啸而过，有时，炮弹就在我身前或身后不远处爆炸。 还有一次，在一个广场附近，一颗炮弹落在我后面，爆炸时的气浪把我连人带车掀出了一丈多远。 后来，我也学精了，每次接到回去汇报的命令时，我就连夜骑车往上海赶，天亮正好赶到。 实际上，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去汇报，用电台汇报就可以了。可是，我知道，战争年代，军令如山，不服从命令是要受军法惩处的。我也没办法，但心里恨透了周伟龙。 不久，日本军队不断增加，大批军队已在金山卫登陆，难民们一群群地扶老携幼、背包挑担地拥挤着，逃离上海，孩子哭，女人叫，景象凄苦，真是惨不忍睹。  已登陆正在列队的日军 图片来自网络 前线的军队节节败退，我和组里的一些年轻组员也深为战局担忧，并准备到最后时刻亲自参加战斗。 不承想，当局突然宣布上海弃守，戴笠也撤离了上海，只留下周伟龙负责上海沦陷区的潜伏工作，我们小组接到命令，立即去南京特区报到。 军令如山，一接到命令，我马上给周伟龙拍了一个电报，向他做最后一次汇报，并在报告后面加上了一句： “上海撤退，我很痛心。但脱离你的领导，我非常高兴！对不起，我到南京报到去了。” 那时，我才23岁，到底还没摆脱年轻人的任性，在那样紧急的关头，还忘不了要发泄一下自己的不满。 撤退命令一到，军队就像水一样向南京方向涌去，乱成了一团，我率领着调查组的几个组员撤出后，连夜找了条木船离开上海。 就在我们找木船之际，一个组员竟不知从哪里抓来个漂亮的农家姑娘。姑娘哭哭啼啼地说，是那个组员用枪逼着把她带来的，她母亲和弟弟还在家里等她呢…… 看到这种情况，我火冒三丈，责令他把姑娘送回去。他却嬉皮笑脸地说：“日本人来了，这姑娘还不是给他们准备的？不如咱们弟兄们先受用受用！” 一听这话，我更是怒不可遏，一股自责、内疚、愤怒的情感顿时涌上心头。 我想，上海失守，百姓将遭涂炭，我们身为军人，不能保国安民，反而乘人之危，抢夺民女，真是禽兽不如啊！我这个组长连自己的组员都管不好，还谈得上别的事吗？ 平时，我一般是不对部下发火的，可是这时我怎么也按捺不住了，拔出手枪，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打死后，我又有些后悔，怕其他组员不服，不过还好，组里的其他人都没有表示什么不满，大概是因为有几个组员是我的亲信，其中还有一个是我二哥的缘故吧。 放走了那姑娘，我们大家都低头不语。 船开了，我想再看看自己生活了六年的上海，没想到这时小河上突然起了风，滂沱大雨随即打落下来。 我站在船上，用手遮住雨水，极力往后看，后面，黑云沉沉，雨雾濛濛，远远看去，黑森森的上海就像是一只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舟，随时都有覆没的危险，我心里泛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原来我们准备乘船到太仓后，再去昆山改乘火车到南京去，谁知，这时昆山的火车已经不通，我们只好沿着铁路，步行去南京。 铁路两边，稀稀拉拉地行走着从上海撤下来的散兵，沿途车站的月台上、屋檐下、大树旁，都躺了不少缺胳膊少腿的伤员。 南方的11月，天气有点寒冷，但我们还是热得透不过气来，浑身尘土，狼狈不堪，在路上整整走了五天，才赶到南京。 这时，南京正在准备保卫战，城里到处都是撤下来的军队，我领着组员去南京特区找区长钱新铭报到，没想到日军还没来，钱新铭却早已把南京特区迁到六合县去了。 我忙用电台与在武汉的戴笠取得联系，他让我马上赶到郑州办事处去报到。 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原来是个托派分子，他叛变革命后，忠心耿耿地为戴笠工作，想取得戴笠的信任，可是，戴笠对这样的叛徒总是不放心。 这时，梁干乔在郑州收容了800多名从各地流亡来的青年，并向胡宗南等人要了800多支枪和一些子弹，准备办一个训练班。 我到郑州后，他让我留下，帮助训练学生。可是，我认为有必要把撤退时的情况向戴笠汇报，于是我又从郑州赶到武汉。 见到戴笠后，我就把军队撤退时的混乱情况和郑州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他对前者也只是连连摇头叹气，表示无可奈何，但对后者却很重视。 因为，他也准备在湖南办一个大规模的特务训练班，正苦于学生人数太少，听说梁干乔收容了800多名青年，非常高兴，遂写了封信，让我马上携信返回郑州，让梁干乔把这800多名青年送到长沙去。 我回到郑州，立即赶到梁干乔的办公室。他正一个人坐在办公桌边喝酒，见我进去，高兴地给我斟了满满一杯酒，邀我和他一起喝。 我从来不喝酒，也不抽烟，就婉言谢绝了，并立即把戴笠的信拿出来，给他看，他笑着接过信，边喝酒边看，看着看着，脸色渐渐阴沉下来。 突然，他站起来，猛地把信往桌子上一拍，顺手抓起一个斟得满满的酒杯，狠狠地摔到地下，脖子上的青筋暴得老高，紧握拳头捶着桌子喊道：“不行，绝对不行！想挖我的墙脚？真是岂有此理！” 见他那副盛怒的样子，我也不敢说什么，只好给戴笠去了封信，把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没几天，戴笠又派原南京警察厅保警大队队长杨清植，拿着他的另一封信来到郑州，一定让梁干乔把人交出来，否则要纪律处分。 那天，我正在郑州中正中学帮助训练学生，见梁干乔气急败坏地跑来，铁青着脸，对我大声喊道：“滚！你们都滚！明天一起给我滚！”说完转身就走。 也难怪他发火，他苦心收罗了800多名青年，原想作为自己日后飞黄腾达的资本，而戴笠却定要让他把人交出来，这岂不是釜底抽薪吗？第二天，他就一个人打起背包，投奔胡宗南去了。 1938年2月，我和杨清植领着800多名青年来到湖南，在这之前，我姐夫余乐醒已奉戴笠之命到长沙创建特训班筹备处。 戴笠的至交“西北王”胡宗南把自己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4号，一座叫融园的大洋楼，全部腾了出来，做筹备处的办公室。 我们到长沙时，他正日夜紧张地组织招收学员的工作，因为特训班要求比较严，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方面控制极严，以避免共产党派人打进来，所以不敢公开招生，只有靠特务和亲友推荐。 开始时，招生条件是18岁至25岁，思想可靠，家庭“清白”，可是招生一个多月后，学员还不到200人，最后只好放宽年龄要求，有些30多岁的人也被招收进来，就是这样总共才招上300来人，加上郑州带来的800多名，不过1000余人，而且女生特别少。 戴笠对此很不满，他再三要求胡宗南，让他从长沙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招收的女生中选拔几十名女生，交给特训班。 胡宗南与戴笠私交甚好，只好把在长沙招收的60名女生，交给了特训班。  军统培训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些女生大都是为了抗日而投笔从戎的女学生，平均年龄不过十七八岁，她们大都穿着学生装，脸上充满了天真和稚气，听说是当特务，都叽叽喳喳地吵着不愿干。 她们有的要求回到第七分校去，有的索性用被子蒙着头哭鼻子，余乐醒等人对这群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的姑娘们也毫无办法，只好采取个别谈话和集体进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方法，给她们做思想工作，告诉她们特务工作的重要性，即所谓“进为革命之先锋，退为革命之保卫”等等道理，开导她们，硬是把她们留下了。 特训班原准备在长沙建校，因为日本人的飞机经常轰炸，最后，才选定在常德专区北面的临澧县，校址就定在临澧奎星楼县立中学内。 这里房屋宽大，交通方便，又便于隐蔽，戴笠对这个地方很满意，校址选定之后，余乐醒就领着学生和教官，用茅草和竹子临时搭了个大礼堂，能坐上千人。 同时，还在礼堂后面的池塘边修了一道长堤，堤上安了些石长凳，作为学生的休息场所，题名为“雨农堤”，以讨戴笠的欢心，因为戴笠别名戴雨农。 临澧特训班成立后，开始时，我干了一段总务工作，后来又当了行动术的教官。 从虹口区撤下之后，我曾去找过白云，得知她已跟一个宣传队走了，在那之后因为到处奔波，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所以一直没有设法打听白云的消息。 到了临训班，生活安定下来了，我想经过一年多的生活磨难，白云也许不会像过去那样固执了，很希望与她再取得联系。 可是怎样才能找到她呢？我冥思苦想也无计可施。 一天，我在姐夫那里看到了一份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不禁灵机一动，心想，为什么不在报纸上登个寻人启事呢？ 当时，我认为《新华日报》一定能发行到延安去，所以决定在《新华日报》上登一个启事。 实际上，当时武汉的《新华日报》并不发行到延安。 然而，事情又偏偏这样凑巧，《新华日报》上的寻人启事，被重庆的一个朋友看到了，这个朋友一直和白云有联系。 她来信告诉我说，白云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激动，说不清是喜还是忧。我知道白云到了延安，我们是不可能再见面了，但能得到她的消息也让我十分欣慰，她毕竟是我中意的第一个女子啊！ 我往鲁艺写了一封信，想试探一下，没想到，她很快就给我回信了，她告诉我说，她在那里生活得很好，她已把我过去送给她的金银首饰包括订婚戒指，都捐给抗日救国团体。 她在信中说：“爱情是美好的，事业是迷人的，但二者不可得兼，我选择了后者。” 即使这样，她还是没忘记我们俩最后一次在黄浦江边争论的问题，现在她更有理了，她在信中指出了近几个月里国民党政府因实施不抵抗政策而造成的不积极抗日的许多事实，还写道： “你总说国民党军队是抗战主力，而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国民党节节败退，上海失守，武汉危在旦夕。而共产党人数虽少，却在平型关首战告捷，消灭了大批敌人……” 国民党败退的情况，我当然比她还要清楚，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而认为是军队的指挥者不身先士卒及军纪涣散之故，所以在后来的通信中，我俩又展开了辩论。 谁知，我们通信的事，无意中让我姐夫知道了。  军统临澧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 那天，姐夫有事来找我，他当时是临训班的副主任，一见我桌上摆着一封寄往延安鲁艺的信，马上就沉下脸来，说： “你怎么这么糊涂？也不看看我们这是什么机构！我们对学生上政治课的时候，都一再强调不要相信共产党的宣传，不许和延安的同学、朋友通信。你身为教官，居然跟延安鲁艺的人通起信来，这要让戴先生知道了还了得？” 说完，就逼我当着他的面把信烧了，并要我保证以后再不跟白云通信。 当时，我心里虽不太愿意，但想想他的话，觉得也对，临训班一再向学生灌输反共思想，让他们相信，共产党不是真正抗日，而是在与国民党争权夺利；对学生的来往信件都要秘密检查，发现有思想左倾或跟延安通信者，都要受处分、关禁闭的。 我身为教官，带头破坏规章制度，确实也没法交代。我又想，反正她现在已经到了延安，思想观点更加“偏激”，我们俩再也不可能结合了，我何不抛弃这朵无果的爱情之花，去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呢？ 所以，这之后，我毅然断绝了与白云的书信往来，不过，在我内心最深处，却始终铭记着她那可爱的身影，始终钦佩她的人格和意志，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位有胆有识的杰出女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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