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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要是同意了，那王乡长就真的把我领他家去了，而他一家人也一定会对我好的。但我舍不得爸爸、妈妈、大姐、大哥、二哥和妹妹，舍不得我们这一家人的骨肉亲情。可我当时为什么犹豫呢？因为我知道王乡长一家肯定会拿我当个宝儿似的，我这一生都会享福。所以，我就在一个男孩与五个孩子其中一个这二者之间徘徊了。我要是答应了，这一辈子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而是另一种样子了，命运就截然不同！王乡长要我，不仅仅是看重了跟爸爸的交情，看重了我们这个家庭，也确实是看中了我，觉得我符合他家的需要，我也适合他家。以为俺家有三个男孩，给他一个，我的父母会同意，但没想到我本人会不同意。不然，他就不张口了。 孩提时代，对我好的人很多，家里人不算，比如沙姨啊，王乡长啊，还有一位我永难忘怀的、离开张地营子就再没见到、无法报答恩情的江姐。 江姐叫江艳玲，不是张地营子人，家在张地营子北面的白石砬子。她有个亲属在张地营子，通过亲属认识了俺家，就到俺家来串过几次门。那年她好像19岁，高个，修长的身材，留着两根长长的黑黑的大辫子，穿了身蓝布衣服，跟爸爸妈妈唠嗑时坐在炕沿上，把我揽在身边，不停地抚摸我的小手。走的时候，让我叫她“江姐”。我就把小说《红岩》里的江姐跟她联系起来，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不几天，她又来俺家，说她已经在张地营子小学当老师了，让我有空儿上学校去玩。我高兴得一蹦多高，嚷着要上学校去。江姐就瞅着我笑。她笑的样子很秀美。 于是，大哥和二哥上学的时候，我也上学了。——虽然不是正规生，用现在话说是旁听生，但我觉得很开心，一蹦一跳地跟着江姐来到了张地营子小学。 江姐与沙姨相比，一个是青春女性，一个是年轻媳妇；一个妖娆妩媚，一个俊秀柔美：可以说各有千秋，别具一格。但作为代课教师，江姐的文化程度要比沙姨高。所以，沙姨教二年级，江姐教三年级。 江姐拉着我的手，把我领进教室。教室的门在学生座位背后，她就把我领到后排靠外边坐着的一个男生跟前，让那男生坐到里面，我挨他坐下，又嘱咐他好好带着我。然后，江姐才快步走到前面，面向下面我们这些学生开始讲课。她讲着，一会儿领着大家念书，一会儿叫学生站起来答话，一会儿在黑板上写字。那个我挨着坐着的男生对我很热情，一会儿听她讲，一会儿给我讲，我就似懂非懂地点头…… “呤呤呤——”下课的铃声响了，我感觉这一堂课过得太快了。 晚上躺在炕上睡不着，我在想：上学原来就是上课啊！上课多有意思啊！那么多人听一个人在前头讲话，当老师真了不起！这就是常说的老师，老师是这样的。我以后不该叫人家江姐，该叫江老师才对…… 第二天我又跟着江姐来到学校，进校门的时候我叫了一声“江老师”，她扭脸诧异地瞅着我问：“怎么叫我老师了？该叫我江姐啊！” 我不好意思的低声说：“你是老师嘛，不能再叫姐姐……” 她笑了：“行，你叫吧，叫啥我都高兴。” 又走不远，我一眼看见操场左面有一排铁管子立起来的玩的东西——有好几个秋千，就对江老师说：“我想玩秋千。” “那你去玩吧。我去上课。你不玩了就到办公室里等我，别乱跑啊！”他叮嘱完我就朝办公室走去。 我跑到秋千那儿，上去了就使劲蹬。越蹬越高，越蹬越高……真好玩！站在秋千上看校园，眼前的校舍和操场也随着我蹬秋千荡来荡去，荡来荡去…… 忽然，我荡得太高了身体几乎跟地面一平了，荡得象仰面朝天了，脚下一空，“扑通”，从秋千上重重地摔了下来，摔了个五体投地。 我趴在地上，吃力地抬起头，用手摸摸鼻子，还有，一摸贝儿喽（方言，额头），再看手，手指上是通红的血。这时已经下课了，有个高年级的男生跑到我身边，把我拖起来，扶着我往前走，问我跟谁来的、是谁家的孩子。我只说江老师让我到办公室等着，他就忙把我送到了办公室。 江老师一见我额头流着血进来，大吃一惊，赶忙起身把我搀过去，问是怎么弄的，疼不疼。让我在她的椅子上坐下，拉开抽匣，拿出纱布、胶布和剪子，给我包扎。她的手非常地轻，生怕弄疼我，嘴里还连连责备自己没照顾到我。我只觉得伤口发热，并不怎么疼了…… 后来，江老师不在张地营子教学了，回家工作去了。她临走时来俺家跟爸爸妈妈道别，可惜我那天出去玩，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国家为了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规定了9月10日教师节。1985年过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我想起了江姐。想到小时候是她第一次把我领进校园，领进教室；想到自己贪玩摔坏的时候，是她给我上药包扎。思念之情涌上心头，就写下了散文《江姐，您在哪儿》在报上发表。我不知道她在哪，见不到她，只能用这种办法寄托我对她深深的思念和感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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