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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扮夫妻，是中共在隐蔽战线上与敌人作斗争的最常用、最有效的掩护方式之一。虽然它同样可能直面生死，却也会有浪漫的爱情佳话。如江姐与彭咏梧、李白与裘慧英、华明之与沈安娜等。小说《白鹿原》里对鹿兆鹏和白灵二人爱情的描写，更将隐蔽战线上的浪漫与残酷刻画得淋漓尽致。
上海中央特科旧址 那么当时的地下工作者，为何常要假扮夫妻呢？中共对假扮夫妻有没有什么明确要求？ 这一斗争手法的产生，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生存环境所迫。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非法”和“地下”状态，屡屡被查禁、取缔、追捕、残害，在敌占区面临着生存难、立足难、联络难、斗争难的严峻形势。地下机关和单身共产党员行动时很容易引起敌人注意，而夫妻或有老人小孩的家庭组合，则会迷惑敌人，让敌人放松警惕。 二、敌人政策所限。当时大多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基本被控制在敌人手里。敌人为压缩中共生存空间，打击中共在城市里的活动，对进入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采取严苛的租房限制和户籍审查制度。像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均明令禁止把房屋租给单身男女。 因此，房东在房屋招租启事上都会写有“无眷莫问”一类的提示语。比如1928年前后，中共湖北省委成员中，只有书记郭亮与妻子李灿英能租到房，其他人因为单身，只得各找门路解决住宿问题。 由此可见，在那个情形之下，假扮夫妻，以家庭为单位的组合，是规避敌人租房限制的有效手段。
民国时期租房合同 三、工作配合所需。假扮夫妻除了可以掩人耳目，还有便于双方在秘密工作中分工协同。如一人获取情报、一人负责密写、传递情报；或一人负责电台与上级进行无线电联络，另一人负责与敌占区党组织的上传下达等。 像电视剧《悬崖》中，周乙负责获取情报，他的“妻子”顾秋妍则负责用电台发送情报。《潜伏》里的翠平虽然没受过特工训练，却有聪明的头脑和一手好枪法，同样给余则成帮了大忙。 不过，假扮的夫妻毕竟是假的，是单身男女的临时组合，在长期的“同居”生活中，难免不出现情感升温的情况。因此，组织上对假扮夫妻也制定了严格的纪律： 一、假扮夫妻同居在一起的男女不准谈情说爱，更不准发生男女关系；如一方已婚，另一方绝对不可追求。 二、如双方未婚且产生感情，愿意结合在一起，必须报请上级批准。如一方不同意，另一方绝对不能强迫。（余则成与翠平“先斩后奏”时，就因未事先得到批准而颇为忐忑）
三、假扮夫妻的两人，在外人面前要像演戏一样，“上台”演得要像，“下台”后投入到新的岗位和工作中，不得擅自联系。 不过，虽然有纪律要求，但假扮夫妻的共产党员无论意志多么坚定，生活中毕竟也是饮食男女，因假扮而成真的也不在少数。其中江姐和丈夫彭咏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43年，23岁的江竹筠（江姐）应组织要求，到重庆与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掩护他在重庆开展工作。 当时彭咏梧已经成家，但彭妻却既不熟悉重庆也不熟悉地下工作，上级就派江姐以妻子的身份协助彭咏梧。后来为避免彭咏梧身份暴露，上级要求江姐从四川大学农学院休学，与彭咏梧结为正式夫妻。
彭咏梧、江姐夫妇与儿子彭云 此外还有李白与裘慧英。 1938年4月，22岁的上海姑娘裘慧英在组织安排下，与我党著名地下党员李白假扮夫妇，协助他传送情报、发送电文。二人日久生情，后经上级批准，于1940年结为正式夫妻。 二人相互配合，在险恶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后来李白不幸被捕，于1949年5月7日遇害。李白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 李白与裘慧英 周恩来在长期领导隐蔽战线的工作中，也曾亲自促成假扮夫妻者的婚事。 1928年，中央指派熊瑾玎担任中央机关会计，并交给他另外一项重要任务——租一处房子作为中央政治局的隐蔽办公地点。 熊瑾玎以商人名义租下一处楼房后，挂起“福兴商号”的招牌经营纱布生意。但他既要负责中央机关会计工作，又要做政治局会务的保障，还要经常洗抄、密写文件，实在忙不过来。加上他一个老板却没有老板娘，也容易让人起疑。于是周恩来把时年20岁的中共党员朱端绶推荐过来，与熊瑾玎假扮夫妻，协助他工作。 两个在相处中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当时熊瑾玎已有44岁，但朱端绶仍对熊瑾玎一往情深。 这些都被细心的周恩来看在了眼里。 1928年中秋节那天，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等中央领导人到饭店里办了一桌酒菜，由周恩来亲自做媒，批准两人正式结为夫妻。
熊瑾玎一家人 在假扮夫妻的共产党员中，也有多次与他人假扮夫妻，几乎成为“职业假扮者”的有趣例子。毛主席的儿女亲家、刘思齐的生母张文秋就是其中一例。 从1927年4月到1931年4月，张文秋先后4次与别人假扮夫妻，其中还有一段时间同时做两个人的“妻子”，成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趣事。 1927年，张文秋与丈夫刘谦初结婚不久，即接受组织安排，在汉口与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刘先源假扮夫妻。两人以学校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以他们的“家”作为湖北省委秘书处的掩护机关，做着上对中央、下对基层的上传下达的工作。
革命烈士刘谦初 初次假扮，张文秋差点露了馅，被保姆询问怎么只有一套被褥。张文秋自己也不适应，不知这“戏”该怎么演。 在刘先源向她宣布了假扮夫妻的几条纪律后，她仍然忐忑不安，和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乎是睁着眼熬过了第一夜。直到几天后，张文秋才慢慢习惯这位不是丈夫的“丈夫”。 后来刘先源调到中央工作，张文秋又迎来了第二任“丈夫”——林彪的堂兄林育南。两人的“结合”，是为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做筹备和组织工作。 林育南化名赵玉卿，对外身份是南洋富豪；张文秋化名张一萍，对外身份是富豪夫人。两人领受任务后，以每月60两白银的高价租了一处三层联栋楼房，作为筹备委员会30多人的办公地点。 当时林育南已经成家，妻子李莲贞与3岁的女儿住在全国总工会机关。林育南原是“全总”秘书长，调去筹备苏代会后，原来机关的人被要求不准再与他公开接触。 有一次，李莲贞收到一份急件，必须交给林育南亲自处理，情急之下，她带着女儿来到林育南处，以妹妹的口吻称呼林育南和张文秋。 不料林育南的女儿听了，连忙给妈妈纠正说，不对不对，爸爸不是妈妈的哥哥，妈妈也不是爸爸的妹妹。小姑娘又指着张文秋说，这个阿姨也不是我们家的人。 现场虽然挺可乐，但林育南仍然严肃地批评了李莲贞，责备她不该带孩子过来，万一碰上敌人，孩子刚才那一番话，可能会要了几十名同志的性命。 1930年5月20日，来自中央和全国19个根据地的80名代表齐聚“赵公馆”，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议闭幕后，林育南与张文秋解除“婚约”，各自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1931年，林育南在上海被捕，英勇牺牲，年仅33岁。
革命烈士林育南 张文秋的第三任“丈夫”，是德国华人、共产国际情报员、共产党员吴照高。 当年9月，周恩来亲自介绍张文秋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驻上海的“拉姆扎”小组工作。 张文秋的直接上级是小组负责人佐尔格。佐尔格后来转战日本，截获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被后世称为“红色谍王”。张文秋因此成为与“红色谍王”并肩战斗过的中共情报人员之一。 佐尔格交给张文秋的任务，是与他手下谍员吴照高假扮夫妻，负责每天将报刊上有关军事、政治、经济等各种有用信息分类抄录，整理成文，以供上级研究。
“红色谍王”佐尔格 两人以夫妻名义租下三层洋楼作为秘密机关，又“雇佣”了秘书、翻译、报务员、打字员、厨师、司机、采购、保姆等工作人员。 他们白天一起吃饭，交流工作，到了晚上，张文秋自己住在二楼，吴照高则与苏联妻子住在三楼。1933年6月，吴照高与佐尔格返回苏联，张文秋则转往江苏省委秘书处工作。 就在张文秋还是吴照高的“妻子”时，中共浦东区委书记李耀晶找到她，希望她能与自己假扮夫妻。 原来，为了解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派张文秋到浦东的英美烟厂搜集情报。李耀晶为让张文秋工作方便，准备在工厂附近帮她租一处房子。但是房东得知张文秋是单身女客，都不愿把房子租给她。李耀晶没办法，只得说张文秋是自己的妻子，并让张文秋把女儿带过来和他们住在一起。
张文秋与女儿们 于是张文秋成为吴照高和李耀晶两人的“妻子”，同时做着两边的工作。李耀晶平时不住在张文秋处，只有周三周六才以看望“妻女”的名义，前来与张文秋交流工作。张文秋则每周去一次远东情报局传递情报。 与李耀晶假扮夫妻期间，张文秋带在这个“三口之家”的女儿，正是她与第一任丈夫刘谦初所生的女儿刘思齐。 刘谦初于1931年被捕牺牲，给张文秋留下女儿刘思齐；1937年张文秋到达延安，与湖南籍老红军陈振亚结婚，生下二女儿邵华。
张文秋陈振亚夫妇 隐蔽战线上的假扮夫妻，既神秘又残酷，先辈们有可能像张文秋、裘慧英那样迎来祖国的新纪元，也可能像江姐、李白那样，听不到新中国成立时的炮声。但无论是已经牺牲的英雄，还是昂首走进新中国的先辈，都用其信仰和智慧诠释了对党的忠诚，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一座隐蔽战线上的不朽的丰碑。 正如毛主席所说：今后革命胜利了，应该给我们情报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发一个大大的奖章。然而，很多无名英雄没能盼来这枚奖章就离开了我们，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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