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辟蹊径，探本究源 ——读朱琪《小道可观——中国文人篆刻》有感 文/石安 近日收到老友朱琪兄新著《小道可观——中国文人篆刻》，400余页大开本，厚重沉实。展卷读之，心有所感，记点文字。
文人篆刻，多指文人阶层参与制作的印章，融文化气息于其中，往往兼具艺术美学和实用价值于一体。当我们谈及文人篆刻，往往把明代文彭作为标志性人物，赞称其为文人流派篆刻鼻祖。然后流派篆刻与文人篆刻之间有大差异，当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文人篆刻发展历史时，会发现早在唐宋乃至唐代之前就已多见文人篆刻作品流传于世，如魏晋时期书柬具名印、唐宋时期书画鉴藏印和书斋印等等。尤其唐宋年间，文化繁盛，书画作品上钤盖印章蔚然成风，而那些钤盖于书画作品上的印作，已经或多或少呈现文人篆刻特有的文化内容和意态特征。进入宋代，由于宋朝皇帝对文化包括书画艺术的重视，印章尤其是私印加快走向尚意化和文雅化，进一步推动了文人篆刻的发展乃至繁茂。
朱琪的这本新著正是节选了文人篆刻最具代表性的时期，从宋代官私印的形变和书画鉴藏印滥觞为全书出发点，以历史为叙述主线，精选从宋元至明清民国时期的部分文人篆刻家，考据他们相关的少为人知和较为独特的人事和作品，探查文人篆刻从早期发展到后来繁盛的中的一些历史片断，内容以文人印迹考据和人文背景调查为主体，为我们呈现一段独辟蹊径的印史考察和别具特色侧面了解文人篆刻的探究之旅。
我以为，学术研究中，另辟蹊径且能见微知著是很具挑战的做法。朱琪兄精于此道，在篆刻研究方面他擅长从具体的某个印人和某件印事入手，不断扩展去发掘其背后的人事关系和印风渊源，进而对篆刻家及其作品背后的成因进行全面细致而深入的叙述。他善于把印人置身于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大背景下，为我们徐徐展现印人及其所处时代的广阔而宏大的文化背景，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和理解印人印作形成的底层原因——这种从精微小处出发，不断衍生，并最终呈现广大的做法非有大视野且用心精研者能为。 当我们展读此书时会发现，朱琪的叙述并非只限于简单记述印人印事或做印作品赏，而是紧密结合文人篆刻发展历史和篆刻家所处时代背景，去梳理相关的人与事，并借助作者多年对印史和印学的精深研究，抽丝剥茧，探本究源，对文人篆刻家们的著述和作品进行更深入而全面的考证，从而帮助读者更有效地阐发深层次的思考。而更为巧妙的是，朱琪在书中所引用的著述和作品乃至印人，有不少是不太为大众所知的——这也得益于作者长期致力于中国玺印篆刻与金石书画研究，并曾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及省级项目，参与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以及和故宫博物院等众多合作科研项目等学术工作有关，亦可见作者在著述时所下的不凡功夫。
朱琪近些年在篆刻理论研究上取得丰硕的成果，是当代篆刻研究和实践的中坚力量,现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我们认识多年，在我印象中，朱琪兄是一位天分与勤奋兼具的篆刻家，他既精于治印——已先后出版《朱琪篆刻心经印谱》《文字的魅惑：朱琪篆刻作品选》等印谱，又勤于著述——几乎每隔一两年都有较重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面世：其近年出版的《真水无香：蒋仁与清代浙派研究》《新出明代文人印章辑存与研究》《蓬莱松风：黄易与乾嘉金石学》等等都堪称巨著，可称当代印坛有影响力的印学研究成果。 在我看来，朱琪《小道可观——中国文人篆刻》这本著作呈现了他篆刻研究和著述的三个特点： 一是视野宏大视角独特。朱琪认为文人篆刻更多强调的是篆刻家的学识层级与社会身份，或者说是篆刻的文化性。因为在研究时着眼于篆刻文化的解读，其观察便有更高的高度。作为多年深耕文人篆刻研究且积累大量篆刻实践经验的有为印家，朱琪对篆刻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观察。在本书中也有充分体现，比如他在书的开篇认为，北宋铸印官祝温柔是中国玺印篆刻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相信祝温柔对大多数印人来说是陌生的。又如他专辟文章来详细论述陈浏、邓之诚、龙凤祥等等，从印人家世的详细考证到印坛公案多方位论述，进而呈现史上那些留有大名的印家的不一样的人生或艺术历程，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感受中国印史的别样温度和印坛百态，这些都呈现出朱琪对印史和印学独特的观察视角和理解。
即使是一些熟识的印人题材，比如奚冈、陈鸿寿、赵之琛、吴昌硕、黄士陵等等，他也不是人云亦云，而是从时人乃至前人都未曾留意的方面去深入考据，且能不轻易下断论，从而给我们展示这些印家不一样但又更使形象丰满的形象。 略举一两例，如在谈及浙派赵之琛时，他一改过去我们对赵之琛将浙派带向死胡同的程式化印象，而是从赵之琛的艺事交游和在肖形图像印刻制的创举着手，为我们展示一个锐意革新、勇于突破且诸艺皆精的浙派篆刻大家的形象。又如对于晚清篆刻大家徐三庚，他并不是以常见的把徐三庚作为职业艺术家的角度去探究，而是从传统文人的角度去探寻徐氏篆刻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质，进而呈现其篆刻形式和取法的成因——类似这样的考证和论述在书中比比皆是。
正如孙慰祖先生在本书序文中所言，朱琪“将艺术家的个体研究置于具体的人文、社会背景之中作立体考察与论述”，使得他在“所作研究的背后，涉及考古学、古器物学、文献学、书画鉴定、美学、社会学、史学等多个学科。”由此使得本书无论从架构到论述都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特点。 二是取材全面记述详实。无论是印章考证还是印人身世，朱琪在书中都尽可能就某一方面做全面而透彻的陈述，且能旁征博引，叙述周全，这点难能可贵——朱琪兄在素材获取方面或有独特的渠道和优势，所谓水到渠成，私以为这当与其多年深耕印学研究、高校学者身份以及和国内众多印学机构有良好合作有关——想到此节，倒令我心生羡慕了。 比如在书中，对于晚清民国之际的篆刻大家之间的相互渊源和关系，通过作品和交游的叙述，提供了详实的考据和描述，这种做法既有印史留名的大家如奚冈、陈鸿寿、赵之琛、吴昌硕、徐三庚、黄士陵等，也有一些名重一时后来湮灭或未得重视的印家如陈浏、邓之诚等。
仅以黄士陵为例，作者并不以我们常见的黄士陵人生轨迹来谈岭南印风的形成，而是从岭南本身所处的地域及文化入手，既论及中原文化，又论及海洋文明对其影响。在论及浙派影响时，亦是从潘有为与黄易金石之交并辑《看篆楼古铜印谱》，以其对岭南印派奠基之功着手，再到陈鸿寿及其弟子余曼庵、徐三庚等游于岭南，进而谈“东塾印派”陈灃的印学观点及其与潘有为关系，从而为黄士陵印风奠定学术基础，再到叙述黄士陵的人生经历如何到岭南又如何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成就“黟山派”的过程，并把黄士陵印风形成和时代学术背景紧密相关，甚至提出“东塾印派”篆刻观念为黄士陵扫清了学术与审美的障碍，而文中对于黟山派印风形成和师承脉络的梳理及展开，以及所编绘的“黄士陵印风传承关系图”“近现代岭南篆刻相关人物时序表”等，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于黄士陵及其黟山派的强大实力的印象。 正是这种引用和考证大量未在公开网络上可搜到的信息，以及作者对宏大人物关系进行富有条理的整理，使得我们可以在书中巨量繁复的信息海洋中得以便捷清晰地把握其中脉络，由此亦足见作者写书时对于材料呈现的用心。 三是求证细心考据谨严。在本书中，朱琪引用了大量国内外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的馆藏或印学研究机构的书画印章藏品和古藉善本资料，并且一一标示和做清晰考据，从书中所述可以看出，许多素材都是来自一手资料的，这使得他的分析和佐证显得更加科学、严谨，又能言之有物——俨然是个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做派。据我观察，此书中所涉博物馆藏包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山东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等，而文中所涉史料既精微又广大，行文所限，不多列举。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朱琪编绘了大量的印学和印人关系图、数据统计图或统计表格，从而帮助读者更能一目了然地厘清印家渊源、传承脉络和印学成果。以《奚冈的家世生平和篆刻艺术》一文为例，文中即绘制有“奚冈家族关系图”、“奚冈篆刻作品受主统计表”、“奚冈和丁敬印作对比图”、“奚冈和黄易印作对比图”、“奚冈与《六书通》文字对照表”、“西泠八家师承交往关系图”等等——这是朱琪兄考证印史的一个亮点和特色。
顺便一提的是，或许因为作者印学博识和观察角度独特之故，全书收录人物和事迹史料繁复，加之所涉人事多偏“冷门”，这对非专业读者可能是不小的挑战——这样一本厚书是适宜多花些时日细细品读的，若读前于文人篆刻方面有些认知基础则更佳，由此可以慢慢“消化”，则读之有味且能有大收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朱琪兄近年在篆刻研究上能有如此成果，和他多年来甘于寂寞，埋首书斋，孜孜深耕印学尤其文人篆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长期精研造就的深厚底蕴和宽宏视野，由此著成《小道可观——中国文人篆刻》这样独具特色而又耐读的优秀作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