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屈志仁认为：“篆刻是最后一个至今未受西方足够关注的中国主要的艺术形式。”中国篆刻艺术由古代实用玺印发展而来，唐宋至明清由于文人的不断参与而蓬勃发展。 该书遵循这一发展脉络，摭取篆刻史不同发展时期的重要人物与节点展开叙述，构建起以文人艺术为中心的篆刻史论体系，展现出作者在“文人篆刻史”研究上的新近成果。全书运用艺术史、社会学、美学、美术考古、艺术文献等多个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篆刻史上以往未受足够重视的问题予以细致入微的剖析与阐释，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新的论断。 目 录 序 孙慰祖 第一章 早期文人篆刻及相关“印迹学”研究 第一节 宋代官印的形式变革与书画鉴藏印之滥觞 第二节 宋代文人印传世印迹与考古实物研究 第三节 宋代印人、印事、印谱辑考 第四节 物形印章的发展和转捩 ——以宋元时期古器物形印章和书刻牌记为中心 第二章 明清文人篆刻研究 第一节 新出土明代文人印章及其艺术特征综论 第二节 奚冈的家世、生平及其篆刻艺术 第三节 诗痕与印迹 ——袁枚与沈凤暨其他清代印人的交游 第四节 赵之琛肖形图像印艺术略论 第五节 由新见陈宝成遗印再谈陈鸿寿的家世考证问题 第三章 晚清民国篆刻研究 第一节 徐三庚篆刻研究探微 ——以文化内涵、形式取法与美学特质为中心 第二节 扞格与攻讦 ——以陈浏《说印》中的吴昌硕为中心看海上篆刻在近代印坛的影响和接受 第三节 晚清金石学视域下吴昌硕、黄士陵篆刻创作的审美分歧 ——以砖文、陶文、封泥等金石文字取法的趋避为例 第四节 近现代岭南篆刻风格谱系的形成与嬗变 ——以黄士陵印风传承为中心 第五节 邓之诚的篆刻艺术与印学贡献 第四章 印史与文化 第一节 龙凤祥《麝香山印存》与清代文字狱 ——兼议明清私家辑拓印谱 第二节 《续封泥考略》版本辨析与校读札记 第三节 从文献到实物 ——明清篆刻史研究的材料与方法 附录 晚清民国以来篆刻润例汇辑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序 孙慰祖 中国印学的概念，现在逐渐清晰起来。它的研究对象以印章为中心，这是无异议的。但在中国，“印章”与西方的“seal”的义项并不完全重合，它既包含与世界其他地区性质相同的部分，又包含作为艺术样式的篆刻，然而后者在西方语境中并不存在可对应的部分。这就是目前“中国印章”概念的特殊性。
所以，“印章”可以作为世界文化中的共同话题，但“篆刻”却是一个国别文化现象。在中国的一般社会认知，以及学术研究范畴内，“印章”同时包容了这两部分的概念。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文化性质已然不同。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屈志仁在介绍《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一书时就坦言：“篆刻是最后一个至今未受西方足够关注的中国主要的艺术形式。”在他长期所处的文化与学术环境中，对于这一点，认识当然比我们深刻。 同样由于这样的特殊性，我们长期以来对一般意义的印章与作为艺术样式的篆刻之间的界线，认识也是模糊的。只有将中国印章的全部演化历史置于世界印章历史发展进程中作共性与个性的比较与审视，我们才会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一、中国印章存在普适意义的历史和性质；二、从形成之初直至今天，中国印章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功能没有消失，使用及形态体系没有中断；三、从凭信功能的印章中又衍化出篆刻艺术的发展方向。这些，就是中国印章体系与中国印章历史的特殊性。 对应这样的特殊性，传统的印学研究又形成古玺印研究与篆刻艺术研究的分工。古玺印基本对应普适意义的印章；篆刻艺术则是与前者存在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体系。两者的研究任务和所关注的方向当然也很不相同。目前中国印学研究的格局仍基本如此。
我在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现代阶段上对于印学的研究，尽管一直有人在陆续地做，但相当时期内始终是一个很不景气的领域。无论相对于书学还是画学而言，都显出明显的失衡。” 除了众所周知的社会因素之外，研究资料的稀见与匮乏足以导致在这一学科中每深入一步都十分艰难，沉浸凄清冷寂中苦苦寻觅也未必能期在必得。更深层的因素则在于宋元以来玺印篆刻之所以被认可，根本乃是基于一种赏玩的意义，而作为学术、学科的意识则缺乏深厚的传统。 然而混沌的认识不仅使玺印文物与篆刻作品的真实价值受到贬损，也会造成史料的错位和艺术史叙述的模糊与误判。新时期学术复兴之初，涉足印学领域的研究者大多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 三十年过去，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无论古玺印研究还是篆刻艺术研究，这些年加速融入当代学术理念和相关学科的成果，由旧学脱胎为一门具有明确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现代新学。 无论在学科规范的确立、学者成分的递变、研究空间的拓展、理论格调的提升，抑或资料缺环的填补、学术盲点的消解和新发现新结论的累积等方面，都大大刷新了传统印学的面貌，实现了在当代学术中独立地位的确立。 在艺术领域中来看，文人篆刻研究取得的进展更多地受到关注。在比较宏观的篆刻史层面，如文人篆刻形成的物质与文化条件的提出，文人篆刻起点的讨论，文人印系的存在及其与文人篆刻递承关系的揭示，早期篆刻家群体身份与流派定位的解析，文人篆刻与文人精神生活关系的探讨，艺术品市场与篆刻家生存状况的考察，篆刻表义格局与功能转变关系的论述等等，都表明研究视野的提升并到达一定的史学高度。
从相对微观的层面来看，诸如篆刻家个案研究、早期印谱研究、印人流派风格及交游、印人作品技法及创作背景等研究，在搜求文献的深度与广度上均有很大突破，注重相关人文学科新观念、新方法与新材料的引入也是这一时期研究者普遍的自觉。篆刻审美和创作技法理论，则在当下研究论述中体现出现代色彩，部分地置换了长期因循的体验式的表达形态，尽管这一方向的研究仍然为数不多。 因而，推动这一时期研究达到如此高度的不仅在于所形成的成果水平，还在于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的更新。我们已经摆脱了概念性、解说性的泛泛而论和陈陈相因，从这些年一部分学者的著述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新学术的气象，也使我感悟到，经历三代学人筚路蓝缕的开拓与探索而形成的当代印学研究格局，将一步步走向新的阶段。 读完朱琪的《小道可观：中国文人篆刻》书稿，我的上述感受尤为强烈。 近十余年来，我读过不少朱琪发表的明清篆刻研究的文章，深刻的印象是他的论题多紧扣篆刻文化与艺术两方面的属性，有他独到的视角与论证，还有形成结论的严谨和文字的古雅。
十多年前我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讲演时，提出印学的视野不仅要在“印之内”，还应该延伸到“印之外”，印学的价值才能更多地体现出来，这就要求学术触角尽可能地广泛。 朱琪把这本书冠以“小道可观”之名，既言印章其小，而又洞悉其道之大，拓展其研究之大，充分表达了他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刻认识和坚定信念。这和我所说的印学研究“地块很小，涯际也模糊得很”颇有相通之处。 本书围绕着一般人看起来不过方寸的印章里面的种种问题展开讨论，但所作的研究背后，涉及考古学、古器物学、文献学、书画鉴定、美学、社会学、史学等多个学科，由此可见，斯道焉能言其小哉! 多年前，朱琪持续地投入清代早期浙派印人的个案研究。他做的这几个专题，不仅在资料开掘方面穷搜冥索，大大突破了此前的研究，而且形成了将艺术家个体研究置于具体的人文、社会背景之中作立体考察与论述的新格局，我以为应当成为篆刻家个案研究的当代范例。 近年来，他仍然咬定青山，孜孜无倦。现在我手中的这本书稿，是他这些年完成的新课题，显示出朱琪的研究视野延展到更大的范围，他对于一些历史细节的思考也站在更为宏观的高度，某些论题显得更为自由也更有学科跨度。尽管发现冷题和盲点一直是他的兴趣，唯陈言之务去是他的写作原则，但这种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都需要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长期的研究积淀。 在本书中我读到的几个论题，不仅如他所自信的“新”，而且也是令我感兴趣并深受启发的问题。在唐宋至民国文人篆刻发展这几个历史阶段，他分别选取了一些重要而又需要更深入阐释的或者篆刻史上少有涉及的议题作再思考。这些篇章善于运用新材料、新方法、新思路，也敏捷地汲纳当下学术新成果，因而为这个冷寂学科做了不少填空的工作。旧题新论，是算得上是名实相副的。
早期文人篆刻及相关“印迹学”研究，阐述的是文人篆刻的早期萌芽状态，这是两宋文人用印体系逐渐成熟的阶段。作者在宋代官印的形式变革部分，注意到了以往篆刻史研究少为人论及的祝温柔，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文人篆刻的风格美学的影响，是十分富于洞见力的。 在《宋代印人、印事、印谱辑考》一文中，通过经典文献的释读，结合宋代笔记与诗文别集中的记述，考证宋代篆刻在文人阶层与民间社会的活跃状态，并提出宋代除集古印谱外，已经出现个人篆刻印谱，揭示出印谱史上两种最重要的印谱形式都在宋代华丽登场。这些结论，充实了我们对中国早期篆刻史、印谱史的认识。 此外，我认为朱琪在文人篆刻溯源研究中，十分重视对出土文物、传世实物的价值开掘，这与圈内长期局限于文献记载、疏于关注文物考古新资料的风气形成迥异的学术个性。
他对新中国成立后出土（含征集）的大量明代文人印章作出全面梳理与考述，此前《新出土明代文人印章辑存与研究》一书就是第一次从考古学、文物学角度，全面审视明代印章、篆刻的基础研究工作，他在这项工作中获得了不少新的结论。如关于“印迹学”“前流派篆刻”等概念所引出的话题，深具建立在资料基础上的学理依据，我相信将为学者的后续研究留下更深的启发。 文人篆刻家的生存状况是近十余年来印史研究的一个新论题，朱琪以多年来积累的资料整理成《晚清民国以来篆刻润例汇辑》，为这一论题提供了较全面、丰赡的近代印人的经济生活信息，也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篆刻经济”的微观史料。艺术史研究从着眼作品到关注人文，是学术观念的一大转变，以他的学术性格，自然不会放弃其兴趣所在。 坦率地说，无论从“印内”还是“印外”，无论是学科意义上的印学研究格局还是文人篆刻研究这一支系，都是一幅方兴未艾的景象，充满诱惑也充满困顿。在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立场、研究目标几个方面，都还不能避免这门既老又新的学科的原生缺陷。 这样一个需要艺术实践体验的研究领域，也使得一些跨学科的研究者难免困于对研究对象的艺术体认与美学揭示。与之相反，如果深谙于创作但学术理论能力储备不足的艺术家真正介入研究领域，亦容易受限于思辨的格局和研究方法与路径。这是毋庸讳言的现状。 实现这一跨越需要桥梁。正因为以上原因，朱琪近十余年来的成果特别引起印学界的关注与称誉，当然他的勤奋与抱一精神也令许多人折服——这些年他不仅扎扎实实地拿出了几部真学术的著作，而且屡屡获得重要奖项。而我则更留意他研究范围的拓展，对他的学术结构很感兴趣。
朱琪自幼喜爱书法、篆刻并且一直在勤勉地修炼、创作，研修文史的本科与研究生经历，与他的爱好糅合成传统文人的生活理想与自身气质，也许一个偶然的契机激发起他进入文人艺术史研究的兴趣，于是一发而不可收，转而攻读艺术学博士，接受更加严谨的专业训练，也促使他的坚持心和探险心与日俱增。学艺并进，厚积薄发，铺就他的学术与艺术的进境，而前者正是朱琪的学术历练中体现出来的典型性。 人类的精神活动并不一定都有现实的功利，许多“钻牛角尖”式的研究，意义仅仅在于证明“人的力量”，证明我们今天的认识能力攀升到的高度和涉及的宽度。书学、印学都不是让“万众欢呼”的东西，学术的“冷摊”虽然空寂孤独，但却时有新鲜感。我相信，作者一定感受到了发现的快乐具有难以拒绝诱惑力，哪怕别人看来微不足道。一路走来的这段黄卷青灯岁月和由此拓展出来的学术、艺术愿景，决定了他仍然会在这条“小道”上走下去。 2022年6月28日于沪上百不得一楼 后 记 一不小心，这些年在书法篆刻创作与研究领域的耕耘，也算小有收获。这是我的第七本书，书的论题很小，内容却可观。它首先试图分别两个相近而不同的概念——“篆刻”与“文人篆刻”并非一回事情，古代如是，现代亦如此。“文人篆刻”更多强调的是篆刻家的学识层级与社会身份，或者说是篆刻的文化性。正如我们不能将画史上的文人画与民间画、院体画混为一谈。
当然，有时这种界线很模糊，古代更加如此，因为彼时“文”“艺”多不分驰，用洪亮吉的话来说，是“文苑、儒林、艺术，恐君难以分身”。文人、学者、艺术家，这三重身份往往集中于一体，这也为篆刻史研究提供了多重的维度。 大量印史实例已然证明，唯有印人、作品、史实（或理论）三要素具备，才有篆刻史深入探讨的可能，正如叶铭《广印人传》中大量未有作品传世的印人，他们实际上对篆刻艺术与研究的意义甚微。 以篆刻学这样一个冷门的学科而言，搭建研究殿堂的基础构件还有很多缺失，这也造成在建筑时的各种左支右绌与顾此失彼。今天篆刻史研究的主要层面依然是文人篆刻，学科的发展，需要做的还很多，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是填坑填空，二是另辟蹊径。 本书的用意无疑属于前者，但在某些篇章的细节处，读者应能窥见对后者的隐约指向。虽然作者脑海中已经存在了某种蓝图，但无疑需要更多有志有识之士的加入才能实现，我真诚地期待着。 女学者Dambisa Moyo在某本书的结束语中写道：“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我将这句感性且富含哲理的话移用至此，是因为与我最近出版的几本书一样，本书写作的原点也在十余年前。
多年间学术兴趣的游移，也造成本书内容具有相当大的研究跨度，好在写作中所用到的一些材料、方法，以及得出的某些结论，今天看来还没有完全过时。现在将它们整理总结出来，应当有其价值与意义。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沈燮元、周晓陆、孙向群、刘友恒、张炜羽、顾工、李昊、邝以明、李军、刘钊、孟刚、张恒烟等师友的热心帮助。上海书画出版社王立翔社长对本书的出版关爱有加，不仅多次予以专业指导，并将其列入“朵云文库”丛书项目，在此一并致以谢忱。还有已经过世的邓瑞先生，他系邓之诚晢嗣，曾对有关邓之诚的论述细心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 此外还要感谢可斋先生赐序及白谦慎先生题写书名，为本书增加了许多学术上的引领。最后请允许我对尊敬的张策华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因为没有他的关心与支持，本书不会如此顺利地出版。 2022年父亲节前夕 于古赛虹桥畔，立冬后一日改定 作者简介
朱琪，1980 年生。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汉画学会会员。长期致力于中国玺印篆刻与金石书画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及省级项目多项，参与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故宫博物院科研项目等学术工作。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江苏优秀文艺成果奖励。2021年获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铜奖。著有《真水无香：蒋仁与清代浙派篆刻研究》《新出明代文人印章辑存与研究》《蓬莱松风：黄易与乾嘉金石学（附武林访碑录）》《王福庵篆刻赏析100例》《朱琪篆刻心经印谱》《文字的魅惑：朱琪篆刻作品选》等，以副主编、编委身份参加《故宫藏黄易尺牍研究·考释》《中华印迹：中国印章功用与美学通史》《上海千年书法图史·篆刻卷》等大型学术图书编纂。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