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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两国交战，浙江吴兴人丘迟的一封书信，让大将陈伯之率八千人马归降。其中一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传诵千古。 西晋时，江苏吴江人张翰在洛阳为官，见到秋风起，想起家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就对朋友说：“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任性”辞职回家。从此“莼鲈之思”成为思乡典故。 元代文人虞集认真地写了一首《风入松》，寄给流寓吴地的友人。结尾那句“杏花烟雨江南”，被公认为江南的最佳“广告语”...... 江南何以有如此的魅力？究竟什么是江南？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时代，如何传承弘扬江南文化？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感知“江南”。
一 “江南”是中外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2007年，《中国杂志国家地理》推出题为“江南到底在哪里”的专辑，向学者征稿，请他们给出江南定义及其范围，由此掀起一波讨论热潮。 有意思的是，大家对这个话题越深入越“迷茫”，每个学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江南，且各有论据论证。何处是江南？不同时期内涵也不同，很难“一锤定音”。 笔者在参考一系列学术著作及论文后，且在此提供一种解读视角： 一般认为，“江南”有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之说。“大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时也包括长江上游部分地区。“中江南”，主要指长江下游地区，包括江西一带。“小江南”，主要指长江三角洲及周边地区。 先秦至两汉时期所说江南多指“大江南”。那时长江中游的南部地区相比下游更为发达，因此“江南”一词，多指长江中游的南部，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江西一带。《史记》《三国志》等史书就是这样使用这一概念。长江下游的南部，即今苏南及浙江一带，古书上常称作“江东”，因此有“孙吴三代称霸江东”等说法。 随着晋室南渡，建康成为六朝的都城，“江南”指称以建康为中心一带的现象逐渐增多。但中唐以前，“江南”仍是指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这些区域。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写于潭州（今长沙一带），当时就属于江南西道。中唐特别是两宋以来，经济重心逐步集中于东南，加之南宋政治中心落地临安，江南开始集中指称两浙路即今苏南、浙江一带。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总体而言，唐代以后所说江南多指“中江南”。 明清之后，所说江南多指“小江南”。“小江南”亦有基本范围与核心范围之分，基本范围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向东、西两侧延伸，包括今江苏南京、镇江地区，浙江绍兴、宁波等地区，也包括安徽芜湖、徽州等地区，江西的婺源及长江以北的江苏扬州、泰州、南通等地区；在李伯重、熊月之等学者看来，核心范围仅指太湖流域，包括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杭州、嘉兴、湖州与上海。 可以发现，千百年来，“江南”的地域范围处于不断向东缩小的过程，最终定位在苏南、浙江一带。江南是一个变迁的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经济、文化概念。如果说经济、政治因素造成了“江南”地域的迁移，文化则不断赋予其风格神韵，进而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江南”。 之所以谈到“什么是江南”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因为没有一个真正标准的答案，但开放的答问恰恰显现无穷的魅力。 二 在世人心中，“江南”往往作为一种文化形象而存在。从区域角度看，江南文化大体分为四块——吴文化、越文化、徽文化、海派文化。“系统大于部分之和”，超越区域的“江南文化”有哪些特质？笔者认为，可以归纳为5个关键词。 关键词之一，美好乐土。历史上改朝换代时，往往战乱不已。江南，这个汉代前中原人眼里的蛮夷之地，多次承担起“避难地”的作用，是“桃花源”般的存在。 永嘉之乱，北方士族纷纷来到江南，“过江名士多于鲫”。隋唐之际，随着大运河开凿、社会生产力发展，江南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安史之乱后，北方中原“混战恶斗”，江南更多地表现出了“安宁祥和”的一面。如，吴越国“三世五王”，励精图治、轻徭薄赋、保境安民，甚至设了七八千人的“撩浅军”，专门疏浚西湖、太湖，筑钱塘江捍海堤，持续推动两浙之地的稳定繁华。 关键词之二，务实发展。江南文化重商业、实业，洋溢着浓郁的经济脉息。春秋越国大臣范蠡变身“陶朱公”经商，被后世尊为“商圣”。陈亮、叶适等倡导义利并重、注重工商，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两宋至明清，江南一带重商主义盛行，契约观念兴起，商品经济活跃。很多学者认为，南宋时期的商业税收已远远超过绢谷的赋税。江苏南通人张謇作为晚清状元，在民族存亡之际成为“实业救国”的企业家。改革开放后，安徽小岗村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大幕，浦东新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引领沪苏浙乘风而上，浙中小县义乌从“鸡毛换糖”起步，成为“世界小商品之都”。 关键词之三，开放包容。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本身就得益于持续的开放与交流，兼具了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长处，融合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之精髓，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激荡。 比如，宋代积极拓展海上贸易，江南地区处于对外贸易前沿，江阴、青龙镇、温州、明州、乍浦等都曾是重要港口。再如，明清时期，江南小城镇上的当铺大都由徽商经营，“徽州朝奉”曾特指当铺伙计。上海开埠后，洋行中的买办主要是宁波人。宁波帮商人、南浔丝商，以及远渡重洋的华人华侨，一代代浙商接力闯天下。 关键词之四，雅俗融合。江南地区自然禀赋优越、社会氛围宽松，读书人多、识字率高，社会阶层间流动性较强，南宋即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市民阶层，加速了“雅俗”文化的双向交融。普通人讲究生活美学、生活品位，精致典雅的士大夫文化得到发展。比如，宋人爱琴棋书画词酒花茶香石“十雅”，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艺”也十分普及。 关键词之五，家国情怀。风雅江南绝不是“文弱”江南。儒家崇文，沿海多习武，江南一带自有士人的情怀与武人的刚性。清军入关所向披靡，到了江南却遇到顽强抵抗，扬州、江阴、昆山、嘉定等地军民誓死守城。绍兴奇女子秋瑾面对清军提讯逼问，坚不吐供，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笔。五四前后，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热潮中，亦以陈独秀、陈望道、瞿秋白等江南人为多。瞿秋白临刑前说“此地甚好”，而后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中共一大在上海、嘉兴南湖召开，也让江南文化具有了“孕育新生、化蛹成蝶”的红色文化基因。 其实，几个关键词无法勾勒一个完整的江南文化。如果把“什么是江南”看作一个题目，那么历朝历代都在“众筹”作答，不限题材、不论长短，诗词歌赋画均有。 白居易用诗词反复咏叹：“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画家仇英创作了长达七米的画卷，沈周、文徵明等一起题跋，试图呈现“江南春”的意境。王旭烽的长篇小说《望江南》，将江南文化精髓浓缩到茶这种既抽象也具象的事物中。 如果把“建造江南”当作一项“分包”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历经千年从未停歇，从“六朝金粉地”南京、“扬一益二”的扬州，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再到“东方巴黎”大上海；从吴越土著，到历次南迁的中原人士，再到数以千万计的“追梦人”，一代一代、一年一年，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造更加美好的江南。 三 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标记。吴风越韵、徽派海派各具特色，都是江南文化的枝叶。如何共同续写新时代“江南史”，创造江南文化新辉煌，长三角需要以更大格局、更新打法用心作答。 比如，学理层面如何研究阐释？当前，“江南文化”相关的论文、专著不少，从地方志到分类史，从文学到水利，等等，成果满满当当。但也存在话语建构不强、应用转化不够、各自划圈占地、难以传播破圈等问题，不少学者专家重视“怎么把课题做厚”，善于考据、援引，却忽视“如何把课题做薄”，未能形成“立得住”的理论范式，拿出“穿得透”的立论观点。 因此，亟须以“出乎其外”的视野和能力“入乎其内”，处理好江南文化研究阐释“专”与“博”、“整体”与“局部”、“散装”与“集成”、“基础”与“应用”的关系。如，应在更大的历史地理时空，揭示江南的形成与演变，探讨江南与中国其他地域的复杂关联，努力再现一个立体系统的“江南”。 比如，社会层面如何传承弘扬？培育共同体意识，文化是关键。长三角加速一体化，离不开江南文化的牵引赋能融合。我们期待一个活泼生长而非展陈自赏的“新江南文化”。时时有、处处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离不开区域各方、社会各界的同心合力，离不开雅文化的俗化和俗文化的雅化。 2018年，上海将江南文化列为打响文化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正倾力打造“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省域品牌，今年还将重磅推出《江南》纪录片。三省一市进一步集智聚力，共享江南文化盛宴，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仍有许多任务要做。 江南又如何成为“中国之窗”？“江南”不仅是中国的江南，也是世界的江南。彭慕兰、施坚雅、黄宗智等海外学者对此已开展很多研究。 我们也需要全方位突破区域、地方叙事的藩篱，把江南置于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跳出江南看江南”，以江南文化魅力展现“文化强国”风采，“立足全球望江南”，展现数字文明时代的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的中国。 说不尽的江南，讲不完的故事。作为中华文化最为璀璨的一部分，“江南”一直在生长进化。“什么是江南”，等待我们给出更为精彩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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