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五月，李续宜探亲刚回到家乡，正好遇上宝庆被围，遂投入与太平军的战斗，为宝庆解围立下大功。十年春天，他拜访了刘蓉，然后重返安徽军营，经过湖北时，谒见胡林翼。胡很可能由此得知了刘的情况。随后，胡林翼致信刘蓉，请他出山佐助骆秉章。刘复信解释不赴骆聘之因，主要是官场风气不好：“惟南幕一席，实不易居。主人翁廉静寡欲，而乏刚果有为之志。欲嘿然以运之，则事必不举。苟奋起以图之，则喁喁者且交集于其身。盖十馀年来，上下相习既久，机缄深而揣摩日熟，稍欲提挈纲领，综核名实，规画甫施，而画诺坐啸之谣，都人已争传之。”然后他谈到左宗棠在骆幕时，用人不公，所用非人：“则所陟者或非其人，所黜者或附他途以规复用，于是枉直杂糅，观听惶惑，所谓吏治者多出于粉饰铺张之途，而风尚一变矣。”可见，他认为湖南吏治的问题，左是有责任的。刘蓉把骆秉章聘请之事写信告诉了在广西的朱孙诒。朱认为入骆幕是施展才能的好机会，劝说刘出山：“当今之大吏，无有贤于骆籥门先生者，欲籍赞襄以资展布，当此处为最可也。”他也谈到湖南官场风气之坏，是左宗棠一手造成：“湖南之事，颠倒错乱，可谓不得其序矣……然较他省贿赂公行，专以排挤正人为能者，却又高出万万也，此其所以为左季高也。”左宗棠用人有很大问题，这是很多人的共识。曾国藩说“其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胡林翼和郭崑焘也谈论过，胡说“是为诸葛孔明之—蔽。鄙人今春不欲与季丈抬杠，恐伤其气。实则应谏之事、应抬之杠，均俟之异日也。”入幕对于刘蓉来说，不是为了帮助某人而已，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如果入了骆幕，而手下官吏不是正派之人，自己的擘画无法施展，入幕也就没有意义了。刘蓉的考虑固然有其道理，但可以看出他是有畏难心理的。本月，太平军攻破了江南大营。四月，丹阳、无锡、苏州相继失守。清军在江浙的军事大坏。清廷不得不授予曾国藩管理地方的大权，命他署理两江总督。随后，曾制定了先巩固江西，防止太平军向长江上游蔓延，然后步步为营，收复皖南、江浙的策略。增强湘军兵力则是当务之急。五月初一日，胡林翼致信曾国藩，提议马上派李鸿章、刘蓉去江苏募兵：“应以知兵任战之李少荃、刘霞仙等募各路步兵一万五六千人，开募于清江浦。”两天后，胡又上折，保举沈葆桢、李元度、左宗棠、刘蓉等十六人。对如何使用左、刘，胡的建议是：“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各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曾国藩的想法和胡林翼稍有不同，因为左、刘各募六千人很难实现，况且刘不愿出山。初五日，曾给已回到骆幕的郭崑焘写信：“顷有咨请季公统五千人，并及霞公，未知能办到否？”。初八日，他又致信已回到湖南的左宗棠，征求其意见：“请阁下自统五千人，或霞仙统之，不知其说可行否？”几天后，他又致信左，说“霞仙不应籲帅之招，恐亦不肯为我而出。弟至今无缄商之，虑其逾垣而避也。” 可见他对刘蓉出山是不抱希望的。胡林翼虽然不死心，但碰过钉子，不想再碰，故于初六日分别给曾国藩、李续宜去信，请他俩劝说刘蓉，并给曾支招：“每日一函致之，闹得乡居人不耐烦，即当投袂而起矣。”大概他也知道曾不愿当说客，十天后他又催促曾：“霞仙非丈强之不能致也。”十一日，清廷下旨，要骆秉章令刘蓉募勇六千赴江浙、皖南，而考虑要左宗棠入川督办军务，以对付有入川迹象的石达开军。此时，左宗棠正在执行曾国藩的命令，“先募两总哨、亲兵一哨，合共三千三百”，并通知刘蓉募二、三千。刘复信未明确表态。复左信刚发出，募兵六千的朝命接踵而至。廿三日，刘又派专人送信给左，推辞朝命。原因有两个：其一，湘军征战多年，经过多轮征兵，现在乡中可招募到的、合格的人数已不多，很难招齐，也物色不到合适的营官、哨官；其二，胜任招募之职的只有朱宗程、杨昌濬，而朱以母病不能出山，杨已答应佐助左宗棠，“襄助乏人，难以济事”。刘蓉面临的困难确实难以克服，但左宗棠仍然对他严厉指责：“时局至此，廷命募带六千，东南安危所系。涤公巨任初膺，卬须正切，以公义、私情论之，万无推诿之理......平时朋侪以公谊望公，辄掉臂不理。此事却是朝命，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月底，刘蓉与杨昌濬至长沙，与左宗棠面商。刘还是不愿单独募兵，而愿意佐助左，或入胡林翼幕。清廷希望左宗棠入川，但没有下死命令，要官文、胡林翼提出意见。对左入川或入吴，曾国藩、胡林翼均执两可。曾说：“忠于为国谋，忠于为鄂谋，忠于为季谋，三者皆宜入蜀，但不忠于谋鄙人耳......来吴则自谋私忠，入蜀则三谋公忠，二者俱可。”胡认为：“季公督办四川，鄂湘受福，润可千里；襄办两江，善良保全，气类感通。蜀乱始生，吴乱已极，功效又大不同。”曾国藩、胡林翼把决定权交给了左宗棠本人。左担心无法应付四川的混乱局面，因此不愿入川。他对胡林翼说：“蜀乱已久，吏治、军政、人心一无足恃。滇匪、咽匪讧于内，石逆眈眈伺于外，士无智愚均知蜀祸之不远。宗棠资望既浅，事权不属，欲提数千之众，专讨贼之事，是何异以寸胶而救黄河之昏乎？”还对曾国藩说：“然蜀事实非数千客军所能了，而来吴则或可得指臂之功。以现在大局言之，吴越急而蜀尚缓。以宗棠私计言之，依人不如从公之乐。”于是，胡林翼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左宗棠入吴。为此，他煞费苦心地做了几件事。六月初三日，给曾国藩私信，为左说好话，以坚定曾对左的信心：“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且依丈，则季公之功可成，分任皖南，分谋淮扬，不出仁人之疆域。临事决疑定策，必大忠于主人。两路均是一面之才。”又给湖广总督官文私信，说左应佐助曾。十三日，以公函致曾国藩、官文、骆秉章，认为左不宜入川，推荐广西巡抚刘长佑入川。意在请诸公口径一致。十五日，致信刘长佑，告知拟奏请朝廷请其入川。意在请其不要抵制。十六日，曾国藩上折。二十日，胡林翼复奏。二十四日，官文复奏。均以为左宗棠不宜入川。通过这一番运作，胡林翼的目标得以实现。七月，清廷下旨：“左宗棠既不能独当一面，即毋庸赴川，仍襄办曾国藩军务。广西省现在防剿正当吃紧，刘长佑未便遽离该省。湖南地方尚称安静，着骆秉章即驰赴四川，督办军务。”不得不说，胡林翼与左宗棠的姻亲关系，使胡在处理这个事情中，私心决定了他的立场，他更多地是为左的个人前途考虑。他在给左的信中说：“公入蜀，则恐气类孤而功不成，此愚人之私意，即畀以蜀督，而自薇柏以至州县，多为小人，官作乱于上，民思乱于下，吾恐丈之必不能堪也。且未乱易治，已乱易治，而将乱难治，其上下官吏异常放恣，异常昏庸，异常险诈，蜀事是也。举刘入蜀是不得已之计。”在胡林翼心中，刘蓉的问题仍然挥之不去。刘虽然说过愿意辅助左宗棠，但什么时候出山，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胡很着急，要曾国藩、曾国荃、郭崑焘劝刘速出。曾国藩却很淡然，说刘的弟弟有病，家中无人照料，不必强求他出山。六月底，刘蓉赴湘阴拜访郭嵩焘。两人违三年了。咸丰八年，郭入翰林院，值南书房。九年，随僧格林沁去天津、山东办理事务，与僧多不谐，被其参劾，再入南书房。因精神痛苦，十年四月以就医为借口还乡。六月下旬，郭回到湘阴才几天，刘就来到梓木山庄拜访他。三年宦游，郭嵩焘深刻感受到清廷之衰朽、官僚之腐败，故与刘交谈时，“痛逆夷之狂横，病某邸之刚愎，愤懑盈胸，有触辄发”，“慨国步之日艰，伤吾言之不用。天下主议论者，至今无有省悟。”为了宽解他的情绪，曾国藩邀请他和刘蓉秋冬间来军营一叙，“或久或暂，听两君之自为谋，决不相强。”后来刘也多次邀请他出山游玩，均被拒绝。六月二十七日，清廷下旨，命骆秉章赴川。七月初八日，骆接旨后，奏调了朱孙诒。但朱的军事才能很有限，骆还需要一个知兵的助手。刘蓉是合适的，但说动他的可能性不大。骆只好奏请左宗棠入川会办军务。他这么做无异于挖曾国藩的墙脚。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八月初二日，曾国藩收到骆秉章书函，得知此事，大为吃惊。他担心清廷批准骆的奏请。曾国藩此时面临极大压力，“浙江危急，请援之文，一日数至”，他原本是希望左宗棠新军八月就到皖南的。于是，他于初三日上奏，“敕令骆秉章暂缓入蜀，湖南防兵暂不抽动，俾左宗棠星夜兼程来皖，合两湖、江西官绅之全力，共救浙而攻苏，或有补于万一。”并致信左，求其“星速前来，共维大局”。曾国藩发出奏折后，马上意识到此举极为不妥，遂致信骆秉章进行解释，并希催左速出。同时，考虑到骆手下缺人，他想了一个办法：请郭崑焘劝说郭嵩焘出山佐骆。在局面胶着之时，骆秉章、左宗棠再次劝说刘蓉。刘“为诸公敦迫”，终于同意出山。他们商定的方案是：刘入川，左入吴。左得遂心愿，曾、骆也用不着再争夺左。刘的转变，使难题迎刃而解。黄淳熙得知消息，也决定随刘入川。 六天后，刘蓉致信曾国荃，说“志在西行，冀以阴助吴、鄂，而为乂安桑梓之计。”大概在同时，刘还有信致曾国藩，内容不详，应该也是告知入川之事。曾国藩没有收到刘的信，故无复信。曾国荃复信说：“老兄此种苦心，吾侪固共谅之矣。”由此来看，曾国藩对刘的选择应该是支持的。无论如何，刘帮他解决了大难题。胡林翼也表示欣慰：“籥门前辈奉命入蜀......得刘霞仙、刘静臣、黄子春诸公翊赞方略，戎幕可谓得人。蜀居天下上游，吴、楚、秦、晋皆恃蜀为屏蔽，必不可不力求保全也。”九月初二日，骆秉章接到迅速赴川上谕。十八日，移交巡抚印。随后，定期十月十三日起程。动身前夕，一个突发事件打乱了计划：石达开军进入湘南。骆秉章只得派拟定的入川主力刘岳昭、黄淳熙部应战。胡林翼希望刘蓉为此出力：“刻下石逆窜扰湘南，尚烦荩筹运量，分途截剿，可以纾桑梓之患，亦即以绝其思蜀之谋，则造福为不少矣。”
危机解除，已是十月下旬，刘蓉回乡料理家事。本来计划十一月初四日到省，没料到弟刘葵初七日去世，故推迟了几天进省。本月，户、工两部侍郎文祥以沈葆桢、刘蓉“才堪大用”，奏恳破格录用。背后推后当是胡林翼。中旬，刘蓉在骆秉章处见到胡林翼给署理湖南巡抚翟诰的信，得知胡因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倡议率师勤王。觉得胡的策略有不妥之处，遂给他提出建议：“阁下急选精骑三四千人，躬赴宣、大，迎护乘舆。涤帅率所部步队三四千人，进驻西安，扫阙除道，以俟玉辂之临。则饷需不繁，而力可为继。并请特旨赏加季老三品卿衔，俾总鲍、张之众，以备皖南而严江西之防。以希老兼统援皖之师，俾扼英、霍而固湖北之圉。”十一月，太平军彭大顺部可能入赣。刘蓉认为应先肃清江西，而后入川。此事可能又推后了入川时间。 十二月，刘蓉致信曾国藩，认为以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并非明智之策：“窃揆方今局势，两湖、江西实东南根本所系。必三省安固，而后可图进取之规。三省一或疏虞，即平蜀而得不偿失。籲公非将帅才，然使之镇抚湖南，实非小补。舍封疆而膺专阃，则两失之道矣。替人昏庸已甚，湘事尤觉可虞。粤氛阑入江西，其势又将滋蔓。” 刘蓉此时的心情，可谓忧苦交加，为天下大事而忧，为家门不幸所苦。入川前后，连续给郭嵩焘写了四封信，郭“读之凄惋”。赴川前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蓉不幸，复遭舍弟之丧，忧苦烦煎，百念俱废。环视侪辈，遭罹不幸，无如不孝之甚者，以是益复无意于世。”但想到骆秉章麾下乏人，还是踏上了征程。 刘蓉与骆秉章订下了半年之约，期待在秋天还乡，做一个悠游林泉的自在凫翁，却不料一入疆场，就成为身不由己的冲天黄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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