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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之战的失败在湘军战史中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曾国藩差点因此自刎殉国。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湘军收复武汉。之后势如破竹，连续克复蕲州、兴国、大冶、广济、黄梅，随即挥戈直指重镇九江。十一月十四日，曾国藩老营泊驻九江城外。二十六至三十日，胡林翼、罗泽南、塔齐布等部屡攻九江，伤亡重大，而终不克。曾国藩遂命胡林翼、罗泽南转攻九江东面、湖口对岸的梅家洲。十二月初六日，胡林翼、罗泽南军扎营灰山（即盔山）。至十二日，胡、罗三攻梅家洲，不克。当时，唐训方率帅字营参战。多年后他回忆道：“乃与罗、李诸军往次于灰山，三次鏖战，经彭公玉麟、魏君喻义破其水卡，而梅家洲贼垒不能拔。时今陕抚刘公蓉计决死战，亲冒矢石，督诸勇奋进肉薄，而登者数四，卒难得手。”灰山之战中这样的细节描写，唐训方只突出了刘蓉一人。为什么？因为以刘蓉的身份，他不用担负这种极为危险的职责。显然，在唐训方看来，刘蓉的行为是值得特意记上一笔的。十二日，湘军水师攻湖口，小船陷于鄱阳内湖，外江大船失去保护，被焚数十艘，其余大船逃往九江。陆师不能攻克梅家洲，水师又遭重创，曾国藩只得放弃攻湖口的计划，要胡林翼、罗泽南回扎九江，水师老营回扎官牌夹。罗未动，仍扎灰山。二十五日，官牌夹老营遭火攻，曾国藩座船被焚，文卷全失，“公自投于水，左右救之，急掉小舟驶入罗泽南营以免。公欲以身殉国，草遗疏千馀言，罗泽南力谏乃止。”湖口之败后不久，胡林翼写信给左宗棠，将水师之挫归咎于刘蓉。因其信不存，不知他的理由为何。三年后，他致信李续宜时又谈到这个事：“雪芹肝胆血性，弟所以敬，然断不可与谋军事，其性能动不能静，'智深勇沉’四字太不足，而一'躁’字足以尽其气量矣。迪圣固激烈,而此次之忿皆雪芹之躁误之也、激之也，以为忧念。昔年涤帅之误，误于雪芹之躁、霞仙之狂。霞仙并有过高之失，然究是美材。”仍然没有明说刘蓉过失在何处。湖口之败五个月后，曾国藩给李元度的信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略谓：“自湖口、九江两次挫失，论者皆谓水军不可一日而离陆营，足下在船时，亦数数言之矣。今甫登陆营，遂长篇累牍，但计陆军之能自立，而不复计水军之能自立与否，不计其能遽进扎否，不计其上下能分两军否……水师之难于陆军，盖有霄壤之别。今亲信如塔、如罗、如足下，皆舍我而别立门户，使我一人独任其难，抑何不仁之甚也！然九江水师失利，塔公亦失势坐困矣。假令南康水师小有挫损，足下能不失势乎？愿吾弟时时以保护水军为心，如龙抱珠，百变而不离其宗，则贶我多矣。去年罗山若于十四五回浔，扎营二套口，或不至有二十五夜之役，亦未可知。卒之久驻灰山，亦有何益？......接此信后，望即拔营回康，勿效霞仙在灰山时龂龂不休，误以灰山为必争之地。而究非事实也。”曾国藩的观点是：水师与陆师必须互相照应，如果罗泽南从灰山回扎九江之二套口，就可以对水师提供保护，那么水师老营可能不会遭袭。而罗之所以不回扎九江，是因为刘蓉坚持扎灰山。如果只看胡林翼、曾国藩的说法，似乎刘蓉对水师老营遭袭要负全部责任。罗泽南扎灰山时，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看到扎灰山的决策经过。其信略谓：“湖口之贼，非甚强悍，不过以筑垒高坚，枪炮轰击，使诸勇不得近而已。我军数攻其垒，辄负固不出。近忽分路来攻，我军列阵山下，静以俟之。泽南亲率二三十人，诱贼三四里外，每进一步，则贼退一步，是可见其无能为矣。水师连日获胜，焚其木簰，毁其战船。十二夜之败，以舢板多上姑塘，贼得以乘隙纵火，至使湖口坐船为其所焚，亦非其力足以制我，致有此失也。人皆以陆路数战不能得手，战船又被焚，栗栗自危。泽南与霞仙、迪庵以静镇之。窃计方今之务，有三策:陆师稳驻盔山，水师之在浔城者，急下八里江，在姑塘者，遍焚姑塘、青山一带贼船，然后与八里江之师合力夹攻，从容以图之，自足以制贼之命，此上策也。浔城之水师不能速下八里江，则姑塘之船不能争出湖口，陆师之在盔山者，粮米无从接济，暂且驻营姑塘，与水师相依护，一可以保南康，一可以与浔城声息相通，此中策也。陆师因水师之不利，遽退浔城，此下策也。而营中谋士，从下策者多，尊意亦主此说，泽南窃惑之。我军转战千里，贼所畏惮，一退浔城，则贼之气大长，必至袭我后路，并力浔城，而安庆之贼纷纷上矣。浔城水师不能复下八里江，安庆之贼船必上江面，复为其所有。水师在浔江者，亦有不能久驻之势，而姑塘战船，终无复出之日。如此举动，实有害于大局。幸奉檄之后，尊函旋至，亦以此军不宜退驻为言，始转忧为喜。”由此可见，扎灰山是罗泽南与刘蓉、李续宾共同商定的。当然，刘蓉应该是持之最坚的。曾国藩起初欲陆师回扎九江，后来改变了主意，还是同意了陆师扎灰山。因此，即使这个决策受刘蓉影响很大，也不应该由他负全部责任。况且，曾国藩也意识到罗泽南没有回扎九江并不是导致水师老营被焚的决定性原因，所以他给李元度信中用的是“亦未可知”这样的表达方式。水师老营被焚，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曾国藩的失策。一方面他同意罗泽南继续扎灰山，另一方面却将水师扎于九江，这是自相矛盾，违背了他强调的水师、陆师要互相照应的指导思想。心态不稳、失去主见则是他失策的深层原因。水师十二日大挫后，曾国藩对进攻没有了信心，故主张退却。而刘蓉、罗泽南、李续宾都认为不能退，这使曾国藩拿不定主意，首鼠两端，只得采取进又不是、退又不是的策略。左宗棠也认为曾国藩的心态是导致湖口之败的根本原因，不过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的。湖口之败后不到一个月，他写信给夏廷樾，说：“润之于水师之挫归咎于霞仙，霞仙本不知兵，无足怪。涤公自田镇以后，颇露骄愎之气，弟数与书而不一答，盖嫌其太直也。师胜气骄，即非霞仙，亦当小挫。”左宗棠说的是“骄兵必败”的道理，无疑是深刻的，但似乎并不能解释湖口之败。而他说“霞仙本不知兵”，则多少有点夸张。就算刘蓉不知兵，难道罗泽南、李续宾也不知兵吗？如果是刘蓉说服了罗泽南、李续宾乃至曾国藩，则说明他提出的策略有合理性，他的说法是有说服力的。老营遭袭后，刘蓉仍然坚持进攻湖口，提出在除夕那天进行偷袭。这个计谋得到了曾国藩、罗泽南、李续宾的同意，但由于士兵想过节，不愿战斗，为了发泄不满，还没与太平军相接就故意败走。李续宾还因此陷入危险之中。多年后，唐训方写道：“贼遂舍我，欲争致忠武。忠武仍惧贼之薄我军于江，乃单骑回走孔陇一路。贼追逐十馀里，延村大索，适暮烟如罩，一老民藏忠武于其室，引马入后园，以稿覆之。马殊难贴服，忠武抚其肩曰：'贼且来，余与汝少匿此。’遂雌伏不动。比贼至，厉声诘老民，老民曰：'顷有人骑青马过此，不知其他。’贼稍歇吮烟而去。半夜，忠武出其马，因老民寻僻路，渡江至营，漏五下矣。”当李续宾未归营时，其手下恐其不测，“众欲与刘霞翁为难，而闻其上舢板走避矣。”在这个事件中，虽然湘军未有损失，但对军心的负面影响比较大，对刘蓉的威望也有损害。为了重新树立刘蓉的威望，次年八月，在刘蓉随罗泽南援武汉的途中，李续宾从自己统辖的右营中选出五百人，立为副右营，以刘蓉为营官。九月初，曾国藩致信罗泽南、刘蓉，说：“霞弟傲兀郁积之气，足以肩任艰巨，然视事太易，亦是一弊……姑试十余战，徐徐以养霞公之望，而艰军士之信耳。”可见，曾国藩、罗泽南、李续宾让刘蓉担负营官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多指挥战斗，以恢复他在军队中的声望。而结果正如曾国藩等人所期望的那样，刘蓉在通城、崇阳、羊楼峒、蒲圻之战中，屡立战功。蒲圻之战后以知县补用，加同知衔。刘蓉作营官的时间仅几个月，就为他赢得了“知兵”的名声。咸丰十年五月，胡林翼希望刘蓉出山，写信给曾国藩说：“江督之履，已连齐鲁，应以知兵任战之李少荃、刘霞仙等募各路步兵一万五六千人。”九月，骆秉章请刘蓉入幕，佐助自己入川，致信胡林翼说：“刘霞翁久历戎行，弟此番入蜀，亦倚此君为诸葛也”。如此看来，湖口之战对刘蓉虽然有负面影响，但积极作用更显著。它为刘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又为他开启了一扇门，使他得以亲自指挥作战，迅速积累战斗经验。可以说，在刘蓉成长为“赛诸葛”的历程中，湖口之战的意义是重大的。  唐训方《唐中丞遗集》中的“灰山夜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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