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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骆秉章从长沙启程，赴川平乱，手下幕僚有刘蓉、朱孙诒、彭洋中等人，所率兵力主要是刘岳昭、黄淳熙两军，一万馀人。二月二十一日，抵荆州沙市。此前，太平军已陆续占领湖北黄州、黄安、德安等地，江西亦告急。因此，当骆秉章刚抵沙市，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即来函挽留，请援江、鄂。刘蓉认为，江、鄂的军事地位远比四川重要。上年十一月，当听说太平军彭大顺部入赣，他就建议过骆秉章以援川之军援赣，先肃清江西再入川。因此，官、胡的请求，完全契合刘蓉的想法。在他的劝说下，骆同意以全军支持江、鄂。但是，朱孙诒强烈反对。由于他朱总理营务处，地位重要。刘蓉考虑到自己与骆只有半年之约，就作了让步，提出分刘岳昭部援鄂。骆同意了。二月廿四日，刘蓉致信胡林翼，说黄淳熙“沉毅明决，而强倔负气，非相习之久者不能调也”，故拟调刘岳昭。但官、胡仍然请骆遣全军支持江、鄂。刘蓉自然是支持的。朱孙诒屡次面争，见骆仍无定议，遂上禀文。略谓： “连日面禀各情，非不知江、鄂当援，但以江、鄂之事业有督办之人，而节宪所奉命督办者，惟四川也。四川之关系大局，不减于江、鄂，而因久无督办之人，恐愈久愈不能收拾，期其贻患更甚于江、鄂也。即使宪节直率全军径趋夔、庆，而不顾江、鄂，以责有专司、力难兼顾之义揆之，亦无得有从而议其后者。今更能遣将分兵，兼顾大局，则已为常情之所不能为矣。若必欲以全军尽赴江、鄂，则但助江、鄂之将帅，其如川省之百姓何?但应制宪之函咨，其如皇上之成命何?且制宪之所以奏请而函咨者，亦欲节宪分兵数千驻扎重庆，以御川贼东窜之路，亦知川省之不可漠视也。现在制宪奏请尚须奉到上谕，如上谕尽从制宪之请，犹可言也，万一上谕以川事为必不可缓，以制宪之奏为不可听，何可言也?且即令上谕尽从制宪之请，而制宪函中已有分兵重庆之说，若不分兵重庆，将来蜀事不妥，制宪必不肯任其咎。或者节宪直率全军，一鼓而成江、鄂破竹之势，犹可言也，万一兵势稍有顿挫，既贻患于川省，复无济于东南，何可言也?凡此数者，固天下之大局，亦节宪之考成。能全大局而不顾考成，犹可言也，既失考成而又失大局，何可言也?节宪声威积孚中外，川人仰望更不待言。乘此以一往之精神，联四川之精神，兵多固足以操全腾，兵少亦足以策奇功，为皇上保全一完善之区，为东南撑拄一上游之势，大局、考成两系于此。”刘蓉与朱孙诒有着十多年的交情。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朱署湘乡县令，颇有善政。举罗泽南为孝廉方正，拔刘蓉为县试第一名。倡办团练、剿匪，得到罗、刘及罗门弟子的大力支持，成效显着。罗、刘对朱治理地方出力颇多。他们一起组建湘勇，为曾国藩创办湘军奠定了重要基础。刘、朱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曾国藩说两人曾经“不啻子弟之与父兄”，“相欢愈于胶漆”。三月上旬，荆州道府请骆秉章留鄂一月，刘蓉批准半月，骆改为十日。朱孙诒再次呈文反对，劝骆尽快赴川。骆遂于三月十四日起程。三月下旬，刘蓉于宜昌致信李续宜，谈及援江、鄂一事的变化过程。略谓：“陈逆乘虚上窜，鄂北几为震动。江西局势，岌岌可虞。此军自抵沙市，叠准官相咨留，旋复奏请分援江、鄂。窃揆东南大局，两湖、江西实为根本所系之地。必三省安固，而后可图进取之规。三省一或疏虞，即平蜀而得不偿失。此鄙人之私议，持之盖非一朝。亦尝默察事会，窃计此三省者将不免于近忧，故思且留钥公于湖南，而移此军于江西。谋之不成，遂有今日。昨接官相来咨，亟劝吁公如议办理。既定局矣，而军中随员多思入蜀者，佥以利害之说动钥公，计遂中变。蓉本只为半岁之约，不欲坚持其议，故且为分军之谋。然计鄂力尚足自固，惟江西糜烂，其祸且及湖南，则实事势之无可如何者。盖天时人事交相凑泊，以成乱局，而速祸机，非人谋之所能及也。”“军中随员”主要指朱孙诒，“利害之说”即朱第一次禀文中“大局”、“考成”之说。在援江、鄂的争论中，骆秉章发现朱孙诒不适合总理营务处，遂产生了撤掉朱的想法。二月下旬，胡林翼函询骆如何使用刘蓉，以答复朝廷询问。骆复函称“刘蓉新募护军营勇丁八百名，总办营务，随同入蜀”。胡遂以此奏复朝廷，并云：“臣查刘蓉器识远大，兼知兵事。如蒙天恩逾格简用，畀以封疆、藩臬之任，尚能独当一面，不负职守。”三月二十七日，朱得到这个消息。四月初十日，骆抵夔州。随后，朱第三次禀骆。略谓：“查刘蓉总办营务，募带护军营勇，职道均未奉有宪札。祇蒙宪台札饬职道总理营务，颁给关防，札饬刘令德谦管带护军营勇。既经胡抚部院奏明，此后营务是否由刘蓉辨理？抑或由职道办理？伏乞宪示。其护军营勇若由刘蓉管带，以后刘蓉是否在管训练士卒？抑或在募应为“幕”之误帮办笔墨?职道因公行札，是否札行刘令德谦？抑或札行刘蓉?均应奉有明文，方足以专责成。近日各省事多不效，实由赏罚不当。赏罚不当，实由是非不明。是非不明，实由责可旁贷，诸凡迁就。宪台综核名实，是以所在有功。职道亦不敢稍涉颟顸，深恐动多获咎。倘染近时恶习，视上谕、宪札为故纸，致朝廷之威令不行，则偾事招愆，退思已不胜诛矣。”其不平之气，溢于言表。禀文呈上后，骆秉章即撤去朱孙诒的职务，命刘蓉接任。此前，刘、朱意见上的对立，已对两人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朱职务被撤，使两人关系恶化。朱还听说，刘对骆说朱“可小知不可大受”。朱必定将自己被撤归因于刘的“谗言”。这足以撕裂两人的交谊。入川后，刘蓉为平定蓝、李起义立下大功，几个月后即实授四川布政使。刘、朱两人相交十多年来，朱的官衔一直高于刘，现在刘一跃成为朱的上司，加上之前两人已经有冲突，朱与刘的矛盾只会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僵，终至彻底决裂。与此同时，朱与骆秉章的矛盾也在累积。最终导致朱于同治元年冬黯然离川，并对朱之后的仕途产生很大负面影响。朱孙诒将自己的仕途不顺，归罪于刘蓉，故一直寻机报复。同治四年，当慈禧太后意欲打压恭亲王奕䜣和湘系集团时，朱抓住这个机会，与同样仇视刘的翰林院编修蔡寿祺联手炮制“黑材料”，由蔡氏参劾刘。随后，朱还写诗，在自注中讥刺刘，并刊刻散发，以达到损害其名声的目的。同治十二年正月，朱从江西至长沙，与郭嵩焘、刘典等人相会，听说编纂中的湖南省志欲将创建湘勇之功归于曾国藩，深为不满，委托刘典向左宗棠转达自己的意见，同时授意刘典等人搜罗自己治理湘乡、创建湘勇的材料，由刘典之弟刘倬云编辑成《宰湘节录》一书，于四月刊行。《宰湘节录》除了体现朱孙诒治理湘乡、创建湘勇之功的材料外，还附录咸丰十一年二至四月间朱呈骆秉章的三份禀文和朱孙诒、刘倬云所加按语。光绪二年，朱孙诒好友刘锡鸿重刊此书时撰序。第一份禀文按语云：“时湖北传言贼匪上窜，无故惊慌。湖北督、抚请截留骆帅全军救援。刘霞仙力主赴鄂，连日辩论，不能相下。因面向骆帅陈利害，而骆帅迄无定见。缘具此禀请率师赴蜀。”第二份禀文按语云：“时荆州道府请留一月，刘霞仙即批准半月，骆中丞改为十日。刘霞仙之意，总欲骆中丞不能入川，冀朝廷另放一督办蜀中军务。某闻骆帅已准十日，旋具此禀。骆帅阅毕，即令于三月十四日由沙市开船。后四月初十日抵夔州，已属水大难行，勉强而至。土人云:'若再迟一二日，即需九、十月方能至此矣。’至蜀后，湖北果无事。黄子春大获胜仗，滇匪慑服，惜过勇遇伏阵亡。迨绵州解围，刘霞仙遂攘为已功，令骆中丞专折保奏。”第三份禀文按语云：“此禀上，即将某某营务撤去，此'可小知不可大受’之所由来也。嗣后军务悉由刘霞仙经理，贻误颇大，因怂恿骆帅奏请陕西撤防，遂至陕、甘蒙祸十余年，费饷数千万。”“统而观之，都转不宰湘乡，即湖南不能瓦全。不参蜀军，即四川必大糜烂。到蜀后不撤其营务，则陕、甘无今日之祸。以肇造楚局，力全蜀境，不贻误秦、陇之人，反蒙'可小知不可大受’之目，故一并刊行，以告知者。”刘锡鸿序略谓：“吾师花县骆文忠公尤倚重之指朱孙诒，疏荐不一而足。当奉命督办四川军务时，特奏以先生指朱孙诒总理营务。军至荆州，鄂省督抚以下游有警，请督师赴鄂，暂缓入蜀，幕府颇韪其谋。先生以蜀事孔棘，蜀人望官军如望岁，力主赴蜀。吾师卒从先生议，决策西征。以此与幕府不和，遂潜构蜚语以耸动吾师，致有'可小知不可大受’之奏……夫吾师非信谗之人，先生本无召谤之理，偶因军事力争，竟至莠言动听，潜移是非于不觉，使先生闲旷多时。”所谓“幕府”，显然指刘蓉。“闲旷多时”，指朱不为朝廷重用。这些文字理直气壮，言之凿凿。如果它们真是正确无疑的，骆秉章为什么要撤朱呢？骆作为深为清廷倚重、名声素著的大吏，不可能幼稚到被刘蓉一句话所左右。他的决定一定是建立在对朱长期了解的基础上。因此，即使无法得知这些文字对客观事实进行了多大程度的歪曲，但可以肯定它们出于朱不可告人之用心，是不可能全面、客观反映事实的。虽然在入蜀的决策上，骆秉章采用了朱的意见，而从撤朱的决定来看，显然他对朱的为人是不认可的。同治十二年正月，朱孙诒至长沙，呆了三个多月时间，也就是等到《宰湘节录》基本编成才返赣，可见他为此书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通过此书内容，可知其刊行有两个目的，一是宣传朱的功劳，制造舆论，以影响湖南省志相关表述。如刘倬云按语所说:“朱都转莅官吾楚，所到循声卓著，讲求团练乡兵之法，成就湘中人材，效著一方，功及数省，肇造楚局，所关甚巨。今修辑《通志》，检查抚署旧日卷宗，详慎采择，乃知此事业经各宪迭次敷陈，并曾奉有寄论。是都转操练湘勇，久已上达九重，天下皆知。因概为录出，与刘霞仙中丞所譔《东台山记》、家兄克庵所譔《送行序》、曾文正寿序、罗忠节诗、彭观察《湘勇原流记》，一同刊行。”二是将朱、刘不和归罪于刘，甚至将陕甘遭祸归罪于刘，诋毁刘的形象。手段可谓至极矣。这说明朱对咸丰十一年二至四月间的事仍然耿耿于怀，亦说明此事确是朱、刘不和的起源，并对二人关系造成了根本性的破坏。尽管朱孙诒一再报复，但未见刘蓉有对等言行。刘蓉晚年将自己平生所写文字焚毁大半，赞美朱的文字却保留下来，得以收入文集。以此来看，两人的品行、格局，不可谓云泥之别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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